子长、孟坚氏不作，而专门之史学衰。陈、范而下，或得或失，粗足名家。至唐人开局设监，整齐晋、隋故事，亦名其书为一史；而学者误承流别，不复辨正其体；于是古人著书之旨，晦而不明。至于辞章家舒其文辞，记诵家精其考核，其于史学，似乎小有所补；而循流忘源，不知大体，用功愈勤，而识解所至，亦去古愈远而愈无所当。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于是遂欲匡正史迁，益以博雅；贬损班固，讥其因袭；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

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学者少见多怪，不究其发凡起例，绝识旷论，所以斟酌群言，为史学要删；而徒摘其援据之疏略，裁剪之未定者，纷纷攻击，势若不共戴天。古人复起，奚足当吹剑之一吷乎？若夫二十略中，《六书》、《七音》与《昆虫草木》三略，所谓以史翼经，本非断代为书，可以递续不穷者比，诚所谓专门绝业，汉、唐诸儒不可得闻者也。

创条发例，巨制鸿编，即以义类明其家学。其事不能不因一时成书，粗就隐括，原未尝与小学专家，特为一书者，絜长较短；亦未尝欲后之人，守其成说，不稍变通。夫郑氏所振在鸿纲，而末学吹求，则在小节。是何异讥韩、彭名将，不能邹、鲁趋跄；绳伏、孔巨儒，不善作雕虫篆刻耶？

夫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其范围千古、牢笼百家者，惟创例发凡，卓见绝识，有以追古作者之原，自具《春秋》家学耳。若其事实之失据，去取之未当，议论之未醇，使其生唐、宋而后，未经古人论定；或当日所据石室金匮之藏，及《世本》、《谍记》、《楚汉春秋》之属，不尽亡佚；后之溺文辞而泥考据者，相与锱铢而校，尺寸以绳，不知更作如何掊击也。今之议郑樵者，何以异是？孔子作《春秋》，盖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孔子自谓有取乎尔。夫事即后世考据家之所尚也，文即后世词章家之所重也。然夫子所取，不在彼而在此。则史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自迁、固而后，史家既无别识心裁，所求者徒在其事其文。

惟郑樵稍有志乎求义，而缀学之徒，嚣然起而争之。然则充其所论，即一切科举之文词，胥吏之簿籍，其明白无疵，确实有据。转觉贤于迁、固远矣。

虽然，郑君亦不能无过焉。马、班父子传业，终身史官，固无论矣。司马温公《资治通鉴》，前后一十九年，书局自随，自辟僚属，所与讨论，又皆一时名流；故能裁成绝业，为世宗师。郑君区区一身，僻处寒陋，独犯马、班以来所不敢为者而为之，立论高远，实不副名；又不幸而与马端临之《文献通考》，并称于时，而《通考》之疏陋，转不如是之甚。末学肤受，本无定识，从而抑杨其间，妄相拟议，遂与比类纂辑之业，同年而语，而衡短论长，岑楼寸木且有不敌之势焉，岂不诬哉！

【译文】

司马子长、班孟坚没有复活，作为专门之业的史学便开始衰落。陈寿、范哗以下，某些方面有创获，某些方面又有失误，差不多还可算作名家·到唐代开设史馆设立监修国史之制，整理晋、隋之间各朝的旧事，也把他们的书称为史书；学者错误地继承了唐人官修史书的源流，不再辨别纠正史书的义例，于是古人著书的宗旨便逐渐隐晦不明。至于文学家舒展文辞，默记背诵者精密的考据，他们对于史学，似乎小有补益；但是因循支流却忘记了本源，不知道史学的重要义理，用功越勤，而所获得的见解，也就离古人越远而且更加不合宜。郑樵生于千载之后，看见了古人著述的源头颇有感慨，知道作者的旨意，不光是似辞采为文章，以考据为学问。于是便欲匡正司马迁，用渊博雅正进行补益，贬损班固，讥刺他因袭前人；独自搜集三千年来的遗文旧籍，运用他卓越的见识与独特的裁断，继承通史家的风范，独自进行谋划，撰成一家之言。学者们少见多怪，不探究他的发凡起例，旷古未有的卓绝见识与言论，如何斟酌各种观点材料，进行史学上的撮要删定；而只是摘取他援引材料的疏误，剪裁上还没有确定的东西，纷纷进行攻击，势若不共戴天。古人要是再复活过来，这些攻击哪里比得上对着剑环头上的小孔一吹所发出的丁点声音呢？至于二十略中，《六书》、《七音》与《昆虫草木》三略，就是所谓的以史学来辅助经学，本来就不是那些按断代编成、可以无休止地延续下去的史书所能相比的，诚然是人们所说的专门的绝学，是汉、唐时代的儒生所不能听到的。开创制定条例，鸿篇巨制，依据义类进行推求，阐明家学；对于史事则不得不因为此书成于一时，只大略地加以整理修正，原本未曾要与小学专家所撰的专门著作来比长论短，也未曾想要后人墨守成说，不稍作变通。郑氏所救助的在大纲，而后世浅薄者所吹毛求疵的在细微小节上，这与讥讽韩信、彭越这些名将，不能在邹、鲁一带奔走讲学；责求伏生、孔安国这类大儒，不善于撰写辞赋有什么区别！

司马迁的绝学，在《春秋》之后只有他一人而已。其书概括千古，包举百家，只有开创体例陈述要旨，及卓绝的见识等方面，能够追及古代先贤的原意，自然具备了《春秋》学派的要义。至于书中事实的缺乏证据，取舍的不当，议论的不纯，如果他生在唐、宋之后，没有经过古人的论定，或者当日所依据的石室金柜中的藏书，以及《世本》、《谍记》、《楚汉春秋》之类的书籍，没有完全亡佚，那么后世沉溺于文辞与考据的人，一起来一点一滴地进行计算，一尺一寸地进行度量，更不知要作什么样的抨击呢！今天讥议郑樵的人，与此有什么不同！孔子作《春秋》，所记载的史事不过是齐桓公、晋文公之类的，所用的文辞不过是一般史书的文字，《春秋》中所包含的大义，孔子自己说是有所借鉴的。史事就是后世考据家所崇尚的，文辞则是后世文学家所重视的，但是孔夫子所取鉴的，不在那方面而在这里，那么历史学家著述的根本方法，难道可以不追求意义的所在吗？自司马迁、班固之后，历史学家们已经没有卓越的见识与自心独特的裁断，所追求的只在史事与史文上。只有郑樵稍微有点追求史义的志向，而浅陋之徒，却吵吵嚷嚷争个不休。但是根据他们的观点来推论，那么一切科举应试的文章，官吏的簿籍，都明白无误，确实有据，反而觉得比司马迁、班固远为高明。

虽然如此，但郑君也不能没有过错。司马迁、班固都是父子相传，终身担任史官，自然不用说了。司马温公著《资治通鉴》，前后一十九年，修书所伴随着他，自己招聘下属官员，与他讨论修史的人又都是一时的名流，所以他能撰成绝代伟业，为后人所宗仰。郑君区区一人，处于偏僻、简陋的山村，独自从事司马迁、班固以来的学者所不敢做的事，立论高远，实际的业绩与他的名声不相符合。又不幸与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并称于时，而对《通考》疏陋的批评反不如对《通志》那样严厉。学识浅陋的人，本来没有确定的见识，随着他人在其中褒扬贬抑，妄自比拟议论，于是把它与分类编排纂辑的类书同日而语，评短论长，本末不分把高楼视如方寸之木，而且还有不如它的趋势，难道不冤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