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阙文之义，备于《春秋》。两汉以还，伏、郑传经，马、班著史，经守师说，而史取心裁。于是六艺有阙简之文，而三传无互存之例矣。《公》、《谷》异闻，不著于《左氏》；《左氏》别见，不存于《公》、《谷》。夫经尊而传别其文，故入主出奴，体不妨于并载；史直而语统于一，则因削明笔，例不可以兼存，固其势也。司马氏肇法《春秋》，创为纪传，其于传闻异辞，折衷去取，可谓慎矣。顾石室金匮，方策留遗，名山大川，见闻增益。

其叙例所谓疑者阙之，与夫古文乖异，以及书阙有间，其轶时时见于他说云云者，但著所取，而不明取之之由；自以为阙，而不存阙之之说。是则厕足而致之黄泉，容足之外，皆弃物矣。夫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闻欲多而疑存其阙，慎之至也。马、班而下，存其信而不著所疑以待访，是直所谓疑者削之而已矣，又复何阙之有哉？

阙疑之例有三：有一事两传而难为衷一者，《春秋》书陈侯鲍卒，并存甲戌己丑之文是也。有旧著其文而今亡其说者，《春秋》书夏五郭公之法是也。有慎书闻见而不自为解者，《春秋》书恒星不见，而不言恒星之陨是也。

韩非《储说》，比次春秋时事，凡有异同，必加或曰云云，而著本文之下，则甲戌己丑之例也。孟子言献子五友，而仅著二人，则郭公夏五之例也。《檀弓》书马惊败绩，而不书马中流矢，是恒星不见之例也。马、班以还，书闻见面示意者，盖有之矣；一事两书，以及空存事目者，绝无闻焉。如谓经文得传而明，史笔不便于自若而自释，则别存篇目，而明著阙疑以俟访，未见体裁之有害也。

史无阙访之篇，其弊有十。一己之见，折衷群说，稍有失中，后人无由辨正，其弊一也。才士意在好奇，文人义难割爱，猥杂登书，有妨史体，削而不录，又阙情文，其弊二也。传闻必有异同，势难尽灭其迹，不为叙列大凡，则稗说丛言，起而淆乱，其弊三也。初因事实未详，暂置不录，后遂阙其事目，等于入海泥牛，其弊四也。载籍易散难聚，不为存证崖略，则一时之书，遂与篇目俱亡，后人虽欲考求，渊源无自，其弊五也。一时就所见闻，易为存录，后代蠊蜷补缀，辞费心劳，且又难以得实，其弊六也。《春秋》有口耳之受，马、班有专家之学，史宗久失，难以期之马氏外孙，班门女弟，不存阙访，遂致心事难明，其弊七也。史传之立意命篇，如《老庄》、《屈贾》是也。标题类叙，如《循吏》、《儒林》是也。是于史法，皆有一定之位置，断无可缀之旁文。凡有略而不详，疑而难决之事，不存阙访之篇，不得不附著于正文之内，类例不清，文辞难称粹洁，其弊八也。开局修书，是非哄起，子孙欲表扬其祖父，朋党各自逞其所私；苟使金石无征，传闻难信，不立阙访，以杜请谒，如云事实尚阙，而所言既有如此，谨存其略，而容后此之参访，则虽有偏心之人，亦无从起争端也。无以谢绝一偏之言，其弊九也。史无别识心裁，便如文案孔目；苟具别识心裁，不以阙访存其补救，则才非素王，笔削必多失平，其弊十也。

或谓史至马、班极矣，未闻有如是之詹詹也。今必远例《春秋》，而近祧《史》、《汉》，后代史家亦有见及于此者乎？答曰：后史皆宗《史》、《汉》。《史》、《汉》未具之法，后人以意刨之，大率近于类聚之书，皆马、班之吐弃而不取者也。夫以步趋马、班，犹恐不及，况能创意以救马、班之失乎？然有窥见一二，而微存其意者，功亦不可尽诬矣。陈寿《蜀志》。

以诸葛不立史官，蜀事穷于搜访，因于十五列传之末，独取杨戏《季汉辅臣赞》，与《益部耆旧杂记》以补之。常璩《华阳国志》，以汉中士女有名贤贞节，历久相传，而遗言轶事，无所考见者，《序志》之篇，皆列其名，而无所笔削。此则似有会于多闻阙疑之旨者。惜其未能发凡起例，特著专篇，后人不暇搜其义蕴，遂使独断之学，与比类之书，接跋于世，而《春秋》之旨微矣。

近代府县志书，例编人物一门，厕于山川祠墓、方物土产之间，而前史列传之体，不复致思焉。其有丰功伟绩，与夫潜德幽光，皆约束于盈寸之节略，排纂比次，略如类书，其体既亵，所收亦猥滥而无度矣。旧志所载，人物寥寥，而称许之间，漫无区别，学皆伏、郑，才尽班、扬，吏必龚、黄，行惟曾、史。且其文字之体，尤不可通，或如应酬肤语，或如案牍文移，泛填排偶之辞，间杂帖括之句，循名按实，开卷茫然。凡若此者，或是乡人庸行，请托滥收；或是当日名流，失传事实；削之则九原负屈，编之则传例难归。又如一事两说，参差异同，偏主则褒贬悬殊，并载则抑扬无主，欲求名实无憾，位置良难。至于近代之人，开送事迹，俱为详询端末，纤悉无遗，具编列传之中，曾无时世之限。其间亦有姓氏可闻，实行莫著，滥收比类之册，或可奄藏，入诸史氏体裁，难相假借。今为别裁闭访，同占列传之篇，各为标目，可与正载诸传互相发明。是用叙其义例，以待后来者之知所审定云尔。

【译文】

史学家空缺文字的意义，在《春秋》里具备。两汉以来，伏生、郑玄传授经，司马迁、班固写史书；传授经遵守老师的学说，而写史书要求内心的裁断，于是六经有空缺竹简的文字，而《春秋》三传没有互相保存的例子了。《公羊》、《榖梁》别有所闻，没有写在《左氏》书里；《左氏》加有所见，不收在《公羊》、《榖梁》里。经尊贵而传各有它们的文字，因此有门派之见，根据体例不妨一同记录；史书如实记载而言辞归于一致，于是沿袭以前的记载和说明所删除的，根据体例不能同时存在，本是那事势。司马迁开始效法《春秋》，创立纪传体，他对于传闻的不同说法，加以调和决定取舍，可以说慎重了。不过，在国家藏书处，观看保存的典籍，游览名山大川，增加见闻，《史记》叙例所说的“有怀疑的地方空缺”，和“古书内容互相背离”，以及“古书残缺有间断，那散佚的常常在其它书里见到”等等，仅仅记载所采取的，而不说明采取它们的原因，自己认为是空缺，而不留下空缺它们的说法；这就成了立脚到深渊边，除了站脚的地方，其它地方都是没用的东西了。孔夫子说：“多听，有怀疑的地方空缺不论，谨慎地谈论其余的部分。”听得要多而有怀疑要保留那空缺，这是非常谨慎了。司马迁、班固以下，保存那可信的而不记录所怀疑的来等待寻访，这不过是人们所说的有怀疑处删掉而已呀，又有什么空缺呢？

有怀疑处空缺不论的凡例有三条：有一件事两种传说而难以使得适中的，《春秋》记载陈侯鲍死亡的日期，同时保存“甲戌”、“己丑”的文字就是。有以前记载那内容而现在那说法失传的，《春秋》记载“夏五”、“郭公”，的方法就是。有慎重记载所闻所见而自己不作解释的，《春秋》记载恒星不出现，而不说恒星陨落就是。韩非的《储说》编排春秋时期的事，凡是有不同的地方，必定加上“某人说如此这般”，写在本文的下面，就是“甲戌”、“己丑”之类。孟子说孟献子有五位友人，而只记下两人的姓名，就是“郭公”、“夏五”之类。《檀弓》记载马受惊败退，而不记载马中流矢，是“恒星不出现”之类。司马迁、班固以来，记载所闻所见而表示含意的，大概是有的，一件事两种记载，以及空留下名目的，绝对没有听说过。如果认为经文有了传而意思明显，作史的笔法不便于自己写作而自己解释，那就另外留下篇目，而明白写出有怀疑处空缺不论来等待寻访，看不出这种结构有什么害处。

史书没有空缺待寻访的篇章，那弊病有r一一点：用个人的意见，调和各种说法，略微有不适当的地方，后人没有途径辨正，这是第一点弊病。才士心意在好奇，文人道理上难割爱，把他们的作品杂乱记载，对史书体裁有妨碍，删掉而不记载，又缺少情思和文才，这是第二点弊病。传闻必然有不同的地方，势难完全消除那痕迹，不为那叙述大要，传说和各种言论，就兴起而造成混乱，这是第三点弊病。起先因为事实不清楚，暂时放置不记录，以后就缺少了那名目，同人海的泥牛一样，永无音讯，这是第四点弊病。书籍容易散失难聚集，不为书籍存留概要，一个时期的书，就和篇目一同亡铁，后人即使想要探索研求，也没有途径找到渊源，这是第五点弊病。一时就着所见所闻，容易记录，后代曲折地补充编辑，言辞烦琐，精神疲惫，而且又难以得到真实情况，这是第六点弊病。《春秋》有口耳相传的学问，司马迁、班固有一家的学术，史学的根本久已丧失，难以期望有司马氏的外孙、班家的妹妹那样的人出现，没有空缺待寻访的篇章，就招致心事难说明，这是第七点弊病。史书列传有根据意思起篇名的，例如《老庄》、《屈贾》就是；有标明类传题目的，例如《循吏》、《儒林》就是。这些在修史法则中，都有固定的安置，绝对没有可以连缀七的次要文字，凡是有简略而不详细，有疑间而难决定的事，没有空缺待寻访的篇章，就不得不附写在正文里面，体例不清楚，文辞难说得上纯粹简洁，这是第八点弊病。设立史馆修书，是与非的议论喧闹着发生，子孙想要表彰他们的祖辈父辈，朋党各自满足他们的私利；假如金石文字没有验证，传闻难以相信，不设立空缺待寻访的篇章来堵塞请托，例如说事实还空缺，而所说的既然有这样的事，谨存那大要，而允许以后的访查，那么，即使有心地狭隧的人，也没有理由挑起争端。就没有办法谢绝片面的言辞，这是第九点弊病。史书没有独特见识内心裁断，就像掌管公文案卷的官吏；如果具有独特见识内心裁断，不用空缺待寻访的篇章存留补救的地步，而才能不及孔夫子，作史书必然多不适当的地方，这是第十点弊病。

有人说史书到司马迁、班固达到顶点了，没听过有像这样喋喋不休的。现在一定要仿效遥远的《春秋》而不尊奉年代近的《史记》、《汉书》，后世的史学家也有理解到这方面的人吗？回答是：后世的史学家都尊奉《史记》、《汉书》，《史记》、《汉书》没有具备的方法，后人凭心意创造，大抵接近按类聚集的书，都是司马迁、班固唾弃而不采用的。让他们跟在司马迁、班固后面或走或跑，还恐怕赶不上，何况能创立新意来补救司马迁、班固的差错呢？然而有了解少许而略微存有新意的，功绩也不可以完全抹杀。陈寿《蜀志》认为诸葛亮不设立史官，使蜀国的事情没有办法寻访，于是在十五篇列传的后面，单单采用杨戏《季汉辅臣赞》和《益部青旧杂记》来补充。常壕《华阳国志》认为汉中士女有名贤有贞节，经历长时间相传，而遗言逸事没有地方能查考到，《序志》一篇，都列出他们的姓名，而不作删改。这就好像有领会到多听而有怀疑处空缺不论的意旨之处。可惜他们没能揭示要旨和体例，特地写作专篇，后人没有时间来寻求他们的深刻含意干是使显示独自决断的学问的史书和排列材料的史书，在世j－接连不断地出现，而《春秋》的意旨衰落了。

近代府、县的志书，照例编人物一门，安置在山川、祠墓、方物、上产之间，而对前代史书列传的体裁，不再想到了。那有丰功伟绩的，和美德不为人知、光辉隐蔽的，都限制在满一寸篇幅的概要里，编集排列，大致像类书；那体制既不庄重，所收录的也杂乱过多而没有节制。旧县志记载的人物寥寥无几，而称赞当中，完全没有区别，说到学问都像伏生、郑玄，说到才华都像班固、扬雄，官吏必定像龚遂、黄霸，品行就是曾参、史鲜。而且那文字的风格，特别不可通晓，有的像应酬用的肤泛言语，有的像官府文书，空泛地填上排偶的辞语，夹杂帖括的句子，依照名称探求实际，打开书来模糊不清。凡是像这样的，有的是乡人行为平常，受请托而无限制地收人，有的是当时名流，事迹没有流传下来。除掉名字地下死者就受到委屈，编进列传就体例难归属。又比如一件事两种说法，参差不一致，偏向主张一种就褒贬悬殊，同时记载就评价高低没有主张，想要求得名称和实际相符而没有遗憾，安排很困难口至于近代的人，开列事迹，都对他们详细询问始末，细微详尽没有遗漏，全部编在列传里面，竟没有时代的限制。那里面也有姓名可以知道，事迹不明显的人，无限制地收进按类编排的书，也许可以包藏，放进史书的结构里，难宽容这一类。现在另外分出空缺待寻访的部分，一同占有列传的篇章，各自对它们标明题目，可以和正编的各传互相说明。因此叙述这篇列传的义旨和体例，用来等待后来者知道所详察决定的地方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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