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道奈尔讲法语，而季星辉却学的是英语，不懂法语，袁晓光就成了他们之间不可或缺的语言媒介。袁晓光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西欧系法语专业，以翻译身份被派到西非，海洋捕捞并不是他的专业，而他却曾经在达喀尔跟随渔船出海捕捞作业半年有余，艰苦的海上生活和繁重的体力劳动使他受到了平生最严酷的锻炼，并且对渔捞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小袁！”季星辉悄悄地对他说，“道奈尔知道我是渔捞专业的教师，对我时时戒备，好像生怕我探得他的什么秘密！你呢，年纪轻，在他眼里只是个翻译，不大防备，要尽量多和他接触，无论他说什么，都向他问个‘为什么’，从中找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面庞圆乎乎的袁晓光忽闪着一双黑亮黑亮的大眼睛，说：“跟他聊天？这没问题。可是，他说的一些技术问题，我不懂啊！”

季星辉拍拍他的肩膀：“你不懂，我懂啊，你只要负责听……”

“噢，明白了！”袁晓光乐了，二十多岁的大学生还像个孩子，极有兴致地跃跃欲试这个“刺探情报”的演习，“保证完成任务！”

此后，道奈尔走到哪儿，袁晓光跟到哪儿，想方设法跟他套近乎，天南海北，胡诌八扯，一通神聊，却又随机应变，尽量往捕捞上扯。道奈尔置身于一群说汉语的中国人之间，没有聊天对象，难免寂寞，而这个孩子却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很讨他的喜欢，也就不存什么戒备之心，渐渐无话不谈，高兴了还把自己过五关、斩六将的光荣历史炫耀一番。身负重任的袁晓光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在耳朵上，把道奈尔在闲谈中涉及捕捞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单词都牢记在心，然后再背书似的背给季星辉。

“季老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真有意思，身为翻译，倒要问人家“什么意思”！

“这里面的‘意思’大了！”

季星辉如饥似渴地把他转述的话记录下来，然后仔细研究。可以说，在跟随道奈尔试验双支架拖网的日子里，如果没有袁晓光，季星辉将会蒙受巨大的损失！

通过和道奈尔较长时间的接触，袁晓光进一步发现他除了熟练的技术，更重要的法宝是他的书面资料，那是他长期在大西洋从事捕捞的完整记录，对每个渔区的位置、鱼发规律、洄游路线，都建立了详细的档案。那是他安身立命的法宝，挣钱吃饭的资本，当然不肯轻易示人。每次看过之后，便立即锁进抽屉，任何人别想窥探他的秘密。

“季老师，我发现了道奈尔的秘密武器……”他的心怦怦地跳着，向季星辉报告。

“把它搞过来！”季星辉说，“那是最重要、最系统的，也是我们最需要的！”

袁晓光领了新的任务，表面不动声色，暗地里却在寻找机会。尽管道奈尔对他的秘密武器防守极严，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在某些偶然的时候，他用过了那册“宝贝”却由于疏忽没有锁进抽屉而搁置案头，到驾驶室去指挥下网了，或是出去办事了，袁晓光便不失时机地抓紧翻阅，吃书一般地努力记住那些繁琐的技术用语和大量数字。这种机会往往是极短的十几分钟、半个小时，他只能记住一页半页，听到道奈尔回来的脚步声，赶紧复归原位。没事儿似的跟他打个招呼，便向季星辉汇报去了。这些断断续续、零零碎碎的资料，季星辉一一记录在案，集腋成裘，条分缕析，深究细琢。道奈尔的技术秘密，最重要的是三条：一是渔场位置，多年来在大西洋上驰骋，他已了如指掌；二是捕虾的网具，下纲和惊吓链长短、粗细、轻重都极有讲究，重了，打上来一网泥巴，轻了，一只虾也不进网；三是月亮和潮水的规律，满月之日和新月出现的第三、四日，潮水转向，必定虾发！长久以来苦苦寻求打开大西洋门径的季星辉如同拿到了一把金钥匙，一通百通，胜券在握！我们的先人曾经写过一部异想天开的《西游记》，极力描述唐僧师徒西天取经途中的千难万险，却不知道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人在到达“西天”之后又是怎样“取”得真“经”！

十四天的合作，中国人大获收益，也饱受屈辱。道奈尔的狂妄傲慢，激起了中国船员的极大愤慨。船靠岸之后，他又坚持要把鱼货全部卖给他所服务的公司，而拒绝交给中水。双方发生争执，道奈尔上岸扬长而去，合作不欢而散。

吕洪涛双眉紧锁，问他的部下：“没有外国人，我们自己行不行？”

“你吕老板信得过我，就行！”陈新铎响亮地回答，他早已按捺不住了。

吕洪涛把手一挥：“好！上船，你官复原职！”

中国船长陈新铎重返岗位，独立指挥生产。由于有了跟踪试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依据，又有季老师这位专家的指导，双支架拖网很快得心应手，“远渔”2号生产效益大幅度上升，单船产值实现了扭亏为盈！

一艘渔船的一个胜仗，对全军将士都是极大的鼓舞，在黑暗中长期摸索的比绍船队终于看到了光明！

随即，季星辉和袁晓光又被调往“烟渔”619，普及推广新技术。现在是中国人教中国人，当然不再需要翻译，而袁晓光却已经成了季星辉的合作伙伴和得力助手，他们在“远渔”2号那一场难忘的合作，不仅挽救了船队，也造就了袁晓光，把他从外行变成了内行。他们没有照搬洋人的经验，而是在“远渔”2号试验成功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渔船的实际情况，自行设计，改进渔具、渔法，使之更加实用，更加顺手，更加完善。道奈尔所传授的双支架拖网法，恪守西方传统，下网前必须由船员爬过船舷外边两三米长的支架，放下钢索，海面风高浪急，渔船摇摆不定，其艰难程度比杂技演员走钢丝犹有过之而无不及，船员落水事故时有发生。这样麻烦而且危险的操作方法难道不能改它一改吗？“烟渔”619轮机长唐树章苦思冥索，妙手偶得，设计出一套自动脱钩的装置，捕捞时不管风浪多大，船员也不必再铤而走险，人在船上便可操作自如。这一发明创造，体现了中国渔业工人的聪明才智，使那些老牌的外轮船长、轮机长都赞叹不已！

“烟渔”619的改造又获成功，效益超过了“远渔”2号。季星辉、袁晓光紧接着转移到“烟渔”620继续实践……改造一艘，成功一艘。与此同时，西班牙尼龙网和季星辉改进设计的聚乙烯网也分别在“烟渔”620、“烟渔”522试验应用，南下捕捞墨鱼，产量和产值都逐步上升，人心大振！

科学实验直接服务于生产实践的成功给了季星辉极大的安慰，也使他的精力和体力受到极大的消耗，半年来他饭量大增，大量饮水，小便频繁，疲劳不堪，却不知道自己已经患上了糖尿病。

他的体质已经无法再经受船上的颠簸。此时，东海水产研究所的工程师薛继一来到比绍，领导研究决定，薛继一接替季星辉在船上继续进行双支架拖网改装试验，调季星辉上岸为船队改进设计和装配网具。这仍然是一项体力强度很大的工作，承担着整个船队的网具供应，却只有他一个人，连个助手也没有。

一个瘦骨伶仃的黑孩子默默地看着他，似乎对这做网的“手艺”极有兴趣，又似乎是出于对这位来自遥远东方的黄种人的好奇。

季星辉看了他一眼，又低下头继续干活，做网的任务紧迫，也无暇研究他了。

日复一日，那个黑孩子却天天如此，不远不近地站在他旁边，看他做网，直到他日落而息。第二天，又一切照旧。

疲劳不堪的中国学者放下手里的活儿，想歇息一下。出于调剂情绪的简单动机，主动向黑孩子说话了：“阿米勾！阿米勾！你叫什么名字？”

他主动地称他为“朋友”，希望得到几句攀谈，且不管听得懂听不懂呢，聊以自慰而已。

黑孩子毫无反应。

季星辉吃了一惊：他……原来是个哑巴？无论对他说哪国话，都没有任何意义！

季星辉不会哑语，心里感到一阵遗憾，不然，还可以和这个小哑巴聊聊天儿呢！不过，他此时却莫名其妙地产生了一种怪念头……

他以不规范的手势向那个哑巴黑孩子比画着：你，来，过来，看看，我，干的活儿，愿意帮助我吗？

意料不到的是，哑巴黑孩子竟然“听”懂了他的“话”，兴奋地向他了。

季星辉有了信心，进一步比画着：你，来工作，我，没有，工资给你，只能给你，两个，馒头！

“馒头”这个词，只要离开中国就很难表达，他只好比画成面包的样子，反正都是用小麦面粉做的。黑孩子高兴极了，作出喜出望外的手势，那意思好像是说：只要有吃的，我帮你干活儿！

双方有了这个“意向”，季星辉却不敢做主了。他向代表处请示：

“我雇一个人帮工行不行？每天只需要给两个馒头，不要工资！”

两个馒头就雇一个工人，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代表处答应了！

黑孩子从此成了季星辉的正式助手。每天，他们一起做网，为中国捕鱼船队提供网具，随叫随到，决不耽误。

在赤道附近的炎炎烈日下，碧浪滔天的大西洋岸边，他们每天日出而作，日人而息，默默地，默默地。其中的一个，想着网具的繁复数据，另一个，其实只关心那两个馒头。

朋友，如果你曾经在1986年底至1987年初到过那个地方，并且曾经看到一位两鬓斑白的中国老知识分子在默默地做网，那便是他——季星辉。而另一位，则一定是一个尚未成年的黑孩子，以两个馒头为工资的他的助手。两个人默默地，默默地做网，从早到晚没有任何语言。

哭也要哭出百万美元

1986年4月24日，中国水产联合总公司第二批赴西非船队从湛江调顺岛起航，孙锡江随“海丰”829来到比绍，出任代表处代表。首任代表于涛已于1985年9月因病回国。

1986年底，总公司派金城出任代表处副代表。

金城在出国之前，已经耳闻船队正在西非遇到的种种艰难困苦。但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自己的一切都由党来安排，无可推脱。他自幼丧母，备尝人间辛酸，学生时代私自离家，参加了正在为解放全中国而南征北战的人民军队。部队心疼这孩子年龄太小，把他送进上海水产学校。解放之初，国家急需各方面的干部，他又提前毕业，奔赴山东，从事水产工作。几十年来，他从山东调到北京，又从北京下放基层，上上下下，进进出出，从无怨言。他和妻子两地分居长达二十多年，直到1982年，妻子才调到北京，他们都已经年近半百了。

接受任命，他辞别老妻，匆匆赴任。

金城到达比绍的时候，代表处已经不住在当年的那个旧仓库了，搬到郊外一个叫“卢波洼”的地方。船员们感到比过去“改善”了。而在金城看来，艰苦的程度还是超出了他的想象。天气酷热，供水、供电不能保证。劳动强度大，没有蔬菜，营养不良。船员们发病率髙，人人打过摆子，高烧不退，头发大把大把地掉。为了解决伙食，船员们自己种菜，只要被地里的一种类似蚂蟥的虫子叮了腿，它就会顺着你的血液往上走，要是走到心脏或者脑部，人就完了。治这种虫子要开刀，切开二十厘米的刀口，挑出白色的线虫。每个船员身上都有这种刀口！

我们的船员，就是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中坚持生产，打了鱼为国家换取外汇，送到北京丰富人民的菜篮子。天底下哪儿找这么好的船员！新官上任的金城面对这些弟兄，眼睛湿润了。而他发现，船员们的伙食竟然还有“结余”！其实，所谓结余，是大家从嘴里省啊省啊省出来的，谁家里都有老老小小，自己少吃一口，收人就多一分，加在工资里头，还要养家糊口。

“这样不行啊，同志们！”金城含着眼泪说，“大家抛家舍业，出门在外，干这么重的活儿，不要在嘴上抠，身体要紧，伙食标准要提高！钱这个东西，没有它不行，也别把它看得太重。你抠啊抠啊，从自己嘴里抠小钱儿，成不了大气候。节流不如开源，咱们要靠提高生产效益，打它个翻身仗，给国家赚大钱，个人的收入才能水涨船高！”

新官就这样上任了。

半年之后，金城自己的体重从110斤锐减到90多斤——半年的辛苦，都已包含其中，自不待言。

1987年7月，吕洪涛从拉斯帕尔马斯来到比绍。

金城和吕洪涛就住在代表处的简易“宿舍”里，谈了三天三夜，一间屋子两张床，都坐着，没电，黑灯瞎火，脸对脸谁也看不见谁，只能看见老吕手上的香烟一明一灭。

“老金！你说，咱们到西非建立渔业基地的决策，对不对？”吕洪涛问他。

“发展远洋渔业是国家的需要，是党中央的决策，当然没错，这还用说？”金城回答。这是他一贯的思维逻辑，党指到哪儿就打到哪儿，不容置疑。

“唔，我也是这样想啊，大家都是奔着这个目标来的！”吕洪涛说，“可是，出来之前谁也没有想到会遇到这么多困难！第一批建了三个点：塞拉利昂的‘闽非公司’是福建和人家合资的，由咱们代管；咱们在塞内加尔搞的两个合资公司，已经垮了一个，剩下一个‘中非公司’，到现在还没赚到钱；只有比绍是咱们独立经营的，是总公司的‘根据地’、‘井冈山’，我对比绍寄予了最大的希望。现在已经是第三年了，比绍的情况略有好转，可是以前的亏空也还没有补上，我们仍然负债累累，总的形势并没有扭转。这么干，如果搁在私营企业身上，早就受不了，垮台散摊子了！我们虽然是国营企业，也并没有老本可吃啊，这样赔钱赔下去，赔到什么时候算一站？同志们议论纷纷：红旗到底还能打多久？如果实在坚持不下去，只好撤退拉倒！”

吕洪涛说到这里，发出一声重重的叹息。金城知道，目前西非形势之严峻，确如他所说，也并非夸张。但黑暗中看不清他的脸，不知道他是真有“撤退”之念，还是在使用“激将”之法？

“要是组织上决定撤，我当然服从。”金城说，“不过，如果征求我个人的意见，我不主张撤。我们大张旗鼓地出来，背着一屁股债回去，丢人哪！我不认这壶酒钱！”

“说得好！”吕洪涛要的就是他这句话，猛吸了一口烟，接着说，“国家对我们寄予那么大的希望，要是灰溜溜地回去，怎么交代？西非这个基地撤不撤，远洋渔业到底有没有前途，现在还不能下结论，先研究研究咱们自身的问题。外国人在这儿赚钱，咱们在这儿赔钱，难道中国人真的没有这个本事吗？老金啊，想想办法，想想办法！”

烟头在黑暗中一明一灭，烟瘾极大的吕洪涛一支接一支，抽个不停。就像张延喜被他“熏陶”得成了追随者一样，戒烟多年的金城也被他熬得烟瘾复发，两人一块儿抽着烟，在炎热的漫漫长夜苦思冥想着一个困扰他们已久的老大难问题……

已经是第三夜的后半夜了。

刚刚躺下的吕洪涛突然坐起来，说：“老金！你今年无论如何也得给我赚出200万美元来！”

金城也“噌”地坐起来：“什么什么，我们上半年还亏了将近30万，下半年要赚200万，上哪儿赚去？天方夜谭！”

“也是，这个数目也太大了点儿。”吕洪涛改口说，“那就……150万吧。”

“不行不行，做不到！”

“100万，怎么样？不能再少了，你哭也得给我哭出来！”

金城愣了。以老吕现在的心情，这绝不是在和他开玩笑，而是下达命令。而对于上级的命令，金城从来都是习惯于坚决执行，绝不讨价还价。刚才他破例地“压价”，老吕已经依了他，看来再往下压是不可能了。可是，100万美元不是个小数目啊，他金城还没有跟孙锡江商量，也没和各位船长打招呼，敢答应吗？

沉默。

“老金，你怎么不说话？”吕洪涛又在逼他，“下半年你要是能赚出100万来，我们就把亏空补上了！我们就能挺起腰杆儿说话了，就不撤了！要不然，咱们年底统统回去！”

最让金城动心的就是这句话。

“不撤，我们绝不撤！”

“不撤？那你就得给我赚出100万美元来！”

这个吕洪涛，变着法儿地画圈儿让他钻，“将军”了！

“那……好吧，我应下来了。”金城咬着牙回答。

话一出口，自己吓了一跳：天哪，我金城吃了熊心豹子胆？怎么认了这个账？这不是拿刀搁在自个儿脖子上吗？100万美元，上哪儿给他弄去？除非去抢银行，去当海盗！

吕洪涛也觉得吃惊了：“老金，可不能说大话，你得拿出保证措施！”

大话已经说了，金城纵是懊悔，也不能自食其言。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他说出的话得算数！闷着头，半晌不语。

“老金，你干吗呢？”吕洪涛以为他要反悔。

“我……我想辙呢！”金城赌着气说。

黑暗中，反正谁也看不清谁的脸。此时此刻，要是突然来了电，俩人突然在明晃晃的灯光下打个照面，准得互相吓一跳，这哪儿是同志、战友啊，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对方，简直像狭路相逢的一对儿“冤家”！

“说说，你想的什么辙？”吕洪涛步步紧逼。

被逼到绝路的金城一边寻思着，一边扳着指头说：“在我来之前，季老师和同志们已经为渔具、渔法的改造做了大量工作，效果显著，大家初步尝到了甜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威力无穷，我们还有潜力可挖！这是第一条。第二，进一步提高加工质量，适应市场需要，这是赚钱的关键，以少胜多，事半功倍。第三，设法降低生产成本，增加积累。第四，全面实行单船承包，规定定额，超产奖励，亏损罚款。”

吕洪涛听得出来，经过半年摸爬滚打的金城，已经找到了门路，点子出在要害处，这几条只要狠狠地抓下去，一定能抓出个名堂来！

“好，一言为定！”

一件大事，就在这间没有灯光的小屋里决定了。尽管他们两人描绘的美好前景还没有变成现实，吕洪涛那紧绷着的心弦也似乎可以稍稍放松了。

天快亮了，两人都疲惫已极。

“睡一会儿吧！”金城说。

吕洪涛躺下了，却又来回地翻身，“稀里哗啦”响个没完。

“你是怎么回事？折腾什么？”金城问。

“我……兴奋得睡不着。”吕洪涛说。

于是两人各自躺在床上，接着往下聊。说，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的改革是从包产到户开始的，看来承包这个办法好，包产到船，绝对是一条出效益的路子；说，渔需物资集中管理，减少各个点的库存，可以减少流动资金，减少消耗，降低生产成本；说，职务船员不能论资排辈，国内的职务只能作参考，你在国内当船长，如果确实干不好，就下来当大副，当水手，普通船员有本事，也可以提上来当船长，干什么工作拿什么待遇；说，鱼货的加工标准、规格还要分得细一些，把关严一些，光保鲜还不够，还得保持完整性，鱼鳞不能破，洗鱼不能用刷子，得像洗苹果那样小心翼翼地伺候……

聊着聊着，吕洪涛没声了。

金城以为他睡着了。睡吧，睡一会儿吧，他也实在太累了！

可是，金城心里却还在想着那没说完的话题，想着那100万美元的“军令状”，无论如何也睡不着了。朦胧的晨曦照进小屋，他回头一看，啊？吕洪涛脸色苍白，直挺挺地躺在那儿……

“老吕！老吕！”金城纵身跳起来，一边喊着，一边光着脚跑到吕洪涛床前。

吕洪涛没有应声，牙关紧咬，双眉紧锁……

“来人哪！快来人哪！”金城失声大叫。

人们从睡梦中惊醒，匆匆地跑过来，怎么了怎么了？吕经理这是怎么了？！

金城嚷着：“快！把车开过来，赶快送医院！”

人们七手八脚，把吕洪涛抬上车。比绍有我国派出的医疗队，可是住在70公里外，太远了，中途还得摆渡，恐怕来不及，还是送到就近的医院吧。事不宜迟，车子飞速往古巴医疗队开去！

到了医院，吕洪涛神志已经开始清醒，经过医生的抢救，很快转危为安。医生说，他是心脏病急性发作。吕经理有心脏病？

谁也没听说过，问他自己，他也不知道。唉，他是操劳过度，累垮了！医生还说，心脏病，发作起来也许能要了命，如果能挺过来，也就没事儿了。吕洪涛竟然挺过来了！也许，在他脸色苍白、牙关紧咬的时候，已经和死神打了个照面，但他不能死！他要活着向金城要那100万美元，昨天晚上刚许给他的！他要在西非打一个翻身仗，回答“红旗到底还能打多久”！

死神，在这条铁打的汉子面前退却了，吕洪涛在地狱里转了一圈儿，又活着站起来了！

他只在医院待了一天，就不耐烦了：“走，我得走！”

出了医院，吕洪涛马不停蹄，匆匆赶回拉斯帕尔马斯，那边儿还有一大摊子事需要他处理，哪有住院的工夫！不过，他从此知道了自己有心脏病，下决心把酒戒了——烟却还是照抽不误。

1987年在奋战中过去了。

1988年1月，金城到拉斯帕尔马斯开会。这时，上年度的统计数字出来了，几内亚比绍代表处扣除直接生产成本，盈利96万美元！

吕洪涛乐了，金丝眼镜后面，那双细长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早已忘记了医生的告诫，兴奋地举起了酒杯：“这是我们中国远洋渔业第一次赚钱，值得庆贺！干！”

他拍着金城的肩膀对大家说：“看来，关键在于管理，不服不行啊！”

众目睽睽之下，金城不好意思了，忙说：“成绩是大家干出来的，孙锡江同志在海上指挥生产，我只是动动嘴皮子。我初来乍到，如果没有前两年的基础，没有大家齐心协力的奋斗，今年的盈利也是不可能的！吕总要求我们赚出100万美元，我们其实还没做到，有两条船没有搞好，赔了50万美元，要不然，可以达到预期目标……”

这个实打实的人，真是死心眼儿，还惦记着老吕要求的那个数字没完成呢！

“96万已经不容易了！”吕洪涛喜滋滋地说，“老金，我房间里有酒，你喜欢哪种，随便拿！”

论功行赏，金城显然已被吕洪涛“另眼相看”了。

“喝酒是小事儿，”金城说，把吕洪涛拉到一边，小声问，“我……能不能提点儿要求？”

“说，说！”吕洪涛挺痛快，“你有什么要求？”

“我们在比绍买不到汽油，能不能给换一辆烧柴油的车？”金城试探着问。

吕洪涛本以为他个人有什么难言之隐，需要照顾照顾，没想到金城说的是百分之百的公事。

“行！”吕洪涛答应得很干脆。

“还有……我们那两条赔钱的船，大家也辛辛苦苦干了一年，不容易，能不能不扣工资？”

吕洪涛想了想，说：“刚开始承包，气可鼓而不可泄，还是以鼓励为主，不扣了——不过，下不为例！”

两个要求都痛痛快快地答应了，金城的胆子更大了，又问：“春节快到了，盈利的船都有年终奖金，亏损的船没奖金……”

吕洪涛一瞪眼：“咳！超产奖励，亏损罚款，有言在先嘛！不扣工资已经不错了，你还想怎么样？”

是啊，说得也是。可是，金城肚子里有话，转了几圈儿，还是没有死心。

“我想在春节前发给每个人100美元的压岁钱，怎么样？”他问，这句话说得很轻，明显的底气不足。

“什么什么？”吕洪涛不干了，“你小子想送人情？”

。?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