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官选举，入于方志，皆表体也。而今之编方志者，则曰史有百官志与选举志，是以法古为例，定以鸿名，而皆编为志，斯则迂疏而寡当者矣。夫史志之文，职官详其制度，选举明其典则，其文或仿《周官》之经，或杂记传之体，编之为志，不亦宜乎！至于方志所书，乃是历官岁月，与夫科举甲庚，年经事纬，足以爽豁眉目，有所考索，按格而稽，于事足矣。今编书志之体，乃以知县、典史、教谕、训导之后，分类相从，遂使乾隆知县，居于顺治典史之前；康熙训导，次诸雍正教谕之后。其有时事后先，须资检阅，及同僚共事，欲考岁年；使人反覆披寻，难为究竟，虚占篇幅，不知所裁。

不识何故而好为自扰如斯也！夫人编列传，史部鸿裁，方志载笔，不闻有所规从；至于职官选举，实异名同，乃欲巧为附依，此永州铁炉之步，所以致慨于千古也。

《周官》御史掌赞书，数从政，郑氏注谓“数其现在之官位”。则官职姓名，于古盖有其书矣。三百六十之官属，而以从政记数之登书，窃意亦必有法焉。周谱经纬之凡例，恐不尽为星历一家之用也。刘向以谱与历合为一家，归于术数。而司马迁之称周谱，则非术数之书也。疑古人于累计之法，多用谱体。班固《百官公卿表》，叙例全为志体，而不以志名者，知历官之须乎谱法也。以《周官》之体为经，而以汉表之法为纬，古人之立法，博大而不疏，概可见矣。

东京以还，仅有职官志，而唐、宋之史，乃有宰辅表，亦谓百职卿尹之不可胜收也。至于专门之书，官仪簿状，自两汉以还，代有其编，而列表编年，宋氏始多其籍；司乌光《百官公卿表》百五十卷之类。亦见历官纪数之书，每以无文而易亡也。至于方州记载，唐、宋厅壁题名，与时湮没，其图经古制，不复类聚官人，非阙典欤？元、明以来，州县志书，往往存其历任，而又以记载无法，致易混淆，此则不可不为厘正者也。或谓职官列表，仅可施于三公宰辅，与州县方志，一则体尊而例严，一则官少而易约也。若夫部府之志，官职繁多，而尺幅难竟，如皆表之，恐其易经而难纬也。上方年月为经，首行官阶为纬，官多布格无容处也。夫立例不精，而徒争于记载之难约，此马、班以后，所以书繁而事阙也。班史《百官》之表，卷帙无多，而所载详及九卿；唐、宋宰辅之表，卷帙倍增，而所载止画于丞弼。非为古书事简，而后史例繁也，盖以班分类附之法，不行于年经事纬之中，宜其进退失据，难于执简而驭繁也。按班史，表列三十四官，格止一十四级；或以沿革，并注首篇；相国、丞相、奉常、太常之类。或以官联，共居一格。大行令、大鸿胪同格，左冯翊、京兆尹同格之类。篇幅简而易省，事类从而易明，故能使流览者，按简而无复遗逸也。苟为统部列表，则督抚提镇之属，共为一格。布按巡守之属，共为一格。其余以府州画格，府属官吏，同编一格之中，固无害也。及撰府州之志，即以州县各占一格，亦可不致阙遗。是则历官著表，断无穷于无例可通，况县志之固可一官自为一格欤？

姓名之下，注其乡贯科甲，盖其人不尽收于政略，注其首趾，亦所以省传文也。无者阙之。至于金石纪载，他有所证，而补收于志，即以金石年月冠之，不复更详其初仕何年，去官何月，是亦势之无可如何者耳。至于不可稽年月而但有其姓名者，则于经纬列表之终，横列以存其目，亦阙疑俟后意云尔。

【译文】

职官、选举，列人方志，都是表的体裁。而现在编方志的人却说史书有百官志和选举志，所以仿效古人当作惯例，确定大名都编成志，这就迂阔不切实际而不适当了。史书中志的文字，职官志详尽叙述那制度，选举志说明那法则，那文字有的仿照《周礼》经典，有的夹杂纪、传的体裁，编这些为志，不也是适宜的吗？至于方志所记载的，只是先后任官的年月，和科举的等第、年龄，用年作经，用事作纬，足够使头绪清楚明显，有需要探求的，按照表格检查，对这事完全可以了。现在编成志的体裁，却把知县、典史、教谕、训导等官分类排列，于是使乾隆时的知县，排在顺治时典史的前面；康熙时的训导，排在雍正时教谕的后面。如果有时事的先后时间，需要凭借它查找，又有在一起做官共事的人，想要考察他们的年代，让人反复地翻看书页寻找，难以完毕，白自地占有篇幅，不知道如何安排。不理解他们为什么喜欢这样自找麻烦。人物编成列传，是史书的宏大体裁，方志的编写，没听说对这有效法的地方；至于方志的职官志、选举志，和史书内容不同名称相同，却想要虚浮地攀附，这就是永翅铁炉步的名称引起年代久远的后人感慨的原因。

《周礼》说御史“掌管助王作文辞，统计官员数目”，郑玄注说“统计现任的官员”，那么，官职姓名，在古代大概有那样的书了。《周礼》载三百六十个官职，而把官员统计数目记载在书中，私下里认为那也必然有方法。周代的谱经纬配合的凡例，恐怕不完全被天文历法一家所使用。刘向把借和历合为一家，归属进术数略，而司马迁所说的周代的谱，就不是术数的书。怀疑古人对层层计算的方法大多使用谱的体裁。班固《汉书》的《百官公卿表》，叙例完全是志的体裁，而不用志作名称的原因，是知道记载先后任官员需要使用谱的方法。用《周礼》的体制作经，用《百官公卿表》的方法作纬，古人的制定方法，博大而不疏漏，大约可以看出来了。

东汉以来，史书只有职官志，而《新唐书》、《宋史》才有了宰辅表，也认为大小官员多得不能全部收入。至于专门的书，官府礼仪的簿册，从两汉以来，代代有这样的书；而列表编年，到宋代这样的书才多起来。司马光《百官公卿表》一百五十卷之类。也可见前后任官统计数目的书，常常因为没有文采而容易散失。至于州郡的记载，唐、宋时官厅墙壁的题名，随着时间埋没；那附图的地理志的旧制度，不再按类集中记载官员，这不是文献的欠缺吗？元、明以来，州县的志书往往保存历任官员姓名，却又因为记载没有方法，弄得容易混淆，这就不能不对它们加以改正。有人说官员列表，只能实行于三公、宰相和州县的方志，一是职位尊贵而体例严格，一是官员少而容易做到简明；至于统理大区、府的志，官职繁多，而在不多的篇幅里难以完成，如果全部列人表，恐怕容易作经线而难以作纬线。上边用年月作经线，第一行用官员等级作纬线，官职多，分布格子就没有地方放。建立凡例不周密，却只是争论记载的难以简明，这是司马迁、班固以后，史书文字繁多而事情缺少的原因。班固《汉书·百官公卿表》，篇幅不多，而记载详细，包括九卿；《新唐书》、《宋史》的宰辅表，篇幅成倍增加，而所记载的只以辅政大臣为限。不是因为古书记事简要，后世史书规程繁多，大概因为按等级划分按类归属的方法，不在以年为经以事为纬的表中实行，怪不得他们进退两难，无可凭依，难于把握简要处而控制繁多的事项。查看班固《汉书》，《百官公卿表》列三十四个官职，分格只有l一四级，有的因为沿袭而有所变革，都在开端注明，相国、垂相奉常、太常之类。有的因为联合办公，共同安置在一格里，大行令、大鸿护同一格，左冯期、京兆尹同一格之类。篇幅简短而容易检查，事项按类相随而容易明白，因此能使浏览的人查看书页而不再会遗漏。如果为统理大区列表，总督、巡抚、提督、总兵等，共同在一格；布政使、按察使、道员等，共同在一格。其余按照府、州画格，府下属官吏同编一格里面，本来就没有害处。到编撰府、州的志，就用州、县各占一格，也可以不会造成遗漏。这样，把历任官员列成表，绝对不会面临没有规程可实行的困境，何况县志本来可以一个官职自身作一格呢？

姓名的下面，注明那些人的籍贯和科举等第，大概那些人不是全部收在政略里，注明他们的始末，也用来节省传的文字。没有材料的就空着。至于金石上的记载，别处有可验证的，补收进志里，就把金石上的年月放在前面，不再更详细说明那人哪一年开始作官，哪一月离任，这也是事势的无可奈何罢了。至于不能考察出年月而只有姓名的，就在按经纬列表的最后，横行排列来保存那条目，也是存疑不作判断等待以后解决的意思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