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夫文字之原，古人所以为治法也。三代之盛，法具于书，书守之官。

天下之术业，皆出于宫师之掌故，道艺于此焉齐，德行于此焉通，天下所以以同文为治。而《周官》六篇，皆古人所以即守官而存师法者也。不为官司职业所存，是为非法，虽孔子盲礼，必访柱下之藏是也。三代而后，文字不隶于职司，于是官府章程，师儒习业，分而为二，以致人自为书，家自为说。

盖泛滥而出于百司掌故之外者，遂纷然矣。六经皆属掌故，如《易》藏太卜，《诗》在太师之类。书既散在天下，无所统宗，于是著录部次之法，出而治之，亦势之所不容已。然自有著录以来，学者视为纪数簿籍，求能推究同文为治，而存六典识职之遗者，惟刘向、刘歆所为《七略》、《别录》之书而已。故其分别九流，论次诸子，必云出于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为某家之学，失而为某事之敝，条宣究极，隐括无遗。学者苟能循流而溯源，虽曲艺小数，诐辞邪说，皆可返而通乎大道：而治其说者，亦得以自辨其力之至与不至焉。

有其守之，莫或流也；有其趋之，莫或歧也。言语文章，胥归识职，则师法可复，而古学可兴，岂不盛哉？韩氏愈曰：“辨古书之正伪，昭昭然若黑白分。”盂子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孔子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夫欲辨古书之正伪，以几于知言，儿于多闻择善，则必深明官师之掌，而后悉流别之故，竟未流之失；是刘氏著录，所以为学术绝续之几也。不能究官师之掌，将无以条流别之故，而因以不知末流之失；则天下学术，无所宗师。“生心发政，作政害事”，孟子言之，断断如也。然而涉猎之士，方且炫博综之才；索隐之功，方且矜隅墟之见，以为区区著录之文，校雠之业，可以有裨于文事，噫！其惑也。

六典亡而为《七略》，是官失其守也；《七略》亡而为四部，是师失其传也。《周官》之籍富矣，保章天文，职方地理，虞衡理物，巫祝交神。各守成书以布治法，即各精其业以传学术，不特师氏、保氏所谓六艺《诗》、《书》之文也。司空篇亡，刘歆取《考工记》补之；非补之也，考工当为司空官属，其所谓记，即冬官之典籍。犹《仪礼》十七篇，为春官之典籍；《司马法》百五十篇，为夏官之典籍；皆幸而获传后世者也。当日典籍具存，而三百六十之篇，即以官秩为之部次，文章安得散也？衰周而后，官制不行，而书籍散亡，千百之中，存十一矣。就十一之仅存，而欲复三百六十之部次，非凿则漏，势有难行，故不得已而裁为《七略》尔。其云盖出古者某官之掌，盖之为言，犹疑辞也：欲人深思，而旷然自得于官师掌故之原也。故曰，六典亡而为《七略》，官失其守也。虽然，官师失业，处士著书，虽曰法无统纪，要其本旨，皆欲推其所学，可以见于当世施行。其文虽连缀，而指趋可约也；其说虽谲诡，而驳杂不出也。故老庄、申韩、名墨、纵横，汉初诸儒犹有治其业者，是师传未失之明验也。师传未亡，则文字必有所本；凡有所本，无不出于古人官守，刘氏所以易于条其别也。魏晋之间，专门之学渐亡，文章之士，以著作为荣华，诗赋、章表、铭箴、颂诔，因事结构。命意各殊，其旨非儒非墨，其言时离时合，衷而次之，谓之文集。流别之不可分者一也。

文章无本，斯求助于词采；纂组经传，摘抉子史，譬医师之聚毒，以待应时取给；选青妃紫，不主一家，谓之类书。流别之不可分者二也。学术既无专门，斯读书不能精一，删略诸家，取便省览，其始不过备一时之捷给，未尝有意留青，继乃积渐相沿，后学传为津逮。分之则其本书具在，合之则非一家之言，纷然杂出，谓之书钞。流别之不可分者三也。会心不足，求之文貌，指摘句调工拙；品节官商抑扬；俗师小儒，奉为模楷，裁节经传，摘比词章，一例丹铅，谓之评选，流别之不可分者四也。凡此四者，并由师法不立，学无专门，末俗支离，不知古人大体，下流所趋，实繁且炽。其书既不能悉付丙丁，惟有强编甲乙。而欲执《七略》之旧法，部末世之文章，比于枘凿方圆，岂能有合？故曰，《七略》流而为四部，是师失其传也。若谓史籍浩繁，《春秋》附庸，蔚成大国；《七略》以太史公列春秋家，至二十一史，不得不别立史部。名墨寥落，小宗支别，再世失传；名家者流，墨家者流，寥寥数家者，后代不复有其书矣。以谓《七略》之势，不得不变而为四部，是又浅之乎论著录之道者矣。

闻以部次治书籍，未闻以书籍乱部次者也。汉初诸子百家，浩无统摄，官《礼》之意亡矣。刘氏承西京之敝，而能推究古者官师合一之故，著为条贯，以溯其源，则治之未尝不精也。魏、晋之间，文集类书，无所统系，魏文帝撰徐、陈、应、刘之文，都为一集，挚虞作《文章流别集》，集之始也，魏文帝作《皇览》，类书之始也。专门传授之业微矣。而荀、李诸家，荀勖、李充。不能推究《七略》源流；至于王、阮诸家，王俭、阮孝绪。相去逾远。

其后方技兵书，合于子部，而文集自为专门，类书列于诸子。唐人四部之书，四部创于荀勖，体例与后代四部不同，故云始于唐人也。乃为后代著录不祧之成法，而天下学术，益纷然而无复纲纪矣。盖《七略》承六典之敝，而知存六典之遗法；四部承《七略》之敝，而不知存《七略》之遗法。是《七略》能以部次治书籍，而四部不能不以书籍乱部次也。且四部之藉口于不能复《七略》者：一曰史籍之繁，不能附《春秋》家学也，夫二十一史，部勒非难。

至于职官故事之书，谱牒纪传之体，或本官礼制作，或涉儒杂家言，不必皆史裁也。今欲括囊诸体，断史为部，于是仪注不入礼经，职官不通六典，谟诰离绝《尚书》，史评分途诸子。史评皆诸子之遗，入史部，非也。变乱古人立言本旨、部次成法以就简易，如之何其可也？二曰文集日繁，不列专部。

无所统摄也。夫诸子百家，非出官守，而刘氏推为官守之流别。则文集非诸子百家，而著录之书，又何不可治以诸子百家之识职乎？夫集体虽曰繁赜，要当先定作集之人。人之性情必有所近，得其性情本趣，则诗赋之所寄托，论辨之所引喻，纪叙之所宗尚，掇其大旨，略其枝叶，古人所谓一家之言，如儒、墨、名、法之中，必有得其流别者矣。如韩愈之儒家，柳宗元之名家，苏轼之纵横家，王安石之礼家。存录其文集本名，论次其源流所自，附其目于刘氏部次之后。而别白其至与不至焉，以为后学辨途之津逮；则卮言无所附丽，文集之敝，可以稍歇。庶几言有物而行有恒，将由《七略》专家，而窥六典遗则乎！家法既专，其无根驳杂，类钞评选之属，可以不烦而自治。

是著录之道，通于教法，何可遽以数纪部目之属，轻言编次哉？但学者不先有以窥乎天地之纯，识古人之大体，而遽欲部次群言，辨章流别，将有希几于一言之是而不可得者。是以著录之家，好言四部，而惮闻《七略》也。

史家所谓部次条别之法，备于班固，而实仿于司马迁。司马迁未著成法，班固承刘歆之学而未精。则言著录之精微，亦在乎熟究刘氏之业而已矣。究刘氏之业，将由班固之书，人知之；究刘氏之业，当参以司马迁之法，人不知也。夫司马迁所谓序次六家，条辨学术同异，推究利病，本其家学，司马谈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以为六家。尚已。纪首推本《尚书》，《五帝本纪赞》。表首推本《春秋》，《三代世表序》。传首推本《诗》、《书》所阙；至虞夏之文，《伯夷列传》。皆著录渊源所自启也。其于六艺而后，周秦诸子，若盂荀三邹、老庄申韩、管晏、屈原、虞卿、吕不韦诸传，论次著述，约其归趣，详略其辞，颉颃其品；抑扬咏叹，义不拘墟，在人即为列传，在书即为叙录。古人命意标篇，俗学何可绳尺限也？刘氏之业，其部次之法，本乎官《礼》；至若叙录之文，则于太史列传，微得其裁。盖条别源流，治百家之纷纷，欲通之于大道，此本旨也。至于卷次部目，篇第甲乙，虽按部就班，秩然不乱，实通官联事，交济为功。如《管子》列干道家，而叙小学流别，取其《弟子职》篇，附诸《尔雅》之后；则知一家之书，其言可采，例得别出也。《伊尹》、《太公》，道家之祖。次其书在道家。《苏子》、《蒯通》，纵横家言。以其兵法所宗，遂重录于兵法权谋之部次，冠冕孙吴诸家，则知道德兵谋，凡宗旨有所统会，例得互见也。夫篇次可以别出，则学术源流，无阙间不全之患也；部目可以互见，则分纲别纪，无两歧牵掣之患也。学术之源流，无阙间不全；分纲别纪，无两歧牵掣；则《周官》六卿联事之意存，而太史列传互详之旨见。如《货殖》叙子贡，不涉《弟子列传》。《儒林》叙董仲舒、王吉，别有专传。治书之法，古人自有授受，何可忽也？自班固删《辑略》，而刘氏之《绪论》不传；《辑略》乃总论群书大旨。省部目，而刘氏之要法不著。班省刘氏之重见者而归于一。于是学者不知著录之法，所以辨章百家，通于大道，《庄子。天下》篇亦此意也。

而徒视为甲乙纪数之所需，无惑乎学无专门，书无世守，转不着巫祝符墟、医士秘方，犹有师传不失之道也。郑樵《校雠》之略，力纠《崇文》部次之失，自班固以下，皆有讥焉。然郑氏未明著录源流，当追官《礼》，徒斤斤焉纠其某书当甲而误乙，某书宜丙而讹丁。夫部次错乱，虽由家法失传，然儒、杂二家之易混，职官故事之多歧，其书本在两可之间，初非著录之误。

如使刘氏别出互见之法，不明于后世，虽使太史复生，扬雄再见，其于部次之法，犹是茫然不可统纪也。郑氏能讥班《志》附类之失当，而不能纠其并省之不当，可谓知一十而不知二五者也。且吾观后人之著录，有别出《小尔雅》以归《论语》者，本《孔丛子》中篇名。《隋。经籍志》别出归《论语》。

有别出《夏小正》以入时令者。本《大戴礼》篇名。《文献通考》别出归时令，是岂足以知古人别出之法耶？特忘其所本之书，附类而失其依据者尔。

《嘉瑞记》既入五行，又互见于杂传；《隋书。经籍志》。《西京杂记》既入故事，又互见于地理；《唐书。艺文志》。是岂足以知古人互见之法耶？

特忘其已登著录，重复而至于讹错者尔。夫未学支离，至附类失据，重复错讹。可谓极矣。究其所以歧误之由，则理本有以致疑，势有所以必至。徒拘甲乙之成法，而不于古人之所以别出、所以互见者，析其精微，其中茫无定识，弊固至乎此也。然校雠之家，苟未能深于学术源流，使之徒事裁篇而别出，断部而互见，将破碎纷扰，无复规矩章程，斯救弊益以滋弊矣。是以校雠师法，不可不传；而著录专家，不可不立也。

州县志乘艺文之篇，不可不熟议也。古者行人采书，大史掌典，文章载籍；皆聚于上；故官司所守之外，无坟籍也。后世人自为书，家别其说，纵遇右文之代，购典之期，其能入于秘府，领在史官者，十无七八，其势然也。

文章散在天下，史官又无专守，则同文之治，惟学校师儒得而讲习，州县志乘得而部次，著为成法，守于方州，所以备輶轩之采风，待秘书之论定；其有奇邪不衷之说，亦得就其闻见，校雠是正。庶几文章典籍，有其统宗，而学术人心，得所规范也。昔蔡邕正定石经，以谓四方之士，至有贿改兰台漆书，以合私家文字者，是当时郡国传习，与中书不合之明征也。文字点画，小学之功，犹有四方传习之异，况纪载传闻，私书别录，学校不传其讲习，志乘不治其部次；则文章散著，疑似两淆，后世问所依据而为之考定耶？郑樵论求书之法，以谓因地而求，因人而求，是则方州部录艺文，固将为因地因人之要删也。前代搜访图书，不悬重赏，则奇书秘策，不能会萃；苟悬重赏，则伪造古逸，妄希诡合。三坟之《易》，古文之《书》，其明征也。向令方州有部次之书，下正家藏之目，上借中秘之征，则天下文字，皆著籍录；虽欲私锢而不得，虽欲伪造而不能，有固然也。夫人口孳生，犹稽版籍；水土所产，犹列职方。况乎典籍文章，为学术源流之所自出，治功事绪之所流传，不于州县志书，为之部次条别，治其要删，其何以使一方文献无所阙失耶？

【译文】

《易》说：“远古时用结绳的方法记事，后世的圣人改用文字，百官用来治理，百姓用来观察。”文字的起源，是古人用它来作为治理方法。夏、商、周三代兴盛的时候，法令完备地记在书上，书由官员掌管。天下的学术技艺，都出于官员、教师的掌故，学问技能在这里一致，道德品行在这里贯通，天下因此把统一文字兴作兴盛的治理。而《周礼》六篇，都是古人用来守住官职而保存师法的书。书不被官员和教师的职守保存，这是不合法度，即使孔子谈论礼制，也必定寻求宫廷的藏书。三代以后，文字不由专职官员掌管，于是官府的法令，教师的学问，由一体分成两个方面，以致人人自己著书，家家自己立学说，大概广泛扩散到官府掌故之外的，就繁多了。六经都属于掌故，如《易》由太卜助：藏，《诗》由太师保管之类。书籍散布天下了，没有系统，于是著录书目、按部类排列的方法产生而管理书籍，也是事物趋势的不能不这样。但是自从有书目著录以来，学者看成是记数月的簿册，寻求能推究统一文字达到兴盛的治理，而保存《周礼》六典明确职守的遗留的书，只有刘向、刘欲作的《七略》、《别录》的书罢了。因此他们区分九流，论定诸子，必定说出于古时某官职掌，演变为某家的学术，错误在某事的弊病，一一述说，探究穷尽，概括没有遗漏。学者如果能沿着流水而上溯源头，即使是小技艺小知识，偏颇的言论，不正的学说，都可以回头而通向正道，而研究那学说的人，也能自己辨别学力的到和不到。有就保持它，不要任随它变动；有就遵循它，不要走上岔路。言语文章，都趋向得当，就师法可以恢复，而古代学术可以振兴，难道不兴盛吗！韩愈说：“辨别古书的正和伪，明显得就像黑白分明。”孟子说：“对偏颇的言辞知道它片面的地方，对过分的言辞知道它有过失的地方，对不守正道的言辞知道它偏离正道的地方，对躲闪的言辞知道它理屈的地方。”孔子说：“多听，选择那好的而遵从。”想要辨别古书的正和伪，来接近于能辨析言论的真意，接近于能多听而选择好的，就必须深刻明白官员和教师的职掌，然后详细了解流派的由来，追究末流的错误。这样，刘氏著录因此是学术断绝或延续的迹象。不能探究官员、教师的职掌，会没有办法列举流派的由来，而因此不知道末流的错误，那么天下的学术会没有可尊崇的榜样。“从心意中产生，在政治上体现，从事政治，会危害具体事务。”孟子说这话，断然无疑。但是广泛阅览的人，正要炫耀博通的才学；探求细微有成绩，正要夸耀片面的见解；认为微不足道的书目著录的文字，校雄的事业，可以对文化有补益。唉！这就迷乱了。

六典消亡而产生《七略》，是官员失去职守；《七略》消亡而产生四部，是教师失去传承。《周礼》包括的典籍丰富啊，保章氏掌天文，职方氏掌地理，虞衡管理物产，巫祝交接神灵，各管理已成的书来宣布治理法令，也就是各精通自己的职业来传授学术，不仅师氏、保氏所说的六艺《诗》、《书》的文字。《冬官司空》篇亡佚，刘欲取《考工记》补充。实际上不是补充，考工应当是司空的官属，所说的记，就是冬官的典籍，如同《仪礼》十七篇是春官的典籍，《司马法》一百五十篇是夏官的典籍，都是幸而能够流传到后世的书。当时典籍都存在，而《周礼》三百六十篇就用官职作部类排列，文章怎么会散失呢？周代衰败以后，官制不再实行，而书籍散失，千百之中，保存下十分之一吧。就着仅存的十分之一，而想要恢复三百六十的部类排列，不是牵强附会就是缺漏，情势有难施行的地方，因此不得已而编成《七略》罢了。《七略》说大概出于古时某官的职掌，所说的大概，是不确定的辞语，想要人深刻思考而自己豁然通晓官员和教师的掌故的根源。因此说六典消亡而产生《七略》，是官员失去职守。虽然这样，官员和教师失去职守，处士著书，虽说准则没有条理，探求他们的本意，都想要推广他们的学术可以被当世施行。他们的文字虽然连缀而成，而主旨可以概括出来，他们的学说虽然怪诞，而不产生驳杂。因此老庄、申韩、名、墨、纵横诸家，汉初读书人还有研究他们学术的，是师传没有丧失的明显验证。师传没有丧失，那么文字必然有根源；凡是有根源，没有不出于古人官员职守的，因此刘氏容易分条举出他们的区别。魏、晋之间，自成一家的学术渐渐消亡，善于写文章的文人，把著作当作荣耀，诗赋、章表、铭篇、颂诛，依据事情写作，确立主旨各不相同，那意旨不是儒家不是墨家，那言论有时分歧有时接近，聚集起来排列，叫作文集。这是流派不可分的第一种。文章没有根源，就向词藻求助。搜集经传，选择子书、史书，譬如医生的聚集毒性药物，来等待随时取用；选青色配紫色，讲求对偶，不注重某一家，叫作类书。这是流派不可分的第二种。学术既然没有自成一家之学，就读书不能精纯专一，选取各家，为了阅览方便；起初只是预备临时的应对敏捷，未尝想到刻书，接着逐渐互相沿用，后来的读书人传递当成门径；把它们分开，那原来的书都在，合并起来，就不是一家的言论，繁多杂乱地出现，叫作书抄。这是流派不可分的第三种。领会含意不够，从文章外形探索，指出语句格式的精巧或拙劣，品评声调的高下起伏。平庸的教师、浅陋的儒者，尊崇为楷模，截取经传，编选诗文，一律用有色笔点校，叫作评选。这是流派不可分的第四种。所有这四种，都由于师法不树立，学术没有自成一家，平庸的习俗烦琐杂乱，不知道古人的大道理，末流趋向这些，实在众多又兴盛。那些书既不能都放到火里烧毁，只有勉强按部类编排。如果想要坚持《七略》的老方法，对衰败时期的文章分类编排，好比方形摔头和圆孔洞，怎么能相符合呢？所以说《七略》演变为四部，是教师失去传承。如果说史籍浩大繁多，原来是《春秋》的附属，扩展成为大国；《七略》把《史记》列入《春秋》家，到了有二十一史，不得不另外设立史部。名家、墨家孤单冷落，就像小宗分支，两世失传；名家一派，墨家一派，寥寥儿家的流派，后舌不再有他们的书了。认为依《七略》的趋势，不得不变化成四部，这又是浅薄地论书目著录的准则的了。

听过用部类排列来管理书籍，没听过用书籍弄乱部类排列。汉初诸子百家，繁多没有统摄，《周礼》的意旨丧失了。刘氏接续西汉的衰败，而能推究古时官员、教师合为一体的原因，写成条理，来向上推求源头，那么研究得未尝不精密。魏、晋之间，文集、类书没有地方归属，魏文帝基集徐十、陈椒、应场、刘祯的诗文，汇聚成一集，华皮作《文章流别集》，是集的开始。魏文帝作《皇览》，是类书的开始。自成一家传授的学术衰微了。而荀、李诸家，荀易、李充。不能推究《七略》源流；至于王、阮诸家，王俭、阮孝绪。距离更远。这以后方技、兵书合并到子部，而文集独自成为一门，类书列在诸子。唐人的书籍四部分类，四部分类法由荀易创始，体例和后世四部不同，因此说从唐人开始。于是成为后世书目著录受尊崇而不废除的既定方法，而天下学术更加杂乱而不再有法度了‘大概《七略》接续六典的衰败，而知道保存六典的遗留方法；四部接续《七略》的衰败，而不知道保存《七略》的遗留方法；是《七略》能用部类排列来管理书籍，而四部不能不用书籍来弄乱部类排列。四部不能恢复《七略》的借口是：一是说史书繁多，不能附属《春秋》家学术。二十一史，组织在一起不困难，至于职官、制度旧例的书，谱碟、纪传的体裁，有的依据官府礼仪的制度，有的涉及儒家、杂家的言论，不一定都是历史体裁。现在想要包括各种体裁，划分史书为一个部类，于是仪注书不列人《礼》经，职官的书不和六典相通，漠、浩的文体和《尚书》隔绝，史评和诸子分途径，史评都是诸予的遗留，列入史部是不对的。弄乱古人立言的本来主旨、部类排列的既定方法来趋向简易，怎么行呢？二是说文集越来越多，不列为专部，就没办法统摄。诸子百家，不是出于官员职守，而刘氏推究为官员职守的流派；那么文集不是诸子百家，而书目著录的书又为什么不能用诸子百家的了解职贵那样来管理文集呢？集的体裁虽说是复杂，总之应当先评定作集的人。人的性情，必然有所接近的方面，了解那人性情的原本意趣，那么诗赋所寄托的，论辩所引喻的，记叙所推崇的，采取那大旨，省去那枝叶，古人所说的一家之言，如儒、墨、名、法之中，必定有了解那流派归属的了。如韩愈的儒家，柳宗元的名家，苏轼的纵横家，王安石的礼家。收录那文集本名，论定那源流的由来，把目录附在刘氏部类排列的后面，而分析明白他的恰当和不恰当，当作后来读书人辨别道路的门径，那么随意的言论没有地方依附，文集的弊病可以渐渐消失。这样差不多能言论有实质而行为能持久不变，将从《七略》一家之学而观察六典遗留的法则吧！家法已经专一，那没有根源而驳杂的类抄、评选之类，可以不费劳苦而自行受到整理。这样，书目著录的方法和教化法规贯通，怎么能就用数字部目之类，随便地谈论书的编排呢？只是学者不先有办法观察天地的纯粹，了解古人的大道严，却匆忙地想要分部类排列各家著述，辨明流派，会有希冀一句话的正确而不能做到的情况。所以书目著录家喜欢谈、论四部，而害怕听人说《七略》。

史学家所说的分部类排列、依次辨别的方法在班固那里完备，而实际是仿照司马迁。司马迁没有写下既定方法，班固接续刘歌的学术而不精密，那么说到书目著录的精深微妙，也在于仔细研究刘氏的学术罢了。研究刘氏的学术，要从班固的《汉书》开始，人们知道；研究刘氏的学术，应当参照司马迁的方法，人们不知道。司马迁所说的依次论述六家，是逐条辨析学术的同和不同，推究利弊，依据他家传的学问，司马谈论述阴阳、孺、墨、名、法、道德，把他们当作六家。时代久远了。纪的第一篇探究《尚书》，《五帝本纪赞》。表的第一篇探究《春秋》，《三代世表序》。传的第一篇，探究《诗》、《书》的残缺，直到虞舜、夏的文字记载，《伯夷列传》。都是书目著录渊源的开始。他对六经以后，周、秦诸子，像孟荀三邹、老庄申韩、管晏、屈原、虞卿、吕不韦诸传，论定编排他们的著述，摘取那主旨，探讨那文辞的详细与简略，比较那品格的高下，语气起伏长声吟咏，内容不浅陋狭隘，对于人来说就是列传，对于书来说就是叙录。古人立主旨标篇题，平庸的学者怎么能用固定的标准来约束呢？刘氏的学术，那部类排列的方法，依据《周礼》，至于叙录的文字，就在《史记》列传中略微得到体制。大概依次辨别源流，整理繁多杂乱的百家，想要让他俱和大道贯通，这是本来意旨。至于卷的部类名目，篇的甲乙次序，虽然是按部就斑，整齐有顺序不混乱，实际上像会通官务联合办公，互相帮助收到功效。如《管子》列在道家，而叙述小学的流派，取它的《弟子职》篇，附在《尔雅》的后面，就知道一家之书，那言论可采取，照例可以另外分出。《伊尹》、《太公》，是道家的祖师，把他仍的书排列在道家。《苏子》、《蒯通》，是纵横家的言论，因为它们是兵法所尊崇的，就重复著录在兵法权谋的部类，列在孙、吴诸家的首位，就知道道德、兵权谋，凡是宗旨有会合，照例可以重见。篇可以另外分出，那么学术源流没有缺略不全的祸害；部类可以重见，那么划分纲领，没有不统一互相牵制的祸害。学术的源流，没有缺略不全的祸害，划分纲领，没有不统一互相牵制的祸害，那么《周礼》六卿联合办公的意思存在，而《史记》列传互相参见的意图显示出来。如《货殖列传》叙述子贡，和《仲尼弟子列传》无关。《儒林传》叙述爹仲舒，王吉另外有专传。管理书籍的方法，古人自有传授，怎么能忽视呢万自从班固删掉《七略》中的《辑略》，而刘氏的绪论不流传；《样略》是总论群书大旨。减省部类名目，而刘氏的重要方法不显露。班氏省去刘氏重见的部分而归属一类。于是学者不知道书目著录的方法是用来辨明百家，和大道贯通，《庄子·天下》篇也是这意旨。而仅仅看成用甲乙记数字所需要的，怪不得学术没有自成一家之学书籍没有世代相传的掌管，反倒不如巫祝的符篆，医师的秘方，还有师徒相传不流失的作法。郑樵的《校佛略》，极力纠正《奈文总目》部类排列的错误，从班固以下，对他们都有指责。但是郑氏不明白著录源流应当追溯《周礼》，只是拘泥地纠正某书应当在甲类而误人乙类，某书应当在丙类而错成丁类。部类排列错乱，虽然由于家法失传，但是儒家、杂家两家容易混合，职官、制度l日例多不一致之处，这些书本来是归属两类都可以，当初并不是著矛的错误。假如刘氏另外分出、重见的方法不在后世明显，即使让大史公复活，扬雄再现，对部类排列的方法，还是模糊不清不能总括。郑氏能指责班固《艺文志》归类的不妥当，却不能纠正那合并减省的不妥当，可以说是知道一十是十而不知道二五也是一十了。况且我看后人的书目著录，有另外分出《小尔雅》来归人《论语》类的，本是《孔丛子》中篇名。《隋书·经籍志》另外分出归《论语》类。有另外分出《夏小正》来归入时令类的，本是《大戴礼记》篇名。《文献通考》另外分出归时令类。这难道足够知道古人另外分出的方法吗？只是忘记所根源的书，归类失去依据罢了。《嘉瑞记》既人五行类，又在杂传类重见，《隋书·经籍志》。《西京杂记》既人故事类，又在地理类重见，《唐书·艺文志》。这难道足够知道古人重见的方法吗？只是忘记已经著录，重复而以至出差错罢了。平庸的学问散乱琐碎，以至归类失去依据，重复引起差错，可以说到极点了。探究他们出差错的原因，就照规律本来有产生疑难的因素，依趋势有必然到达这境地的缘故。仅仅拘泥于甲乙计数的既定方法，而不对古人另外分出的方法、重见的方法，分析那精深微妙，内心模糊没有明确见识，弊病当然到这个地步。但是校摊家假如不能深知学术源流，让他仅仅从事裁取篇章而另外分出，隔开部类而重见，将会破碎混乱，不再有规矩准则，这就纠正弊病却更加滋长弊病了。所以校雕的师法，不可不传授；而著录的专门学术，不可不树立。

州县志书艺文部分，不可不仔细商议。古时行人采集书，太史掌管法典，文章典籍，都聚集在上层，因此官府所管理的之外，没有典籍。后世人们各自著述，各学派分辨他们的学说，纵使遇上崇尚文治的时代，悬赏征求书籍的时期，那能进人宫廷藏书处，由史官管领的书，十分里面没有七八分，那情势就是这样。文章散布在天下，史官又没有专门管理，那么文字统一的兴盛治理时代，只有学校教官得到而讲习，州县志书得到而分部类排列，写成既定方法，由州保管，用来预备朝廷使臣搜集地方文献，等待秘书官的论定；其中有诡诈不恰当的学说，也能就着他们的所闻所见，校雄订正；差不多能使文章典籍有它们的系统，而学术人心得到合乎模式的限制。从前蔡琶校定石经，认为四方的读书人竟至有行贿赂改宫廷藏书处的漆书，用来与私家文字一致的，这是当时郡国所传授学习的书与宫中藏书不符合的明确验证。文字笔画，属于文字学的功效，还有四方传授学习的不同，况且记载传闻，私下撰写杂录，学校不传授那讲习，方志不整理那部类排列，那就文章分散，是非混淆不明，后世依据什么而对它们考定呢？郑樵论寻求书的方法，提出根据地区而寻求，根据人而寻求，那么州志分类记载艺文，自然会成为根据地区根据人寻求书的撮要删定。前代搜寻书籍，如果不公开标明重赏，罕见、珍贵的书就不可能汇聚；如果公开标明重赏，就有人伪造古代逸书，胡乱希图不循正道而投合，《三坟书》的《易》，古文的《尚书》，是那明确的验证。假使一州有分部类排列的书目，对下整顿人家藏书的目录，对上预备宫廷藏书的征集，那么天下的书籍，都登记在书籍目录，即使想要私下密藏而不成，即使想要伪造而不能，理当如此。人口繁殖，还查考户口册；水土的出产，还列在职方官员的掌管内。何况典籍文章，学术源流从中产生，治理的政绩、事情的条理凭它流传，不在州县志书对它们分部类排列、依次辨别，管理它们的撮要删定，凭什么使一个地区的文献不缺漏遗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