癸巳在杭州，闻戴征君震与吴处士颖芳谈次，痛诋郑君《通志》。其言绝可怪笑，以谓不足深辨，置弗论也。其后学者，颇有皆謷。因假某君叙说，辨明著述源流。自谓习俗浮议，颇有摧陷廓清之功。然其文上溯马、班，下辨《通考》，皆史家要旨，不尽为《通志》发也。而不知者又更端以相诘难，因作《答客问》三篇。

客有见章子《续通志叙书后》者，问于章子曰：《通志》之不可轻议，则既闻命矣。先生之辨也，文繁而不可杀，其推论所及，进退古人，多不与世之尚论者同科；岂故为抑扬，以佐其辨欤？抑先生别有说欤？夫学者皆称二十二史，著录之家，皆取马、班而下，至于元、明而上，区为正史一门矣。

今先生独谓唐人整齐晋、隋故事，亦名其书为一史，而学者误承流别。不复辨正其体焉。岂晋、隋而下，不得名为一史欤？观其表志成规，纪传定体，与马、班诸史，未始有殊；开局设监，集众修书，亦时势使然耳。求于其实，则一例也。今云学者误承流别。敢问晋、隋而下，其所以与陈、范而上，截然分部者安在？

章子曰：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以参天地面质鬼神，契前修而俟后圣，此家学之所以可贵也。陈、范以来，律以《春秋》之旨，则不敢谓无失矣。然其心裁别识，家学具存；纵使反唇相议，至谓迁书退处士而进奸雄，固书排忠节而饰主阙，要其离合变化，义无旁出，自足名家学而符经旨；初不尽如后代纂类之业，相与效子莫之执中，求乡厚之无刺，侈然自谓超迁轶固也。若夫君臣事迹，官司典章，王者易姓受命，综核前代，纂辑比类，以存一代之旧物，是则所谓整齐故事之业也。

开局设监，集众修书，正当用其义例，守其绳墨，以待后人之论定则可矣，岂所语于专门著作之伦乎？

《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史才不世出。面对世变易不可常，及时纂辑所闻见，而不用标别家学、决断去取为急务，岂特晋、隋二史为然哉？班氏以前，则有刘向、刘歆、杨雄、贾逵之《史记》；范氏以前，则有刘珍、李尤、蔡邕、卢植、杨彪之《汉记》。其书何尝不遵表志之成规，不用纪传之定体？然而守先待后之故事，与笔削独断之专家，其功用足以相资，而流别不能相混，则断如也。溯而上之，百国宝书之于《春秋》，《世本》、《国策》之于《史记》，其义犹是耳。

唐后史学绝，而著作无专家。后人不知《春秋》之家学，而猥以集众官修之故事，乃与马、班、陈、范诸书，并列正史焉。于是史文等于科举之程式，胥吏之文移，而不可稍有变通矣。间有好学深思之士，能自得师于古人，标一法外之义例，著一独具之心裁，而世之群怪聚骂，指目牵引为言词，譬若猵狙见冠服，不与龁决毁裂，至于尽绝不止也。郑氏《通志》之被谤，凡以此也。

嗟乎！道之不明久矣。《六经》皆史也。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孔子之作《春秋》也，盖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然则典章事实，作者之所不敢忽，盖将即器而明道耳。其书足以明道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君子不以是为琐琐也。道不明而争于器，实不足而竟于文，其弊与空言制胜、华辩伤理者，相去不能以寸焉，而世之溺者不察也。太史公曰：“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当今之世，安得知意之人，而与论作述之旨哉？

【译文】

癸巳年在杭州，听到戴震隐士与吴颖芳隐士在交谈之际，对郑樵的《通志》痛加低毁，那些言论绝对的让人感到奇怪可笑，我以为不值得深人辨析，便弃置不问。此后学者多有诽谤，因而借某君的论述，来辨明史书著述的源流。自认为对那些旧习陋俗与没有根据的议论，有很大的摧毁肃清的功绩。但是那篇文章上溯到司马迁、班固，下至考辨《文献通考》，都是史学家的要旨，不光是为《通志》而写的。但不懂的人又另外生事对我进行洁难，因而作此《答客问》三篇。

有客人看到我写的《续通志叙书后》，问我说：不可随便讥议《通志》，我已经接受了您的教导。先生的辩论，文字繁多而又不可删削，推论所涉及的问题，褒扬贬抑古人，多半与当代喜欢评论的人不同属一类，是故意进行褒贬扬抑以便帮助辩论呢，还是先生另外有什么说法呢？学者都称二十二史，目录学家进行著录，都取司马迁、班固以下至元、明两代以上，区分为正史一类。今天先生偏偏说唐朝人整理晋、隋之间各朝的旧事，也把他们的书称为史书，学者错误地继承了唐人官修史书的源流，不再辨别纠正修史的义例。难道晋、隋以下，就不能有一种史书可称为史吗？考察那些表、志现成的规则，纪、传固定的体例，与马、班等人的史书未曾有何差异，开设修史的馆所，创立监修国史之制，招集众人纂修史书，这也是时势所造成的，探求其实质，则是一致的。现在说学者错误地继承了修史的源流，那么我冒昧地问一下，自晋、隋以后，那些正史与陈寿、范晔以前的正史所截然不同的分别在什么地方呢？

章子回答说：史学的要旨出于《春秋》，《春秋》的史义是通过记录什么删削什么来显示的。记录删削的意义，不仅仅是事情要具备始末，文辞字要成规矩；根据孔夫子所说的“史义则是我私自借鉴来的”这个宗旨来看，固然是将用来治理天下，阐明大道的。之所以能通达古今变化，创立一家之说，必定对他人省略之处有详细叙述，对他人相同之处有不同看法，对他人轻视之处有所重视，对他人小心之处有所忽略，不墨守过去的规则，不拘泥于过去的体例，然后在隐约细微之际，能够独自进行裁断。待到其书撰成，自然可以与天地并列，可以得到鬼神的证实，能与前代贤人契合，待到后世的圣人出来也不会有疑惑，这就是一家之学之所以可贵的原因。陈寿、范晔以来，以《春秋》的宗旨来衡量，那么不敢说他们没有失误；然而他们独具匠心的裁断与卓越的见识，自成一家的学说都存于书中。纵使有人反唇相讥，以至说司马迁的《史记》降低隐士的位置而抬高奸雄的作用，班固的《汉书》排斥忠臣义士而掩饰君主的过失，总括书中的离合变化，史义没有搀合旁门左道，自然足以称为一家之学而又符合经书的旨意。并不完全像后代分类编纂的东西，争相效法子莫采取折中的办法，追求乡愿这种伪善者的不受讥刺，大言不惭地自称超过了司马迁与班固。至于君臣事迹，官府的典章制度，帝王的改朝换代，汇聚前朝事迹加以考核，编纂排比，以便保存一代过去的典章文物，这就是所说的整理旧事的事业。开设史馆创立监修之制，召集众人修史，正当采用这种义例，遵守这种法度，以便等待后人来论定是可以的，但这哪里是我们所谈论的专门著作这一类的一仔呢？

《周易》说：“如果没有圣人通晓《易》理，《周易》所载之道就不会凭空而行。”具备史才的人并非每个朝代都有，而时代变化却没有一定，及时纂辑所见所闻，不用标明区别为某家之学，以裁断取舍为当务之急，难道只是《晋书》、《隋书》两种史书是这样的吗？班固之前，有刘向、刘欲、扬雄、贾遴的《史记》；范晔以前，则有刘珍、李尤、蔡邕、卢植、杨彪的《汉记》。那些书何尝不是遵循前人确立的志、表的规则，不是采用纪传固定的体例？然而墨守成规等待后人的那些整理旧事的著作，与使用笔削手法进行独自裁断而自成一家的著作，它们的功用足以互相取资借鉴，但源流派别却不能互相混淆，这是决然无疑的。向上追溯，诸侯各国的史书对于《春秋》，《世本》、《战国策》对于《史记》，其意义都是这样的。

唐代以后史学废绝，没有了自成一家的著作。后人不知道《春秋》为自成一家的史学，而随便把聚集众多史官纂修的旧事，竟然与司马迁、班固、陈寿、范哗等人的史书并列为正史。于是史书的文字便等同于科举考试的特定格式，官府小吏的公文，不可稍有变通。间或有好学深思的人，能独自师从古人，在前人确定的制度之外另标一种义例，显示一种独具匠心的裁断；但是世上成群的怪人便聚集起来辱骂，指指点点拉拉扯扯地说三道四，就像称猴看见了帽子衣服，不把它咬烂撕裂到一点不剩便不罢休。郑氏《通志》的被世人毁谤，大凡都因为这个缘故。

唉呀！大道隐晦不明己经很久了。六经都是史书。无形抽象的叫作“道”，具体有形的称为“器”。孔子作《春秋》，这样说道：“我想把儒家大道寄托在空泛的言论中，还不如通过具体的事物表现得那样深切明显。”既然如此，那么典章制度、历史事实，是作者所不敢忽视的，这是想通过“器”来阐明“道”。其书足以阐明史义，那么像篷、豆这类具体的事物，便由主管其事的人员去负责，君子不因此而操持这些琐碎的事情。大道不明而在具体事物上争个不休，实质不足而在文采上竞相追逐，它的弊端与空言取胜、善辩伤理，其危害程度相差不是一点点，但世上沉溺于其中的人却没有觉察到。太史公司马迁说：“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当今之世，哪里能找到心知其意的人与他一起来谈论著作与传述的宗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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