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吟片刻，他说：“现在船队是在国外，在海上。如果是在国内，在陆地，事关人命，是要由医院出具死亡证明并报公安部门的。所以，我们对林尤丰同志出国前的健康状况和死亡原因、情况、过程，都要查实、存档，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后事的安排，还要和老吕商量一下，因为远洋船队由他领导，你马上向他汇报，听听他的意见！”

总经理的头脑，的确比他的部下要复杂得多、周密得多。

孙阿莉返回办公室，立即给拉斯办挂通了越洋电话。

而此时，公司副总经理、拉斯办主任吕洪涛却不在，出差到达喀尔去了，接电话的是主任助理、总公司原远洋二部处长吴湘峰。孙阿莉向他转达了船队的电报和张总经理的意见，希望尽快得到吕洪涛的回话。

印度洋上，王成遗焦急地等待着领导的决策。

8时，还没有接到回音，而关于林尤丰的消息却在船队不胫而走。不能听之任之，不能束手无策，王成遗当机立断，用对讲机向整个船队通报：“‘远渔’627有一位船员病重，随船医生正在抢救。希望大家安定情绪，继续航行！”

重重的阴云压在印度洋上，汹涌的浊浪拍击着船舷，也拍击着一百九十六颗心脏。尽管公布的只是“病重”和“抢救”，但在参与抢救的指挥船“海丰”101和当事船“远渔”627上，林尤丰之死却已经是公开的秘密。而对于其他六艘船来说，出现危重病号毕竟也不是什么好消息。阴霾笼罩在每个人的心上，挥之不去。船队载着生者也载着死者，在本来就险象环生的印度洋上沉闷地西行……

9时，远在拉斯帕尔马斯的吴湘峰通过正在刚果黑角执行任务的“海丰”830找到了“海丰”101，用单边带打来电话：“电报收到了。发生这样不幸的事件，总公司和拉斯代表处的同志们都深感悲痛。请你们赶快把船号和两位医生的诊断报告发过来！”

王成遗回答：“报告已经形成。但是，我们没有传播工具……”

“我理解你们的困难。”吴湘峰说，“电报可以简短一些，仍请‘中远’代转，写明死者姓名、年龄和医生判定的死亡原因。关于遗体的处理方法，领导正在研究。请将遗体冷冻，等待通知。”

12时，船队向总公司发出电报：

湛江公司“远渔”627船员林尤丰，二十四岁（1966年8月10日生），海南人。于1990年11月8日3时猝死于急性心肌炎。远渔船队要求：请总公司在通知湛江公司时，说明情况，防止误传。

船队继续航行。

在这炎热的赤道线上，死者的遗体不能再在船舱里停放，人们为他脱去了工作服，换上他随身带来的一套灰色便服，下大舱冷冻。

冷冻工作秘密进行。“远渔”627的人窃窃私语，整个船队惴惴不安。

北京，电话铃声响了，是吕洪涛打来的。

“事情，我已经知道了。船长和船员们的心情，我完全理解。”他说，“但是，同志啊，要知道，把遗体带到拉斯帕尔马斯火化，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船队要过苏伊士运河，要过地中海，要进欧洲，经过层层关卡，人家都要严格检查，我们必须如实申报。船上有死人的遗体，人家当然要调査死因。我们可以把死因讲得明明白白，拿出医生的诊断证明和死亡报告，但是人家未必就相信、放行，还要检疫。弄得不好，整个船队会被拒之门外，耽误预定的航期！……”

孙阿莉听到这里，倒吸了一口凉气，心脏“咚咚”地狂跳起来。事关重大，她作为一个部门的负责人，感到难以承担。

“吕总，您等一等，我马上叫张总来听电话！”

她起身跑上楼，去叫总经理张延喜。

吕洪涛等不得，已经把电话打到张延喜的办公室来了。

“嗯！嗯。”张延喜认真地在听吕洪涛说话而不去打断他，最后才说，“好吧，我马上告诉远洋二部，请他们去办！”

孙阿莉正站在他的身旁，等着他的吩咐。

“张总……”

“老吕的意见是：就地海葬！”张延喜说。

“海葬？”孙阿莉皱起眉头，“船员们恐怕接受不了！”

张延喜眼圈儿红红的，沉吟道：“不仅他们，还包括我，包括你，都接受不了！一个船员，为了我们的远洋事业，抛妻别子，漂洋过海，不容易啊！他活着出去，却没有活着回来，家属甚至连他的骨灰都见不到，我们对不起人家，也于心不安哪！”

张延喜是个极富感情的人，他的这些话，句句说到孙阿莉的心里。

“那，你的意思……”

“老吕的意见是对的！”张延喜还是把这句他实在不愿意说的话说了出来，“事情关系到整个船队的行程，我们不能感情用事……不能感情用事啊！”

孙阿莉沉默了。她知道，张延喜处理事情一向是非常慎重的，作出每一项决定，都经过深思熟虑。

“但是，工作一定要做好，妥善处理。”张延喜接着说，“毛主席有一句名言：‘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船员们是我们事业的基石和支柱，要尊重船员们的情绪，要爱护这种团结友爱、生死与共的同志情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本来很难做的工作做好，说服他们，对林尤丰同志实行海葬。我相信我们的船员是通情达理、顾全大局的！”

“唉！”孙阿莉叹息着，说，“试试看吧！”

她转身就要走，因为事情紧急，得抓紧时间去办。

“等一等！”张延喜又叫住她，“海葬的事，先不要作决定。因为……船员在执行公务途中病故，该怎么安排后事，我们没有经验。你去问问远洋运输公司。有了政策依据，并且和湛江公司商量之后，再作决定，好吗？”

“好！”孙阿莉深深地被总经理这种严谨审慎的态度和既有原则又充满人情味的作风所感动，“我马上去！”

孙阿莉跑到中国远洋运输公司，满以为这家闯海多年的老牌公司一定在这方面富有经验，却没有想到人家的答复是：“我们只遇到过船员在海上生病、工伤的情况，都是上岸治疗的，在海上死亡的还没有先例。”

这怎么办？孙阿莉带着问号出来，再带着问号回去，怎么向张总交代？怎么向吕总交代？又怎么向印度洋上的船队交代？奔走在北京的大街上，她觉得面前简直是茫茫大海，不知道该找谁去问一问这棘手的难题？没有政策依据，迫在眉睫的事情怎么处理？她从渔船想到货船，又从货船想到军舰……对，找海军去！海军在海上行军作战，牺牲是免不了的，一定有章程！

马不停蹄，她又跑到海军司令部。海军的同志没有回绝她，认真地帮她查找，终于从后勤部门的规章制度查到如下规定：“战争状态下，军人在海上执行公务而死亡，一律海葬。”

孙阿莉舒了一口气。这一规定虽然讲的是军人，讲的是战争状态，与她遇到的难题不尽相同，但在执行公务这一点上，并没有本质区别。何况远洋渔业船队的编制和海军极其相似，而且过着半军事化的生活。应该说，这个条款可以作为依据参照执行了。

几个小时之内，她跑了两个地方，总算解决了难题。

与此同时，远洋二部与湛江通了电话，具体研究了林尤丰的后事安排，取得了一致意见。

远洋二部立即报告张延喜、吕洪涛，并上报农业部，按此办理。

印度洋的船队在航行途中正焦急地等待着回音。

11月9日下午3时，船队接到吴湘峰从拉斯帕尔马斯打来的电话：“总公司领导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决定对林尤丰同志实行海葬，具体时间由船队决定。家属善后工作由总公司负责处理，船队不要过问。海葬要安排好，以寄托我们的哀思！”

王成遗当即表示：“坚决执行总公司的决定！”但他心里知道，这项决定要在他手里实施，真是太难太难了！

11月10日凌晨零时35分，船队接到北京发来的电报：

王成遗同志并领航小组：

你11月8日9时电悉。现转中水总公司电报如下：根据总公司有关规定，考虑到在国外港口处理遗体的难度，湛江公司、拉斯办、总公司领导研究决定：林尤丰同志遗体作水葬处理。该同志的遗物请船上妥善保管，有关事后处理到拉斯后再决定。另请报预计到苏伊士的时间。

中远公司调度室

对亲身承受巨大压力的王成遗来说，收到这封电报才算真正得到领导的答复，有了书面依据。执行吧，只有执行了！

晨7时30分，王成遗召开船队电话会，正式宣布：“远渔”627船员林尤丰同志因患急性心肌炎，经抢救无效死亡。随后，宣读了两位大夫会诊的病历记录和死亡证明书……

这一消息公开宣布，人们无论事先知道不知道，都极为震动，整个船队如同爆炸了一颗重磅炸弹！

为了保证正在风浪中航行的船队的安全，关于海葬的决定还没有传达，但对于分队长、船长已不可能保密。王成遗话音刚落，湛江公司的分队长邓成仔就回话了：“我们要求把遗体运到拉斯帕尔马斯火化，海葬不能接受！湛江的父老乡亲把他们的孩子交给我，现在少了一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回去无脸见他们！”

邓成仔是湛江公司很有威信的老船长，他说话当然有分量、有影响。

随即，传来“远渔”627船长陈克眼悲痛的声音：“林尤丰这孩子家里穷苦，出来的时候还欠着债。他哥哥把他托付给了我，本来指望在外边干两年，挣点钱回去，把债还上，哪里想到……唉，这孩子的命苦啊！他死了，家里还有年轻的老婆和没成年的孩子，我……作为船长，怎么向他们交代？”

两位船长的肺腑之言，字字打在王成遗的心上！

“我和你们的心情是一样的，”王成遗说，“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地到达，将来圆圆满满地回去。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林尤丰同志从发病到病故都是非常突然的，事前没有任何征兆。后来发现他随身带着治心脏病的药，这说明，他有心脏病史，他自己也知道，可是我们不知道啊！如果事先知道，我们在航行途中一定会特别注意防护，现在的不幸也许可以避免！现在悲剧已经造成了，我们再难过，也不能使死者复生，我们只能尽量把他的后事办得好一些，总公司和湛江公司对林尤丰同志家属的困难会给予妥善解决，让他的亡灵得到安息！”

这番话，本来是要平息大家的情绪，却不料恰恰触到了根本上，各船船长都迫不及待地抢着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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