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章学诚
|类型:都市·校园
|更新时间:2019-10-06 2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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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三十九年,撰《和州志》四十二篇。编摩既讫,因采州中著述有裨文献,若文词典雅有壮观瞻者,辑为奏议二卷,征述三卷,论著一卷,诗赋二卷,合为《文征》八卷,凡若干篇。既条其别,因述所以来辑之故,为之叙录。
叙曰:古人著述,各自名家,未有采辑诸人,裒合为集者也。自专门之学散,而别集之风日繁,其文既非一律,而其言时有所长,则选辑之事兴焉。
至于史部所征,汉代犹为近古。虽相如、扬雄、枚乘、邹阳,但取辞赋华言,编为列传;原史臣之意,虽以存录当时风雅,亦以人类不齐,文章之重,未尝不可与事业同传;不尽如后世拘牵文义,列传止征行迹也。但西京风气简质,而迁、固亦自为一家之书,故得用其义例。后世文字,如滥觞之流为江河,不与分部别收,则纪载充栋,将不可纪极矣。唐刘知几尝患史传载言繁富,欲取朝廷诏令,臣下章奏,仿表、志专门之例,别为一体,类次纪、传之中,其意可为善矣。然纪、传既不能尽削文辞,而文辞特编入史,亦恐浩博难罄。此后世所以存其说,而讫不能行也。
夫史氏之书,义例甚广;《诗》、《书》之体,有异《春秋》。若《国语》十二,《国风》十五,所谓典训风谣,各有攸当。是以太师陈诗,外史又掌四方之志,未闻独取备于一类之书也。自孔逭《文苑》、萧统《文选》而后,唐有《文粹》,宋有《文鉴》,皆括代选文,广搜众体。然其命意发凡,仍未脱才子论文之习,经生帖括之风,其于史事,未甚亲切也。至于元人《文类》,则习久而渐觉其非。故其撰辑文辞,每存史意,序例亦既明言之矣。然条别未分,其于文学源流,鲜所论次。又古人云:“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作者生平大节,及其所著书名,似宜存李善《文选》注例,稍为疏证。至于建言发论,往往有文采斐然,读者兴起,面终篇扼腕,不知本事始末何如。此殆如梦古人而遽醒,聆妙曲而不终,未免使人难为怀矣。凡若此者,并是论文有余,证史不足,后来考史诸家,不可不熟议者也。
至若方州选文,《国语》、《国风》之说远矣。若近代《中州》、《河汾》诸集,《梁园》、《金陵》诸编,皆能画界论文,略寓征献之意,是亦可矣。
奈何志家编次艺文,不明诸史体裁,乃以诗辞歌赋、记传杂文,全仿选文之例,列于书志之中,可谓不知伦类者也。是用修志余暇,采俯诸体,草创规制,约略以类相从,为叙录其流别,庶几踵斯事者,得以增华云尔。
【译文】
乾隆只十九年,撰写《和州志》四十二篇。编集完毕后,接着采集州中对文献有补益,和文辞典稚值得观赏的著述,编辑成《奏议》二卷,《征述》三卷,《论著》一卷,《诗赋》二卷,合为《文征》八卷,共若干篇。划分那类别后,一是陈述搜采编辑的缘故,为它们作叙录。
叙称:古人著述,各自成一家,没有搜采编辑各人,聚合成集的。自从自成一家的学术消亡,而别集的风气越来越兴盛,那文字既不一致,而那言论常常有长处,选择编辑的事就产生了。至于史部所收集的,汉代还算接近古代,即使是司马相如、扬雄、枚乘、邹阳,也只取他们的辞赋华丽语言,编成列传。推究史臣的意思,虽然凭这保存当时的文学作品,也因为人的品类不一致,文章的重要,未尝不能和功业同在一传,不完全像后世拘泥于行文意思,列传只收集事迹。不过西汉风气简朴,而司马迁、班固也自成一家之书,因此能使用这体例。后世文字,像源头的细流扩展成江河,不对它们分部类另外收集,则史籍堆满房屋,会不能穷尽了。唐刘知查曾经担忧史书记载言沦繁多,想要取朝廷诏令,臣下章奏,仿效表、志专一门类的例子,另外作一种体裁,分类编排在纪、传之间,他的意思可以说是好的。但是纪、传既不能完全削除文辞,而文辞单独编集收人史书,也恐怕广泛繁多难穷尽,这是后世保存他的说法而到底不能实行的原因。
史家的书,主旨和体例很广泛,《诗》、《书》的体制,和《春秋》不同。像十二国《国语》,十五国《国风》,是所说的训浩、歌谣,各有适当处。所以太师呈上诗歌,外史又掌管四方诸侯国的志,没听说仅仅追求具备一个门类的书。自从孔逭《文苑》、萧统《文选》以后,唐代有《文粹》,宋代有《文鉴》,都总括一个朝代选诗文,广泛搜集各种体裁。但是这些书确立主旨,揭示体例,还没有摆脱才子谈论诗文的习惯,经生科举应试文的风气,它们对于史事,不太贴近。至于元人《文类》,就习惯长久而逐渐觉察到不对,因此这书编集文辞,常常带有史学见解,序例也已经明确谈到了。但是细目没有划分,对于文学源流,很少论定。另外,古人说:“诵读那人的诗,读那人的书,不了解他的为人行吗?”作者生平的主要方面,和他撰写的书名,似乎应当保存李善《文选》注体例,略微作解释考证,至于有建议、发议论,往往有文采鲜明,读者感奋,而读完全篇扼腕惋惜,不知本事始末是怎样的情况。这恐怕像梦见古人而突然惊醒,聆听美好的乐曲而没有听完,不免使人难开心啊。凡是像这样的,都是谈论诗文有余,证明史实不足,以后的考察历史的人们,不可不仔细商议。至于州郡选文,《国语》、《国风》的说法久远了。像近代《中州》、《河汾》等集,《梁园风雅》、《金陵风雅》等编,都能划分界限论诗文,大略寄托收集文献的用意,这也可以啊。为什么方志家编排艺文,不明了史书体裁,而把诗辞歌赋、记传杂文,完全仿照选文的体例,列在书志当中,可以说是不知道按条理分类。因此修志的剩余时间,采集各种体裁,创设规则,大致按类归属,作叙录说明它们的流派,期望接续这事的人,能够进一步发展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