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且，人人都知道要活下去并不容易，让自己的种姓繁衍下去更不容易，这是一个危机四伏的世界呀。于是人们聚合在了一起，建立了国家，推选了君主，制定了法律来维护秩序，开办了学校来教育子弟，安排了警察来稳定治安，部署了军队来抵御外患，使每个人都能满足自己的生存欲望而不至于互相侵害。凡此种种，都源于求生的欲望。

但仔细想想，人的求生欲望如此之强烈，为生存而付出的努力是如此之大，但活着真就那么值得追求么？或者说生活当中真有值得我们为之如此付出的东西么？我们的种种忧患劳苦真能得到公平合理的回报吗？看来我们实在应该仔细思考一下：生活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

王国维提出的这个问题，在当年是一个哲学课题，到了今天则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个生物学的课题。一些面目可憎的学者会以最不讨人喜欢的腔调说：生活的本质就是基因的自我复制。《好了歌》唱道：“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子孙谁见了？”为什么“痴心父母古来多”，因为这符合基因自我复制的顽强天性；为什么“孝顺子孙谁见了”，因为这无关于基因的天性，而仅仅取决于人类的风俗与情感。前者是自然的，后者是人为的；前者是天性的，后者是道德的。若以叔本华的话说，就是“在繁殖以后，大自然所求于个体的已达到了它的目的，对于个体的死亡就完全不关心了”。

如果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生命的意义当然便被消解掉了，但即便这已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真理，即便生命当真毫无意义，人们在那盲目的生存之欲的驱使下为了让自己能更顺心地活着，还是会编造出各种各样的“意义”来进行自我催眠。

一百年前的王国维还预见不到现在的科学发展，所以他仍然在哲学的框架之内勇敢地思考这个令人沮丧的问题。而他发现，最令人不愿接受的答案反而是最正确的答案，事情真让叔本华说对了，生活的本质不是爱，不是奉献，不是神恩，而仅仅是欲望。

【原文12】

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既偿一欲，则此欲以终。然欲之被偿者一，而不偿者十百，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也。即使吾人之欲悉偿，而更无所欲之对象，倦厌之情即起而乘之。于是吾人自己之生活，若负之而不胜其重。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夫倦厌固可视为苦痛之一种。［1］有能除去此二者，吾人谓之曰快乐。然当其求快乐也，吾人于固有之苦痛外，又不得不加以努力，而努力亦苦痛之一也。且快乐之后，其感苦痛也弥深。故苦痛而无回复之快乐者有之矣，未有快乐而不先之或继之以苦痛者也。又此苦痛与世界之文化俱增，而不由之而减。何则？文化愈进，其知识弥广，其所欲弥多，又其感苦痛亦弥甚，故也。然则人生之所欲，既无以逾于生活，而生活之性质又不外乎苦痛，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

【注释】

［1］“钟摆理论”是叔本华思想里最有概括性，也是最著名的。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里这样说道：欲求和挣扎是人的全部本质，完全可以和不能解除的口渴相比拟。但是一切欲求的基地却是需要、缺陷，也就是痛苦。所以，人从来就是痛苦的，由于他的本质就是落在痛苦的手心里的。如果相反，人因为他易于获得的满足，随即消除了他的可欲之物而缺少了欲求的对象。那么，可怕的空虚和无聊就会袭击他，即是说人的存在和生存本身就会成为他不可忍受的重负。所以人生是在痛苦和无聊之间像钟摆一样地来回摆动着；事实上，痛苦和无聊两者也就是人生的两种最后的成分。下面这一事实很奇特地，也必然地道破这一点：在人们把一切痛苦和折磨都认为是地狱之后，给天堂留下来的除闲着无聊之外就再也没有什么了。

【解说】

在这一段里被王国维大谈特谈的就是叔本华著名的悲观主义哲学。

追寻生活的本质，答案其实倒也简单，无非是欲望罢了。欲望的一大特点就是永远不会满足，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欲无止境，得陇望蜀。欲望的根源就是不满足，而不满足的状态就是痛苦。

人的欲望是无穷的，就算一种欲望终于得到了满足，但总有更多未被满足的欲望；旧的欲望被满足了，人又会生出新的欲望，所以一个人永远不会有真正心满意足的一天。

更加可悲的是，就算一个人所有的欲望无一例外地得到了满足，再也生不起什么新的欲望了，但厌倦之情也就随之而来，并不会觉得生活是一个多么令人中意的东西。

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会痛苦，欲望得到了满足就会厌倦。所以说，人生就像钟摆，在痛苦和厌倦之间无休无止地摆来荡去，而厌倦又何尝不是痛苦之一种呢？

能够摆脱痛苦与厌倦的东西，我们称之为快乐，然而为了追求快乐，我们便不得不在固有的痛苦之外多加上几分努力，而努力无非也是一种痛苦。况且快乐总是那么稍纵即逝，随后却带来更深的痛苦。所以，痛苦之后再无快乐的人生总是有的，而快乐之后再无痛苦的人生却从来不曾有过。

更有甚者，随着人类文化的发展，人的痛苦却不减反增。个中道理并不难晓：文化愈是进步，知识的积累也就愈多。人的欲望也会随之增多，对痛苦的敏感度也更高了。既然人生的欲望无法超越于生活之外，而生活的性质又不外乎痛苦，那么欲望、生活与痛苦，这三者实在是浑然一体的。

对于这种钟摆式的人生，叔本华曾经作过一个乞丐的比喻：每一次欲望的满足都像是丢给乞丐的一丁点儿施舍，在今天维系了这个乞丐的生命，为的是在明天延长他的痛苦。

在叔本华的概念里，幸福这种东西是不存在的，而短暂的快乐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王国维写过一首《浣溪沙》：

路转峰回出画塘，一山枫叶背残阳，看来浑不似秋光。

隔座听歌人似玉，六街归骑月如霜，客中行乐只寻常。

这首小词细细琢磨下来，颇有几分耐人寻味的地方，尤其下阕，“隔座听歌人似玉，六街归骑月如霜”，美则美矣，诗人却冷冷地道出了这美丽背后的本质：客中行乐，终归不是家园。又或如《采桑子》所谓：

高城鼓动兰，睡也还醒，醉也还醒，忽听孤鸿三两声。

人生只似风前絮，欢也零星，悲也零星，都作连江点点萍。

若生命果真如此，我们可想得出什么对策么？——古往今来，人们的确想出了许许多多的对策。我们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欲望，易知足故而易长乐；我们还可以寄身于宗教的世界，相信这白驹过隙的人生不过是永恒之生命的一个小小的插曲，在苦海的彼岸就是幸福的天堂；我们也可以为无意义的人生假想出某个伟大的意义，让所有的痛苦都染上殉道者一般的崇高的光晕……当然，我们还可以闭上眼睛，堵上耳朵，忘记这世界上还有叔本华和王国维这样忧郁的理性分子，更可以让自己沉浸在真正“满纸荒唐言”的励志读物里，做一个简单而快乐的人。

只是思虑稍深的人，往往想求简单快乐而不得，便梦想能在这钟摆式的人生中看到一点解脱的希望。若从世俗的角度看去，无论科学的进步还是政治的进步，再多文明的进步似乎也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甚至如王国维所说的，反而使人生的痛苦增多罢了。解脱之道只能在另外的地方去寻找了。

曹雪芹似乎也在寻找一种解脱之道，这就要提到俞平伯先生著名的色空说了。

《红楼梦》的第一回“甄士隐梦幻识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提到这部书的缘起：

空空道人听如此说，思忖半晌，将这《石头记》再检阅一遍。因见上面大旨不过谈情，亦只是实录其事，绝无伤时诲淫之病，方从头至尾抄写回来，闻世传奇。从此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改名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东鲁孔梅溪题曰《风月宝鉴》。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又题曰《金陵十二钗》，并题一绝。即此便是《石头记》的缘起。诗云：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这段文字自然是每一个《红楼梦》的爱好者都耳熟能详的，其中“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十六个字被俞平伯先生单独提了出来，认为这实在是全书思想上的点睛之笔，一部《红楼梦》的主旨也就蕴涵在这寥寥十六个字当中了。（俞先生特地说明了一下，这“色”是***之色，并非佛家概念中的五蕴之“色”。）

也是在这一回里，甄士隐走失了女儿，败落了家产，便引出了那首著名的《好了歌》及它的注解出来，分明印证着万境归空的道理：

可巧这日拄了拐挣扎到街前散散心时，忽见那边来了一个跛足道人，疯狂落拓，麻鞋鹑衣，口内念着几句言词道：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娇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子孙谁见了？”

士隐听了，便迎上来道：“你满口说些什么？只听见些‘好’‘了’‘好’‘了’。”那道人笑道：“你若果听见‘好’‘了’二字，还算你明白：可知世上万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须是了。我这歌儿便叫《好了歌》。”士隐本是有夙慧的，一闻此言，心中早已悟彻，因笑道：“且住，待我将你这《好了歌》注解出来如何？”道人笑道：“你就请解。”士隐乃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