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曰：若是乎三代以后，六艺惟《诗》教为至广也。敢问文章之用，莫盛于《诗》乎？曰：岂特三代以后为然哉？三代以前，《诗》教未尝不广也。

夫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古无私门之著述，未尝无达衷之言语也。

惟托于声音，而不著于文字，故秦人禁《诗》、《书》，《书》阙有间，而《诗》篇无有散失也。后世竹帛之功，胜于口耳；而古人声音之传，胜于文字；则古今时异，而理势亦殊也。自古圣王以礼乐治天下，三代文质，出于一也。世之盛也，典章存于官守，《礼》之质也；情志和于声诗，乐之文也。

迨其衰也，典章散而诸子以术鸣。故专门治术，皆为《官礼》之变也。情志荡，而处士以横议，故百家驰说，皆为声《诗》之变也。名、法、兵、农、阴阳之类，主实用者，谓之专门治术，其初各有职掌，故归于官，而为礼之变也。谈天、雕龙、坚白、异同之类，主虚理者，谓之百家驰说。其言不过达其情志，故归于诗，而为乐之变也。战国之文章，先王礼乐之变也。六艺为《官礼》之遗，其说亦详外篇《校雠略》中《著录先明大道论》。然而独谓《诗》教广于战国者，专门之业少，而纵横腾说之言多。后世专门子术之书绝伪体子书，不足言也，而文集繁，虽有醇驳高下之不同，其究不过自抒其情志。故曰：后世之文体，皆备于战国，而《诗》教于斯可谓极广也。学者诚能博览后世之文集，而想见先王礼乐之初焉，庶几有立而能言，学问有主即是立，不尽如朱子所云肌肤筋骸之束而已也。可以与闻学《诗》学《礼》之训矣。

学者惟拘声韵为之诗，而不知言情达志，敷陈讽谕，抑扬涵泳之文，皆本于《诗》教。是以后世文集繁，而纷坛承用之文，相与沿其体，而莫由知其统要也。至于声韵之文，古人不尽通于《诗》，而后世承用诗赋之属，亦不尽出六义之教也，其故亦备于战国。是故明于战国升降之体势，而后礼乐之分可以明，六艺之教可以别；《七略》九流诸子百家之言，可以导源而浚流；两汉、六朝、唐、宋、元、明之文，可以畦分而塍别；官曲术业，声诗辞说，口耳竹帛之迁变，可坐而定矣。

演畴皇极，训、诰之韵者也，所以便讽诵，志不忘也；六象赞言，《爻》、《系》之韵者也，所以通卜筮，阐幽玄也。六艺非可皆通于《诗》也，而韵言不废，则谐音协律，不得专为《诗》教也。传记如《左》、《国》，著说如《老》、《庄》，文逐声而遂谐，语应节而遽协，岂必合《诗》教之比兴哉？焦贡之《易林》，史游之《急就》，经部韵言之不涉于《诗》也。《黄庭经》之七言，《参同契》之断字，子术韵言之不涉于《诗》也。后世杂艺百家，诵拾名数，率用五言七字，演为歌诀，咸以取便记诵，皆无当于诗人之义也。而文指存乎咏叹，取义近于比兴，多或滔滔万言，少或寥寥片语，不必偕韵和声，而识者雅赏其为《风》、《骚》遗范也。故善论文者，贵求作者之意指，而不可拘于形貌也。

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班氏固曰：“赋者古诗之流。”刘氏勰曰：“六艺附庸，蔚为大国。”盖长言咏叹之一变，丽无韵之文可通于诗者，亦于是而益广也。屈氏二十五篇，刘、班著录，以为《屈原赋》也。《渔父》之辞，未尝谐韵，而入于赋，则文体承用之流别，不可不知其渐也，文之敷张而扬厉者，皆赋之变体，不特附庸之为大国，抑亦陈完之后，离去宛丘故都，而大启疆宇于东海之滨也。后世百家杂艺，亦用赋体为拾诵，窦氏《述书赋》，吴氏《事类赋》，医家药性赋，星卜命相术业赋之类。盖与歌诀同出六艺之外矣。然而赋家者流，犹有诸子之遗意，居然自命一家之言者，其中又各有其宗旨焉，殊非后世诗赋之流，拘于文而无其质，茫然不可辨其流别也。是以刘、班《诗赋》一略，区分五类；而屈原、陆贾、荀卿，定为三家之学也，说详外篇《校雠略》中《汉志诗赋论》。马、班二史，于相如、扬雄诸家之著赋，俱详若于列传，自刘知儿以还，从而抵排非笑者，盖不胜其纷纷矣，要皆不为知言也。盖为后世文苑之权舆，而文苑必致文来之实迹，以视范史而下，标文苑而止叙文人行略者，为远胜也。然而汉廷之赋，实非苟作；长篇录入于全传，足见其人之极思，殆与贾疏董策，为用不同，而同主于以文传人也。是则赋家者流，纵横之派别，而兼诸子之余风，此其所以异于后世辞章之士也。故论文于战国而下，贵求作者之意指，而不可拘于形貌也。

论文拘形貌之弊，至后世文集而极矣。盖编次者之无识，亦缘不知古人之流别，作者之意指，不得不拘貌而论文也。集文虽始于建安，魏文撰徐、陈、应、刘文为一集，此文集之始。挚虞《流别集》，犹其后也。而实盛于齐、梁之际；古学之不可复，盖至齐梁而后荡然矣。挚虞《流别集》乃是后人集前人。人自为集，自齐之《王文宪集》始，而昭明《文选》又为总集之盛矣，范、陈、晋、宋诸史所载，文人列传，总其撰著，必云诗、赋、碑、箴、颂、诔若干篇而未尝云文集若干卷，则古人文字，散著篇籍，而不强以类分可知也。孙武之书，盖有八十二篇矣，说详外篇《校雠略》中《汉志兵书论》。而阖闾以谓“子之十三篇，吾既得而见”，是始《计》以下十三篇，当日别出独行，而后世始合之明征也。韩非之书，今存五十五篇矣。而秦王见其《五蠹》、《孤愤》，恨不得与同时。是《五蠹》、《孤愤》，当日别出独行，而后世始合之明征也。《吕氏春秋》自序，以为良人间十二纪，是八览六论，未尝入序次也。董氏《清明》、《玉杯》、《竹林》之篇，班固与《繁露》并纪其篇名，是当日诸篇，未入《繁露》之书也。夫诸子专家之书，指无旁及，而篇次犹不可强绳以类例，况文集所裒，体制非一，命意各殊，不深求其意措之所出，而欲强以篇题形貌相拘哉！

赋先于诗，骚别于赋。赋有问答发端，误为赋序，前人之议《文选》，犹其显然者也。若夫《封禅》、《美新》、《典引》，皆颂也。称符命以颂功德，而别类其体为“符命”，则王子渊以圣主得贤臣而颂嘉会，亦当别类其体为“主臣”矣。班固次韵，乃《汉书》之自序也。其云“述《高帝纪》第一”、“述《陈项传》第一”者，所以自序撰书之本意，史迁有作于先，故己退居于述尔。今于史论之外，别出一体为史述赞，则迁书自序，所谓作《五帝纪》第一，作《伯夷传》第一者，又当别出一体为史作赞矣。汉武诏策贤良，即策问也。今以出于帝制，遂于策问之外，别名曰诏。然则制策之对，当离诸策而别名为表矣。贾谊《过秦》，盖《贾子》之篇目也。今传《贾氏新书》首列《过秦》上下二篇，此为后人辑定，不足为据。《汉志》，《贾谊》五十八篇，又赋七篇，此外别无论著，则《过秦》乃《贾子》篇目明矣。

因陆机《辨亡》之论，规仿《过秦》，遂援左思“著论准《过秦》”之说，而标体为论矣。左思著论之说，须活看，不可泥。魏文《典论》，盖犹桓子《新论》、王充《论衡》之以论名书耳。《论文》，其篇目也。今与《六代》、《辨亡》诸篇，同次于论，然则昭明《自序》，所谓“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其例不收诸子篇次者，岂以有取斯文，即可裁篇题论，而改子为集乎？《七林》之文，皆设问也。今以枚生发问有七，而遂标为七，则《九歌》、《九章》、《九辨》，亦可标为九乎？《难蜀父老》，亦设问也。今以篇题为难，而别为难体，则《客难》当与同编，而《解嘲》当别为嘲体，《宾戏》当别为戏体矣。《文选》者，辞章之圭臬，集部之准绳，而淆乱芜秽，不可殚诘；则古人流别，作者意指，流览诸集，孰是深窥而有得者乎？集人之文，尚未得其意指，而自裒所著为文集者，何纷纷耶？若夫总集别集之类例，编辑撰次之得失，今古详略之攸宜，录选评钞之当否，别有专篇讨论，不尽述也。

【译文】

有人问：像上面所说，夏商周三代以后，六经里只有《诗》教是最广大的。冒昧地问一下，文章的作用，没有比《诗》更大的吗？解答是：难道仅仅三代以后是这样吗？三代以前，《诗》教未尝不广大。孔子说：“不学《诗》，无法说话。”古代没有个人的著述，未尝没有表达内心的言语。因为凭借着声音，而不用文字表达，所以秦朝时禁绝《诗》、《尚书》，《尚书》缺失有间断，而《诗》的篇章没有散失。后世文字的功效，胜过口耳相传；而古人口耳相传的功效，胜过文字。这就是古今时代不同，事理的趋势也不一样。自古圣王用礼、乐治理天下，三代时文与质的关系，是一致的。在兴盛的时代，典章在官府保存，是礼的实质；思想感情与配乐诗和谐，是乐的文章。等到衰落的时代，典章散失，而诸子用学术争鸣，因此专门的治理方法，都是官府礼法的演变；思想感情放纵，而处士任意发议论，因此百家张扬学说，都是配乐诗的演变。名、法、兵、农、阴阳家之类，是主张实际用处的，叫作专门的治理方法。他们起先各有掌管，因此归属于官，就形成礼的演变。谈天、雕龙、坚白、异同之类，是主张抽象道理的，叫作百家张扬学说。他们的言论没有超出表达思想感情的范围，因此归属于诗，就形成乐的演变。战国时的文章，是上古帝王礼、乐的演变。六经是官府礼法的遗留，这说法也详见外篇《校伴略》中《著录先明大道论》但是特地说《诗》教在战国广大，是因为战国时专门的学术少，而用纵横术驰骋学说的言论多。后世专门的子书断绝，伪体的子书，不值得谈论。而文集繁多，虽然有纯粹驳杂高低优劣的不同，终究不超出自我抒发思想感情的范围。所以说：后世的文体都在战国完备，而《诗》教在那时可以说是极广大的。求学的人果真能博览后世的文集，而想见上古帝王礼、乐的初始，也许能够有所树立而能谈论，学问有主张就是有所树立，不完全像朱子所说的礼是肌肤筋骨的约束而已。可以让他听学《诗》学《礼》的教诲了。

学者只是拘泥于有声韵的是诗，却不知道抒发感情表达志向、铺陈讽喻、高下起伏、耐人寻昧的文章，都源出《诗》教。因此后世文集繁盛，而杂多的因袭的文章，互相沿用那文体形式，而无从知道文体的纲要。至于有声韵的文，古人不完全与《诗》相通，而后世因袭的诗赋一类，也不完全出自《诗》教。这原因也在战国完备地形成。因此明了战国时盛衰变化的趋势，然后礼、乐的区分可以明了；六经的教化可以区别；一七略九流诸子百家的言论，可以开导源头疏浚河流；两汉、六朝、唐、宋、元、明的文，可以像划分田野一样分别得清清楚楚，官学和私家学术，配乐诗和说词，从口耳相传到用文字记录的变迁，可以轻易地论定了。

《洪范》推演九畴的大中之道，是《尚书》训浩类有韵之文，用来便于诵读，记住而不遗忘。六艾的象辞辅助卦辞，是《易传》有韵之文，用来连通卜、笙，阐发幽隐玄妙的事。六经不是都可以与诗相通，而韵语并不废弃，那么，调谐音律不能被《诗》教独有。历史著作如《左传》、《国语》，学术著述如《老子》、《庄子》，文字追随声律于是和谐，语言应和节奏就协调，难道必定符合《诗》教的比兴吗？焦赣的《易林》，史游的《急就章》，是经部的韵文而一与诗无关二《黄庭经》的七言句，《参同契》的句末字，是子部术数书的韵文而与诗无关。后世各种杂技艺的派别，诵习名目，大多用五言或七言的句子，铺展成歌诀，都因为取其便于记诵，都不符合《诗经》诗人的准则。而文章主旨在一咏叹，内容接近比兴，多的或是滔滔万言，少的或是寥寥数语，不必调谐声韵，而有见识的人赞赏它们是《风》、《骚》的遗留规范。因此善于论文的人，贵在探求作者的意旨，而不可以拘泥于形式。

《传》说：“不歌唱而诵读叫作赋。”班围说：“娥，是从贬诗乡发展出来的支派。汁刘粼说：“《诗》六义之一的附庸扩展成人国。”这大概是长声咏叹的诗歌的一个变化，而无韵之文可以和诗相通的地方，也从这里就更加广阔了。屈原的二十五篇作品，刘歆、班固著录，称作《屈原赋》。《渔父》的文辞，未曾谐韵，而列入赋体，那么，对文体因袭的流派，不可以不知道它们的变化过程。文章中铺张扬厉的，都是赋的变体，不仅是附庸成为大国，也像陈完的后代，离开故都宛邱，而在东海边大规模开拓疆土。后世各种杂技艺的派别，也采用赋体供习诵，窦衷《述书斌》，吴淑《事奏赋》，振家的《药赋》，占星、占卜、算命、相面的方术赋之类。大概和歌诀一同出了六经范围之外了。然而赋家一流，仍然有诸子的遗意，明明白白地自称是一家之言，其中又各有自己的宗旨。完全不像后世的诗赋一流，拘泥于文辞而没有实质，茫然不能辨别它们的流派。因此刘欲、班固的《诗赋略》划分五类，而屈原、陆贾、荀卿，被确定为三家之学。说详见外篇《校摊略》中《汉志诗赋论》。司马迁、班固的两部史书，对于司马相如、扬雄诸家的赋作，都详尽地登载在他们的传里，自从刘知娄以来，跟着排斥讥笑的，多得不能承受，总之都不是有见识的言论。司马迁、班固的作法，大概是后世史书《文苑传》的开端，而《文苑传》必然搜罗文采的实在踪迹，以此看待范哗《后汉书》以下标明《文苑》却只是叙述文人事略的作法，是远远胜过的。然而汉代的赋，实在不是随便作出的，把长篇赋作收录进全传，能够看出那人的尽力思索，大概与贾谊的疏、董仲舒的策用途不同，而同样主张凭借文章使人名传后世。那么，赋家一流，属于纵横家的派别，义兼有战国诸子的余风，这是他们和后世致力于辞章的文人不同的原因。因此论战国以后的文章，贵在探求作者的意旨，而不可以拘泥于形式。

论文拘泥于形式的弊病，到后世的文集而到达极点。大概编辑的人缺乏见识，也由于不知道古人的流派、作者的意旨，不得不拘泥于形式而论文。编辑文集虽然从建安时期开始，魏文帝编纂徐千、陈琳、应场、刘柏丈成为一集，这是文集的开始。华奥的《流别集》，还在他的后面，而实际在齐、梁之际盛行。古代学术不可能恢复，大概封齐、粱以后完全丧失了。挚虞的《流别集》是后人编辑前人的文集，一人单独成一集，从齐朝的《王文宪集》开始，而昭明《文选》又形成总集的兴盛。范烨《后汉书》、陈寿《三国志》、《晋书》、《宋书》诸史，所记载的文人列传，总括那人的著作，必定说诗、赋、碑，箴、颂、课若干篇，而未曾说文集若干卷。那么，古人的文宇零散记述篇章，而不勉强按类区分，可以知道了：孙武的著作，大概有八十二篇，说详见外篇《校雠略》中《汉志诗赋论》，而吴王阖闾说“你的十三篇兵法，我已经看过了”，这是从《计》篇以下的十三篇当时单独流行，而后世才和其它篇合在一起的明显证据。韩非的著作，现在存五十五篇，而秦王见到他的《五蠹》、《孤愤》，遗憾不能和他生活在同时代，这是《五蠹》、《孤愤》当时单独流行，而后世才和其它篇合在一起的明显证据。《吕氏春秋》自序，说良人问十二纪，这是八览，六论没有排列在书中。董仲舒的《清明》，《玉杯》、《竹林》等篇，班固与《繁露》一起记下篇名，这是当时诸篇没有列入《春秋繁露》书中。诸子、专家的书，意旨不涉及其它方面，而篇章编排尚且不可以勉强用类别去衡量，何况文集里所聚集的，体裁不止一种，命意各不相同，不去深求它的意旨如何产生，却想勉强用篇题的外形来拘束吗？

赋排列在诗前面，骚和赋相区别，赋有问答语作为发端，误认作赋序，前人议论《文选》，这些还是明显的错误口至于《封禅文》、《剧秦美新》、《典引》，都是颂类，称述符命用来歌颂功德，《文选》却另外把这种文章作为一类称作符命，那么，王子渊用《圣主得贤臣》来歌颂英才毕集，也应当另外把这种文章作为一类称作“主臣”了。班固用韵语写作，是《汉书》的自序，他说的“述《高帝纪》第一”、“述《陈项传》第一”，是用来自我说明撰书的本意。司马迁有创作在前，因此自己谦退用“述”。现在在史论之外，另外设立一类叫作史述赞，那么，司马迁《史记》自序所说的“作《五帝纪》第一”、“作《伯夷传》第一”，也应当另外设立一类叫作“史作赞”了。汉武帝诏令策间贤良，就是策问，现在因为出自皇帝的命令，就在策问之外，另外称呼为诏，那么，制策的对答，应当从策类分离出来而另外称呼为表了。贾谊《过秦》，大概是公贾子》中的篇名，今传贾谊斌新书》，开端列《过秦》上下两篇，这是后人编定的，不能当作凭据。《汉书·艺文志》：弓贾谊》五十八篇，又赋七篇。此外没有别的论著，那么，《过秦》是《贾子》的篇名就清楚了。因为陆机《辨亡沦》效法《过秦》，就援引左思“著论准《过秦妙”的说法，标明它的体裁是论。左恩“著论”的说法，必须灵活看待，不可拘泥。魏文帝《典论》，大概就像桓谭的《新论》、王充的《论衡》用“论”作书名。《论文》，是它的篇名，现在和《六代论》、《辨亡论》等篇一同排列在论类，那么，昭明太子自序所说“老子、庄子的著作，管子、孟子一类人，以立意为宗旨，不以擅长文辞为根本”，是他的体例不收诸子的文章，难道因为要采用这篇文章，就可以截取篇章题上“论”名，而改子部为集部吗？七林的文章，都是假设疑问，现在因为枚乘文发问有七次，就标明为“七”类，那么，《九歌》、《九章》、《九辨》也可以标明为“九”类吗？《难蜀父老》，也假设疑问，现在因为篇题有“难”字，就另外立“难”体，那么，《答客难》应当和它编在一类，而《解嘲》应当另外立“嘲”体，《答宾戏》应当另外立“戏”体了。《文选》，文学的标准，集部的准绳，却混乱芜杂，不可以一一责问。那么，古人的流派，作者的意旨，浏览各种文集，有哪个是深入观察而有收获的呢？编辑别人的文章，还没有求得他们的意旨，而聚起自己著作编文集的，为什么接二连三呢？至于总集、别集的体例，编辑、著述的得失，今、古详细与简略的适宜处，录、选、评、钞的适当与否，另外有专篇讨论，这里不一一叙述。

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