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于文辞，而私据为已有也。志期于道，言以明志，文以足言。其道果明于天下，而所志无不申，不必其言之果为我有也。《虞书》曰：“敷奏以言，明试以功。”此以言语观人之始也。必于试功而庸服，则所贵不在言辞也。誓诰之体，言之成文者也；苟足立政而敷治，君臣未尝分居立言之功也。周公曰：“王若曰多方。”诰四国之文也。

说者以为周公将王之命，不知斯言固本于周公，成王允而行之，是即成王之言也。盖圣臣为贤主立言，是谓贤能任圣，是亦圣人之治也。曾氏巩曰：“典谟载尧、舜功绩，并其精微之意而亦载之，是岂寻常所及哉？当时史臣载笔，亦皆圣人之徒也。”由是观之，贤臣为圣主述事，是谓贤能知圣，是亦圣人之言也。文与道为一贯，言与事为同条，犹八音相须而乐和，不可分属一器之良也；五味相调而鼎和，不可标识一物之甘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于文辞，而私据为已有也。

司马迁曰：“《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所为作也。”是则男女慕悦之辞，思君怀友之所托也；征夫离妇之怨，忠国忧时之所寄也。必泥其辞，而为其人之质言，则《鸱鸮》实鸟之哀音，何怪鲋鱼忿诮于庄周；《苌楚》乐草之无家，何怪雌风慨叹于宋玉哉？夫诗人之旨，温柔而敦厚，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舒其所愤懑，而有裨于风教之万一焉，是其所志也。因是以为名，则是争于艺术之工巧，古人无是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于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

夫子曰：“述而不作。”六艺皆周公之旧典，夫子无所事作也。《论语》则记夫子之言矣。“不恒其德”，证义巫医，未尝明著《易》文也：“不忮不求”之美季路，“诚不以富”之叹夷齐，未尝言出于《诗》也：“允执厥中”之述尧言，“玄牡昭告”之述汤誓，未尝言出于《书》也。《墨子》引《汤誓》。《论语》记夫子之微言，而《诗》、《书》初无识别，盖亦述作无殊之旨也。王伯厚常据古书出孔子前者，考证《论语》所记夫子之言，多有所本。古书或有伪托，不尽可凭，要之古人引用成说，不甚拘别。夫子之言，见于诸家之称述，诸家不无真伪之参，而子思、孟子之书，所引精粹之言，亦多出于《论语》所不载。而《论语》未尝兼收，盖亦详略互托之旨也。

夫六艺为文字之权舆，《论语》为圣言之荟粹，创新述故，未尝有所庸心，盖取足以明道而立教，而圣作明述，未尝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其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

周衰文弊，诸子争鸣，盖在夫子既殁，微言绝而大义之已乖也。然而诸子思以其学易天下，固将以其所谓道者，争天下之莫可加，而语言文字，未尝私其所出也。先民旧章，存录而不为识别者，《幼官》、《弟子》之篇，《月令》、《土方》之训是也。《管子。地圆》，《淮南。地形》，皆土训之遗。辑其言行，不必尽其身所论述者，管仲之述其身死后事，韩非之载其李斯《驳议》是也。《庄子。让王》、《渔父》之篇，苏氏谓之伪托；非伪托也，为庄氏之学者所附益尔。《晏子春秋》，柳氏以谓墨者之言。非以晏子为墨，为墨学者述晏子之事，以名其书，犹孟子之《告子》、《万章》名其篇也。《吕氏春秋》，先儒与《淮南鸿烈》之解同称，盖谓集众宾客而为之，不能自命专家，斯固然矣。然吕氏、淮南，未尝以集众为讳，如后世之掩人所长以为己有也。二家固以裁定之权，自命家言，故其宗旨，未尝不约于一律，吕氏将为一代之典要，刘安托于道家之支流，斯又出于宾客之所不与也。诸子之奋起，由于道术既裂，而各以聪明才力之所偏，每有得于大道之一端，而遂欲以之易天下。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故将推衍其学术，而传之其徒焉。苟足显其术而立其宗，而援述于前，与附衍于后者，未尝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其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

夫子因鲁史而作《春秋》，孟子曰：“其事齐桓、晋文，其文则史。”

孔子自谓窃取其义焉耳。载笔之士，有志《春秋》之业，固将惟义之求，其事与文，所以藉为存义之资也。世之讥史迁者，责其裁裂《尚书》、《左氏》、《国语》、《国策》之文，以谓割裂而无当，出苏明允《史论》。世之讥班固者，责其孝武以前之袭迁书，以谓盗袭而无耻，出郑渔仲《通志》。此则全不通乎文理之论也。迁史断始五帝，沿及三代、周、秦，使舍《尚书》、《左》、《国》，岂将为凭虚、亡是之作赋乎？必谓《左》、《国》而下，为迁所自撰，则陆贾之《楚汉春秋》，高祖孝文之《传》，皆迁之所采摭，其书后世不传，而徒以所见之《尚书》、《左》、《国》，怪其割裂焉，可谓知一十而不知二五者矣。固书断自西京一代，使孝武以前，不用迁史，岂将为经生决科之同题而异文乎？必谓孝武以后，为固之自撰，则冯商、扬雄之纪，刘歆、贾护之书，皆固之所原本，其书后人不见，而徒以所见之迁史，怪其盗袭焉，可谓知白出而不知黑入者矣。以载言为翻空欤？扬、马词赋，尤空而无实者也。马、班不为文苑传，藉是以存风流文采焉，乃述事之大者也。以叙事为征实欤？年表传目，尤实而无文者也。《屈贾》、《孟荀》、《老庄申韩》之标目，《同姓侯王》、《异姓侯王》之分表，初无发明，而仅存题目，褒贬之意，默寓其中，乃立言之大者也。作史贵知其意，非同于掌故，仅求事文之末也。夫子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则史氏之宗旨也。苟足取其义而明其志，而事次文篇，未尝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其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

汉初经师，抱残守缺，以其毕生之精力，发明前圣之绪言，师授渊源，等于宗支谱系；观弟子之术业，而师承之传授，不啻凫鹄黑白之不可相淆焉，学者不可不尽其心也。公、榖之于《春秋》，后人以谓假设问答以阐其旨尔。

不知古人先有口耳之授，而后著之竹帛焉，非如后人作经义，苟欲名家，必以著述为功也。商瞿受《易》于夫子，其后五传而至田何。施、孟、梁邱，皆田何之弟子也。然自田何而上，未尝有书，则三家之《易》，著于《艺文》，皆悉本于田何以上口耳之学也。是知古人不著书，其言未尝不传也。治韩《诗》者，不杂齐、鲁；传伏《书》者，不知孔学；诸学章句训诂，有专书矣。门人弟子，据引称述，杂见传纪章表者，不尽出于所传之书也，而宗旨卒亦不背乎师说。则诸儒著述成书之外，别有微言绪论，口授其徒，而学者神明其意，推衍变化，著于文辞，不复辨为师之所诏与夫徒之所衍也。而人之观之者，亦以其人而定为其家之学，不复辨其孰为师说，孰为徒说也。盖取足以通其经而传其学，而口耳竹帛，未尝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于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

【译文】

古人的言论，是用来作为公有的，未曾在文辞方面夸耀而私下据为己有。心意期望道，语言用来表明心意，文辞用来充分地修饰语言。道果真在天下明显，所向往的无不舒展，不必那言论非得被我占有。《虞书》说：“诸侯报告治绩，天子明确考察其功效。”根据语言观察人，这是最早的。必定在考察功效后赏赐车马衣服，那么，所重视的并不在于言辞。誓、浩类的体裁，是语言形成的文辞。如果够得上树立政治施行治理，君臣未曾各自占据立言的功绩。周公说：“王这样说：各地诸侯……”是告诫各地诸侯的文辞。论说的人认为周公传达王的命令，不知道这言论本来出自周公，成王同意了而施行，这也是成王的言论。大概圣明的臣下为贤明的君主立言，这叫作贤人能任用圣人，这也就是圣人的治理。曾巩说：“《尚书》的典、漠记载尧、舜的功绩，他们精深微妙的思想也一起记载上，这难道是平常人能够比得上的吗？当时史臣挥笔，也都是圣人一等人。”由此来看，贤明的臣下为圣明的君主记述事情，这叫作贤人能了解圣人，这也就是圣人的言论。文和道条理相关连，语言和事也条理相通。这就像各种乐器互相配合而音乐和谐，不可以单独归于一种乐器的精良；各种味道互相调和而食物可口，不可以宣扬一种食品的味道美。所以说：古人的言论，是用来作为公有的，未曾在文辞方面夸耀而私下据为己有。

司马迁说：“《诗》三百篇，大抵是贤人、圣人发愤所创作的。”这样，男女间爱慕的话语，就是思念君主怀想友人所寄托的；远行男子、独居妇人的怨很，就是忠于国家优虑时局所寄托的。趋必定要拘泥于辞句而当作那人的实话，那么，《鹅鸽》确实是鸟的哀伤鸣叫，诧异什么庄周以附鱼表达痛斥？《崛有获楚》羡慕草的无家无室，诧异什么宋玉以雌风表达感慨呢？《诗经》作者的意旨，温柔而敦厚，以文辞为主而委婉地劝谏，说的人不会得罪，听的人完全可以引起警惕；舒展作者的抑郁不平，而对教化有些微帮助，是作者的心意。凭借作诗而求取名声，就是竞争技艺的工巧，古人没有这种现象。所以说：古人的言论，是用来作为公有的，未曾在文辞方面夸耀而私下据为己有。

孔夫子说：“传述而不创作。”六经都是周公时的典章，孔夫子没有什么可以进行创作的。《论语》就记录了孔夫子的言论。“不恒久保持德行”，用来证明关于巫师、医师的谚语，未曾标明是《易》的文句。“不嫉妒，不贪求”，用来称赞子路，“诚然不因为富裕，只因为新异”，用来赞叹伯夷、叔齐，未曾说是出自《诗经》。“确实能不偏不倚地把握中点”，是转述尧的话，“用黑色公牛明告天帝”，是转述汤的誓词，未曾说是出自《尚书》。《墨子》引作《汤誓》。《论语》记孔夫子的精微语言，而引《诗》、《书》从来不加标明，大概也是传述和创作不加区别的旨趣。王伯厚常常根据出自孔子前的古书，考证《论语》所记孔夫子的言论大多有来源。古书有的有伪托，不是完全可依据。总之古人引用已有的说法，不太拘束。孔夫子的言论，在诸家的述说中可以见到，诸家不是没有真伪的混杂，而子思、孟子的著作所引精粹的言论，也大多是《论语》没有记载的。而《论语》未曾同时收人，大概也是详细和简略分别寄托的旨趣。六经是著作的开始，《诊语》是圣人言论的荟萃，开创新意，传述旧说，未曾对二者的区别有所留意，大概是采取足够阐明道而树立教化的原则，而圣人创作，明智的人传述，未曾各自占据立言的功劳。所以说：古人的言论，是用来作为公有的，未曾在文辞方面夸耀而私下据为己有。

周代衰落，文化破败，诸子争鸣，大概在孔夫子已经去世，精微的言论断绝而要旨被违背之后。然而诸子想用他们的学说改变天下，因此想要用他们所说的道争夺天下第一，而对于语言文字，未曾把他们所陈述的看作私有。对古时贤人的典籍，收集起来而不辨明著作的，例如《幼官》、《弟子》等篇，《月令》、土方氏的法则就是。《管子·地圆》，《淮南子·地形》，都足土方氏、训方氏的遗留。辑录某人的言行，不必完全是那人自己所论述的，例如《管子》书中记述了管仲死后的事，《韩非子》书中记载了李斯的反驳意见就是。《庄子》的《让王》、《渔父》等篇，苏轼认为是伪托；实际不是伪托，是庄子学派的人所增加的而已。《晏子春秋》，柳宗元认为是墨家的言论，不是把晏子当作墨家，是信从墨家学说的人记述晏子的事，用晏子的名字称呼这书；这就像《孟子》的用告子、万章的名字作篇名。《吕氏春秋》，先世儒者把它和《淮南鸿烈》‘一同谈论，大概认为都是集中许多宾客而完成的，不能自以为专门一家，这本是对的。但是吕氏、淮南王未曾把集中众人著书当作忌讳，像后世人掩盖别人的长处当作自己所有那样。两家本来使用裁定的权力，自认为是一家之言，因此他们书中的宗旨未尝不用一种标准约束，吕氏打算成为一代的准则，刘安寄托在道家支流上。这又是宾客所不参与的。诸子的兴起，是由于道术已经分裂，而各自使用有所偏重的聪明才力，常常在大道的一个方面有所得，于是就想用它来改变天下。那些主张有根据、言论有道理的，因此打算推广他们的学术而传授给门徒，如果足以显扬一家的学术而创立宗派，在前援引陈述的与在后依附扩展的，未曾各自占有立言的功绩。所以说：古人的言论，是用来作为公有的，未曾在文辞方面夸耀而私下据为己有。

孔夫子依据鲁国史书而作《春秋》，孟子说：“所记的事情是齐桓公、晋文公的事，所用的文字是一般史书的文字，孔子自己说借用了褒贬的大义。”挥笔的士人，如果有志于《春秋》事业，本来会只探求大义，那事情和文字，用来借作保存大义的凭依。世上指责司马迁的人，责备他割裂《尚书》、《左传》、《国语》、《战国策》的文字，认为是割裂而不得当；出苏明允《史论》。世上指责班固的人，责备他武帝以前沿袭司马迁《史记》，认为是刹窃而无耻，出郑渔仲《通志》。这就是完全不通文理的论调。司马迁《史记》的断限从五帝开始，顺序到夏商周三代、周、秦，假使不用《尚书》、《左传》、《国语》，难道要像凭虚公子、亡是公那样作赋吗？一定要说《左传》、《国语》以后的史事是司马迁自己撰写的话，那么，陆贾的《楚汉春秋》，高祖、文帝的传记，都是司马迁采择过的，这些书没有流传后世，却只是根据所见到的《尚书》、《左传》、《国语》，惊诧司马迁割裂它们，可以说是知道一十等于十而不知道二五也等于一十呀。班固《汉书》断限在西汉一代，假使武帝以前不用司马迁《史记》，难道要做经生考试的相同题目下的不同文章了吗？一定要说武帝以后的史事是班固自己撰写的话，那么，冯商、扬雄、刘散、贾护所撰写的史书，都是班固所依据的，这些书后人没有见到，却只是根据所见到的司马迁《史记》，惊诧班固剽窃《史记》，可以说是知道某人穿白衣出去却不知道穿黑衣回来的也是他呀。把记言当作凭空的行为吗了扬雄、司马相如的词赋，是特别空泛而不实际的，司马迁、班固不另立《文苑传》，是凭借他们的词赋来保存风流文采，正是很重要的记事。把叙事当作求实的行为吗？年表与传的题目，是特别质直而没有文采的，《史记》的《屈贾》、《孟荀》、《老庄申韩》等传的标明题目，《汉书》的《同姓诸侯王》、《异姓诸侯王》的分别列表，本来没有发挥，而只是留个题目，褒贬的含意己暗暗寄托在里面，正是很重要的立言。撰写史书贵在知道意义，不是像掌管故实的官员那样，只是寻求事情和文字的琐细方面。孔夫子说；“我认为把自己的观点用议论来表达，却不如用事实来表现更深切明显。”这就是史学家的宗旨。如果足以采取大义、表明意图，而排列事迹和编录文章，未曾各自占据立言的功劳。所以说：古人的言论，是用来作为公有的，未曾在文辞方面夸耀而私下据为己有。

汉初的经师抱残守缺，用他们毕生的精力，发挥前代圣人未尽的言论，师授的渊源，相当于宗族的谱系；观察弟子的学业，而师承的传授，如同野鸭和天鹅的毛色黑白不可能相混淆，学者不可以不尽心。《公羊传》、《敦梁传》和《春秋》的关系，后人认为是假设问答以阐明《春秋》的意旨。不知道古人先有口耳相传的讲授，以后写成文字，不像后人解释经书，如果想称为一家，必定把著述当作成绩。商瞿从孔夫子学习《易》，以后经过五传到田何，施雌、孟喜、梁丘贺，都是田何的弟子。但是从田何以上，未曾有书，那么，施、孟、梁丘三家的《易》，在《汉书·艺文志》上著录，都完全根据田何以上口耳相传的学说。由此可知古人不写作著书，他们的言论未尝不流传。研究韩《诗》的人，不夹杂齐《诗》、鲁《诗》，传授伏生《尚书》的人，不知道孔安国的学说，各家学说的解说注释，具有专书。门人弟子援引述说，杂见在传纪、章表的，不完全出自所传授的书，而宗旨到底也不违背老师的学说。那么，诸位儒者在著述成书以外，另有精微的言论、未尽的说法，口授给自己的门徒，而从学的门徒尊崇老师的意旨，推广发挥加以变化，用文辞表现出来，于是不再能辨别是老师所教诲的，还是门徒所发挥的。而旁人观察门徒，也依据那人的师承而定为哪一家的学说，不再辨别哪是老师的说法，哪是门徒的说法。大概是采取足以通晓那经书而传承哪家学说的原则，而口耳相传和写成文字，未曾各自占据立言的功劳。所以说：古人的言论，是用来作为公有的，未曾在文辞方面夸耀而私下据为己有。

x 小说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