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潮者

一个中年男人站在甲板上肃然徘徊。

这是上海水产大学渔业学院教师季星辉。根据学院和农牧业部及中水总公司的协议，他随船从马尾港出发，来到几内亚比绍，对西非渔场进行科学考察，探索教学与生产实践的结合之路，扑向了大西洋的怀抱。海洋渔业捕捞是他从青年时代起钻研了几十年的专业。在整个西非船队中，他是学历最高、年龄最长、资格最老的专家，被尊称为“季老师”。然而，他又是一名普通船员，和别人一样钻进船舱里加工水产品，汗水湿透了衣衫。出于职业敏感，他密切地注视着面前的汪洋大海，在他那阳历、阴历并用的记事册上，详细记载着他所看到、想到的一切，船队每天所发生的一切，大到海况、渔场，小到每一艘船每一网的收获。

船队一出海便连连破网、缠摆，使他震惊；低档鱼大量捕获而高档的墨鱼、对虾却难觅踪迹，使他沮丧；产值大幅度亏本，使他心痛！没有人安排他去做专业技术工作，但知识分子的一颗报国之心却强烈地冲击着他，使他无法平静。他一直在想：为什么外国的船能捕到昂贵的墨鱼，而中国船却只能捕到价格很低、市场滞销的蓝圆鰺？是渔场没有墨鱼，还是渔场位置不对？是网具性能不好，还是捕捞技术不得要领？为什么中国的网具在国内用得好好的，到了比绍便会不断破损？为什么几乎每艘船都发生缠摆？为什么双拖造成的缠摆事故多于单拖？为什么单拖比双拖的月平均产值高出三分之一？

他逼着自己要回答这一切，要破译大西洋深藏不露的密码。

渔船抵港卸货了。码头边的潮水大起大落，潮差竟达六米左右，渔船剧烈地颠簸，难以平稳，给卸货造成了极大困难，大浪把人们身上打得精湿，稍不留意便会跌落水中……

季星辉怦然心动，不是感叹这劳作的辛苦，而是以科学家的洞察力，从巨大的潮差看到了渔场潮流的流速！潮差大，流速快，加上中国使用的网具规格要比同样的外国渔船使用的网具规格大得多，这不正是缠摆的原因吗？小船拖大网，只能顺水拖网，起网时又不得不停车以减轻绞收网具时的巨大负荷；船只后退，网具在水下受潮水冲击往前缓行，贴近船艉；此时如果动作不当，便会使网具被吸进螺旋桨，造成缠摆！

大西洋上月朦胧，比绍港外潮呜咽。月缺月圆，潮涨潮落，大自然的玄机奥妙牵动着人类的耕种渔猎、生生息息。西方科学家看月亮，中国科学家看潮水，学贯中西的季星辉遥望明月，心潮逐浪，苦苦地思索……

困难所在，正是希望所在

在远隔千山万水的北京，总经理张延喜食不甘味、寝不安席。

自从在马尾港送走了船队，张延喜时刻都在“心随船走”。船队安全到达，投入生产，他又天天等着那边捕捞销售的信息，像“情人”等待约会那般焦急。半夜三更，一听到电话铃声，他就翻身跃起，睡意全无，全神贯注地把老吕说的每一个字都记在心里，然后，简短地做一个表态：“你看准了就干，出了问题，咱俩顶着！”事业初创，资金拮据，为了节省越洋电话的费用，他尽量不打电话，而把自己的设想、“家里”的情况详详细细地写在信上，给老吕寄去。要说的话太多了，下笔千言，每封信都要写好几页，字又小，满纸密密麻麻。“家书抵万金”，吕洪涛把这些信反复研读之后，郑重地收藏起来，日积月累，攒了厚厚的一摞——这是后话。

1985年6月，协助中水首航的中国远洋运输公司的船长钟长发和报务员贾洪元回到国内，张延喜为他们接风洗尘，双方的负责人都出席作陪。席间，张延喜详细询问了远洋渔业船队的情况，并且借机提出：委托中远的船把中水在西非的鱼货运回一部分，供应国内市场，两家公司当场拍板成交。

但是，当张延喜把这个决定告诉吕洪涛时，却遭到老吕的反对：“现在困难重重，这里的市场还没占领，哪有力量再给国内送鱼？何况，我们在这里生产成本花的是美元，鱼货运到国内只能换回人民币，也不合算！”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两位负责人的意见出现了分歧。

“国际市场当然要占领，不然，我们大老远地跑到那儿干什么去？我们做生意当然要赚钱而且要赚洋钱r但是，这并不是我们所追求的惟一目标，还要想到国内的‘吃鱼难’。我们的船队出去，中央给了我们优惠政策，我们应该对国家有所贡献……”

电话里不能尽意，张延喜又洋洋洒洒地写了一封长信，耐心地申述自己的理由。在信的最后，他郑重地写上“请务必照办！”这是他第一次以不容置疑的态度向老吕下达命令。

接到信，看到最后的这五个字，吕洪涛二话不说，坚决照办。这不仅是出于他对总经理的尊重，更重要的是对张延喜这个人的信任。他知道，张延喜具有超常的魄力和远见，在布下第一颗棋子的时候，早已想到第二步、第三步了。

也许，总经理的心太高了？而要达到他所要求的高度，又将是多么艰难！

7月，比绍南部渔区的墨鱼汛期到来了，洋面上，五十余艘各国渔轮闻讯而动，投人繁忙的“抢收”。吕洪涛亲自打电话给比绍代表处：“抓住时机，争取扭亏！”

船队立即奉命南下，探捕墨鱼。而奇怪的是，人家的船网网有收获，日产墨鱼半吨至一吨，我们捕获的却仍然是低档鱼！难道墨鱼也“欺生”吗？几番探捕表明，比绍渔场南部底质粗糙，我们的网具适应性差，船事故不断，破网、丢网、缠摆、搁浅等等接连发生；而北部底质较好，却又回旋余地狭小，且只能捕到低档鱼种。在欧洲市场，优质墨鱼售价每吨1900美元，在日本可达2200美元；而低档鱼售价每吨只在150美元至700美元之间。我们捕不到好鱼，即使改进加工精度，产值也难以与人家相比，要想“保本”，只有把产量翻上一番，而“翻番”又谈何容易！

从6月22日至8月6日，第二航次历时42天。除“远渔”1号平均日产值由上一航次的16吨上升至18吨，其余五艘船都不同程度地下降，船队平均日产量由96吨降至79吨，平均日产量由4838美元降到1651美元。船队总产量228189吨，总产值13万美元，低于第一航次，仍然亏本一半以上！

就在如此艰难的境况下，吕洪涛仍然兑现了对张延喜的承诺。9月下旬，西非鱼货第一次运到了北京，不但为首都人民欢度国庆提供了佳肴，而且端上了中共十二届五中全会的餐桌，旁边还特地插了个牌子，写着：“西非远洋鱼”。

也许，读者们还记得在排大队都买不到鱼的当时，硕大的西非带鱼、赤鮸（国内称之为“西非黄鱼”）的突然上市带给人们的那份儿惊喜！然而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这批“进口货”是从哪里来的？为了让首都人民在国庆节吃上鱼，那些远在天边的打鱼人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大西洋上，比绍船队正在困境中挣扎。严重的亏损，不断的事故，刺痛了每个人的心，难道我们就永远这样下去吗？

半在“局”外，半在“局”内的季星辉眼看着探捕墨鱼连连落空，双拖改单拖开始之后也仍然没有达到“保本”水平，心情难以平静。症结在哪里？他默默地思考着，观察着。他的目光再次对准那艘韩国渔船。利用靠岸的机会，他不动声色地走上前去，倒背着手，像是无目的地闲逛，实际上却在全神贯注地审视着人家的船和网具。他注意到，3000马力的韩国渔船使用的单拖网网口比我们600马力单拖网还小，但最粗网线用的150到300股尼龙线。而我们湛江船单拖网最粗网线为75股聚乙烯线，烟台船则为51股聚乙烯线。与人家相比，我们的网具明显的强度不足，网眼太细，网型偏大，贴底性差。脆弱的网线经受不了粗糙海底的摩擦，破网、吃泥现象便不可避免！季星辉凭着惊人的记忆力，绘制了韩国渔船的网具图，每一个部位都密密麻麻地标上了尺寸。他并且把自己改型设计的网具也绘制成图，以期为船队所用，或可扭转亏损局面。一个无职无权的船员，一名“客串”船队的知识分子，把中水的事业当成了自己的事业，渴望着为国营企业渡过难关竭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9月13日，吕洪涛从拉斯帕尔马斯来到比绍渔场，指令调季星辉到“烟渔”621进行单拖试验，捕捞墨鱼：“你想办法把墨鱼弄上来！用什么办法我不管，小事不必请示、汇报，大事找我！”听到这个决定，季星辉的眼睛湿润了。领导终于注意到他了，他感谢吕洪涛的“知遇之恩”！作为一位大学教师，他本不必万里迢迢来到西非吃尽苦中之苦，也不必因一个船队对他的“重用”而受宠若惊。然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都不把学问和技能看作是个人的私有财产，在他们看来，知识的最大价值是应用于社会，奉献给人民。从孔夫子、屈原、张衡、华佗、祖冲之、毕昇、李时珍到詹天佑、李四光……一代又一代，不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吗？

季星辉受命于危难之时，立即登上“烟渔”621，和船长张松荫一起挥师南下。但是，他们从北到南，辛辛苦苦，大海捞“针”，却始终不见墨鱼踪迹。吕洪涛在岸上天天等着他们的消息，望眼欲穿。不得已，他向“日水公司”聘请了日本船长西圆秀幸前来助战。有言在先：“如果能帮中国人找到墨鱼，付给6000美元的月薪，鱼货全部卖给日水；但若找不到，对不起，一分不给……”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西圆秀幸接受了这个类似“军令状”的条件，他这位来自澳大利亚海域、大名鼎鼎的大船长充满了自信！

季星辉极其珍视这次国际“会战”。“这大概是机遇吧？”他想，一股建功立业的强烈冲动喷薄欲出！

三人驾船出海，把整个比绍渔场100米等深浅以内的每个渔区都拖捕一遍，像辛勤的农民耕耘每一寸土地，像苦读的学者耙梳每一页典籍……

但是，辛勤的劳作仍然毫无所获，网网空空如也。大西洋里成群结队的墨鱼，你们究竟躲在哪里？

张松荫着急了，季星辉困惑了，西圆秀幸尴尬了，他不得已向日本“日水公司”驻拉斯帕尔马斯办事处求援，请求提供渔场位置信息资料。

三天后，东京来电，可到比绍95、96渔区进行探捕！

“烟渔”62是1立即赶往指定地点，果然如探囊取物，体大质优的墨鱼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季星辉和张松荫的眼睛放光了！我船连连下网，苦战不休，产值最高时可达“保本”有余！但产量尚不稳定，亏余参半，连日作战，平均计算仍未能“保本”，西圆秀幸似乎也已江郎才尽。看来，这位刚刚从澳大利亚渔场调来的日本船长对比绍渔场也心中无数，加之对中国渔船的性能和渔具、渔法都并不熟悉，也勉为其难。依靠外援终非长久之计，要想打开局面还得靠我们自己。在附近捕捞墨鱼的苏联渔船，产量高出我们好几倍，说明比绍南部墨鱼资源丰富。我们落后于人，根本原因还是在渔具、渔法……

吕洪涛密切关注着比绍的战况，思考着比绍的问题。渔具、渔法……他和季星辉的思路不谋而合。吕洪涛不惜重金，在拉斯帕尔马斯用4000多美元买了一顶西班牙墨鱼拖网和一副网板，带到渔场。季星辉如获至宝！船上急等用网，季星辉几乎是“哀求”地说：“求你们给我们一点时间，我有用处！”

“你要干什么？”吕洪涛问。

“我要看看它到底有什么奥秘！”

季星辉把网铺在码头上，头顶着烈日，手拿着尺子，跪、爬着，对网的每一个部位都仔细测量，裤腿磨破了，膝盖磨出了鲜血，也全然不顾！经过全部检査、测量和计算，他终于发现，与中国网比较，人家的网具有“小”、“牢”、“重”、“贴”四大特点。“小”即规格小，便于操作；“牢”即强度大，不易破网；“重”即下网配重大，可以保证把网下到海底；“贴”即网具曳行时能贴紧海底。墨鱼是生活在海底的，不贴底怎么能捕得到？！这就是高产的奥秘！

新网马上投产试验，虽然初用并不习惯，感觉负荷甚大，与船、机、桨的匹配不够理想，但能勉强拖曳，墨鱼的日产量开始逐渐上升。季星辉一边和船员们共同劳动，一边利用短暂的休息时间探索墨鱼中心渔场的水深、底质、水温、气象等的特点，研究网具、网板的扩张、拖曳、贴底、稳定导鱼强度和捕捞技术中的拖向、拖速，以及属具的调整。经过两个多月的摸索，使他信心大增，相信中国人已经有能力独立捕捞墨鱼，并且能够达到“保本”，争取微利！可惜这时已是1985年的11月，渔场季节转换，墨鱼渔汛匆匆结束了。再次征战，只有等待来年。

处于兴奋状态的季星辉给吕洪涛写信：“你给我时间，我要在春节期间把网具全改一遍！明年墨鱼汛期，你给我船只、人员，一定要把墨鱼捕到手！一定要拿出一套我们自己的捕捞方法！”

这封信的措词简直“咬牙切齿”，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急迫心情毕现！

11月12日，张延喜和经贸部国外合作局副局长刘源率领一行六人的考察组飞赴西非。他们用三个星期的时间，走遍每一个作业点，看望这些为祖国创立海外渔业基地的闯将。

粗犷、倔强的闯海汉子们看到“家里”人，都哭了。上次分手在马尾，刚刚开春；这次见面在西非，已是深秋。这一个春秋，一个难忘的春秋，仿佛在海外过了一辈子！万语千言，千言万语，从哪儿说起呢？“张老板”，你知道吗？我们这半年都是怎么熬过来的……

知道，知道！大伙儿辛苦了！看你们浑身晒得黝黑、肩膀上脱了皮，手上净是老茧，嘴角都是燎泡，眼睛布满血丝，就明白了。

苦不怕，累不怕，就是想家这份儿罪受不了！在国内打鱼，一个航次顶多十天半月，可是这一趟到了天边儿，两年一轮换，现在刚刚开头儿！在这茫茫的大海上，抬头看天，低头看水，没书没报没广播没电视，一封家信得有一个多月才见着！晚上躺在舱里，你听吧，十个有九个在床上翻烙饼，睡不着呀，一闭上眼，就觉着回家了……

知道，知道，我在北京也夜夜梦见你们呢！这回，给你们捎来了报纸录像带，还有家信！老婆孩子的知心话都写在里头了，好好享受享受吧！哎，没对象的小伙子可别嫉妒人家，等你们回去，娶媳妇的事儿包在我身上，爱吃鱼的姑娘们要是不嫁打鱼人，那才叫没良心！

……

夜深人静，张延喜和吕洪涛躺在几内亚比绍代表处的地铺上，彻夜长谈。

吕洪涛心里装着“铁算盘”，向“张老板”报账：“从5月20日，渔轮相继投产，到现在，总产量4200吨，产值181万美元，两次运回国内鱼货共3000吨。‘烟渔’621为了探捕墨鱼渔场，先后共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比正常作业要少打鱼100吨。9月份以前生产的适销西非的鱼货500吨，运往拉斯帕尔马斯，价格每吨仅400美元。9月份以后直接销往利比里亚，每吨售价达350美元以上，算起来，以前的少收了75000美元。‘远渔’1号因主机齿轮出故障，停产四十多天。‘远渔’2号因艉座膛故障，两次上坞修理，停产四个多月，损失十多万美元……总起来看，按照计划效益，单算国外生产、经营环节，亏损近40万美元……”

张延喜默默地听到这里，接下去说：“这笔账，你有你的算法，我有我的算法。如果加上船只折旧、生产物资摊销和运回国内鱼货的经济效益呢？这么算，倒是基本保本。老吕啊，做生意的规律是一年赔、二年平、三年赚，你头一年就能保本，这就不容易了！”

“你这是安慰我呢！”吕洪涛苦笑了笑，拼命地抽烟。

“大家情绪怎么样啊？”张延喜问。

“情绪……”吕洪涛叹了口气，“连连亏损，情绪还能好得了？大家干劲是有的，谁都想把事情干好，把家业创起来。可是，我们初来乍到，人地生疏，困难重重。过去的考察只是一些书面材料，有的连书面材料也没有。发达国家对我们技术保密，我们对这里的海洋底质和渔场不熟悉，捕捞作业带有很大的被动性、盲目性，赶上什么鱼捕什么鱼，产量上不去；船只、网具和捕捞方式不适应当地情况，连连破网、缠摆；加工质量粗糙、市场不熟，销售渠道不畅，资金周转不灵；生活条件艰苦，不适应热带气候，所有的人都打摆子！现在，是我们最困难的时候……”

吕洪涛的难题说起来就是一大堆，剪不断，理还乱。

香烟一支接一支，满屋子烟雾腾腾。

张延喜的心里也被这些难题折磨得火烧火燎，这个从不抽烟的人，竟被吕洪涛熏染得心动，以至伸手取过来一支香烟，学着抽起来。吕洪涛心想，“张老板”的火气上来了。

不，张延喜没有发火，“看人挑担不觉累”，这是他时时向自己发出的警告。此刻，他抽着苦涩的香烟，慢慢地说：“我看，该暴露的问题差不多都已经暴露了，困难的所在，也正是我们的潜力所在、希望所在！”

“唔？”吕洪涛转身坐起来，又续上一支烟，并再递给张延喜一支，“这话怎么讲？”

“还记得吗？当初送你出发的时候，我就说过，我们没有退路，只有前进。而这条路又是我们从来没走过的，谁知道是个什么样子？这半年多，你们遇到了许许多多的困难，这本是意料之中的。发现问题，是解决困难的第一步。我们要在一张白纸上做一篇大文章，这些困难就是题目。经过实践，我们可以初步掌握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从生产到销售，从对外经营到内部管理，一步步纳人正轨，我们的‘文章’就会越写越精彩，就会在大西洋站住脚跟！”

一个古老的太极图在张延喜的眼前旋转，那是一白一黑、首尾交错的一对阴阳鱼。阴与阳，盛与衰，成与败，本是势不两立，却又相辅相成，它们拥抱着，扭打着，旋转着。世界万物都是这样运动着，发展着。中国的古典哲学宣示了一个伟大真理：物极必反，否极泰来。毛泽东用唯物辩证法阐释道：事物矛盾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向相反方向转化，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张延喜正是从困境中看到了希望，从失败中看到了胜利，从幽暗中看到了光明——作为一名指挥员，这是最重要的素质。三个星期的西非之行，使他对中国远洋渔业的前途充满了信心。不但没有知难而退、鸣金收兵，在坚守几内亚比绍、塞内加尔和塞拉利昂这三个已有基地的同时，他还进一步扩大战线，访问了几内亚、冈比亚和毛里塔尼亚，签订了渔业合作协议；并且计划和摩洛哥、加蓬、喀麦隆、象牙海岸、圣多美等国合作，在地理上连成一片。这无论对于发展我国远洋渔业、多创外汇，还是为国内解决“吃鱼难”而建立海外商品基地，都将具有深远意义……

法国船长、中国专家和哑巴黑孩子

大西洋上的打鱼人，在挫折和失败、困惑和摸索中，度过了沉重的第一个年头，1986年的元旦和春节相继到来了。

除夕之夜，吕洪涛把各船船长都请上指挥船“海丰”824，船队的单边带对讲机全部打开，大家一起过年。大西洋夜色正浓，海上游子乡思正浓。吕洪涛望着这些背井离乡、抛家舍业、跟着他出来创业的兄弟，苦干了一年，大家都累瘦了！可是，年终结账却依然是亏损……他举起酒杯，说些什么呢？

“同志们，今天是咱们第一次在这个离家万里的地方过年，我代表总公司，给大家拜年了！每个人十美元的‘压岁钱’，实在是不成敬意！可是，公司穷啊，锅里有了，碗里才能有！咱们在牛年拼尽了牛力，还是没有保本儿；虎年到了，咱们要在虎年抖出虎威来，打它一个翻身仗！指望谁？指望大伙儿。过了年，咱得拉夜网了，拜托诸位！”说到这里，他拱起双手，向各位船长深深一揖！

望着当家人那双含着热泪的眼睛，船员们心里也打翻了五味瓶，一仰脖喝干了火辣辣的烧酒，满腔的热血直往上涌：吕总，您放心，我们把这一百多斤都交给大西洋了，今年要是再亏本儿，谁也没脸见家乡父老，死不还家！

“谢谢大家！”吕洪涛动情地说，“谢谢了！”

当然，作为一个有远见的企业家，他心里明白，要想创造奇迹，仅凭一股血性指天发誓，仅靠出大力、流大汗、拉夜网，还不是根本办法，半年多来在国际渔场、国际市场的闯荡摸索使他真正懂得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第一生产力”这一真理。中水在达喀尔的合作伙伴、阿菲加迈渔业公司总经理、意大利人卡布里就曾经说过：“中国渔船如果由我来经营管理，产值可以翻一番！”这话虽然盛气凌人，却也恰恰刺中了我们的弱点，没有科学的管理和先进的技术，就无法在国际竞争中立足。

1985年的最后一天，吕洪涛调季星辉投人双支架拖网的试验。

所谓“双支架拖网”，又称“舷臂拖网”。单船作业，从左右两舷各伸出一根支架，悬挂网板、网囊，即一船拖两网。在大西洋上，这是外国渔轮采用的作业方式，适于捕捞虾类、经济鱼类和季节性头足类，作业方式先进，生产效益高。而中国渔船传统的作业方式，在渤海、黄海、东海一带习惯于“双拖”，即两艘艘拖一顶网，两两相伴，配合作业；南海北部湾外水深100米以内的狭窄水域多以“单拖”方式，即一艘船拖一顶网，单独作业。比绍船队来自烟台和湛江，两种作业方式、两种网具各占一半。但是，来到了大西洋，由于渔场水浅、底质差，回旋余地小，双拖方式首先受挫，单拖也不能完全适应，作业方式和网具行不通了，吕洪涛只有痛下决心：改舷臂拖网！

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一道崭新的课题。为了尽快攻克渔具、渔法的关卡，吕洪涛决定先在“远渔”2号改装舷臂网，并且再接受卡布里的建议，以4000美元的月薪聘请法国船长道奈尔、塞内加尔船长罗姆，带着他们的大副和渔捞长，上“远渔”2号指挥生产，中国专家季星辉和翻译袁晓光随船参加试验，原“远渔”2号船长陈新铎、大副陈克眼做副手，一切听从外国船长的指挥。

1986年初，这一举措开始实施，给中国人带来强烈的心理冲击。陈新铎1968年毕业于湛江水产学院捕捞系，科班出身，是中水首批船队中少数具有大学学历的船长，年轻好胜；陈克眼身强力壮、技术娴熟，在中水的大副里面可谓佼佼者。他俩带领的“远渔”2号船在整个比绍船队已是最好的，产值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现在，在自己的船上却要受外国人的指挥，难免有丧失“主权”的切肤之痛。尺蠖之屈，以求伸也，暂时的“让位”，为的是学到人家掌握的先进技术，也就只好强忍不平之鸣，且看“外来的和尚”如何“念经”？

道奈尔船长极其傲慢，上了船，颐指气使，动辄大发雷霆，堂堂的中国船长在他手下竟然成了被呼来唤去的小工。他受聘于中国船，却对中国人实行技术保密，拒绝提供一切技术资料。然而，自从洋船长登上中国船，奇迹也就随之出现，产量、产值大幅度上升。看来，此人的傲慢自有可傲之处，保密自有可保之密，并非吹牛摆谱、天桥把式，须刮目相看才是。

试验进行了十四天，道奈尔船长和罗姆船长两班倒，而中国人却日夜紧跟，十四个昼夜未曾睡眠。季星辉绝不肯错过这个难得的机遇，长久以来他苦苦思索而不得其解、耿耿于怀的许多疑难，也许将要在此一举攻破。洋船长指挥作业，他对航行路线、渔场位置，都详细记录；洋船长休息时，他打着手电筒蹲在甲板上测量网具、网板和甲板改装设备的规格、尺寸；他还要把洋船长掌握的鱼发规律和渔捞探作技巧，等等等等，都取将过来，为我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