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问《周官》府史之史，与内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之史，有异义乎？曰：无异义也。府史之史，庶人在官供书役者，今之所谓书吏是也；五史，则卿、大夫、士为之，所掌图书、纪载、命令、法式之事，今之所谓内阁六科、翰林中书之属是也。官役之分，高下之隔，流别之判，如霄壤矣。

然而无异义者，则皆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也。

史守掌故而不知择，犹府守库藏而不知计也。先王以谓太宰制国用，司会质岁之成，皆有调剂盈虚、均平秩序之义，非有道德贤能之选，不能任也，放任之以卿士、大夫之重。若夫守库藏者，出纳不敢自专，庶人在官，足以供使而不乏矣。然而卿士、大夫，讨论国计，得其远大；若问库藏之纤悉，必曰府也。

五史之于文字，犹太宰司会之于财货也。典、谟、训、诰，曾氏以谓“唐、虞、三代之盛，载笔而纪，亦皆圣人之徒”，其见可谓卓矣。五史以卿士、大夫之选，推论精微；史则守其文诰、图籍、章程、故事，而不敢自专；然而问掌故之委折，必曰史也。

夫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先王道法，非有二也，卿士、大夫能论其道，而府史仅守其法；人之知识，有可使能与不可使能尔。非府史所守之外，别有先王之道也。夫子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曾子乃曰：“君子所贵乎道者三。笾豆之事，则有司存。”非曾子之言异于夫子也，夫子推其道，曾子恐人泥其法也。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夫子焉不学，亦问常师之有？”“入太庙，每事问。”则有司贱役，巫祝百工，皆夫子之所师矣。问礼问官，岂非学于掌故者哉？故道不可以空铨，文不可以空著。三代以前未尝以道名教，而道无不存者，无空理也；三代以前未尝以文为著作，而文为后世不可及者，无空言也。盖自官师治教分，而文字始有私门之著述；于是文章学问，乃与官司掌故为分途，而立教者可得离法而言道体矣。《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学者崇奉六经，以谓圣人立言以垂教，不知三代盛时，各守专官之掌故，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章也。

《传》曰：“礼，时为大。”又曰：“书同文。”盖言贵时王之制度也。

学者但诵先圣遗言，而不达时王之制度，是以文为鞶帨绣之玩，而学为斗奇射覆之资，不复计其实用也。故道隐百难知，士大夫之学问文章，未必足备国家之用也。法显而易守，书吏所存之掌故，实国家之制度所存，亦即尧、舜以来，因革损益之实迹也。故无志于学则已，君子苟有志于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必有用也。不知当代而言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经术；则鞶帨之文，射覆之学，虽极精能，其无当于实用也审矣。

孟子曰：“力能举百钧，而不足举一羽。明足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

难其所易，而易其所难，谓失权度之宜也。学者昧今而博古，荒掌故而通经术，是能胜《周官》卿士之所难，而不知求府史之所易也。故舍器而求道，舍今而求古，舍人伦日用而求学问精微，皆不知府史之史通于五史之义者也。

以吏为师，三代之旧法也。秦人之悖于古者，禁《诗》、《书》而仅以法律为师耳。三代盛时，天下之学，无不以吏为师。《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学备矣。其守官举职，而不坠天工者，皆天下之师资也。东周以还，君师政教不合于一，于是人之学术，不尽出于官司之典守。秦人以吏为师，始复古制。而人乃狃于所习，转以秦人为非耳。秦之悖于古者多矣，犹有合于古者，以吏为师也。

孔子曰：“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灾及其身者也。”李斯请禁《诗》、《书》，以谓儒者是古而非今。其言若相近，而其意乃大悖。后之君子，不可不察也。夫三王不袭礼，五帝不沿乐。不知礼时为大，而动言好古，必非真知古制者也。是不守法之乱民也，故夫子恶之。若夫殷因夏礼，百世可知。

损益虽曰随时，未有薄尧、舜而诋斥禹、汤、文、武、周公而可以为治者。

李斯请禁《诗》、《书》，君子以谓愚之首也。后世之去唐、虞、三代，则更远矣。要其一朝典制，可以垂奕世而致一时之治平者，未有不于古先圣王之道，得其仿佛者也。故当代典章，官司掌故，未有不可通于《诗》、《书》六艺之所垂。而学者昧于知时，动矜博古，譬如考西陵之蚕桑，讲神农之树艺，以谓可御饥寒而不须衣食也。

【译文】

有人问：《周礼》中府史的史，与内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的史，有不同的含义吗？回答说：没有不同的意思。府史的史，是在官府中担任文书之类差事的平民百姓，也就是今天所谓的书吏。内史等五史，则由卿、大夫、士担任，掌管图书、记录、命令、法律制度等事，就如同现在的内阁六科、翰林中书之类的官职。所管事务的不同，官位高低的相隔，品类等级的区分，都有天壤之别。但是却说它们没有不同的意义，那是因为它们都主管典章制度，而凭借法令制度保存先王的治国大道。

史负责典章制度而不知道取舍，就像府吏管理钱财货物而不知道计算一样。先王认为太宰制定国家预算，司会评断全年的统计文书，都有调节盈虚，整理秩序的用意，若非有道德有贤才的人，不能担任此职，所以任用卿士、大夫这种有贵族身份的人担任此官。至于管理钱财货物的府吏，支出收人是不敢擅自作主的，但平民百姓在官府中，足以供给差遣而不使人感到缺少什么。然而卿士、大夫，讨论国计民生之大事，从远大之处着眼；若要问库藏货物方面的详细情况，一定说去找府吏。

五史与文字的关系，就像太宰、司会与钱财货物的关系。典、漠、训、浩，曾巩认为是唐尧、虞舜与夏、商、周三代兴盛之世的文章，携带笔墨记载王事的史官，也都是圣贤一类的人。他的见解可谓是很高超的。五史选用卿士、大夫来担任，推求、探讨精深、隐微的东西；史则主管文告、图书、规程条例、典章制度而不敢擅自作主。然而若问及隐微曲折的掌故，必定说去找史。

孔子说：“对老百姓可以使他们按照圣贤规定的去做，但不可让他们知道那是为什么。”先王的道统法度，并非有不同，卿士、大夫能论述先王之道，而府史只能墨守先王之法，人的识辨能力有可以使他们论道与不可以使他们论道的差异，而不是府史之外，另有一种先王之道。孔子说：“姐豆这类礼仪小事，我曾经听到过。”曾参却说：“君子为人处世的行为有三方面应该注重，至于礼仪方面的细节，自有主管人员。”不是曾子的话与孔子的话有什么不同，孔子是在推求先王之道，曾子则恐怕后人拘泥于这些具体之法而忽略了大道。子贡说：“文王、武王之道，并没有失传，而是散在人间。孔夫子在什么地方不学习呢，又为什么要有固定的老师呢？''“孔子到了太庙，每件事都要向别人请教。”那么主管的官吏、卑贱的差役、巫祝及各种工匠，都是孔子所求教的人。向老腆问礼、向郊子学习官制，难道不是在学习典章制度吗？所以说道不可以凭空阐明，文章不可以凭空撰述。夏、商、周三代以前，先王之道并没有用“道”来命名，但道却无所不在，这是因为道不是空洞的道理；三代以前，未曾有意把文章当作著作，但文章却为后代所不及，这是因为文章没有空洞的言论。自从官员与老师、政事与教化分离之后，文字开始有了私家的著述，于是文章学问，便与官府的典章制度分道扬镰，进行教化的人也可以离开具体的法而谈论道的主旨了。《周易》说：“如果没有贤明之士探究阐发，《周易》的道理就难以凭空推行。”学者祟奉六经，认为这是圣人通过创立学说来垂训后世，不知道三代兴盛之时，各自都有专门的官员负责掌故，而并非圣人有意为后世撰写文章。

《礼记》说；“制定礼法，以符合时事为最高原则。”又说：“书写使用形体统一的文字。”意思是重视当代君王制定的制度。学者只诵读先王留下的著作，而不通晓当代的制度，这是把文章当作佩巾彩绣一类的玩物，把学问当作斗奇争异与玩游戏的材料，不再考虑它的实用了。所以大道隐微而难知，士大夫的学间文章，未必能供朝廷使用；法令显见而容易掌握，书吏所保存的掌故，实际上国家制度就保存在其中，也就是尧舜以来历代沿革损益的实际历程。所以若无心学习则罢，君子若有志学习，则一定要探求当代的典章制度以便切合于社会日常生活，一定要探求官府的掌故以便通晓经学所蕴涵的精微之义，那么学问便成了实在的事情，而文章也不是空洞的说教，这就是所说的有本体一定有实用。不了解当代而说好古，不熟习掌故而谈论经学，那么视如佩巾的文章，当作游戏玩的学问，即使极尽精深之能事，它不切合于实用也是确实无疑的。

孟子说：“有个人的替力能够举起三千斤，却举不起一根羽毛；目力能够明察秋毫，却看不见一车柴火摆在眼前。”容易的事情被弄得很艰难，困难的事情却又做得很容易，他们这是没有掌握好权衡事物轻重的准则。学者不了解当代而博通古代，荒于掌故而通晓经学，这是能够胜任《周礼》中卿士所担任的难事，而不知道寻求府史所担任的易事。所以舍弃具体的事物而探求高深抽象的道理，舍弃当代而探求古代，舍弃社会日常生活而探求精细隐微的学问，这都是不知道府史的史与五史的史本义相通的缘故。

以官吏为老师，这是夏、商、周三代的旧法。秦朝人有悖于古人的地方，就是禁止《诗》、《书》的流传而仅仅以法律为老师。三代兴盛之时，天下人的学习，无一不是以官吏为老师的。《周礼》有三百六十个官职，关于天道人事的学问已非常完备了。那些格守官职尽心尽责而不败坏上天职能的人，都是天下人学习的老师。东周以后，君主与老师、政事与教化不再合为一体，于是世间的学术，有了私相传授而不完全出自主管的官吏。秦朝以官吏为老师，才开始恢复古代的制度，但人们囿于传统的偏见，反以为秦人不对。秦朝违背古人的地方很多，但仍然有与古代相合之处，那就是以官吏为老师。

孔子说：“生活在当今之世，却要何到古代的治国之道上去，灾祸就会降临到他身上。”李斯请求禁止《诗》、《书》，认为儒生称赞古代而非难当代，他的言论与孔子的话似乎相近，但他的用意却大相违背，后代的君子不可不看清楚。三王各不袭用前代的礼制，五帝各不沿用前代的乐名，不知道礼制以合乎时宜为最高原则而动辄称赞古代，一定不是真正通晓古代典制的人。这是不守法的乱民，所以孔子憎恶这种人，至于殷代沿袭夏代的礼仪制度，就是百代之后也可知道。对古制的废除与增加虽说要随时宜而定，但没听说有鄙薄尧、舜，毁谤指责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而可以达到大治的人。李斯请求禁止《诗》、《书》，君子认为这是最愚蠢的。后世离陶唐氏、有虞氏及夏、商、周三代，则更远了。总之，二朝的典章制度，可以流传后世而达到一时的政治太平，都得到了古代先王治国大道的一个梗概。所以当代的法令制度，官府的掌故，与《诗》、《书》六经所流传下来的东西没有什么不相通的。学者们对当代一窍不通，动辄夸耀自己通晓古代，就好比考辨螺祖养蚕治丝，讲述神农种植庄稼，认为这可以抵御饥寒而不需要衣服粮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