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今存虞、夏、商、周之策而已，五帝仅有二，而三皇无闻焉。左氏所谓《三坟》、《五典》，今不可知，未知即是其书否也？以三王之誓、诰、贡、范诸篇，推测三皇诸帝之义例，则上古简质，结绳未远：文字肇兴，书取足以达微隐、通形名而已矣。因事命篇，本无成法，不得如后史之方圆求备，拘于一定之名义者也。夫子叙而述之，取其疏通知运，足以垂教矣。世儒不达，以谓史家之初祖，实在《尚书》，因取后代一成之史法，纷纷拟《书》者，皆妄也。

三代以上之为史，与三代以下之为史，其同异之故可知也。三代以上，记注有成法而撰述无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记注无成法。夫记注无成法，则取材也难；撰述有定名，则成书也易。成书易，则文胜质矣；取材难，则伪乱真矣。伪乱真而文胜质，史学不亡而亡矣。良史之才，间世一出，补偏救弊，惫且不支。非后人学识不如前人，《周官》之法亡，而《尚书》之教绝，其势不得不然也。

《周官》三百六十，具天下之纤析矣。然法具于官，而官守其书。观于六卿联事之义，而知古人之于典籍，不惮繁复周悉，以为记注之备也。即如六典之文，繁委如是，太宰掌之，小宰副之，司会、司书、太史又为各掌其贰，则六曲之文，盖五倍其副贰，而存之于掌故焉。其他篇籍，亦当称是。

是则一官失其守，一典出于水火之不虞，他司皆得藉征于副策，斯非记注之成法详于后世欤？汉至元、成之间，典籍可谓备矣。然刘氏七略，虽溯六典之流别，亦已不能具其官；而律令藏于法曹，章程存于故府，朝仪守于太常者，不闻石渠天禄别储副贰，以备校司之讨论，可谓无成法矣。汉治最为近古，而荒略如此，又何怪乎后世之文章典故，杂乱而无序也哉？

孟子曰：“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盖言王化之不行也，推原《春秋》之用也。不知《周官》之法废而《书》亡，《书》亡而后《春秋》作。则言王章之不立也，可识《春秋》之体也。何谓《周官》之法废而《书》亡哉？盖官礼制密，而后记注有成法；记注有成法，而后撰述可以无定名。以谓纤悉委备，有司具有成书，而吾特举其重且大者，笔而著之，以示帝王经世之大略；而典、谟、训、诰、贡、范、官、刑之属，详略去取，惟意所命，不必著为一定之例焉，斯《尚书》之所以经世也。至官礼废，而记注不足备其全；《春秋》比事以属辞，而左氏不能不取百司之掌故。与夫百国之宝书，以备其事之始末，其势有然也。马、班以下，演左氏而益畅其支焉。所谓记注无成法，而撰述不能不有定名也。故曰：王者迹息而《诗》亡，见《春秋》之用；《周官》法废而《书》亡，见《春秋》之体也。

《记》曰：“左史记言，右史记动。”其职不见于《周官》，其书不传于后世，殆礼家之愆文欤？后儒不察，而以《尚书》分属记言，《春秋》分属记事，则失之甚也。夫《春秋》不能舍传而空存其事目，则左氏所记之言，不啻千万矣。《尚书》典、谟之篇，记事而言亦具焉；训、诰之篇，记言而事亦见焉。古人事见于言，言以为事，未尝分事言为二物也。刘知几以二典、贡、范诸篇之错出，转讥《尚书》义例之不纯，毋乃因后世之空言，而疑古人之实事乎！《记》曰：“疏通知远，《书》教也。”岂曰记言之谓哉？

六艺并立，《乐》亡而入于《诗》、《礼》，《书》亡而入于《春秋》，皆天时人事，不知其然而然也。《春秋》之事，则齐桓、晋文，而宰孔之命齐侯，王子虎之命晋侯，皆训、诰之文也，而左氏附传以翼经；夫子不与《文侯之命》同著于篇，则《书》入《春秋》之明证也。马迁绍法《春秋》，而删润典谟，以入纪传；班固承迁有作，而《禹贡》取冠《地理》，《洪范》特志《五行》，而《书》与《春秋》不得不合为一矣。后儒不察，又谓纪传法《尚书》，而编年法《春秋》，是与左言右事之强分流别，又何以异哉？

【译文】

《周礼》载外史主管三皇五帝的典籍。现在存留在《尚书》里的只有虞舜、夏、商、周的简册而已，五帝的典籍只剩下两代的，而三皇的典籍没有传闻。《左传》所说的《三坟》、《五典》，现在已不能知道是什么样的书，不知道是否就是外史所主管的书。以夏、商、周三代诸王的誓、浩、贡、范等篇，来推测三皇五帝典籍的体例，便可知上古时代简约质朴，距离用绳子打结以记事的时代不远，文字刚刚产生，典籍采用足够表达隐约的意思、传达事物的形状和名称的简单方式罢了。根据事情而写成篇章，本来没有既定的方法，不可能像后代作史书那样追求完备的法则，被确定的形式所限制。孔夫子编排而陈述《尚书》，是采取它通达博古的性质，足够传布教化。一般的儒者不通晓《尚书》的写法，认为历史著作的开端确实是《尚书》，于是拿后代固定不变的著史方法来纷纷比照《尚书》，这都是荒谬的，

夏商周三代以上著史书，与三代以下著史书，它们不相同的缘故可以探知。三代以上，记注有既定的方法，而撰述没有确定的名称；三代以下，撰述有确定的名称，而记注没有既定的方法。记注没有既定的方法，采撷材料就困难；撰述有确定的名称，完成一书就容易。完成一书容易，文辞就胜过实质了；采撷材料困难，假的就搅乱真的了。假的搅乱真的，文辞胜过实质，史学表面上没有消亡，实际上却消亡了。优秀史家的人才，隔世才会出现一个，却为补救偏差纠正弊端，弄得疲乏不堪。不是后人的学识不如前人，是因为《周礼》的制度消亡，《尚书》的教化断绝其情势不得不这样。

《周礼》载三百六十个官职，具备了天下的详细事务，但是法度完备地存在官府，由官员掌管那典籍。看六卿联合办公的记载，便知道古人对于国家文献，不惧怕纷繁复杂、周到详细，用来作为记注的预备资料。就拿六典的文字来说，那样繁多琐碎，太宰主管，小宰辅助，司会、司书、太史又各自为长官掌管副本，那么，六典的文字，大概是副本的五倍，在掌故那里保存。对于其它的文献，也应当类似。这样，如果有一官疏忽自己的职守，有一典遭到意外的水火灾害，其它官署都可以在副本中求取材料。这不是记注的既定方法比后世详细周密吗？汉代到元帝、成帝的时候，典籍可以说是完备的了。但是，刘氏父子的《七略》虽然上溯六典的类别，也已经不能使典籍完备地存在官府，而法令收藏在司法机关，制度存放在旧府库，朝廷礼仪由太常主管，没有听说藏书的石渠阁、天禄阁另外储存副本，用来准备校勘机关的探究，可以说是没有既定的方法了。汉代政治最接近古代，却这样混乱简略，又怎能诧异后代的文章与朝廷制度杂乱没有秩序呢？

孟子说：“圣王的功业断绝后，《诗》消亡《诗》消亡，然后《春秋》产生。”大概说圣王的教化不能推行，是探究《春秋》的作用二他不知道是《周礼》的制度废弃后，《尚书》消亡；《尚书》消亡，然后《春秋》产生。这是说圣王典章制度不再实行，可以认识《春秋》的本体。什么是《周礼》的制度废弃而《尚书》消亡呢？大概周代礼制规章慎密，然后记注有既定的方法，记注有既定的方法，然后撰述可以没有确定的名称。当时人认为详细的资料搜集完备，官署完整地保存已修成的典籍，我只是提取那重大的资料，记录下来进行著述，以显示帝王治理国家的远大谋略。而典、漠、训、浩、贡、范、官、刑等类，文字或详细或简略，对资料或舍弃或采取，只按照心意给予名称，不必编成确定的凡例。这就是《尚书》能够治理国家的原因。到周代礼制被废弃，记注不能够准备齐全的资料。《春秋》排比史事而写成著作，而左丘明不得不取分存在各官署的故实与各国的史书，用来完备史事的详细过程，是形势造成这样的。司马迁、班固以下，推广左丘明的方法而使那支流更加畅通。这就是所说的记注没有既定的方法，而撰述不得不有确定的名称。所以说：圣王的功业断绝后，《诗》消亡，可见《春秋》的作用；《周礼》的法度废弃后，《尚书》消亡，可见《春秋》的本体。

《礼记》说：“左史记言语，右史记行动。”左史、右史的官职在《周礼》中没有见到，他们记载的书没有流传后世，也许是《礼》家的误文吧？后世儒者不考察，把《尚书》分属记言语之书，《春秋》分属记事之书，就错得太厉害了。《春秋》不可能抛开传文而空洞地保留它事情的条目，于是《左传》记述的言语不止成千上万字了。《尚书》典、漠等篇，记事而言语也被陈述，训、浩等篇，记言语而事也得到体现。古人记事在言语中表现，记言语也是记事，从来没有把事和言语分成两个东西。刘知攒根据《尧典》、《舜典》、《禹贡》、《洪范》等篇的错杂，反转来指责《尚书》的体例不纯，这不是由于后世人的空泛言语而怀疑古人的实在事情吗？《礼记》说：“通达博古，是《尚书》的教化。”难道说的只是记言语吗?

六经并列，《乐》消亡而并入《诗》、《礼》，《尚书》消亡而并入《春秋》，都是由于时势世事变化，不知为什么就那样了。《春秋》的事，就是齐桓公、晋文公等的事迹，而宰孔对齐桓公传周王命，王子虎对晋文公传周王命，都属于训诰的文体，而左丘明把它们附在《左传》里用来辅助《春秋》经文，孔夫子不把它们和《文蛋之命》同载在《尚书》里，这就是《尚书》并入《春秋》的明显证据。司马迁效法《春秋》，截取润色《尚书》的文辞，写进《史记》的纪传，班固继承司马迁作《汉书》、取《禹贡》文放在《地理志》篇首、取《洪范》文特地作《五行志》，《尚书》和《春秋》不得不合为一体了。后世儒者不考察，又说纪传体史书效法《尚书》，编年体史书效法《春秋》，这和左史记言语、右史记事之说的强分类别，又有什么不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