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之表人物，何所仿乎？曰：将以救方志之弊也，非谓必欲仿乎史也，而史裁亦于是具焉而已。今之修方志者，其志人物，使人无可表也。且其所志人物，反类人物表焉，而更无所谓人物志焉，而表又非其表也。盖方志之弊也久矣！史自司马以来，列传之体，未有易焉者也。方志为国史所取裁，则列人物而为传，宜较国史加详。而今之志人物青，删略事实，总撷大意，约略方幅，区分门类。其文非叙非论，似散似骈；尺牍寒温之辞，簿书结勘之语，滥收猥入，无复翦裁。至于品皆曾、史，治尽龚、黄，学必汉儒，贞皆姜女，面目如一，情性难求，斯固等于自郐无讥，存而不论可矣。即有一二矫矫，雅尚别裁，则又简略其辞，谬托高古，或仿竹书记注，或摩石刻题名，虽无庸恶肤言，实昧通裁达识，所谓似表非表，似注非注，其为痼弊久矣。是以国史宁取家乘，不收方志，凡以此也。

夫志者，志也。人物列传，必取别识心裁，法《春秋》之谨严，含诗人之比兴。离合取舍，将以成其家言。虽曰一方之志，亦国史之具体而微矣。

今为人物列表，其善盖有三焉。前代帝王后妃，今存故里，志家收于人物，于义未安，削而不载，又似阙典。是以方志遇此，聚讼纷然；而私智穿凿之流，往往节录本纪，巧更名目，辗转位置，终无确当。今于传删人物，而于表列帝王，则去取皆宜，永为成法。其善一也。史传人物本详，志家反节其略，此本类书摘比，实非史氏通裁。然既举事文，归于其义，则简册具有名姓，亦必不能一概而收，如类纂也。兹于古人见史策者，传例苟无可登，列名人物之表，庶几密而不猥，疏而不漏。其善二也。史家事迹，日详于耳，宽今严古，势有使然。至于乡党自好，家庭小善，义行但存标题，节操止开年例，史法不收，志家宜具。传无可著之实，则文不繁猥；表有特著之名，则义无屈抑。其善三也。凡此三者，皆近志之通病，而作家之所难言。故曰：方志之表人物，将以救方志之弊也。

【译文】

方志的为人物作表，是从哪里仿效呢？回答是：打算用它挽救方志的弊病，不是说一定想要仿效正史，而作史的裁断能力也在这里具备。现在编修方志的人，他们为人物作志，使人没有办法作表。而且他们为人物作的志，反倒类似人物表，却根本谈不上什么人物志，而表又不是表的样子。大概方志的弊病有很久了。史书从司马迁以来，列传的体裁，没有改变它的。方志被国史所选用，那么，排列人物而作传，应该比国史更加详细。而现在为人物作志的，删减省略事实，总结摘取大意，概括文章内容，区分门类。那文字不像叙述又不像论说，像散文又像骄文；书信里问寒问暖的辞语，官府文书里查核的话，无限制地杂乱收入，不雨前裁至于品行都像曾参、史鲜，治理都像龚遂、黄霸，学问必定像汉儒，贞节都像姜女，各人面目一致，情性难以寻求，这本来相当于自《邻风》以下不值得评论，保存而不评论就可以了。即使有少数卓越出众的，尊崇独创，却又简略那辞语，荒谬地假托高古，或者仿照《竹书纪年》，或者模仿石刻题名，虽然没有平庸恶劣的肤浅言语，实际上不清楚什么是贯通裁断和通达识见；所谓像表又不像表，像注又不像注，这成为难治的弊病已经很久了。所以国史宁可采取家史，不收方志，都是因为这些。

志，就是记载的意思。人物列传，必定要求有独特见识内心裁断，效法《春秋》的谨严，包含公诗经》的比兴，对人物分开或合并，采取或舍弃，要用这成为自己的一家之言。虽然说是一个地方的志，相对于国史来说，也具备大体而规模稍小。现在为人物列表，那好处大概有三点：前代帝王后妃，故乡至今存在，编方志的人把这收在人物部分，从道理上说不妥当；删除而不记载，又好像是文字有欠缺。所以方志遇到这种情况，众说纷纭，争论不休，而凭个人聪明牵强附会的一类人，往往节录本纪，巧诈地改换名目，反复不定地安排，到底不适当。现在在传里删掉人物，而在表里排列帝王，就舍弃和采用都适宜，永远作为固定的方法。这是第一条好处。史书列传的人物本来记载详细，方志反而节取它们的概要，这本是类书式的摘录排比，确实不是史学家的贯通裁断。然而既已举出事情和文辞归属那道理，那么史书具有名姓的，也必定不能一概收下，就像分类编纂。现在对古人姓名出现在史书里的，按照传的体例如果没有可写人的，就把姓名列在人物表里，差不多可以细密而不杂多，稀疏而不遗漏。这是第二条好处。史学家记载事迹，见到的比听说的详细，对当今的要求宽，对古代的要求严，是情势有使得这样的地方口至于乡里中洁身自好的人，家庭中小的好行为，对仗义的行迹仅仅保存标题，对有节操的人只开列年代；按照作史的方法不收这些，方志应当具备这些。传没有可记载的实事，文字就不繁多；表有特地记载的名称，道理上就没有委屈压抑的地方。这是第三点好处。所有这三点，都是近代方志的通病，而编写方志的人所难谈论的。所以说：方志的为人物作表，打算用它挽救方志的弊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