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阿瑟、米利根夫人和詹姆士·米利根先生，他们三个人已成了我们谈话的唯一内容。

阿瑟和他的母亲在哪里？到哪里去找他们？在哪里可以找到他们？

詹姆士·米利根先生的来访使我们产生了一个想法，我们想到了一个在我们看来一定会成功的计划：既然这位米利根先生到红狮院来过一次，那么他还会来第二次、第三次，这几乎是可以肯定的；重要的是这个人同我父亲之间究竟有些什么勾勾搭搭的事情，这是必须弄清楚的。他不认识马西亚，下次再来时，马西亚可以跟踪他，可以了解到他住哪里，然后可以想点办法让他的仆人讲出点东西来。这个办法甚至有可能把我们一直带到阿瑟身边。

当然可能。为什么不可能？我们想象不出有什么不可能。

这个计划有着两个方面的好处，它不但能够使我们在某一时刻找到阿瑟，而且可以使我本人从目前的忧虑不安状态中解脱出来。

自从卡比出事和巴伯兰妈妈来信之后，马西亚一直在变着法儿用各种口气对我重复他的那句老话，“回法国去吧”；当然，他每天总要在自己的老调上加上点新的变奏。我呢，我也有我的老主意，我会用同他一样的老调新弹的办法对付他；我的老调是“我不应当离开我的家”。在这个“应当”和“不应当”的问题上，我们的看法从来没有一致过；他坚持“应当走”，我坚持“不应当走”，所以我们的争论就一直毫无结果。

现在，我在自己永恒的老调上加上了一句“为了找到阿瑟”，这一下，马西亚就再也不能反驳了，因为他决不愿意站到詹姆士·米利根先生这一边去反对阿瑟。难道不应该让米利根夫人知道她小叔在暗中进行的那些勾当吗？

假如我们应当从早到晚一直守在街上，专门等候这位米利根先生，那是不聪明的，也是不实际的。从我们到达伦敦之后，我们又哪天不是早出晚归、整天都在街上走动着？但那是为了挣钱，不是为了守候一个人；这两件事是不可能同时完成的。但是，我们白天不出门而只在半夜出门演唱的日子临近了，因为演唱圣诞颂歌的歌唱队是在半夜活动的；那时候，白天我们可以在家里，我们中间的一个就可以承担谨慎、严密的守候任务，这也就有可能突然发现阿瑟的叔叔了。

“要是你能知道我的心思就好了，我多么希望你能找到米利根夫人。”一天，马西亚跟我说。

“这是什么意思？”

他迟疑了很久才说：“因为她对你太好了。”接着他又加上了一句：“也因为，也许她会让你重见你的父母。”

“马西亚！”

“你不愿意我又说这些，可我憋不住，我没法不说，我连一分钟也不能同意你是德里斯科尔家的人。你看看这一家人，我指的不光是他们的亚麻色的头发；我要你看看你自己：你手的动作，你的笑容，它们和你爷爷的一样吗？你的头脑难道同那个在灯光下盯着布头看的德里斯科尔老板的脑袋一样，也会打那样的主意、动那样的脑筋、转那样的念头吗？你可曾有过张开胳膊把脑袋放在桌子上睡觉的时候？卡比学会了叼那种并不是被人家丢在地上不要的羊毛袜子的本领，难道也是你教会它的吗？你难道同阿仓和南德也有哪怕是一点儿的相同之处吗？不！绝对不。他们是一家人，你不是。假如你也是德里斯科尔家的人，当你需要毛袜子的时候，尽管你的钱包是空空的，你不仅会毫不犹豫地替自己弄上几双，而且你应该对这样的事情早已经是家常便饭了；可是在维泰利斯蹲监狱的时候，你为自己弄到过什么了？没有。当然没有。对吗？但你以为德里斯科尔家的人会象你当初那样饿着肚皮睡觉吗？我如果不是我父亲的儿子，我怎么会吹我从来没有学过的短号、单簧管、长号或别的乐器呢？我父亲是乐师，所以我也是，这是很自然的。你呢，依我看，也很自然，你是一个绅士。当你找到米利根夫人的时候，你就将成为那些同你相称的绅士中间的一个了。”

“你说的是些什么哟？”

“我有我的想法。”

“把你的想法讲出来，行不行？”

“喔，不。”

“为什么？”

“因为这个想法也许很蠢……”

“那又怎样？”

“如果这个想法是错误的，那太荒唐了；不该为了那些不能实现的欢乐而高兴得过早。那个够呛的贝司纳尔竟有着‘一片绿意’！真是亏我们不知怎么想出来的。这个经验应当对我们有点用处；我们当时自以为已经看到了美丽的草地和牧场，最终见到的却是一片肮脏的沼泽地！”

我并不勉强他，因为我自己也有自己的想法。

的确，我的想法很模糊，很混乱，也很说不出口；它可能比马西亚的还要蠢。正因为这样，我就不敢强迫我的同伴对我讲出他的想法。万一他的想法意同在我脑海中梦一般地浮动着的、不明确的想法一样，而他又把它说了出来，那我该怎么回答呢？不能设想一个连我自己都不敢在暗中想一想的念头，我会有勇气把它提出来同别人一起商量。

既然两个人谁都觉得说不出口，我们就只好等待。

在这样等待着的时候，我们就继续在伦敦的街道上奔走。我们不是那些有特权的乐师，他们在街上有自己的地盘、自己的观众；我们是新来的，又年轻，要充当这样的老板还太早。我们必须向这些懂得用各种手段维护他们的占先权的人让步，因为他们所使用的手段常常是我们无法对抗的。

这样的事情已经不知发生过多少次了：当我们刚演完最拿手的节目，正要收钱的时候，几个苏格兰彪形大汉向我们走了过来；我们见到他们在逼近，总是二话不说拔腿就跑。这些穿着褶裙，露着腿，肩上披着格子花呢长巾，头上戴着有羽毛的帽子的人，他们用不着伸出拳头，只消吹一声风笛，就足以使我们吓得躲起来。其实马西亚的短号完全可以胜过风笛，但我们无法同吹风笛的人较量。

同样，我们也对付不了那些在街头卖艺的、被英国人称作“尼格尔梅洛蒂茨1”的黑人乐师。他们不是真的黑人，是假的。他们穿着奇形怪状的燕尾服，显得滑稽可笑；他们的脑袋裹在一种大得出奇的白色硬领里，看去象一张大白纸里卷着一把花束。他们比吹风笛的苏格兰歌手还要可怕。只要一看见他们的影子，或者听到他们弹拨的那种班卓琴的琴声，我们便老老实实地让自己的琴声、歌声停下来，赶快逃到一个我们不希望见到他们的地方去躲起来。有时，我们也夹在观众中间瞅他们，其实是在巴望他们赶快结束这场十分不协调的演奏。

有一天我们正在这样充当他们的观众的时候，我看到他们中间那个最稀奇古怪的人在向马西亚打招呼。起初我以为他是在嘲弄我们，他大概想用什么粗俗的恶作剧来逗笑观众，因而我们马上要成为他的滑稽节目的牺牲品了。但我大吃一惊，马西亚竟然友好地回答了他的招呼。

“你认识他？”我问。

“这是博勃。”

“博勃是谁？”

“我在加索马戏团里的好朋友。就是我对你讲过的两个丑角中的一个。多亏了他，我才学会了几句英语。”

“你刚才没有认出他来吗？”

“活见鬼！在加索马戏团里，他脸上抹的是面粉；现在涂上了黑鞋油。”

黑人歌手的节目演完后，博勃向我们走来，从他和马西亚交谈时的神气上看，我的伙伴是多么能讨别人的喜欢，一个亲兄弟也不见得能比这位从前的小丑在眼神和语调中流露出更多的快慰了。“马戏团里的日子实在受不了，”他对我们说，“我只好换个地方，现在当上江湖艺人了。”但是时间不允许他和马西亚继续把话说下去，卖艺人要多赶场次，这是大家知道的，我们只好很快就分手；他跟着他的班子走了，我们呢。我们就到他们不去的地方演我们的节目。两位好朋友约定在下一个星期日再碰头。他们要畅叙自从分别以来的各自的遭遇。也许是出于对马西亚的友谊，博勃对我也表示很大的好感，从此我们就多了一个朋友；多亏了他的经验和忠告，我们在伦敦的街头生活变得安逸和自在起来了，这是我们直到这个时候为止还从来没有感到过的。博动很喜欢卡比，常常羡慕地对我们说，他如果有卡比这样一条好狗，他一定很快就会发财。他不止一次地建议我们三个人，也可以说是四个人，即他本人、马西亚、卡比和我，大家一起合伙干。可是我不想离开我的家；我既然连回法国去看看丽丝和我的朋友都不愿意，那更无意跟着博勃去跑遍整个英国了。

圣诞节渐渐临近。现在我们离开红狮院的时间不是在上午而是在晚上的八点或者九点钟。到了这个时刻，我们便向选定的一些地区走去。

我们先是在不再有车辆开过来驶过去的广场和街道上演奏，适当的宁静对我们来说是必要的；唯有这样，我们的乐声才能穿过紧闭着的门窗，去唤醒酣睡在床上的小孩，宣布在所有英国人的心目中如此隆重的圣诞节就要到来了。随着时针一圈又一圈地逐渐指向半夜，我们离开小街和广场。走上了大街；这时，戏院已经散场，满载最后一批观众的马车已经驶过，夜的寂静才刚刚代替了白天的嘈杂声，我们的时刻到了。我们开始演奏最动人、最柔和的曲子；这些曲子都具有感伤的或宗教音乐的纯净的特色。马西亚的提琴在哭泣，我的竖琴在呻吟。当我们停下来休息片刻的时候。晚风给我们送来了远处别的歌唱队的乐曲。我们的音乐会结束了，“女士们、先生们晚安！圣诞节愉快！”

然后，我们向更远一点的地方走去，另一场音乐会又要开始了。

夜里，睡在舒适的被窝里，压上暖和的鸭绒压脚被，躺在床上听音乐，想必是非常惬意的；然而，我们是在街上，没有被子，更谈不上鸭绒压脚被。我们必须演奏，而我们的手指是麻木的，它们快冻僵了。有时顶在我们头上的是白雾蒙蒙的天，潮湿的雾气就钻进我们的内衣；有时是闪光的、碧蓝的夜空，北风就把我们紧紧裹了起来，直刺肌骨；温暖柔和的天气是没有的。圣诞节的气候对我们是多么严酷！尽管这样！在连续三个星期的节日中，我们天天晚上出去，一夜也没有漏掉过。

在店铺关上门窗之前，我们不知有多少回滞留在家禽店、水果店、食品杂货店和糖果店的门前张望。啊！多么漂亮的肥鹅！多么肥大的法国火鸡！好肥的白汁子鸡！那橘子山和苹果山，那成堆的栗子和李子干，那冰镇般的水果，不论你的眼睛看到哪里，处处都让你垂涎三尺！

世上有些幸福的孩子，他们只要扑在父母的怀里，就可以得到他们想吃的甜美食品。

象我们这样一些可怜的、贫穷的孩子，大家知道，只有在自己的幻想中，才能看见穷人茅屋里的这些家庭节日可以和贵族气派的庄园里的一样美好。

快乐的圣诞节，是为那些有人爱着的人而来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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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文是英语。译文是音译，可译黑人歌唱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