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故之原，始于官《礼》。百官具于朝廷，则惟国史书志，得而撷其要，国家会典、会要之书，得而备其物与数矣，撰方志者，何得分志与掌故乎？

曰：部寺卿监之志，即掌故也；拟于《周官》，犹夏官之有《司马法》，冬官之有《考工记》也。部府州县之志，乃国史之分体，拟于周制，犹晋《乘》、楚《梼杌》与鲁《春秋》也。郡县异于封建，则掌故皆出朝廷之制度耳，六曹职掌，在上颁而行之，在下承而奉之，较之国史，具体而微。志与掌故。

各有其不可易，不容溷也。

今之方志，猥琐庸陋，求于史家义例，似志非志，似掌故而又非掌故，盖无以讥为也。然簿书案牍，颁于功令，守于吏典，自有一定科律，虽有奇才，不能为加；虽有愚拙，不能为损；名胜大邦与荒僻陋邑，无以异也。故求于今日之志，不可得而见古人之史裁；求于今日之案牍，实可因而见古人之章程制度。故曰：礼失求诸野也。夫治国史者，因推国史以及掌故，盖史法未亡，而掌故之义不明，故病史也。治方志者，转从掌故而正方志。盖志义久亡，而掌故之守未坠；修其掌故，则志义转可明矣。《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志义欲其简而明也，然而事不可不备也。掌故欲其整以理也，然而要不容不挈也。徒以简略为志，此《朝邑》、《武功》之陋识也。但知详备为掌故，则胥史优为之，而不知其不可行矣。夫志者，志也。

其事其文之外，盖有义焉，所谓操的之道者此也。而或误以并省事迹，删削文字，谓之简也；其去古人，不亦远乎？夫名家撰述，意之所在，必有别裁，或详人之所略，或弃人之所取，初无一成之法。要读之者，美爱传久，而恍然见义于事文间，斯乃有关于名教也。然不整齐掌故，别为专书，则志亦不能自见其意矣。

【译文】

掌故的根源，从官府礼制开始。百官在朝廷齐备，就只有国史的书志能采取那要点，国家会典、会要一类的书能够具备那制度和细则了。撰写方志的人，怎么能区别志和掌故呢？回答是：部、寺、卿、监的志，就是掌故。比拟《周礼》，如同夏官有《司马法》，冬官有《考工记》。统理大区、府、州、县的志，是国史的分支体裁。比拟周代制度，如同晋《乘》、楚科行机》和鲁《春秋》，郡县制和分封制不同，那么掌故都出于朝廷的制度。六曹的职责，在上位的公布而实行，在下位的接受而尊奉，和国史比较，具有那大体而规模稍小。志和掌故，各有那不可变换的地方，不容许混杂起来。

现在的方志，狠琐浅陋，从史学家的体例探求，似志非志，似掌故而又非掌故，大概不值得指责。然而官府的簿册文书，在法令里公布，由吏员管理，自有固定的法规；即使有卓越的人才，不能对它有所改进；即使有愚昧笨拙的人，不能对它造成损害；著名的大城，和荒凉偏僻的小县，没有不同。因此探究现在的志，不可能看出古人的史学裁断；探究现在的官府文书，实在可以根据它看出古人的法规、制度。所以说：“礼制散失，向远地寻求。”研究国史的人，由于推究国史而涉及掌故。大概史学方法没有亡失，而掌故的意义不明显，因此损伤史学。研究方志的人，反转来从掌故而纠正方志。大概方志的意义亡失长久，而掌故的管理没有失传，整理掌故，于是方志的意义反而可以明显了。《易》说：“事物穷尽时就发生变化，变化就能通达，通达就能长久发展。”方志的意义想要它简明，然而事情不可以不完备；掌故想要它整齐有条理，然而要点不容许不提出。仅仅用简略的方式作志，这是《朝邑志》、《武功志》的浅陋见识。只知道用详细完备的方式作掌故，那么办理文书的小吏做起来有余力，而不知道这不能实行。志，就是记载。那事情那文辞以外，有意义在那里。人们所说的把握简要的方法就是这个。而有人误认为合并省略事迹，删除文字，叫作简。这距离古人，不也太远了吗？自成一家的人的撰述，意思所在的地方，必定有独特裁断，或是详细记载别人所简省的，或是舍弃别人所采用的，本来没有一定的方法，总之使读的人，赞美而喜爱，相传长久，而忽然领悟，在事情和文辞当中看出意义，这是和礼教有关系的。然而不整理掌故，另外成为专书，那么，志也不能自己表现出那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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