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11】

老子曰：“人之大患，在我有身。”［1］庄子曰：“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2］忧患与劳苦之与生，相对待也久矣。夫生者，人人之所欲；忧患与劳苦者，人人之所恶也。然则讵不人人欲其所恶，而恶其所欲欤？将其所恶者，固不能不欲，而其所欲者，终非可欲之物欤？人有生矣，则思所以奉其生：饥而欲食，渴而欲饮，寒而欲衣，露处［3］而欲宫室。此皆所以维持一人之生活者也。然一人之生，少则数十年，多则百年而止耳。

而吾人欲生之心，必以是为不足，于是于数十年百年之生活外，更进而图永远之生活：时则有牝牡之欲［4］，家室之累；进而育子女矣，则有保抱［5］、扶持、饮食、教诲之责，婚嫁之务。百年之间，早作而夕思，穷老而不知所终。问有出于此保存自己及种姓之生活之外者乎？无有也。百年之后，观吾人之成绩，其有逾于此保存自己及种姓之生活之外者乎？无有也。又人人知侵害自己及种姓之生活者之非一端也。于是相集而成一群，相约束而立一国，择其贤且智者以为之君，为之立法律以治之，建学校以教之，为之警察以防内奸［6］，为之陆海军以御外患，使人人各遂其生活之欲而不相侵害：凡此皆欲生之心之所为也。夫人之于生活也，欲之如此其切也，用力如此其勤也，设计如此其周且至也，固亦有其真可欲者存欤？吾人之忧患劳苦，固亦有所以偿之者欤？则吾人不得不就生活之本质，熟思而审考之也。

【注释】

［1］老子曰：“人之大患，在我有身。”语出《老子》通行本第十三章，原文是：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

《老子》这一章的文字相当难解，古今中外的研究者们言人人殊，大略可以推断是阐释“贵身”的意思，认为只有珍重一己之身的人才会珍惜别人的生命，才适合去治理天下。但王国维在这里只是作了字面上的理解，强调身体（生命）是苦难的源头。

［2］庄子曰：“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语出《庄子·大宗师》，原文是：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庄子》的原意是表达一种齐同生死的达观姿态，但王国维仍是在字面上引述这句话，强调的是生命始终伴随着劳苦。

［3］露处：住在露天的环境下。《旧唐书?德宗本纪》记载贞元四年的大地震：“江溢山裂，庐舍多坏，居人露处”。地震使得江水外溢、山体开裂，房屋自然保不住了，无家可归的灾民们只好“露处”。

［4］牝牡之欲：***。

［5］保抱：抱在怀里。语出《尚书?召诰》：“夫知保抱携持厥妇子，以哀吁天”。

［6］内奸：这里所谓“内奸”并不是现代汉语里这个词的意思。它是与“外患”相对的，指的是国内违法乱纪的歹徒或奸佞。在《宋史?李纲传上》中，李纲向宋钦宗上书就用到这个搭配：“攘除外患，使中国之势尊；诛锄内奸，使君子之道长”。不过在古汉语里，“内奸”也有内鬼的意思，如《清史稿?庄裕崧传》有“贼力攻，内奸启西门，遂长驱入”。

【解说】

这一章的大意和《红楼梦》的文本并没有太直接的关系，而是“述人生与美术之概观”（王国维所谓“美术”不是指雕塑、绘画，而是泛指艺术），为接下来的论述立一个标准，打一片地基。

王国维以老庄的两句名言开篇，是为全文定下了一个调子。

“人之大患，在我有身”，这并不是《老子》的原文，而是王国维对《老子》第十三章内容的一个总括。传统学者在引经据典的时候远不像现代同行这么严谨，不要说版本和页码并不注明，就连对引文本身也很少会找来参考文献核对一下，只是凭记忆一说罢了。

在《老子》的原文里，这句话是“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话虽然很容易寻得到出处，但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十个注释者会有七八种解释。好在我们没必要纠缠《老子》原文，只需要知道王国维自己的理解便可。

“人之大患，在我有身”。人之所以会有种种烦恼、病痛、忧患、愁苦，都是因为生而为人，有了这个臭皮囊。那么，顺理成章的问题就是：要想摆脱这些烦恼、病痛、忧患、愁苦，可有什么办法没有？——《老子》的办法是：“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意思很简单：既然身体是忧患的根源，如果没有身体了，也就没有忧患了。

庄子说：“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这句话出自《庄子·大宗师》里的一个故事：子祀、子舆、子犁、子来这四个人交谈说：“谁能把‘无’当做头颅，把‘生’当做脊梁，把‘死’当做屁股，谁能把生死存亡当做是一体的，我们就和他交朋友。”于是，这四个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就这么做了朋友。

没过多久，子来生了重病，眼看就要死了。但他还是那么淡然，对前来探望的子犁说：“父母无论要儿子到哪里去，儿子都应该听从，而大自然和人的关系岂不就像父母和儿子一样么？它让我生我就生，它让我死我就死呗。大自然给了我这个身体，用生来使我劳苦，用老来使我清闲，用死来使我安息，它想让我怎么样，我就安安心心地怎么样呗。”

从这个故事来看，庄子的原意是要表达一种对生老病死的达观和洒脱，但王国维断章取义了一番，只突出了“人生不免于劳苦”这个意思。这点其实也是中国传统文人的做派，引经据典完全可以堂而皇之地断章取义，只求为我所用——“断章取义”这个词本来一点贬义都没有。

我们有了这个身体，这个生命，这完全不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如果可以有选择的话，我想会有很多人拒绝来到这个世界。芥川龙之介写过一篇叫做《河童》的，河童这种怪物就会在降生之前好好打量一下外面的世界，要不要被妈妈生下来，这最终取决于它们自己的“理性的判断”。

人类可没有河童这样的先天优势，不由自主地被生在这个并不十分美丽的世界上，纵然怨恨父母也无济于事了。然后经历一段异性相吸的日子，便也生下自己的孩子来，再被自己的孩子或依恋或怨恨，世界就是这么无可奈何地运作着的。

受过一点儒家传统浸染的人会强调父母对子女有养育之恩，悲观主义者和那些被生活逼得走投无路的人会埋怨父母当初为什么要生下自己，现代生物学告诉我们这一切其实只是基因的自我复制的天性在作祟……

无论如何，既然活着，就让自己相信一点美丽的理由吧。但每当有聪明的头脑认真地思考起这个问题，便很难不在心底的深处开出一朵无望的悲观主义的花朵来。两千六百年前，乔达摩?悉达多王子在他的城市里游荡，看到生苦、老苦、病苦、死苦，人生在世似乎只为了饱尝一遭痛苦罢了。就算自杀也免除不了这些痛苦，因为当时的印度人普遍信仰婆罗门教，婆罗门教有轮回的观念，自杀的人就算摆脱了今生的痛苦，但还会轮回到来生受苦。于是，乔达摩?悉达多王子想从这普世的、轮回的、无处不在的痛苦中解脱出来，而解脱之路又何尝不苦？

据说他把这条路走通了，于是人们称他为释迦牟尼，或者佛陀，然后追随他，信仰他，希望借着他的指点让自己也跳脱出这个生老病死的世界。

乔达摩?悉达多王子当初的苦恼显然比那些挣扎于社会底层而生不如死的人来得要更深刻，因为他有高贵的身份，有无尽的财富，有温暖的家庭，有他爱的人和爱他的人，更有美好的未来。他感到苦，并不是因为他过得苦。不，他过得很幸福，只不过他看到了生命的本质无非是个“苦”字。这一种在幸福的生活中所看破的苦，就像印度诗剧《沙恭达罗》里那位豆扇陀国王一样，他具备着一个最苛刻的人所能想象得到的所有的优秀品质，他拥有着最贪婪的人所能梦想得到的一切荣耀、权势与爱情。就在这最完美的人生里，神还打算再满足他的要求与愿望，你以为他还会祈求些什么呢？

一个国王，在如此完美的时刻，愿望却是让所有的国王都努力谋求他的人民的幸福；让所有诵读《吠陀》的人都崇奉技艺之神萨罗萨伐底；愿永生全能的英武的湿婆免除他下一世的痛苦，不要让他投生在这终将毁灭的、罪与罚的人世间。

这是《沙恭达罗》的最后一幕，豆扇陀国王的人生光明而辉煌。但这光明而辉煌的人生，在这完美而骄傲的时刻，他并不留恋，无意重复，拒绝再来。

无论生活可以呈现出多么美好的面貌，但生命的本质就是苦的。有了形体，有了生命，这劳苦也就如影随形了，所以老子说“人之大患，在我有身”；所以庄子说“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所以王国维说“忧患与劳苦之与生，相对待也久矣”。

人人都想活着，但人人也都怕苦。如果活着就是受苦，人们喜爱的岂不正是他们所厌恶的，厌恶的岂不正是他们所喜爱的么？——对于生和苦的关联，王国维解释说：人既然有了生命，就总会想方设法地让自己活下去。饿了就想吃，渴了就想喝，冷了就想加衣服，还想有个房子可以安身。一个人要想活下去，就必须满足这些欲望才行。但一个人的寿命少则几十年，多则一百年，终归太短暂了。那种想要活下去的欲望一定不会就此而满足，于是才想要传宗接代、子孙不绝。

结婚生子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忙忙碌碌就是一辈子。这百年的人生之间如果能静下来想想，这辈子好像做过很多事，可这些事竟然没有一件是和养活自己、养活孩子无关的。百年之后再回顾一生的成绩，发现除了为保全性命和保存种姓所做的种种努力之外，再没有别的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