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部要义，本纪为经，而诸体为纬。有文辞者，曰书，曰传；无文辞者，曰表，曰图。虚实相资，详略互见，庶几可以无遗憾矣。昔司马氏创定百三十篇，但知本周谱而作表，不知溯夏鼎而为图，遂使古人之世次年月，可以推求，而前世之形势名象，无能踪迹。此则学《春秋》而得其谱历之义，未知溯《易象》而得其图书之通也。夫列传之需表而整齐，犹书志之待图而明显也。先儒尝谓表团而列传不得不繁，殊不知其图阙而书志不得不冗也。呜呼！马、班以来，二千年矣，曾无创其例者，此则穷源竟委，深为百三十篇惜矣。

郑樵《图谱》之略，自谓独得之学；此特为奢录书目，表章部次之法尔，其实史部鸿裁，兼收博采，并存家学，以备遗忘，樵亦未能见及此也。且如《通志》，纪传悉仍古人，反表为谱，改志称略，体亦可为备矣。如何但知收录图谱之目，而不知自创图体，以补前史之所无；以此而傲汉、唐诸儒所不得闻，宁不愧欤？又樵录图谱，自谓部次，专则易存，分则易失，其说似矣。然今按以樵之部目，依检前代之图，其流亡散失，正复与前不甚相远。

然则专家之学，不可不入史氏鸿编，非仅区区著于部录，便能保使无失也。

司马迁有表，而周谱遗法，至今犹存；任宏录图，郑樵云：任宏校兵书，有书有图，其法可谓善矣，而汉家仪制，魏晋已不可考；则争于著录之功小，创定史体之功大，其理易明也。

史不立表，而世次年月，犹可补缀于文辞；史不立图，而形状名象，必不可旁求于文字。此耳治目治之所以不同，而图之要义，所以更甚于表也。

古人口耳之学，有非文字所能著者，贵其心领而神会也。至于图象之学，又非口耳之所能授者，贵其目击而道存也。以郑康成之学，而凭文字以求，则娑尊诂为凤舞。至于凿背之牺既出，而王肃之义长矣。以孔颖达之学，而就文义以解，江源出自岷山；至金沙之道既通，而《缅志》之流远矣。此无他，一则困于三代图亡，一则困于班固《地理》无图学也。《地理志》自班固始，故专责之。虽有好学深思之士，读史而不见其图，未免冥行而擿埴矣。

唐、宋州郡之书，多以图经为号，而地理统图，起于萧何之收图籍。是图之存于古者，代有其书，而特以史部不收，则其力不能孤行于千古也。且其为体也，无文辞可以诵习，非纂辑可以约收；事存专家之学，业非文士所能；史部不与编摩，则再传而失其本矣。且如《三辅黄图》、《元和图志》，今俱存书亡图，是岂一朝一夕故耶？盖古无镌木印书，图学难以摩画；而竹帛之体繁重，则又难家有其编。马、班专门之学，不为裁定其体，而后人溯流忘源，宜其相率而不为也。解经多舛，而读史如迷，凡以此也。

近代方志，往往有图，而不闻可以为典则者，其弊有二：一则逐于景物，而山水摩画，工其绘事，则无当于史裁也；一则厕于序目凡例，而视同弁髦，不为系说命名，厘定篇次，则不可以立体也。夫表有经纬而无辞说，图有形象而无经纬，皆为书志列传之要删。而流俗相沿，苟为悦人耳目之具矣。则传之既久，欲望如《三辅黄图》、《元和图志》之犹存文字，且不可得，而况能补马、班之不逮，成史部之大观也哉！

图体无经纬，而地理之图则亦略存经纬焉。孟子曰：“行仁政，必自经界始。”《释名》曰：“南北为经，东西为纬。”地理之求经纬尚已。今之州县舆图，往往即楮幅之广狭，为图体之舒缩。此则丹青绘事之故习，而不可入于史部之通裁也。今以开方计里为经，而以县乡村落为纬，使后之阅者，按格而稽，不爽铢黍，此图经之义也。

【译文】

史书的要旨，本纪作经线，其它各种体裁作纬线。有文辞的，叫作书，叫作传，没有文辞的，叫作表，叫作图；虚和实互相凭借，详和略互相参见，差不多可以没有遗憾了。从前司马迁创立《史记》一百三十篇的结构，只知道根据周代的谱作表，不知道追溯到夏代有图像的鼎而作图，于是使得古人的世系年月可以寻求，前世的地理形势、器物形状却不能顺踪迹查找。这就是学《春秋》学到它谱历的方法，不知道追溯《易》的形象而学到那图和文字的相通。列传需要表才有条理，就像书、志需要图才明显。前代儒者曾经说表缺少而列传不得不繁多，绝不知道图缺少而书、志不得不繁杂。啊！司马迁、班固以来，二千年了，竟没有创立这体例的，这里就彻底探究始末，深深地为《史记》叹惜。

郑樵《通志》的《图谱略》，自认为是独到的学问，这不过是著录书目，宣扬分类的方法而已。实际上史书有宏大体制，广泛收罗采取，一起保存各家学术，用来防备遗忘，郑樵也没有理解到这一点。就拿《通志》来说，纪、传都沿袭古人，把表改称谱，把志改称略，体裁也可以说完备了。怎么只知道收录图谱的名目，却不知道自己创立图的体裁，用来补前人史书所没有的；凭这来轻视汉、唐儒者们没有听说过，难道不惭愧吗？另外，郑樵收录图谱，自己说分类集中就容易保存，分散就容易散失，这说法似乎是对的口但现在考察郑樵的目录，查看前代的图，它们的消亡散失，正和郑樵以前相差不了多少。那么，自成一家的学术，不可以不进人史学家的宏大著作，不是仅仅拘谨地写在目录书里，就能保证使它们不会散失。司马迁《史记》有表，周代谱遗留的方法，到如今还存在；任宏收录图，郑樵说：任宏校兵书，有书有图，那方法可以说是好的。而汉代的礼仪制度，到魏、晋时已经不能考知。那么，争着著录书目的功绩小，创立史书的体裁的功绩大，这道理是容易明白的。

史书不立表，而世系年月，还可以用文辞补充；史书不立图，而器物形状，必然不可能从文字中遍求。这是用耳可听和用眼看不同的原因，而图的重要意义，因此更超过表。古人口耳相传的学间，有不是文字所能写出的，贵在心领神会。至于图象的学问，又不是口耳所能相传授的，贵在眼光接触而道已存在。以郑康成的学间，而根据文字来探求，就把婆尊解释作有凤凰飞舞装饰的尊；等到凿背部的牛形尊发现以后，知道是王肃的说法好了。以孔颖达的学问，而就着文字意思来解释，长江源头出自崛山；等到金沙江的水道走通以后，知道是《缅志》所说的江流长了。这没有别的原因，一是受到夏商周三代图散失的限制，一是受到班固《汉书·地理志》没有图学的限制。史书的《地理志》从班固开始，因此专门责备他。虽然有努力学习深人思考的人，读史书却看不到图，不免像盲人行走而用杖探地了。

唐、宋时州郡的书，大多用图经作名称，而地理书包括地图，从萧何收集地图和户口册开始。由此可知图能在古代保存的原因，是每个朝代都有那书，只因为史部书籍不收图，于是凭图本身的力量不能独自流传千年。况且图的体裁，没有文辞可以诵读，不是纂辑一类的书能简要采取的；事是专家的学问，不是文人能做到的，史部书籍不把它们编集起来，就两传而失去它们的原本了。例如《三辅黄图》、《元和郡县图志》，现在都是书保存下来图散失了，这难道是一朝一夕短时间内的事吗？大概古时没有刻板印书，图难以依样描画；而用来书写的竹、帛物体繁重，就又难以家家有书司马迁、珍日专门的学术，不为图确立体裁，而后人上溯水流忘了水源；怪不得他们互相跟随着而不做这事。解释经多错误，读史书昏乱，都是因为这。

近代方志，往往有图，而没有听说可以当作准则的，那弊病有两个：一是追求景物，而山水的描画在绘画技术上精巧，就不适合史书的体制了。一是和序目、凡例放在一起，而如同不需再戴的指子‘样看待，不为图加上文字取名称，整理排定篇序，这就不能确立体裁。表有经纬而没有文辞，图有形象而没有经纬，都是书志、列传的撮要删定；而流俗互相沿袭，随随便便地当作悦人耳目的东西。于是相传已经长久，期望像《三辅黄图》、《元和那县麟志》那样仍然保存文字，还不能做到，何况能补充司马迁、班固所没有做到的，构鹰史书的宏大规模呢？

图体没有经纬，而地理图就也大致有经纬。孟子说：“实行仁政，必须从经界开始。”《释名》说：“南北叫作经，东西叫作纬。”地理学的求经纬，来源很久远了。现在的州、县地图，往往就着纸张的大小，作图体的伸缩，这就是绘画的老习惯，而不可进人史书的贯通体制。现在用计算面积里程作经，用县乡村落作纬，使后来看的人按照格子而检查，不相差丝毫，这是图经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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