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书云：“得兄所论《文选》义例，甚以为不然。文章一道，所该甚广，史特其中一类耳。选家之例，繁博***，四部九流，问所不有？而兄概欲以史拟之。若马若班，若表若志，斤斤焉以萧唐诸选，削趾适履，求其一得符合。将毋陈大士初学时文，而家书悉裁为八股式否？东西两京文字，入选寥寥，而班、范两史排纂，遂为定本。惟李陵塞外一书，班史不载，便近齐梁小儿。果选裨史之不逮乎？抑史裨选之不逮乎？编年有《纲目》，纪传有廿一史，历朝事已昭如日星。而兄复思配以文选，连床架屋，岂为风云月露之辞，可以补柱下之藏耶？选事仿于六朝，而史体亦坏于是，选之无裨于史明矣。考镜古今，论列得失，在乎卓荦之士，不循循株守章句；孺歌妇叹，均可观采，岂皆与史等哉？昔人称杜甫诗史，而杨万里驳之，以为《诗经》果可兼《尚书》否？兄观书素卓荦，而今言犹似牵于训诂然者，仆窃不喜。或有不然，速赐裁示！”

惠书甚华而能辨，所赐于仆，岂浅鲜哉！然意旨似犹不甚相悉，而盛意不可虚，故敢以书报。文章一道，体制初不相沿，而原本各有所自。古人文字，其初繁然杂出，惟用所适，岂斤斤焉立一色目，而规规以求其一似哉？

若云文事本博，而史特于中占其一类，则类将不胜其繁。《伯夷》、《屈原》诸传，夹叙夹议；而《庄周》、《列子》之书，又多假叙事以行文。兄以选例不可一概，则此等文字，将何以画分乎？经史子集，久列四库，其原始亦非远。试论六艺之初，则经目本无有也。大《易》非以圣人之书而尊之，一子书耳。《书》与《春秋》，两史籍耳。《诗》三百篇，文集耳。《仪礼》、《周官》，律令会典耳。自《易》藏太卜而外，其余四者，均隶柱下之籍，而后人取以考证古今得失之林，未闻沾沾取其若《纲目》纪传者，而专为史类，其他体近繁博，遽不得与于是选也。《诗》亡而后《春秋》作，《诗》类今之文选耳，而亦得与史相终始何哉？土风殊异，人事兴衰，纪传所不及详，编年所不能录，而参互考验，其合于是中者，如《鸱枭》之于《金滕》，《乘舟》之于《左传》之类；其出于是外者，如《七月》追述周先，《商颂》兼及异代之类，岂非文章史事，固相终始者与？两京文字，入选甚少，不敌班、范所收，使当年早有如选《文苑》其人，裁为大部盛典，则两汉事迹，吾知更赫赫如昨日矣。史体坏于六朝，自是风气日下，非关《文选》。昭明所收过略，乃可恨耳。所云不循循株守章句，不必列文于史中，顾斤斤画文于史外，其见尚可谓之卓革否？杨万里不通太史观风之意，故驳诗史之说。

以兄之卓见而惑之，何哉？

【译文】

来信说：“得到兄所论《文选》的主旨和体例，很以为不是这样。文章这事，所包括的很广泛，历史文字只是其中一类罢了。选家的体例，繁多广泛，没有条理，四部九流，哪个方面没有呢？而兄一概想要用史书比照，司马迁啦，班固啦，表啦，志啦，拘谨地把萧氏、唐文等选集削足适履，求得符合一些。是不是陈大士初学八股文，而家信都写成八股式样呢？东、西两汉的文字，人选寥寥无几，而由班固、范哗的两部史书编纂进的，就成为定本；只有李陵塞外的那封信，班固《汉书》没有记载，就接近齐、梁小辈的文字。果真是文选补充史书的不及呢，还是史书补充文选的不及呢？编年体有《通鉴纲目》，纪传体有二十一史，历朝事情已经像太阳和星星一样明显。而兄又想用文选配合，床上加床，屋下架屋，是不是认为风云月露一类描摹景物的文辞，可以用来补充宫廷的藏书呢？选文的事仿效的是六朝，而史书体裁也从六朝败坏，文选对史书无益是明显的了参证借鉴古今，一一论述得失，在于卓越不凡的士人不循规蹈矩地死守文字注释，儿童歌唱，妇女感叹，都可以欣赏采取，难道都和史书相等吗？古人称道杜甫的诗是诗史，而杨万里批驳这种说法，认为《诗经》果真可以兼有《尚书》的作用吗？兄读书素来卓越不凡，而这次的话好像受到训话拘束的样子，我私下里不高兴。也许有不对的地方，请赶快赐予定夺后的书信。

赐予的信很华美而能分辨，所赐给我的，难道微薄吗？但是意旨好像还不太了解我，而盛情不可虚待，所以冒昧写信回答。文章这事，体制本来不互相沿袭，而根源各有由来。古人文字，起初纷繁地错杂产生，只趋向有用处，难道拘谨地立个名目，而呆板地追求相似吗？如果说文章这事本来广泛，而历史只在当中占着一类，那么会忍受不了那繁多的类别。《史记》的伯夷、屈原等传，夹叙夹议，而庄周、列子的书，又往往借叙事来行文。兄认为选文的体例不可一概，那么这一类文字要怎么划分呢？经、史、子、集，早就分列四部，它们的起源开始时也相距不远。尝试着谈论六经的起头，那么经的名目本来是没有的。大《易》如果不是因为圣人的书而受到尊奉，一部子书罢了；《尚书》和《春秋》，两部史书罢了；《诗》三百篇，文集罢了；《仪礼》、《周礼》，法令、会典罢了。《易》由太卜掌管之外，其余四种，都属于史官的藏书，而后人采用来考证古今得失的众多问题。没听说过拘执地取那类似《通鉴纲目》纪传的，而专门当作史类，其它体制近于繁多广泛，就不能收人这选集。《诗》消亡然后《春秋》产生。《诗》类似如今的文选，而也能和史书始终相关，是什么原因呢？风俗的不同，世间事情的兴盛衰落，纪传体所不及详细叙述的，编年体所不能记录的，而互相考查检验，那符合史书的，例如《鸥果》对于《金滕》，《二子乘舟》对于《左传》之类；那出于史书之外的，例如《七月》追述周代祖先，《商颂》同时涉及不同朝代之类；难道不是文辞和史书本来就始终相关吗？两汉文字，人选的很少，不抵班固、范哗的史书所收。假如当年早就有像编选《文苑英华》那样的人，采取编排成大部头的重要典籍，那么两汉的事迹，我知道又像近在昨夭一样显著了。史书体裁在六朝败坏，从此风气一天天坏下去，和《文选》没有关系。昭明太子所收的过分简略，才是令人遗憾的。兄说不循规蹈矩地死守文字注释，不必把文辞排列在历史当中，却拘泥地把文辞分在历史之外，这种见解还可以叫作卓越不凡吗？杨万里不通晓太史观察民情的意旨，所以批驳“诗史”的说法。以兄的卓越见识而受到迷惑，是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