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学、识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难。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职是故也。昔者刘氏子玄，盖以是说谓足尽其理矣。虽然，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孟子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义则夫子自谓窃取之矣。”非识无以断其义，非才无以善其文，非学无以练其事，三者固各有所近也，其中固有似之而非者也。记诵以为学也，辞采以为才也，击断以为识也，非良史之才、学、识也。虽刘氏之所谓才、学、识，犹未足以尽其理也。夫刘氏以谓有学无识，如愚估操金，不解贸化。推此说以证刘氏之指，不过欲于记诵之间，知所决择，以成文理耳。故曰：古人史取成家，退处士而进奸雄，排死节而饰主阙，亦曰一家之道然也。此犹文士之识，非史识也。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夫秽史者所以自秽，谤书着所以自谤，素行为人所羞，文辞何足取重！魏收之矫诬，沈约之阴恶，读其书者，先不信其人，其患未至于甚也。所患夫心术者，谓其有君子之心，而所养未底于粹也。夫有君子之心，而所养未粹，大贤以下，所不能免也。此而犹患于心术，自非夫子之《春秋》，不足当也。以此责人，不亦难乎？是亦不然也。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述者之心术矣。而文史之儒，竞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木以议史德，乌乎可哉？

夫是尧、舜而非桀、纣，人皆能言矣。崇王道而斥霸功，又儒者之习故矣。至于善善而恶恶，褒正而嫉邪，凡欲托文辞以不朽者，莫不有是心也。

然而心术不可不虑者，则以天与人参，其端甚微，非是区区之明所可恃也。

夫史所载者事也，事必藉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而不知文又患于为事役也。盖事不能无得失是非，一有得失是非，则出入予夺相奋摩矣；奋摩不已，而气积焉。事不能无盛衰消息，一有盛衰消息，则往复凭吊主流连矣；流连不已，而情深焉。凡文不足以动人，所以动人者，气也；凡文不足以入人，所以入人者，情也。气积而文昌，情深而文挚；气昌而情挚，天下之至文也。

然而其中有天有人，不可不辨也。气得阳刚而情合阴柔，人丽阴阳之间，不能离焉者也。气合于理，天也；气能违理以自用，人也。情本于性，天也；情能汩性以自恣，人也。史之义出于天，而史之文，不能不藉人力以成之。

人有阴阳之患，而史文即忤于大道之公，其所感召者微也。夫文非气不立，而气贵于平。人之气，燕居莫不平也。因事主感，而气失则宕，气失则激，气失则骄，毗于阳矣。夫文非情不深，而情贵于正。人之情，虚置无不正也。

因事生感，而情失则流，情失则溺，情失则偏，毗于阴矣，阴阳伏沴之患，乘于血气而入于心知，其中默运潜移，似公而实逞于私，似无而实蔽于人，发为文辞，至于害义而违道，其人犹不自知也。故曰心术不可不慎也。

夫气胜而情偏，犹曰动于夫而参于人也。才艺之士，则又溺于文辞，以为观美之具焉，而不知其不可也。史之赖于文也，犹衣之需乎采，食之需乎味也。采之不能无华朴，味之不能无浓淡，势也。华朴争而不能无邪色，浓淡争而不能无奇味；邪色害目，奇味爽口，起于华朴浓淡之争也。文辞有工拙，而族史方且以是为竞焉，是舍本而逐末矣。以此为文，未有见其至者。

以此为史，岂可与闻古人大体乎？

韩氏愈曰：“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仁者情之普，义者气之遂也。程子尝谓：“有《关雎》、《麟趾》之意，而后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吾则以谓通六艺比兴之旨，而后可以讲春王正月之书。盖言心术贵于养也。史迁百三十篇，《报任安书》所谓“究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自序以谓“绍名世，正《易传》，本《诗》、《书》、《礼》乐之际”，其本旨也。所云“发愤著书”，不过叙述穷愁而假以为辞耳。后人泥于发愤之说，遂谓百三十篇，皆为怨诽所激发，王允亦斥其言为谤书。于是后世论文，以史迁为讥谤之能事，以微文为史职之大权，或从羡慕而仿效为之；是直以乱臣贼子之居心，而妄附《春秋》之笔削，不亦悖乎？今观迁所著书，如《封禅》之惑于鬼神，《平准》之算及商贩，孝武之秕政也。后世观于相如之文，桓宽之论，何尝待史迁而后著哉？《游侠》、《货殖》诸篇，不能无所感慨，贤者好奇，亦洵有之。余皆经纬古今，折衷六艺，何尝敢于讪上哉？朱子尝言，《离骚》不甚怨君，后人附会有过。吾则以谓史迁未敢谤主，读者之心自不平耳。夫以一身坎轲，怨谤及于君父，且欲以是邀千古之名，此乃愚不安分，名教中之罪人，天理所诛，又何著述之可传乎？夫《骚》与《史》，千古之至文也；其文之所以至者，皆抗怀于三代之英，而经纬乎天人之际者也。所遇皆穷，固不能无感慨：而不学无识者流，且谓诽君谤主，不妨尊为文辞之宗焉，大义何由得明，心术何由得正乎？夫子曰：“《诗》可以兴。”

说者以谓兴起好善恶恶之心也。好善恶恶之心，惧其似之而非，故贵平日有所养也。《骚》与《史》，皆深于《诗》者也。言婉多风，皆不背于名教，而梏于文者不辨也。故曰必通六艺比兴之旨，而后可以讲春王正月之书。

【译文】

才、学、识这三者，能具备其中一种已属不易，而要兼备三者就尤为困难。千古以来文人众多而良史少见，主要就是这个缘故。过去，刘知娄认为他提出的史家三长之说已经很完备了。这是有道理的，史书最讲究的是史义，它所记载的是史事，而所赖以传世的是文辞。孟子说：“《春秋》所记载的事情不过如齐桓公、晋文公之类，所用的笔法不过是一般史书的笔法，而书中所寄寓的褒善惩恶的大义则出自孔子自己的裁断。”没有史识便无法评判是非曲直，没有史才便无法铸写优美的文辞，没有史学便无法熟悉丰富的史事。这三者固然各自都有与之相近似的东西，其中自然也有貌似而实非者。把记诵当作史学，把文采当作史才，把专断当作史识，这不是良史所具备的才学识。即便是刘知攒所说的才学识，也还不能说已经穷尽其理了。刘知斐认为有史学而无史识，就如愚蠢的商人手持黄金而不懂如何经营生利。用此说来推论刘氏之意，不过是想在记诵之间，知道如何选择判断而成条理罢了。因此刘知矍说：古人修史自成一家，有的降低隐士的地位而抬高奸雄的作用，有的贬低忠臣而掩饰君主的过错，也说这是一家之言的缘故。这仍然是一般文人的见识，而称不上史识。能具备史识的人，必定知道史德。什么是史德？史德就是著书者的心术。编撰秽史的人实际上是自污其身，撰写谤书的人实际上是自取其辱，平素的品行为人所耻，他们的文章又哪里值得人们重视呢！魏收喜好欺诈诬谤，沈约有隐秘的恶行，读他们的书先已不相信他们的为人，那么这类书造成的危害尚不至很严重。我对心术的忧惧，指的是有君子之心，但他的修养尚未达到纯粹的境界。有君子之心而修养未到纯粹的境界，这是大德大贤以下的人所不能避免的。我在此仍为心术而担忧，如果不是孔子的《春秋》，谁能达到那种境界呢。用这种标准来要求人，不是太难了吗？其实这也未必。若想成为良史，就应当审慎地区辨天道与人道，尽量尊重客观史实而不要掺杂个人的主观成份。只要能尽力反映客观真实而不感情用事，即使未能完全达到所期望的效果，但如果确实知道这么去做，那也足以称作著书者的心术了。但一般的文人学士争相称道才学识，而不知道区辨心术来评论史德，那怎么可以呢？

称赞尧、舜而非难桀、纣，这话人人会说；尊崇王道而贬斥霸功，又是儒生所谙熟的事典。至于颂扬善良而憎恶丑恶，褒赞正义而痛恨邪恶，凡是想借著书立说以求永垂不朽的人，人人都有这种愿望。然而心术不能不慎重考虑的缘故，是因为天道与人道互相掺合，其端绪细微难察，不是靠小小的明辨能力所能做到的。史书所记载的是史事，史事必须依托文辞而流传，所以良史无不擅长文辞，但却不知文辞容易受到史事的制约。因为事情不可能没有是非得失，‘而一有是非得失，那么取舍定夺之间便会产生很大的摩擦。不停地奋力摩擦，胸中的“气”便积蓄起来了。事情也不可能没有盛衰消长，而一有盛衰消长，那么来回凭吊感慨便会产生流连之意。流连不已，对它的感情也就加深了。大凡文章本身并不足以打动人，能打动人的，是作者的“气”；文章本身也并不足以感染人，能感染人的，是作者的情感。“气”满则文辞繁茂，情深则文辞真挚；“气”旺盛而情又真挚，那就是天下最美的文章了。然而其中有天道有人道，不可不作分辨。“气”得自阳刚而情与阴柔相合，人处于阴阳之间，不能与之分离。“气”符合理性，这是天道；“气”也能违背理性而为己所用，这是人为的。情出于人性，这是天道；情也能泊乱人性而随心所欲，这是出于人为。史书的史义出于天道，而史书的文辞却不能不借人力来完成。如果人有了阴阳两方面的忧患，那么史文就会违逆天道的公正，它所起到的感召作用就很微弱了。文章没有文气便站立不起来，而文气贵在平和。人的“气”，闲居时没有不平和的。一遇事便生出感慨，“气”失去平和则动摇不定，“气”失去平和则易于激动，“气”失去平和则骄悠放纵，阳气便受到了损伤。文章没有情感便不能深人，而情感贵在平正。人的情感，安闲时没有不平正的。一遇事便生出感慨，而情感失去平正则转移不定，情感失去平正则易于沉迷，情感失去平正则会产生偏颇，那么阴气便受到了损伤。这种潜藏的阴阳不和的灾害，顺着血气进人人的内心，在心中潜移默化，貌似公允而实际包含了私心，似乎符合天道自然而实际上受到人的主观感情的蒙蔽，表现为文字，以至于损害文义、违背儒家大道，而他本人还未觉察。所以说对心术不可不慎重。

“气”之过盛与情感偏颇，尚且说这破坏了客观自然而夹杂着主观因素。搞文学创作的人，却又沉溺于文辞之中，把作品当做观赏华美的工具，却不知道这是不行的。史书依赖于文采辞藻，就如同衣服需要色彩，饮食需要味道。色彩不能没有华丽、质朴之分，口味不能没有浓重、清淡之别。华丽与质朴相争便不能不出现怪异的色彩，浓重与清淡相争便不能不产生奇特的味道。怪异的色彩伤害眼睛，奇特的味道败坏味觉，这都是华丽与质朴、浓重与清淡互相争斗而引发的。文辞有工巧与拙朴，而众多的史官正以此为追逐的目标，这是在舍本逐末呀。这样作文章，没有看见出现过至善至美的文章；这样来修史，怎么能得知古人修史的原则要点呢？

韩愈说：“仁爱正义的人，他们说的话也和蔼可亲。”仁是爱的情感的扩充，义是“气”畅达的渠道。程颖曾经说过：“有了《关雏》、《麟趾》诗中所说的贤良之心，然后才能够施行《周礼》记载的周王朝的法规制度。”我则以为通晓了“六义”中比兴的旨意之后，才可以谈论史书。意思是说心术贵在修养。司马迁有《史记协一百三十篇，《报任安书》所说的“推求天道与人事之间的关系，通晓古今变化的规律，著成一家之说”，《太史公自序》认为的“继承清明之世，订正《易传》，不失《诗》、《书》、《礼》、《乐》之本”，这是《史记》的宗旨。他所说的发泄愤慈而著书，不过是叙述穷困忧愁的托辞。后人拘泥于“发愤”之说，于是认为一百三十篇都是怨恨毁谤所激发的，王允也指责它为“谤书”。一于是后世人评论文章，认为司马迁的《史记》极尽讥谤之能事，把隐约讥讽当作史官的一大职权，有的还从羡慕进而到仿效，这简直是用乱臣贼子之心妄自比附《春秋》笔削的手法，不是太荒谬了吗！现在看看司马迁所写的《史记》，如《封禅书》所载武帝对鬼神的迷惑，《平准书》所载武帝为赋税算计商贩，这是汉武帝政治腐败的一面。后人看司马相如的文章，桓宽的《盐铁论》可得到证明，何曾要等到《史记》之后才彰显于世呢？《游狭列传》、《货殖列传》等篇，不能不有些感慨，贤者出于好奇之心，这也确实是有的。其余的都是纵横古今，折中于六经，何曾敢于讥谤皇上呢？朱熹曾说《离骚》对楚国国君不是很怨恨的，后人附会得太过分了。我则认为司马迁也不敢诽谤君主，那是读者自己心中不平的缘故。因为一生的坎坷遭遇，便怨恨诽谤到了君主身上，而且还想用它获取千占功名，这真是愚蠢而又不安本分，是名教中的罪人，天理不容，又有什么著作可以流传后世的呢？《离骚》与《史记》，都是千古以来最完美的文章。他们的文章之所以能达到最高的境界，因为他们都是情怀高尚而以夏、商、周三代几位精英自相期许，又以推究“天人之际”为己任的人。但他们的遭遇都很困窘，固然不能没有感慨。而不学无术、没有见识的一些人，还说讥刺君主毁谤皇上并不妨碍尊奉他为文章之宗师，果真如此，大义怎么能够显明，心术怎么能够端正呢？孔子说：“《诗经》可以感发人的情志。”解说《诗经》的人认为是感发人们爱好善良憎恨邪恶的心志。好善恶恶之心，害怕它貌似而实非，所以重视平常要有所修养。《离骚》与塔史记》，都深得《诗经》的精髓，言辞委婉而多含讽喻，都不违背名教，而拘泥于文辞的人却分辨不清。所以说一定要通晓“六义”中的“比”、“兴”之意，然后才可以谈论史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