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画土制贡，创于夏书；任土授职，载师物地事及授地职。详于《周礼》；而田赋之书，专司之掌，有由来矣。班氏约取《洪范》八政，裁为《食货》之篇，后史相仍，著为圭臬。然而司农图籍，会稽簿录，填委架阁，不可胜穷，于是酌取一代之中，以为定制。其有沿革大凡，盈缩总计，略存史氏要删，计臣章奏，使读者观书可以自得，则亦其势然也。若李吉甫、韦处厚所为《国计》之簿，李吉甫《元和国计簿》十卷，韦处厚《太和国计》二十卷，丁谓、田况所为《会计》之录，丁谓《景德会计录》六卷，田况《皇祐会计录》六卷，则仿《周官》司会所贰，书契版图之制也。杜佑、宋白之《通典》，王溥、章得象之《会要》，则掌故汇编；其中首重食货，义取综核，事该古今；至于麻缕之徽，铢两之细，不复委折求尽也。赵过均田之议，李翱《平赋》之书，则公牍私论，各抒所见；惟以一时利病，求所折衷，非复史氏记实之法也。夫令史簿录，猥琐无文，不能传世行远；文学掌故，博综大要，莫能深鉴隐微。此田赋之所以难明，而成书之所以难觏者也。古者财赋之事，征于司徒，载师属大司徒，会于太宰。司会属太宰。太宰制三十年为通九式，均节九赋，自祭祀宾客之大。以至刍秣匪颁之细，俱有定数，以其所出，准之以其所入。虽欲于定式之外，多取于民，其道无由。此财赋所以贵簿正之法也。自唐变租庸调而为两税，明又变两税而为一条鞭法，势趋简便，令无苛扰，亦度时揆势，可谓得所权宜者矣。然而存留供亿诸费，土贡方物等目，金差募运之资，总括毕输，便于民间，使无纷扰，可也。有司文牍，令史簿籍，自当具录旧有款目，明著功令所以并省之由，然后折以时之法度。庶几计司职守，与编户齐民，皆晓然于制有变更，数无增损也。文移日趋简省，而案牍久远无征：但存当时总括之数，不为条列诸科：则遇禁网稍弛，官吏不饬于法，或至增饰名目，抑配均输，以为合于古者惟正之贡，孰从而议其非制耶？

夫变法所以便民，而吏或缘法以为奸，文案之功，或不能备，图史所以为经国之典也。然而一代浩繁，史官之籍，有所不胜。独州县志书，方隅有限，可以条别诸目，琐屑无遗，庶以补国史之力之所不给也。自有明以来，外志纪载，率皆猥陋无法。至于田赋之事，以谓吏胥簿籍，总无当于文章巨丽之观，遂据见行案牍，一例通编，不复考究古今，深求原委；譬彼玉厄无当，谁能赏其华美者乎？明代条鞭之法，定于嘉靖之年，而和州旧志今可考者，亦自嘉靖中易鸾《州志》而止。当时正值初更章程，而州志即用新法，尽削旧条，遂使唐人两税以来沿革莫考，惜哉！又私门论议，官府文移，有关田赋利病，自当采入本书；如班书叙次晁错《贵粟》之奏入《食货志》，贾让《治河》之策入《沟洫志》，庶使事显文明，学归有用。否则裁入本人列传，便人参互考求，亦赵充国《屯田》诸议之成法也。近代志家类皆截去文词，别编为艺文志；而本门事实，及本人行业，转使扩落无材。岂志目大书专门，特标义例，积成卷轴，乃等于匏瓜之悬，仰而不食者耶？康诰旧志，略窥此风。后来秉笔诸家，毅然删去，一面至再，无复挽回，可为太息者也！

今自易《志》以前，其有遗者，不可追已；自易《志》以后，具录颠未，编次为书。其康诰《均田》之议，实有当于田赋利病；他若州中有关田赋之文，皆采录之，次于诸条之后；兼或采入列传，互相发明，疑者阙之。后之览者，或有取于斯焉。

【译文】

自从划分州境制定贡赋，最先写在《夏书》里，依据土地情况使用土地，确定用途，载师了解各种土地的适宜性质，及确定不同土地的用途。详细地记载在《周礼》里，而田赋的书，专设官署的掌管，有由来了。班固对《尚书·洪范》八政采取要领，写成《食货志》一篇，后世史书互相沿袭，当作准则。但是司农官署的图籍，会计机构的簿册，堆满了案卷库，不可穷尽，于是从一个朝代的图籍簿册当中斟酌采取，成为确定的制度。那沿革的大略情形，盈余和亏损的统计，简略地保存在史官撮要删定的史书，和掌管财政的大臣的章奏里，使读者看书可以自己了解，则也是事势造成这样。像李吉甫、韦处厚所作的《国计簿》，李吉甫《元和国计薄旁十卷，韦处厚《太和国计》二十卷。丁谓、田况所作的《会计录》，丁谓《景德会计录》六卷，田况《皇褚会计录》六卷。就是仿照《周礼》司会掌管书契、户籍、地图的副本的制度。杜佑、宋白的《通典》，王溥、章得象的《会要》就是掌故汇编，其中最先重视食货，内容采取汇总而考核的方法，事情包括古今，至于麻线的细小，株两的轻微，不再周到地追求洋尽。赵过均国的意见，李翱的《平赋书》，就公家文书、机下议论，各抒发见解，只是对一个时期的利弊，寻求适宜措施，不再是史学家记载实事的方法。小吏经办的簿册，琐碎没有文采，不能传布后世流行久远；文人记载的掌故，广泛通晓大要，不能深人观察隐约细微；这是田斌难弄清，而已成的书难遇到的原因古时财赋的事情，由司徒征收，载师隶属大司徒。由太宰总核。司会隶属太宰。太宰制三十年贯通九种用财法式，调节九种赋，从祭祀、接待宾客的大处，到牛马饲料、分赐群臣的小处，都有规定数量。根据那支出，估量那收人，即使想要在规定数量之外从百姓那里多取，没有途径。这是对赋税重视立文书规定制度的方法的缘故。自从唐代变租庸调法为两税法，明代又变两税法为一条鞭法，情势趋向简便，使百姓不受骚扰，也估量时势，可以说是得到变通方法了。但是存留、供给等费用，土贡、土产等名目，派遣差使、召募运输的钱财，总括计算，一并交纳，对民间便利，使民间不扰乱，是可以的。官署的文书，小吏的簿册，应当完备记录原来有的项目，明确记载法令上合并减省的原因，然后用当时的法度折算，差不多可以使财政部门官员和编人户籍的平民，都明白制度有变更，数量没有增减。公文越来越趋向简略，而案卷时间久远没有验证，只留下当时总括计算的数量，不逐一列出各项目，那么遇到法网略微松弛，官吏不谨慎守法，也许会增添名目，强行摊派，实行均输，认为符合古时正常的赋税，有谁随着指责那作法不合制度呢？

变法用来便利百姓，而官吏有时凭借着法令来作恶，文书案卷的工作，有时不能完备，因此地图和史书是治理国家的重要文献。但是一代史事浩繁，史官的书不能承受，只有州县志书，地方不大有界限，可以逐一分列各项目，细碎不遗漏，差不多能用来弥补国史力所不能及的范围。自从明代以来，方志记载大抵都浅陋没有方法。至于田赋的事，认为是小吏的簿册，全不符合文章美好的观览，于是根据当前施行的案卷，一律通连编排，不再考察研究古今，深人探求始末，譬如那玉酒杯没有底，谁能欣赏它的华美呢？明代一条鞭法，在嘉靖年间制定，而和州旧志现在可考知的，也到嘉靖中易莺的州志为止。当时正遇上开始改变制度，而州志就采用新法，完全削除旧的条目，于是使唐人实行两税法以来的沿革不能考知，可惜啊！另外，私家议论，官府公文，和田赋利弊有关的，自然应当采人《田赋书》，例如班固《汉书》把晃错贵粟的奏议编排进《食货志》，把贾让治河的谋划编排进《沟恤志》，期望使事情明显文辞清楚，学问趋向有用途。否则安排进本人列传，便利人们相互参证而探索研究，也是对待赵充国屯田诸奏议的已定方法。近代方志家大抵都截取文辞，另外编成艺文志，而本门事情，及本人操行功业，反而弄得空虚没有材料。难道志的目录郑重记载门类，特地显示主旨和体例，积聚成一卷，竟然相当于悬挂着的葫芦，让人仰望而不食用吗？康浩的旧志，略微注意到这种作风。以后握笔编撰诸家，毫不犹豫地删除，一次到两次，不再能挽回，值得为这叹息呀。现在从易莺州志以前，那有遗留的，不能追溯了；从易鸯州志以后，详细记录始末，编排成书。康浩均田的议论，确实是得当地说出了田赋利弊，其它像州中有关田赋的文章，都采录下来，排列在各条后面，有的同时采人列传，互相证明，有怀疑的地方空缺。以后看的人，或许从这里有所采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