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读《左氏春秋》，而苦其书人名字，不为成法也。夫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谥，周道也。此则称于礼文之言，非史文述事之例也。左氏则随意杂举，而无义例；且名字谥行以外，更及官爵封邑，一篇之中，错出互见。苟非注释相传，有受授至今，不复识为何如人。是以后世史文，莫不钻仰左氏，而独于此事，不复相师也。

史迁创列传之体，列之为言，排列诸人为首尾，所以标异编年之传也。

然而列人名目，亦有不齐者，或爵，淮阴侯之类。或官，李将军之类。或直书名；虽非左氏之错出，究为义例不纯也。或曰：迁有微意焉。夫据事直书，善恶自见，《春秋》之意也。必标目以示褒贬，何怪沈约、魏收诸书，直以标题为戏哉！况七十列传，称官爵者，偶一见之，余并直书姓名，而又非例之所当贬；则史迁创始之初，不能无失云尔。必从而为之辞，则害于道矣。

唐末五代之风诡矣，称人不名不姓，多为谐隐寓言，观者乍览其文，不知何许人也。如李曰陇西，王标琅琊，虽颇乖忤，犹曰著郡望也。庄姓则称漆园，牛姓乃你太牢，则诙嘲谐剧，不复成文理矣。凡斯等类，始于骈丽华词，渐于尺牍，而无识文人，乃用之以记事；宜乎试牍之文，流于茁轧，而文章一道入混沌矣。

自欧、曾诸君，扩清唐末五季之诡僻，而宋、元三数百年，文辞虽有高下，气体皆尚清真，斯足尚矣。而宋人又自开其纤诡之门者，则尽人而有号，一号不止，而且三数未已也。夫上古淳质，人止有名而已。周道尚文，幼名冠字。故卑行之于尊者，多避名而称字。故曰字以表德。不足而加之以号，则何说也？流及近世。风俗日靡，始则去名而称字，渐则去字而称号；于是卑行之于所尊，不但讳名，且讳其字，以为触犯，岂不谄且渎乎？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称号讳字，其不正不顺之尤者乎！

号之原起，不始于宋也。春秋、战国，盖已兆其端矣。陶朱、鸱夷子皮，有所托而逃焉者也。鶡冠、鬼谷诸子，自隐姓名，人则因其所服所居而加之号也。皆非无故而云然也。唐开元间，宗尚道教，则有真人赐号，南华、冲虚之类。法师赐号，叶靖法师之类。女冠赐号，太真王妃之类。僧伽赐号。

三藏法师之类。三藏在太宗时，不始开元，今以类举及之。此则二氏之徒所标榜，后乃逮于隐逸，陈抟、林逋之类。寻播及于士流矣。然出朝廷所赐，虽非典要，犹非本人自号也。度当日所以荣宠之意，已死者同于谥法，未死者同于头衔，盖以空言相赏而已矣。

自号之繁，仿于郡望，而沿失于末流之已甚者也。盖自六朝门第争标郡望，凡称名者，不用其人所居之本贯，而惟以族姓著望，冠于题名，此刘子玄之所以反见笑于史官也。沿之既久，则以郡望为当时之文语而已矣。既以文语相与鲜新，则争奇吊诡，名随其意，自为标榜。故别号之始，多从山泉林薮以得名，此足征为郡望之变，而因托于所居之地者然也。渐乃易为堂轩亭苑，则因居地之变，而反托于所居之室者然也。初则因其地，而后乃不必有其地者，造私臆之山川矣。初或有其室，而后乃不必有此室者，构空中之楼阁矣。识者但知人心之尚诡，而不知始于郡望之滥觞，是以君子恶夫作俑也。

峰泉溪桥，楼亭轩馆，亦既繁复而可厌矣，乃又有出于谐声隐语，此则宋、元人之所未及开，而其风实炽于前明至近日也。或取字之同音者为号，或取字形离合者为号。夫盗贼自为号者，将以惑众也；赤眉、黄巾，其类甚多。娼优自为号者，将以媚客也。燕莺娟素之类甚多，而士大夫乃反不安其名字，而纷纷称号焉，其亦不思而已矣。

逸囚多改名，惧人知也；出婢必更名，易新主也。故屡逸之囚，转卖之婢，其名必多，所谓无如何也。文人既已架字而立号，苟有寓意，不得不然，一已足矣。顾一号不足，而至于三且五焉。噫！可谓不惮烦矣。

古人著书，往往不标篇名。后人校雠，即以篇首字句名篇。不标书名，后世校雠，即以其人名书。此见古人无意为标榜也。其有篇名书名者，皆明白易晓，未尝有意为吊诡也。然而一书两名，先后文质，未能一定，则皆校雠诸家，易名著录，相沿不察，遂开歧异；初非著书之人，自尚新奇，为吊诡也。

有本名质而著录从文者，有本名文而著录从质者，有书本全而为人偏举者，有书本偏而为人全称者，学者不可不知也。本名质而著录从文者，《老子》本元经名，而书尊《道德》；《庄子》本以人名，而书著《南华》之类是也。汉称《庄子》。唐则敕尊《南华真经》，在开元时《隋志》已有《南华》之目。本名文而著录从质者，刘安之书，本名《鸿烈解》，而《汉志》但著《淮南内外》；蒯通之书，本名《隽永》，而《汉志》但著《刚通》本名之类是也。《隽永》八十一首，见本传，与志不符。书名本全而为人偏举者，《吕氏春秋》有十二纪、八览、六论，而后人或称《吕览》，《屈原》二十五篇，《离骚》特其首篇，而后世竟称《骚赋》之类是也。刘向名之《楚辞》，后世遂为专部。书名本偏而为人全称者，《史记》为书策纪载总名，而后人专名《太史公书》；孙武八十余篇，有图有书，而后人即十三篇称为《孙子》之类是也。此皆校雠著录之家所当留意。已详《校雠通义》。虽亦质文升降，时会有然，而著录之家，不为别白，则其流弊，无异别号称名之吊诡矣。

子史之书，名实同异，诚有流传而不能免者矣。集部之兴，皆出后人缀集，故因人立名，以示志别，东京讫于初唐，无他歧也。中叶文人，自定文集，往往标识集名，《会昌一品》、元白《长庆》之类，抑亦支矣。然称举年代，犹之可也。或以地名，杜牧《樊川集》，独孤及《毗陵集》之类。或以官名，韩偓《翰林集》。犹有所取。至于诙谐嘲弄，信意标名，如《锦囊》、李松。《忘筌》、杨怀玉。《披沙》、李咸用。《屠龙》熊皦。《聱书》、沈颜。《漫编》，元结。纷纷标目，而大雅之风，不可复作矣。

子史之书，因其实而立之名，盖有不得已焉耳。集则传文之散著者也。

篇什散著，则皆因事而发，各有标题，初无不辨宗旨之患也。故集诗集文，因其散而类为一人之言，则即人以名集，足以识矣。上焉者，文虽散而宗旨出于一，是固子史专家之遗范也；次焉者，文墨之佳，而萃为一，则亦雕龙技曲之一得也。其文与诗，既以各具标名，则固无庸取其会集之诗文而别名之也。人心好异，而竞为际题，固已侈矣。至于一名不足，而分辑前后，离析篇章，或取历官资格，或取游历程途，富贵则奢张荣显，卑徽则酝酿寒酸，巧立名目，横分字号；遂使一人诗文，集名无数，标题之录，靡于文辞，篇卷不可得而齐，著录不可从而约；而问其宗旨，核其文华，黄茅白苇，毫发无殊。是宜概付丙丁，岂可猥尘甲乙者乎？欧、苏诸集，已欠简要，犹取文足重也。近代文集，逐狂更甚，刚无理取闹矣。

【译文】

过去读《春秋左传》，苦于《左传》称人的名字没有一定的规律。年幼时称名，二十岁行过冠礼以后便称字，五十岁以后则以伯仲排行相称，人死了则称溢号，这是周朝的制度。这是用于礼节文字中的称呼，而不是史书叙事的体例。左氏却随意错杂称举，没有义例，况且在名、字、溢号、排行之外，又涉及官职、爵位与封邑，一篇之中错杂互见，如果不是有注释相传，有师承受授至今，便再也不知他是什么人了。所以后世的史书没有不景仰效法《左传》的，而惟独对此事不再学习它的做法。

司马迁创立列传的体裁，列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排列众人为始末，用来表示与编年传记的不同。但是排列人的名目也有不整齐的，或称爵位，如淮阴侯之类。或称宫职，如李将军之类。或者直书其名，虽然不像左氏那样错综复杂，终究还是义例不统一。有人说：“司马迁这样做隐含着深意。”根据事实忠实地记载下来，善恶自然会表现出来，这是《春秋》的用意。一定要通过所标传目来显示褒贬，难怪沈约、魏收等人所撰的史书，简直把标题当做儿戏了。况且《史记》一七十列传，称官职、爵位的只是偶然一见，其余的都是直书姓名，而且按照义例又不是所应当贬斥的，那么司马迁创始之初，也不是没有疏漏的。」、一定要曲从此事而为他辩解，便会损害大道。

唐朝末年及五代风气诡异，称呼人不用名不用姓，多为一些诙谐的隐语寓言，读者乍看其文，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如姓李的称“陇西”，姓王的标“琅珊”，虽然很怪僻不合情理，还可说是标明郡望；姓庄的称作“漆园”，姓牛的称作“太牢”，则滑稽可笑，不再成文理了。凡此之类，开始兴起于华美的骄体文中，逐渐用于书信与笔记，而没有见识的文人，竟用这类称呼来记事。难怪科举试卷上的文章会演变成“茁轧”之类怪异的语言，而作文之道便陷入一种混乱无序之中。

自从欧阳修、曾巩诸君澄清了唐末五代诡异怪僻的文风之后，宋、元三百多年间，文章虽然有高下忆分，但文章的气势风格都祟尚清新自然，这也足以为后人尊崇效法的。不过宋人自己又另开了一条纤细奇异的路径，就是每个人都有号，一个号不够，而且有的人三四个号都不罢休。上古时期风气淳朴，人只有名而已。周朝祟尚文教，年幼时称名，二十成年后称字，所以身份卑贱的人称呼身份尊贵的，多避开他的名而称他的字，因此说字是用来族表德行的。称字表德感到不足便给他加上号，这又有什么说法呢？流传到近代，风俗一天天颓靡下去。起初则撇开人名而称字，逐渐地又除去字而称号，于是身份卑贱的对待身份尊贵的，不但不能称他的名，而且还不能称他的字，认为称名称字则触犯了尊长，这难道不是对尊长的奉承与袭读吗？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称号讳字，大概这是最不正不顺的事吧。

号的起源不始于宋代，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有了发端。陶朱公、鸥夷子皮，这是有所寄托和躲避的外号；鹃冠子、鬼谷子等，自己把姓名隐藏起来，人们便根据他们的穿戴和居处而加给他们一个号。都不是无缘无故而起的号。唐朝开元时期，朝廷尊奉祟尚道教，于是赐有真人的称号，如南华真人、冲虚真人之类。赐有法师的称号，如叶靖法师之类。赐给女道士的称号，伽太真玉妃之类。赐给佛教徒的称号，如三藏法师之类。三藏法师在唐大宗时，不始于开元，现在因为按类举例而连在一起。这都是道教、佛教之徒所炫耀标榜的。后来才用到隐逸之士身上，知陈拎、林通之类。不久便在文人之中流传开来。然而这些都出于朝廷所赐，虽然不合法度，但还不是本人所取的称号。揣度当日之所以要赏赐嘉号的意思，对已死的人如同溢法，未死的则与头衔相同，都只是用空言加以奖赏罢了。

自号的繁杂，起源于郡望，发展到后世末流标榜郡望便出现了自号。大概从六朝开始门第争相标明郡望，凡是称呼人名，不用那人所居住的原籍，而只将世家大族显著的郡望冠于名字前，这就是刘知攫之所以反被史官讥笑的缘故。沿袭久了，便把郡望当成当时卖弄才学的词语了。既然把它当做卖弄才学的语言而互相以新鲜为尚，那么就会争奇斗怪，名称随意而起，自我标榜。所以开始的别号，多数是从山、泉、林、数而得名的，这足以证明是从郡望演变来的，而依据所居之地起名的缘故。渐渐地又改为堂、轩、亭、苑，却又是沿着依据所居之地得名的变化轨迹，反过来依托于所居之室的缘故口起初则是依据所居之地，而后却不必真有此地，仅凭个人想象编造山川之名；起初或许还有那个居室名，而后却不必真有那么个居室，仅凭个人想象构筑一些空中楼阁口有识之士只知道人心崇尚诡诈，却不知其源头始于郡望，所以君子憎恨始作俑者。

以峰、泉、溪、桥，楼、亭、轩、馆等为别号，也已经够复杂而讨厌的了，竟然又有一类出于谐声、隐语的称号，这是宋、元人所没来得及开辟的一条路，这种风气实从明代到近日才开始盛行的。有的取同音字为号，有的拆合宇形为号。盗贼自己立号，是为了用它来蛊惑民众；如称赤眉、黄巾，这一类的很多。娟妓歌女自己立号，是为了用它来讨好客人；如称燕、莺、娟、素之类的很多。而士大夫竟然不习惯于本人的名字却纷纷称号，这也是出于不加思考的缘故。

逃亡的囚徒大多要改名，因为害怕人知道；放出去的蟀女必定要改名，因为换了新的主人。所以屡次逃跑的囚犯，辗转贩卖的脾女，他们的名字一定很多，这是出一于无可奈何。文人既然己经在名字之上又叠床架屋而立号，如果要寄托什么意思，不得不如此，一个也己经足够了。但他们用一个号还不够，以至于有三个、五个之多。唉，真可谓不怕麻烦呀！

古人著书，往往不标篇名，后人进行整理的时候，便以篇首的字句作为篇名；不标书名，后世进行整理的时候，便用那个人的名字作为书名，据此可见古人无意于进行标榜。那些有篇名书名的，都明白易晓，未曾有意弄些怪僻奇特的名称。如此说来，一书两名，前后书名的文彩、质朴，不能划一固定，那都是校像家们改变书名而著录的结果。历代相沿而没有察觉，于是书名出现歧异，这原本不是著书的人自己崇尚新奇而有意弄出的怪名。

有的书名本来很质朴而著录时改得很华丽，有的本来很有文采而著录时改成了质朴的，有的书名本来是全称而被人改用偏称，有的书名本来用的是偏称而被人改为全称，学者不可不知道。本来书名很质朴而著录时改得很华丽的：如《老子》本来没有经的名称，而目录书上尊为《道德经》；《庄子》本来是用人的名字来称呼的，而书上著录为《南华真经》之类的，这就是例证。汉代称《庄子》，唐代则下诏羊为《南华真浪》，在开元时期。必隋书·经籍志》已有《南华》的名称。本来书名有文采的而著录时改成质朴的：如刘安的书本来名叫《鸿烈解》，而《汉书·艺文志》只著录为《淮南》内外篇；蒯通的书本来名叫《隽永》，而《汉书·艺文志》只著录为《蒯通》本名之类的，这就是例证。《隽永》八十一首，见蒯通本传，与《汉书·艺文志》所载篇数不一致。书名本来是全称而被人改用偏称的：如《吕氏春秋》有十二纪、八览、六论，一而后人有的称作亥吕览》；屈原赋共二十五篇，《离骚》仅是它的首篇，而后代竟然称作《骚赋》之类的，这就是例证。刘向取名为优楚辞》，后世便成为一个专门的门类。书名本来用的是偏称而被人改为全称的：如《史记》本来是书籍记载的总称，而后人用来专门称呼《太史公书》；孙武本来共八十余篇，有图有书，而后人把十三篇就称作《孙子》之类的，这就是例证。这些都是校撤学家、目录学家们所应当留意的。已详见《校摊通义》。虽然这一也是尚质尚文的盛衰变化，时代的必然趋势所造成的，但目录学家不进行辨别说明，那么它的流弊，便与用别号来称名的怪僻奇特没有什么不同了。

子书与史书，名称与实质的差异，诚然有流传过程中所不能避免出现的情况。集部的兴起，则全都出于后人的编纂，所以根据人来命名文集，以示区别。从东汉到唐初，没有不一致的情况。唐代中期的文人，自己编定文集，往往标明集名，如《会昌一品》、元白《长庆集》之类，恐怕也是一个支派吧。但称举年代，还是可以的。有的用地名，如杜牧《樊川集》、独孤及《毗陵集》之类。有的用官名，知韩握《翰林集》。仍然有可取之处。至于诙谐嘲弄，随意标名，如《锦囊》、李松撰。《忘签》、杨怀玉撰。《披沙》、李咸用撰。《屠龙》、熊峨撰。《警书》、沈颜撰。《漫编》，元结撰。标名纷纭杂乱，而文雅大方的风气便无法再重现了。

子书与史书，根据它的实质而确立书名，是有不得已的地方。文集收录的则是作者分开撰写的传世文章。分篇撰写的文章，都是因事而发，各有标题，原本并没有不辨宗旨的忧虑。所以汇集诗作汇集文章，根据散篇而归类为一人之言，那么根据此人的名字来命名他的文集，也足以识别了。上等的，文章虽然分散但宗旨却出于一个，这固然是诸子、史家遗留下来的自成一家之说的传统。次等的，文字好的荟萃在～起，那也是撰写文章技艺的一种心得。其文与诗，既然各自已有标题，那么固然无须把会集起来的诗文再取一个别的名称。人心好异而争相另标名称，自然已经过分了。至于一个名称还不够，而分纂为前、后集，把原有著作再拆分开来，有的取任官的资格，有的取游历的路线，富贵人则夸耀荣华显达，卑微者则包含着寒酸，巧立名目，强拆字号。于是使得一个人的诗文，而有无数个文集的名称，标题的著录，比文辞更华美，篇卷的记载无法一致，著录也不可能简要；但询问它们的宗旨，查核它们的文笔，如黄色的茅草白色的芦苇，清清楚楚，丝毫不差。这么说此类文集都应该付之一炬，怎么可以把它们随便列入四部之中呢？欧阳修、苏轼等人的文集，已经缺乏碗要，但采集的仍然是足以流传的文章。近代的文集，追随前人更加狂乱，简直是无理取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