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章学诚
|类型:都市·校园
|更新时间:2019-10-06 22:20
|本章字节:12186字
偶于良宇案间,见《史记》录本,取观之,乃用五色圈点,各为段落。
反覆审之,不解所谓;询之良宇,哑然失笑,以谓己亦厌观之矣。其书云出前明归震川氏,五色标识,各为义例,不相混乱。若者为全篇结构,若者为逐段精彩,若者为意度波澜,若者为精神气魄,以例分类,便于拳服揣摩,号为古文秘传。前辈言古文者,所为珍重授受,而不轻以示人者也。又云:“此如五祖传灯,灵素受箓,由此出者,乃是正宗;不由此出,纵有非常著作,释子所讥为野狐禅也。余幼学于是,及游京师,闻见稍广,乃知文章一道,初不由此。然意其中或有一二之得,故不遽弃,非珍之也。”
余曰:文章一道,自元以前,衰而且病,尚未亡也。明人初承宋、元之遗,粗存规矩。至嘉靖、隆庆之间,晦蒙否塞,而文几绝矣。归震川氏生于是时,力不能抗王、李之徒,而心知其非,故斥凤洲以为庸妄,谓其创为秦、汉伪体,至并官名地名,而改用古称,使人不辨作何许语,故直斥之曰文理不通,非妄言也。然归氏之文,气体清矣,而按其中之所碍,则亦不可强索。
故余尝书识其后,以为先生所以砥柱中流者,特以文从字顺,不汩没于流俗;而于古人所谓闳中肆外,言以声其心之所得,则未之闻尔。然亦不得不称为彼时之豪杰矣。但归氏之于制艺,则犹汉之子长、唐之退之,百世不祧之大宗也。故近代时文家之言古文者,多宗归氏。唐、宋八家之选,人几等于《五经》四子所由来矣。惟归、唐之集,其论说文字皆以《史记》为宗,而其所以得力于《史记》者,乃颇怪其不类。盖《史记》体本苍质,而司马才大,故运之以轻灵。今归、唐之所谓疏宕顿挫,其中无物,遂不免于浮滑,而开后人以描摩浅陋之习。故疑归、唐诸子,得力于《史记》者,特其皮毛,而于古人深际,未之有见。今观诸君所传五色订本,然后知归氏之所以不能至古人者,正坐此也。
夫立言之要,在于有物。古人著为文章,皆本于中之所见,初非好为炳炳烺烺,如锦工绣女之矜夸采色已也。富贵公子,虽醉梦中,不能作寒酸求乞语;疾痛患难之人,虽置之丝竹华宴之场,不能易其呻吟而作欢笑。此声之所以肖其心,而文之所以不能彼此相易,各自成家者也。今舍己之所求,而摩古人之形似,是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西家偕老之妇,亦学其悲号;屈子自沉汨罗,而同心一德之朝,其臣亦宜作楚怨也;不亦乐乎?至于文字,古人未尝不欲其工。孟子曰:“持其志,无暴其气。”学问为立言之主,犹之志也;文章为明道之具,犹之气也。求自得于学问,固为文之根本。求无病于文章,亦为学之发挥。故宋儒尊道德而薄文辞,伊川先生谓工文则害道,明道先主谓记诵为玩物丧志。虽为忘本而逐末者言之,然推二先生之立意,则持其志者,不必无暴其气,而出辞气之远于鄙倍,辞之欲求其达,孔、曾皆为不闻道矣。但文字之佳胜,正贵读者之自得。如饮食甘旨,衣服轻暖,衣且食者之领受,各自知之,而难以告人。如欲告人衣食之道,当指脍炙而令其自尝,可得旨甘;指狐貉而令其自被,可得轻暖,则有是道矣。必吐己之所尝而哺人以授之甘,搂人之身而置怀以授之暖,则无是理也。
韩退之曰:“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其所谓钩玄提要之书,不特后世不可得而闻,虽当世籍、湜之徒,亦未闻其有所见,果何物哉?
盖亦不过寻章摘句,以为撰文之资助耳。此等识记,古人当必有之。如左思十稔而赋《三都》,门庭藩溷,皆著纸笔,得即书之。今观其赋,并无奇思妙想,动心駴魄,当藉十年苦思力索而成。其所谓得即书者,亦必标书志义,先掇古人菁英,而后足以供驱遣尔。然观书有得,存乎其人,各不相涉也。
故古人论文,多言读书养气之功,博古通经之要,亲师近友之益,取材求助之方,则其道矣。至于论及文辞工拙,则举隅反三,称情比类。如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或偶举精字善句,或品评全篇得失,今观之者得意文中,会心言外,其于文辞思过半矣。至于不得已而摘记为书,标识为类,是乃一时心之所会,未必出于其书之本然。比如怀人见月而思,月岂必主远怀?久客听雨而悲,雨岂必有愁况?然而月下之怀,雨中之感,岂非天地至文?而欲以此感此怀,藏为秘密,或欲嘉惠后学,以谓凡对明月与听霖雨,必须用此悲感方可领略,则适当良友乍逢,及新昏宴尔之人,必不信矣。是以学文之事,可授受者规矩方圆,其不可授受者心营意造。
至于纂类摘比之书,标识评点之册,本为文之末务,不可揭以告人,只可用以自志,父不得而与子,师不得以传弟。盖恐以古人无穷之书,而拘于一时有限之心手也。
律诗当知平仄,古诗宜知音节。顾平仄显而易知,音节隐而难察,能熟千古诗,当自得之。执古诗而定人之音节,则音节变化,殊非一成之诗所能
限也。赵伸符氏取古人诗为《声调谱》,通人讥之,余不能为赵氏解矣。然为不知音节之人言,未尝不可生其启悟,特不当举为天下之式法尔。时文当知法度,古文亦当知有法度。时文法度显而易言,古文法度隐而难喻,能熟于古文,当自得之。执古文而示人以法度,则文章变化,非一成之文所能限也。归震川氏取《史记》之文,五色标识,以示义法;今之通人,如闻其事必窃笑之,余不能为归氏解也。然为不知法度之人言,未尝不可资其领会,特不足据为传授之秘尔。据为传授之秘,则是郢人宝燕石矣。夫书之难以一端尽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诗之音节,文之法度,君子以谓可不学而能,如啼笑之有收纵,歌哭之有抑扬,必欲揭以示人,人反拘而不得歌哭啼笑之至情矣。然使一己之见,不事穿凿过求,而偶然浏览,有会于心,笔而志之,以自省识,未尝不可资修辞之助也。乃因一己所见,而谓天下之人,皆当范我之心手焉,后人或我从矣,起古人而问之,乃曰:“余之所命,不在是矣!”
毋乃冤欤?
【译文】
我偶然在左良宇的书桌上见到一种《史记》的手抄本,取来一看,竟是用五色圈点的,各自分为段落。反复审察,也没明白它的意思。向良宇请教,他也不禁嘿嘿发笑,说自己对它也看厌烦了。此书说是出自明朝的归震川,用五色作标志,各为义例,互不混乱。哪种表示全篇结构,哪种表示逐段精彩,哪种表示意境风格与跌宕起伏,哪种表示精神气魄,按例分类,以便读者揣摩体会,诚恳信奉,号称为古文秘传。前辈讲古文的人,所谓慎重传授,而不轻易拿给人看的就是这部书。又说:“这就像禅宗五祖传法,道家灵素授予符篆,由他们这里传授出去的,就是正宗,不是从这里传授的,即使有非同凡响的著作,也要被佛门弟子讥讽为‘野狐禅’。我幼时学习此书,到游学京师之后,见闻逐渐广博,才知道文章这门学问,并非从这儿人手。但猜想其中或许会有一两点可取之处,所以没有马上抛弃它,并不是我珍视它。”
我说:文章这门学问,自元代以前,已经开始衰败并且得了重病,但尚未消亡。明朝人开始时继承了宋、元遗留下来的传统,还大致保存了一些规矩;到了嘉靖、隆庆之间,昏暗不明,闭塞不通,文章便几乎灭绝了。归震川生活在这个时侯,力量上不能与王世贞、李攀龙之流抗衡而心中知道他们的错误,故斥责王世贞为平庸虚妄白说他们创作的是秦、探伪体,以至于官名、地名都改用古代的名称,使人分不清他们在说些什么话,所以径直斥责他们文理不通,这并不是狂妄之言。但归氏的文章,风格清朗,而要考察他文中的心得,那也不可勉强寻求。所以我曾经在其文集之后写过一篇书跋,认为归先生之所以能成为中流砒柱,只因为他的文章文从字顺,没有淹没在流俗之中,但对于古人所说的蓄积宏富、用笔豪放,言辞是传达心灵的声音这方面的心得,则没有听说过。尽管如此也不得不称其为当时的豪杰。但是归氏对于八股文,就像汉代的司马迁,唐代的韩愈,都是百世不桃之祖。所以近代时文家讲古文,多尊崇归氏。唐、宋八大家的文选‘,人们几乎把它与四书五经等同起来,确是有来由的。只不过归有光、唐顺之的文集,在讨论文章方面,都以《史记》为宗旨;而对它们所得力于《史记》的地方,竟又很奇怪它们与《史记》的不同。大概是《史记》的风格本来就雄健质朴,而司马迁才力雄大,所以能轻灵地驾御它。现在归、唐二人所说的疏放顿挫,其中没有什么东西,于是不免流于浮滑,而开了后人描摹的浅陋习气。所以我疑心归、唐诸人得力于《史记》的地方,只是得到了《史记》的一些皮毛,而对于古人深层的东西,却没有看见。现在看到诸君所传的五色评点本,然后才明白归氏之所以追不上古人,正是由于这个缘故。
著书立说的根本,在于言之有物。古人撰写文章,都出于自己内心的见解,原本不喜欢追求绚丽的文采,如同织锦的工匠、绣花的女工炫耀彩色一般。富贵公子,即使在醉梦中,也说不出寒酸乞求的话;疾病缠身、遭遇灾难的人,即使置身于歌舞宴会的场所中,也无法改变他的痛苦呻吟而发出欢声笑语。这就是声音之所以表达心灵,文章之所以不能彼此对换,而各自成家的道理。现在舍弃自己的追求而从外表的相像上来描摹古人,这就像祀梁之妻善于为夫痛哭,而西边邻居白头偕老的妇人也来学她那样悲伤地号叫;屈原自沉于泪罗江,而在同心同德的朝代,他的臣子也应该发出《楚辞》那样的哀怨,不也太荒谬了吗?至于文字,古人未尝不想追求它的工巧。孟子说:“要坚定自己的思想,不要滥用自己的意气感情。”学问是著书立说的根本,如同孟子所说的“志,';文章为阐明思想的工具,犹如孟子所说的“气”。对学问追求自己的心得,固然是作文章的根本;对文章讲求无病无疵,这也是治学的一种发挥。所以宋代的理学家尊崇道德而鄙视文辞,伊川先生认为追求文字工巧则会损害儒家之道,明道先生说博闻强记是在玩物丧志,虽然此话是针对舍本逐末者而说的,但推求二位先生的用意,那么“持其志”者不一定非得“无暴其气”,而曾子说讲话的时侯多考虑言辞和声调,这样就可以远离粗野和错误;孔子说言辞要追求达意,孔子、曾子也都成了没有领会这,一道理的人了。但是文字的精彩优美,正贵在读者自己的心得,如饮食的甘美,衣服的轻暖,穿衣、吃饭人的体验各自心里知道,却难以告诉别人。如果想要告诉他人衣食之法,应当指着脍鱼烤肉让他自己去品尝,便可以尝到美味;指着狐裘让他自己去穿,便可以感觉到它的轻便暖和,这种方法是有的。一定要把自己尝过的东西吐出来喂人以便给他甜味,把别人的身子搂进自已怀里以便给他温暖,这种道理是没有的。
韩愈说:“记事的著作一定要能抓住它的要点,汇纂言论的著作一定要探取其中的精微。”他所说的“钩玄提要”的书,不只后世人没有听到过,即使是当时的张籍、皇甫堤之流也没听说他们看见过这类书,究竟是什么样的东西呢?大概也不过是些寻章摘句之类的书,以便作为撰写文章的参考帮助罢了。这类标记摘抄的东西,古人是一定有的。如左思用十年写成《三都赋》,庭院厕所,都安放了纸笔,一有所得便书写下来。现在考察一下他的赋,并无什么奇思妙想,也不令人心动神摇,当是凭借着十年苦思努力搜索而成。他所说的一有心得便书写下来,也必定是指从前人的著作中寻求妙处作好标记,先摘取古人的精华,然后任凭作者驱使罢了。但是看书有无心得,在于各人本身,互不相关。所以古人谈论文章,大多说到读书养气的功夫,通晓古代谙熟经书的重要,与师友交往的益处,取材求助的方法,这就是学作文章的方法。至于论及文辞的工巧与拙劣,则举一反三,根据文情依类排比,如陆机的《文赋》,刘船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有时偶尔举出精字嘉句,有时品评全篇得失,使读者从文中得悉作者的本意,同时又能会心言外,这类书对于文辞的认识大体上就比较正确了。至于不得已而摘抄为书,标志分类,这也是一时心中有所感悟,未必是由于这类书本来如此。比如想念亲友的人看见月亮而产生怀念之情,月亮难道一定关系着远方的怀念?久在他乡的客人听到雨声而产生悲伤之意,雨中难道一定含有愁苦的情形?然而月下的怀念,雨中的感触,难道不是天地间最美的文字吗?如果想把这种感触和情怀作为秘密珍藏起来,或想把它当作恩惠施予后来的学子,认为凡是遥对明月与耳听霖雨,必须以这种悲伤的情怀才可领略,那么正当好友突然相逢以及宴尔新婚之人,必定不会相信的。因此学习文章这种事情,可以传授和接受的是规矩法度,无法传授和接受的是作者的匠心独运。至于按类编纂、摘抄排比的书籍,圈圈点点的册子,本是学习文章的细枝末节,不可揭示出来告诉他人,只可自己用来帮助记忆,父亲不可把它传给儿子,老师不能把它传给弟子。这是害怕把古人无穷无尽的书籍,局限在某人一时有限的领会之中。
讲律诗应当知道平仄,讲古诗应该知道音节。但平仄显而易知,音节隐晦难察,如果能熟悉古诗,应当自然能从中体会到,根据古诗来向人规定音节,那么音节变化多端,完全不是几篇不变的古诗所能框限住的。赵伸符根据古人的诗歌撰成《声调谱》,学识渊博者讥讽他,我不能为赵氏作什么辩解。佩潺对不知道音节的人来说,未尝不可让他得到一些启发,只是不应该把它奉为天下的法式而已。讲八股文应当知道法度,古文也应当知道有法度。八股文的法度显而易言,古文的法度则隐晦难以说清,能熟悉古文,应当自然能从中体会到。用古文来向他人揭示法度,那么文章变化多端,不是几篇固定不变的范文所能框限得了的。归震川根据《史记》的文字,进行五色圈点,以便揭示义例法度,今天的博学者如果听到此事,一定会私下取笑他,我也不能为归氏作什么辩解。但是对不知法度的人来说,未尝不可以帮助他深人领会,只是不值得把它作为传授的秘诀罢了。把它当作传授的秘诀,那就如同楚国人把燕地的石头当作宝石来珍藏一样。书籍是难以从一个方面穷尽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诗歌的音节,文章的法度,君子认为可以不学就会,如同啼叫欢笑有收有放,歌吟哭泣有抑有扬,如果一定要揭示出来告诉别人,别人反会受到限制而不能得到歌哭啼笑的最真实的情感。但是如果个人的见识,不穿凿附会强为解人,而是偶然浏览,有心领神会之处,则用笔记下它,以便自己记忆,未尝不可作为修饰言辞的帮助。如果根据个人之所见,而认为天下之人,都应该限制在我的见识范围内,后人也有的要追随我,但把古人从九泉之下叫起来一问,竟回答说:“我的立意,不在这里呀!”不是很冤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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