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4日，星期三

今天早上我问本他是否蓄过须。我仍然感到困惑，不知道哪些是事实哪些不是。我醒得很早。不像前几天，醒来时我不觉得自己还是个孩子。我感觉自己是成年人。性感的成年女子。脑子里盘旋的问题不是我为什么会跟一个男人同床？而是他是谁？还有我们做了什么？在浴室里我惊恐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但它周围的图片似乎印证了事实。我看见那个男人的名字——本——不知道什么原因它似乎有点熟悉。我的年龄，我的婚姻——似乎是有人提醒了我这些事实的存在，而不是我第一次知道。它们被埋在某处，但埋得不深。

本刚去上班，纳什医生就打来了电话。他提醒我日志的事情，然后——等纳什医生说完他会开车来接我做扫描之类的话后——我读了日志。里面有些事情我也许能够记起，还有几大段我也许记得写过，似乎带着一些残留的记忆熬过了一夜。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必须确保日志的内容是真实的。我打了个电话给本。

“本。”他刚刚接起电话说他不忙，我便说，“你蓄过胡子吗？”

“这真是个奇怪的问题！”他说。我听到勺子敲在杯子上叮当作响，想象着他正把糖舀到咖啡里、面前摊着报纸。我感到有点尴尬，不知道该说多少。

“我——”我开始说，“我有一段回忆。我想。”

一阵沉默。“回忆？”

“是的。”我说，“我想是的。”脑海里闪现出那天在日志里记下的一幕——他的胡须、他赤裸的身体、勃起的下体——还有昨天记起的。我们俩在床上接吻。图像短暂地发着光，又沉入思绪深处。突然间我感到害怕：“我只是似乎记得你有胡须的模样。”

他笑了，我听到他放下饮料。我觉得脚下原本坚实的地面开始动摇。也许我写的一切是个谎言，毕竟我是个家，我想。或者说我曾经是。

突然我想到了我的整套逻辑是多么无力。我以前是写虚构故事的，因此我自称是个家的说法可能不过是个虚构，那样的话我没有写过。我的思路混乱起来。

可是那个说法感觉很真实，我告诉自己。再说我会打字，至少日志上说我会打……

“你蓄过吗？”我拼命想要抓住救命稻草，“这件事只是……很重要……”

“让我想想。”他说。我想象着他闭上眼睛，似乎一副聚精会神的模样咬着下唇。“我想我可能留过一次。”他说，“留了很短时间，是很多年前。我忘了……”沉默了一会儿，他接着说，“是的。没错，是的。我想我留过，一个星期左右。在很久以前。”

“谢谢你。”我说着松了一口气。脚底的地面感觉牢固一些了。

“你没事吧？”他问，我回答说我没事。

中午时分纳什医生来接我。在这之前他让我先吃点午饭，但我不饿。我猜我是有点儿紧张。“我们要去见我的一个同事。”他在车里说，“帕克斯顿医生。”我一句话也没有说。“他是功能成像领域的专家，专治有你这种问题的病人。我们一直在一起工作。”

“好吧。”我说。现在我们坐在他的车里，在被堵得水泄不通的车流里一动不动。“我昨天打电话给你了？”我问。他说我打过。

“你看过你的日志了？“他问。

我承认我看过了：“大部分，我跳过了一些。它已经很长了。”

他似乎很感兴趣：“你跳过了哪些部分？”

我想了一会儿。“有几个地方似乎有点熟悉。我觉得它们好像只是提醒了我已经知道的事情，已经记得的……”

“那太好了。”他说着向我坐的地方看了一眼，“非常好。”

我感到一阵喜悦：“那我昨天打电话干什么？”

“你想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写过。”他说。

“我有吗？”我说，“写过吗？”

他转身看着我，脸上在微笑。“是的。”他说，“是的，你写过。”

车流再次开始行进，我们启动了。我放下了心。我知道日志里说的是真的，便放松地投入了旅途。

帕克斯顿医生比我预想的要老一些。他穿着一件花呢夹克，没有修剪的白发从耳朵和鼻子里支出来，看上去好像已经过了该退休的年龄。

“欢迎您到文森特馆影像中心。”纳什医生刚刚给我们做了介绍，他便说。他一直望着我的眼睛，眨眨眼然后握了握我的手。“别担心。”他加了一句，“没有听起来那么大排场。这儿，进来，让我带你到处看看。”

我们进了屋。“我们跟医院和学校都有联系，朝这边走，”我们穿过大门时他说，“既是好事，也是麻烦。”我不明白他的意思，正等他说个明白他却没有说话。我笑了。

“真的？”我说。他在试着帮助我，我想表现得礼貌一点儿。

“所有人都希望我们干所有的活。”他放声笑了起来，“但没人愿意给我们付账单。”

我们走进一间候诊室，里面点缀着一些空椅子，几本杂志和本为我留在家里的一样——《广播时代》，《乡村生活》和《玛丽·嘉尔》——还有用过的塑料杯，看上去这里好像刚刚办过一个派对，所有人都急匆匆地离开了。帕克斯顿医生停在了另一道门口：“你想看看控制室吗？”

“是的。”我说，“让我看看吧。”

“功能磁共振成像（mri）是一门相当新的技术。”走进控制室后他说，“你听说过mri吗？磁共振成像？”

我们站在一个小房间里，室内只有一排电脑显示器发出幽幽的光亮，有扇窗户占了一面墙，旁边是另外一间房，房间内的一个大圆筒状机器十分显眼，从机器里伸出的一张床像一只舌头。我感到害怕起来。我对这台机器一无所知。没有记忆的我怎么可能知道呢？

“没有听过。”我说。

他露出了微笑：“我很抱歉。你当然不可能熟悉这些。mri是个相当规范的程序，有点儿像给身体照x射线。我们用的是一些相同的技术，不过实际上是在查看大脑如何工作，就功能来讲。”

纳什医生这时说话了——他有一会儿没有开口了——他的声音听起来很小，几乎有些胆怯。我不知道他是慑于帕克斯顿医生的权威还是不顾一切地想要给他留个好印象。

“如果你有一个脑瘤，那我们需要扫描你的头部找出肿瘤所在、找到它影响了大脑的哪个部分。这是在查看大脑的结构。功能性mri可以让我们看到你执行某些任务时使用的是大脑的哪个部分，我们想看看你的大脑如何处理记忆。”

“哪些地方亮起来，”帕克斯顿说，“液体就是在向哪里流。”

“这有帮助吗？”我说。

“我们希望这将帮助我们确定损害在哪里。”纳什医生说，“看看出了什么问题、是哪些地方没有正常工作。”

“这会让我恢复记忆？”

他顿了一下，然后说：“我们希望如此。”

我脱下结婚戒指和耳环放在一个塑料托盘上。“你还需要把包放在这里。”帕克斯顿医生说，然后他问我是不是还在身上打过别的洞。“你会吃惊的，亲爱的。”当我摇摇头时他说，“现在她是一只有点吵的老野兽，你会用到这些。”他递给我一对黄色耳塞。“准备好了吗？”他说。

我有些犹豫。“我不知道。”我说。恐惧在身上游动。房间似乎小了暗了，隔着玻璃看过去扫描仪本身显得阴森森的。我有种感觉，我以前见过它，或者见过一架类似的机器。“我不是很确定。”我说。

纳什医生走到了我的身边，把手放在我的胳膊上。

“这是完全无痛的。”他说，“只是有点吵。”

“安全吗？”我说。

“非常安全。我会在这儿，就隔着一面玻璃。我们可以全程看着你。”

我的神情看上去一定还有点犹豫，因为这时帕克斯顿医生说：“别担心。我们会照顾好你，亲爱的。不会出什么事。”我看着他，他笑着说：“你只要这么想：你的记忆藏在了意识的某个地方，我们要用这台机器做的，就是找出它们在哪里。”

这里有点冷，尽管他们已经给我裹上了毛毯；这里还很黑，只有一盏红灯在房间某处闪烁，一面镜子从我头顶几英寸的架子上挂下来，摆成的角度可以反射屋里某处的电脑屏幕。除了耳塞我还戴着一副耳机，他们说会用它跟我说话，可是现在他们都一声不吭。我只听见遥远的嗡嗡声、自己又粗又重的呼吸声和单调的怦怦心跳声。

我的右手抓着一个塑料球，里面充满了气。“如果你有什么要告诉我们的，捏捏它。”帕克斯顿医生说，“你说话我们听不见。”我抚摸着它的橡胶表面，等着。我想闭上眼睛，但他们告诉我要睁着看屏幕。泡沫楔子牢牢地固定住了我的头；即使我想动也动不了。我身上盖着一条毛毯，像一件保护罩。

安静了片刻，传来了咔哒一声。尽管戴着耳塞，声音还是大得吓了我一跳，接着又是一声，第三声。一个低沉的响声，来自机器内部或者我的头部。我不知道。一只行动迟缓的野兽正在醒来，停在发起进攻前的沉默中。我抓住橡胶球，下定决心不去捏它，接着一个声音——像警报又像钻床——一遍又一遍地响起，大得不可思议，每响一次我的整个身体就抖动一次。我闭上了眼睛。

我的耳边有人说话。“克丽丝。”声音说，“你能睁开眼睛吗？”不知道怎么的，他们可以看到我。“别担心，一切都很好。”

很好？我想。他们知道什么叫做很好？他们知道我是什么感觉吗？躺在这儿，在一个不记得的城市里，身边都是从未见过的人。我想我在四处飘浮，是完全无根的浮萍，任凭风的摆布。

另外一个人的声音，是纳什医生的声音：“你能看看照片吗？想想它们是什么，说出来，不过只对你自己说。不要大声说出来是什么。”

我睁开了眼睛。在我头顶的小镜子里是一些图画，一张接着一张的黑色底白色图案。一个男人、一张梯子、一把椅子、一把锤子。每出现一张我便说出名字，然后镜子里闪出谢谢你！现在放松！的字样，我把这些话对自己重复一遍好让自己忙起来，同时也有点好奇人在一架机器的肚子里要如何放松。

屏幕上出现了更多指令。回想一个过去发生的事件，它说，然后下面出现了几个词：一个派对。

我闭上了眼睛。

我试着回想和本一起看烟花时我记起的派对。我想象自己在屋顶上紧挨着我的朋友，听到脚下派对吵闹的声音，尝出空气里焰火的味道。

图像一幅又一幅地出现了，但它们似乎并不真实。我可以断定我并非在回忆，而是在想象。

我试着看到基斯，记起他不理睬我，但什么都想不起来。我又一次失去了这些记忆。它们被埋了起来，仿佛永远不会露面，但至少现在我知道它们存在，它们在那里，锁在某个地方。

我的思绪转向儿时的派对。跟我的母亲、姨妈和表妹露西一起过的生日。玩绕口令。击鼓传花。“抢座位”游戏。“唱跳停”游戏。我的母亲把糖果包成小袋作为奖品。夹罐头肉和鱼酱的三文治，去了硬面包皮。松糕和果冻。

我想起一件袖子有褶边的白裙，荷叶边袜子，黑鞋。我的头发还是金色的，坐在一张放着蛋糕和蜡烛的桌子前面。我深吸一口气向前倾，吹蜡烛。空气里升起了烟雾。

这时另外一个派对的回忆涌了进来。我看到自己在家里，望着卧室的窗外。我光着身子，大约17岁。街上有些排成长队的的搁板桌，上面放着一盘盘香肠卷和三明治，一壶壶鲜橙汁。到处挂满英国国旗，每一个窗口都飘扬着彩旗。蓝、红、白。

街上有穿奇装异服的孩子——海盗服，巫师装，维京人——大人们正努力把他们组成队，好开始一个汤匙运鸡蛋比赛。我能看见妈妈站在街道另一侧，把一条围巾系在马修·索珀的脖子上，就在我的窗口下方，爸爸端着一杯果汁坐在躺椅里。

“回床上来。”有人说。我转过头。戴夫·索珀坐在我的单人床上，头顶是我的“heslis”乐队海报。白床单在他的周围皱成一团，溅着鲜血。我没有告诉他那是我的第一次。

“不。”我说，“起来！你必须在我父母回来前穿上衣服！”

他大笑起来，虽然没有什么恶意：“过来！”

我穿上牛仔裤。“不。”我说着伸手去拿恤，“起来。拜托！”

他看上去有点失望。我没有想到会发生这种情况——并不表示我不希望它发生——现在我想一个人待着。这事跟他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好吧。”他说着站起来。他的身体看上去苍白消瘦，***几乎有点可笑。他穿衣服的时候我扭开了头看着窗外。我的世界已经变了，我想。我越过了一条界线，现在我回不去了。“那么，再见。”他说，但我没有答话，一直到他离开我都没有回头。

耳边一个声音把我带回了现实。“很好。现在有更多的照片，克丽丝。”帕克斯顿医生说，“只要一张张地看，告诉自己是什么或者是谁，好吗？准备好了吗？”

我使劲吞了一口唾沫。他们会给我看什么呢？我想。是谁？情况能有多糟糕？

好的，我心想。我们开始吧。

第一张照片是黑白的。一个孩子——一名四五岁的女孩——躺在一个女人的怀里。这个女孩指着什么东西，她们两人都笑着，在背景处稍微模糊的地方是一道栏杆，围栏后一只老虎正在休息。一个母亲，我心想。一个女儿。在动物园里。我看着女孩的脸，突然惊讶地恍然意识到那女孩是我，另外一个人是我自己的母亲。呼吸凝滞在我的喉咙里。我不记得去过动物园，但照片就在面前，这是我们曾去过的证明。想起两位医生的话，我默默地说：我。母亲。我盯着屏幕，想要把她的形象刻进我的记忆里，可是画面退了色，被换成了另外一幅。照片上还是我的母亲，现在老了一些，但似乎还没有老到需要拄着相片中她使用的拐杖的时候。她的脸上挂着微笑，但看上去精疲力竭，眼睛在瘦削的脸上深陷了进去。我的母亲，我再次想，这时心里冒出了几个不请自来的字：受着痛苦。我不由自主地闭上眼睛，不得不努力再次睁开。我开始握住手里的球。

接着图像很快被换了，我只认得其中的几张。一张是我在回忆中见过的朋友，一阵激动后我几乎马上就认出了她。她看上去就像我想象的模样，穿着旧的蓝色牛仔裤和一件恤，抽着烟，红头发松散凌乱。另一张照片是她剪短了头发染成黑色，一副墨镜被高高地推在她的头顶上。接下来一张是我父亲的照片——我是个小女孩时候的他，快活地笑着，在我们的前室读报纸——然后是我和本的合影，与另一对不认识的夫妇站在一起。

其他照片上是陌生人。一个穿护士制服的黑皮肤女人，另一个身穿套装的女人坐在一个书架前面，从半月形眼镜上探出目光盯着镜头，脸上的表情非常庄重。一个有圆脸和栗色头发的男人，另外一个蓄须的男人。一个六七岁的孩子，一个在吃冰激凌的男孩，接着又是同一个男孩坐在桌子前画画。一群人，东一个西一个地看着相机。一个迷人的男人，头发黑而略长，细长的眼睛前架着一副深色框眼镜，一边侧脸上拉下了一道疤。照片没完没了地出现，我看着它们，想把它们放进脑海、想要记起它们如何——或者它们是否——跟我生命的锦缎交织在一起。我按医生的吩咐去做。我的状态良好，可接着我觉得自己开始恐慌起来。机器的呼呼声似乎变尖变大了，直到变成了警报声，抓紧了我的胃不肯放手。我不能呼吸、闭上了眼睛，沉甸甸的毛毯开始在我身上往下压，像一块大理石板一般沉重，让我觉得自己快要被压死了。

我捏了捏右手，可是它握成了一个拳头，什么也没有捏到。指甲捏进了手掌心里：我弄丢了球。我大叫出声，发出了无声的哭喊。

“克丽丝。”我的耳边响起一个声音，“克丽丝。”

我不知道那是谁，也不知道他们要我做什么，于是我又叫了出来，把毛毯从身上踢开。

“克丽丝！”

声音现在更大了，警报声拖着尾音停了下来，一扇门砰地打开，房间里有人说话，把手放在我的胳膊、腿上和胸前，我睁开了眼睛。

“没事了。”纳什医生在我耳边说，“你会没事的。我在这里。”

他们保证一切都会好的，让我平静了下来——还把我的手提包、耳环和结婚戒指都还了回来——纳什医生和我便去了一个咖啡吧。它就在走廊里，规模不大，有橙色塑料椅子和黄色福米加桌子，摆着一盘盘不再新鲜的糕点和三明治，在耀眼的光线下看上去不太精神。我的钱包里没有钱，但我让纳什医生给我买了一杯咖啡和一块胡萝卜蛋糕，在他付账端东西时挑了一个靠窗的座位。屋外阳光灿烂，院子里的青草拖下长长的阴影，草坪上点缀着紫色的花朵。

纳什医生的椅子在桌子底下发出刮擦声。现在我们两人单独在一起，他看上去轻松多了。“给你。”他说着把托盘放在我的面前，“希望这没有什么问题。”

我发现他给自己点了茶，他从桌子正中取糖加进杯子时茶袋还浮在糖浆一样的水里。我喝了一口咖啡，做了个鬼脸。咖啡太苦也太烫。

“很好。”我说，“谢谢你。”

“我很抱歉。”过了一会儿他说。刚开始我还以为他指的是咖啡。“我没有想到这里让你这么难受。”

“是很压抑。”我说，“还吵。”

“是的，当然。”

“我弄丢了紧急按钮。”

他没有说什么，反而搅起了饮料。他捞起茶包放在托盘上，喝了一口茶。

“出了什么事？”我说。

“很难说，你吓着了。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在那里面不舒服，就像你说的。”

我低头看着我的蛋糕。还没有碰过，干巴巴的。“那些照片。那些人是谁？你从哪里拿到的照片？”

“是好些照片混在一起。其中有一些我是从你的医疗档案里取的，几年前本把它们捐了出去。为了这次练习我让你从家里带了几张照片——你说它们贴在你的镜子旁边。有些是我找来的——一些你从来没有见过的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对照组。我们把照片混在一起。其中一些是你在很年轻的时候认识的人，你应该、或者可能记得的人。家人、学校里认识的朋友。其余的人来自你生活中那些绝对不记得的时段。帕克斯顿医生和我在试图查看你读取这些不同时段的记忆时是否有不一样的地方。当然，最强烈的反应是针对你的丈夫，但你对别人也有反应。尽管你不记得过去的人，但神经兴奋的模式绝对存在。”

“红头发的女人是谁？”我问。

他笑了：“也许是一位老朋友？”

“你知道她的名字吗？”

“恐怕我不知道。这些照片在你的档案里，没有标注。”

我点点头。一个老朋友。我当然知道这个——我想要的是她的名字。

“不过你说我对照片有反应？”

“其中一些，是的。”

“这很好吗？”

“我们需要对结果作更详细的研究才能真正确定可以得出什么结论。这项技术很新，”他说，“具有实验性。”

“我明白了。”我切掉胡萝卜蛋糕的一块角。蛋糕有点苦，糖霜又太甜。我们沉默地坐了一会儿。我问他要不要蛋糕，他拍着肚子拒绝了。“得小心这个！”他说，尽管我认为他还完全不用担心。他的肚子现在看上去还很平，虽然看起来它是会长出一个大肚皮的那种类型。不过至少现在他还年轻，岁月还没有在他身上留下痕迹。

我想到了自己的身体。我不胖，体重甚至没有超标，但它仍然让我吃惊。我坐下时它露出的模样跟我期望的不一样。我的臀松松垮垮，叠起腿时两条粗糙的大腿互相摩擦着。我前倾身体去取杯子，***在内衣里摇晃，仿佛在提醒我它们的存在。淋浴时我感到手臂下的皮肤轻微地晃荡，几乎难以察觉。我比想象中要胖，占去了更多的空间。我不是一个小女孩，体格紧凑，皮肤紧紧地裹在骨架上，甚至不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女，我的身体开始分离出脂肪了。

我看着碰也没有碰的蛋糕，好奇未来会怎么样。也许我会继续发胖，我会变得矮矮肥肥，像一个派对气球一样越来越鼓。也有可能我会保持现在的体型，但一直都对它无法接受，眼睁睁地看着脸上的皱纹变深、手上的皮肤变得跟洋葱皮一样薄，我在浴室里的镜子里一步一步地变成一个老女人。

纳什医生低下头挠他的头顶。透过他的头发我可以看到头皮，顶心的一圈头皮格外明显。我想，他现在还不会注意到，不过有一天他会的。他会看到从后背角度照的自己的照片，或者在更衣室把自己吓一跳，还有可能他的理发师或女朋友会说上几句。岁月不会饶过任何一个人，只不过方式不同而已，当他抬起头时我想。

“噢。”他用一种强装出来的开心口吻说，“我给你带了些东西。一份礼物。嗯，不算是礼物，只不过是一件你可能想要的东西。”他弯腰从地上拿起他的公文包。“可能你已经有一本了。”他说着打开公文包拿出一个包裹，“给你。”

我拿到的时候就知道里面是什么。还能是什么呢？它在我的手里沉甸甸的。他用一个加厚软垫信封把它裹了起来，用胶带封了口，上面用粗粗的黑色记号笔写着我的名字。克丽丝。“这是你的。”他说，“你写的那本。”

我不知道是什么感觉。证据，我想。可以证明我写的日志是真的，如果明天我需要证据的话。

信封里是一本，我把它拿了出来。是个平装本，不新了。封面上有个咖啡杯印痕，书页的边缘老旧泛黄。我挺好奇纳什医生是不是给了我他自己的书、现在这书市面上还能不能买得到。拿着手里的书我又一次看见那天看见的自己：年轻，非常年轻，努力伸手想要拿到这本书，靠它找到写下一本的办法。不知道为什么我知道那没有成功——第二本一直都没有完成。

“谢谢你。”我说，“谢谢你。”

他笑了：“不要客气。”

我把它放在大衣下，回家的一路上，它在那儿像一颗心脏一样跳动。

我回到家便打开了自己的，但只翻了翻。我想在本回家之前在日志里尽量多记一些记得的事，但等一写完我就匆忙下楼仔细察看纳什医生给我的东西。

我把书翻了一面。封面上用蜡笔画了一张书桌，桌上放着一台打字机。一只乌鸦蹲在打字机的托架上，头歪到一边，仿佛是在读夹在机器里的纸。乌鸦的头顶写着我的名字，再上面是书名。

致早起的鸟儿们，书名如是写道。作者署名克丽丝·卢卡斯。

打开书时我的手开始颤抖。里面是扉页，有题词。致我的父亲，然后是，我想念你。

我闭上了眼睛。一幕回忆突然闪现。我看见父亲躺在床上，在明亮的白色灯光下，他的皮肤透亮，渗出的汗水几乎让他闪闪发光。我看见他手臂上插着的一根管子、从一个输液瓶架上吊下来的一包透明液体、一个纸板托盘和一缸药丸。一名护士正在量他的脉搏和血压，他没有醒。坐在床另一边的母亲努力不让自己哭出声，而我在试着把眼泪逼出来。

一股味道传了过来。新鲜的花朵和又低洼又肮脏的泥土。香甜而又恶心。我看见我们火化他的那一天。我穿着黑色衣服——不知道为什么我知道这么穿对我并不少见——但这次没有化妆。我的母亲挨在我的祖母旁边坐着。重幔打开，棺木走远了，我哭着想象我的父亲变成尘粒和灰烬。母亲紧紧地握住我的手，然后我们回了家，在太阳下山时喝着便宜的、咝咝冒泡的酒、吃着三明治，她在暮色中痛哭起来。

我叹了口气。图像消失了，我睁开了眼睛，面前是我的。

我翻到首页开头的句子。就在那时，我写的是，发动机哀鸣着，她的右脚死死地踩在油门踏板上，她放开方向盘闭上了眼睛。她知道一定会这样。她知道结局。她一直都知道。

我翻到了的中间。我在那儿读了一段，然后读了接近结尾的一段。

我写的是一个名叫“露”的女人和一个叫“乔治”的男人（我猜是她的丈夫），起源于一场战争。我感到有点失望。我不知道我原本在期待什么——也许是自传？——但似乎这本能够提供的答案是有限的。

不过，当翻过书看着封底时我想，至少我写完了、出版了。

该放作家照片的地方什么都没有，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作者简介。

克丽丝·卢卡斯1960年出生于英格兰北部，她于伦敦大学文学院获得英文学位，现居住于伦敦。这是她的第一部。

我暗暗微笑，感觉到一阵幸福和骄傲。这是我写的。我想读它、想解开它的秘密，但又不想。我担心现实也许会击碎我的快乐。要么我会喜欢这部，于是觉得很难过我再也写不出第二本了；要么我不喜欢，为自己从来没有发挥过才智感到沮丧。我不知道哪种情况更有可能，但我知道有一天，因为无法抗拒自己唯一的成就的吸引，我会找到答案，我会去发掘。

但不是今天。今天我有别的东西要去发掘，比悲伤糟糕得多的东西，比纯粹的沮丧更具破坏力。一些可能撕裂我的东西。

我试着把书塞进信封，里面有别的东西。一张纸条，叠了四叠，规规整整。纳什医生在上面写着：我想你可能对它感兴趣！

我打开了纸条。在顶端他写着《旗帜，1988年》，下面是一篇报纸文章，旁边有张照片。我盯着那张纸看了一两秒钟才意识到这篇文章是关于我的的评论，照片里的人是我。

我拿着纸发起了抖。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是多年前的古董了；无论是好是坏，影响早已不复存在。现在这已经成为历史，它的涟漪已经完全平复。但它对我很重要。多年以前我的成果获得了什么样的评价，当时我成功吗？

我匆匆地扫了一遍文章，希望在不得不分析细节之前了解大致的基调。词语一个接一个向我蹦来，正面的居多。考究。富有洞察力。有技巧。人文精神。冷酷。

我看着照片。它是黑白的，照片里的我坐在一张桌子旁，身体对着相机，动作别扭地抱着自己。有什么事情让我颇觉不舒服，我不知道是照相机镜头后面的人还是我坐的姿势。除此之外我在微笑。我的头发长而松软，虽然照片是黑白的，但它的颜色似乎比现在更深，好像我染过头发或者它当时还没有干。我的身后有通向露台的门，门后照片角落处隐约可见一棵光秃秃的树。相片下面有一句说明：克丽丝·卢卡斯，摄于她伦敦北部的家。

我意识到这一定是我与纳什医生曾经拜访过的那所房子。有一瞬间我几乎无比渴望想要回到那里，带上这张照片对自己说是的，是真的；我曾经存在过，在这里，那是我。

但当然我已经知道了。尽管我再也记不得它，我知道站在厨房里我记起了本。本，和他上下摆动的、勃起的下身。

我笑了，用手指尖抚摸着照片，像一个盲人一般寻找着隐藏的线索。我的目光追随着照片中自己的发尾，手指摸索着相中人的面容。在照片里我看起来不是很舒服，但又莫名其妙地容光焕发，仿佛我正保守着一个秘密，像怀揣一个咒语一样揣着它。是的，我的已经出版了，但还有什么别的事，不止这些。

我仔细看着照片。我可以看到宽松衣服下自己胀鼓鼓的胸部、我用一只手抱着肚子的模样。一幕记忆突然气泡一般冒了出来——我正坐着拍这张照片，面前的摄影师站在三脚架后面，刚刚跟我谈过我的作品的记者在厨房走来走去。她大声喊着问拍得怎么样了，我和摄影师都兴高采烈地回答，“很好！”便笑了起来。“马上就好了。”他说着换了胶片。记者点上一支烟又喊起来——问的不是我是否介意——而是问我家是不是有烟灰缸。我有点恼火，但也不太生气。事实是我自己非常想抽上一支，但我已经戒烟了，自从我发现——

我又看了看照片，然后明白了过来。在照片里，我怀着孕。

我的思维停顿了一会儿，接着开始飞转。刚刚意识到的事实逐渐伸出清晰的棱角，把我的思维绊了一跤：坐在餐室里拍照片的时候，我不仅曾经怀过孩子，而且我知道这件事，为此还很高兴。

这说不通。发生了什么事？这个孩子现在该有——多大了？18？19？20？

但孩子现在不在了，我想。我的儿子在哪里？

我觉得我的世界再次颠覆。那个词：儿子。我曾经这样想过，曾经肯定地自言自语过。不知何故在内心深处，我知道怀的是个男孩。

我握住椅子边试着不让自己跌倒，这时另一个词冒出了记忆的水面，炸开。亚当。我感觉我的世界滑出了一道车轨，跌上了另一道。

我曾经有过孩子。我们叫他亚当。

我站起身，放着的包裹滑到了地板上。我的思绪像呼呼作响的引擎一样疯转，一股劲儿在体内左突右奔，仿佛拼命想要找到出口。客厅的剪贴簿里也没有他。我知道。如果今天早上翻到过一张自己孩子的照片，我会记得的。我会问本那是谁，我会在日志里记下来。我把纸条跟书一起塞进信封里跑上楼。在浴室里我站在镜子前面。我根本没有看自己的脸一眼，而是看着镜子周围那些过去的照片，那些我失去记忆时用以构建自身的照片。

我和本。我的单身照，还有本的单身照。我们两人与另一对年纪比我们大的夫妇的合影，我觉得那是他的父母。年轻得多的我，系着一条围巾，轻抚着一条狗，脸上呈现出快活的微笑。但没有亚当。没有婴儿，没有蹒跚学步的孩子。没有他上学第一天拍的照片，也没有运动日或假期。没有他在沙滩上建筑城堡的相片。什么也没有。

这说不通。这些肯定是每个父母都会拍、没有人会丢掉的照片吧？

它们一定在这儿，我想。我揭起照片看它们下面是否还粘着一些别的照片，就像地层一般一层层地重叠着历史。什么也没有，只有墙上淡蓝色的瓷砖和镜子的光滑玻璃。一片空白。

亚当。这个词在我的脑子里旋转着。我闭着眼睛，又有更多回忆出现了，每一幕都带着巨大的冲击，闪着光停留一会儿，然后消失，带来下一幅。我看见了亚当，看见了他的金发，我知道有一天它会变成棕色，看见了他死活要穿的蜘蛛侠恤，他一直穿到它变得实在太小，不得不扔掉；我看见他在一个婴儿车里睡觉，记起我曾经想他是我见过最完美的宝贝、最完美的东西；我看见他骑着一辆蓝色的脚踏车——一辆塑料三轮车——不知怎么我知道那是我们买给他的生日礼物，他会骑着它到所有我们让他去的地方；我看见他在公园里，在车把上抬着头，一边笑一边下了一个斜坡向我骑过来，眨眼间脚踏车撞上了路上的什么东西歪了一歪，他向前翻滚着啪嗒倒在了地上；我看到他在哭，我抱起他，擦掉他脸上的鲜血，从一个还在旋转的车轮旁的地面上找到了他的一颗牙齿；我看见他给我看一张他画的画——蓝色的一条是天空，绿色的是地面，它们之间有三个小团和一栋小小的房子——我还看见他到哪里都带着的玩具兔子。

突然我回到了现实，回到了我站的浴室里，但又闭上了眼睛。我想要记起他在学校的时候那副少年的模样，或者想象他与我或他的父亲在一起。但我不能。每当我试着引出回忆，它们便抖动飘浮着消失了，像一片风中的羽毛，每次有一只手伸出去够它，它便改变了方向。相反我看见他拿着一个正在滴水的冰激凌，接着是他脸上有甘草霜的一幕，再下来是他在汽车后座上睡觉的情景。我所能做的只是看着这些记忆来来去去，速度飞快。

我费了全身的力气才压住去撕面前照片的冲动。我想把它们从墙上撕下来，寻找有关我儿子的证据。恰恰相反，仿佛担心任何一个小小的动作都可能让我的手脚背叛理智，我站在镜子前一动不动，身上的每一块肌肉都绷得紧紧的。

壁炉上没有照片。没有墙上挂明星海报的少年卧室。洗衣房和要熨烫的衣服里没有恤。楼梯下的柜子里没有破破烂烂的训练鞋。即使他只是离开了家，还是会有一些证据表明他的存在，对吧？一些线索？

但是没有，他不在这所房子里。我打了一个冷战，意识到仿佛他不存在、他从来没有出现过。

我不知道我在洗手间里站了多久，就这样看着没有他的地方。10分钟？20分钟？1个小时？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听到前门传来钥匙声响和本在垫子上擦鞋的声音。我没有动。他走进厨房，走到餐室，然后对着楼上喊，问是不是一切都好。他听上去有点不安，声音里有今天早上我没有听到的紧张语气，但我只是含糊地说是的，我没事。我听见他进了客厅，啪的一声打开电视。

时间停止了。我的头脑里一片空白，唯一的想法是一定要知道我的儿子发生了什么事，却又担心可能会找到的答案。这两者完美地糅合在了一起。

我把日志藏在衣柜里下了楼。

我站在客厅的大门外。我试着放慢自己的呼吸，但做不到；我发出的是一阵阵沉重的喘息。我不知道该对本说什么：我怎么告诉他我知道亚当的事了？他会问我是怎么知道的，那我又该怎么说？

不过没有关系。什么也不重要，什么也没有比了解我儿子重要。我闭上了眼睛，当觉得已经尽可能地平静下来时我轻轻地推开了门，感觉到门滑过了粗糙的地毯。

本没有听见。他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腿上放着一个碟子，里面有半块饼干。我感到一阵怒火。他看上去这么轻松愉快，脸上挂着笑容。他哈哈大笑起来。我想冲过去抓住他大声叫喊，直到他告诉我一切，告诉我为什么他瞒着我不提，为什么把关于我儿子的证据藏了起来。我想命令他把失去的一切还给我。

但我知道这没有什么好处，相反我咳嗽了一声。一声轻轻的、微微的咳嗽，意思是说我不想打扰你，但是……

他看见了我，露出了微笑。“亲爱的！”他说，“你来了！”

我走进了房间。“本。”我说。我的声音紧绷绷的，听起来很陌生。“本，我要和你谈谈。”

他的笑容消失了，变成了一脸不安。他起身向我走来，餐碟滑到了地上。“出了什么事？亲爱的，你没事吧？”

“有事。”我说。他停在离我大约1米远处，伸出双臂让我投入他的怀抱，但我没有过去。

“出了什么事？”

我看着我的丈夫，看着他的脸。他似乎并不慌乱，似乎他已经经历过这种场面，对这种歇斯底里的时刻并不陌生。

我再也压不住我儿子的名字了。“亚当在哪里？”我喘着气说，“他在哪儿？”

本的表情变了。惊讶？还是震惊？他吞了一口唾沫。

“告诉我！”我说。

他抱住了我。我想把他推开，却没有动手。“克丽丝。”他说，“拜托，冷静下来。一切都很好。我可以解释一切。好吗？”

我想对他说不，事情并不好，但我什么也没有说。我掉转头不看他，把脸埋进他的衬衫的褶皱里。

我发起了抖。“告诉我。”我说，“拜托，现在就告诉我。”

我们坐在沙发上。我坐在一头，他在另一头，这是我所能接受的两人间的最近距离。

我不想他说话，但他说了。

他又说了一遍。

“亚当死了。”

我觉得自己缩紧了身体，像一只软体动物一样紧绷绷的。他的话像铁丝网一样锋利。

我想到了从奶奶那里回家时看到的挡风玻璃上的那只苍蝇。

他又开口说话：“克丽丝，亲爱的。我很抱歉。”

我感到愤怒，生他的气。浑蛋，我想，即使我知道那不是他的错。

我强迫自己开口：“怎么会？”

他叹了口气：“亚当参军了。”

我哑口无言。一切都消退了，除了痛苦什么也没有剩下。疼痛浓缩到一个点上。

一个我甚至不知道有过的儿子，他成了一名士兵。我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荒谬。我的母亲会怎么想？

本又开始讲话，断断续续地冒出一些词：“他曾经是一名皇家海军。驻扎在阿富汗。他被杀害了。就在去年。”

我吞了一口唾沫。喉咙很干。

“为什么？”我说，“怎么会这样？”

“克丽丝——”

“我想知道。”我说，“我一定要知道。”

他伸出手握住我的手，我让他握了，他身体没有靠近让我松了一口气。

“你并不想知道全部，对吧？”

我的怒火喷涌了。我忍不住。愤怒，还有恐惧。“他是我的儿子！”

他扭开头，眼睛盯着窗口。

“他在一辆装甲车里。”他说。语速很慢，几乎是低声细语。“他们在护送部队。路边有个炸弹。一个士兵活下来了，亚当和另外一个却没有。”

我闭上了眼睛，声音也变成小声的低语：“他当场就死了吗？他有没有受折磨？”

本叹了口气。“没有。”过了一会儿他说，“他没有受苦。他们觉得过程一定很快。”

我看着他坐的地方。他没有看我。

你在撒谎，我想。

我看到了亚当，他在路边流血至死，我把这个念头赶出脑海，转而用虚无充塞了思维，一片空白。

我的脑海里开始天旋地转。一个个问题。我不敢问的问题，怕答案会让我无法忍受。他还是孩子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少年时候呢，成人之后呢？我们亲密吗？我们吵架吗？他幸福吗？我是个好妈妈吗？

而且，那个骑着塑料三轮车的小男孩最终怎么会在地球的另一端被杀害？

“他在阿富汗做什么？”我说，“为什么会在那儿？”

本告诉我那时我们在打仗。反恐战争，他说，尽管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说在美国发生了一次非常可怕的袭击，导致数以千计的人死亡。

“结果我的孩子死在阿富汗了？”我说，“我不明白……”

“这很复杂。”他说，“他一直想参军，他以为他在尽他的责任。”

“他的责任？你觉得这是他在做的？他的职责？你为什么不劝他做点别的？什么都行？”

“克丽丝，这正是他想要的。”

有那么一个糟糕的时刻，我几乎笑了起来：“让自己送命？这就是他想要的？为什么呢？我甚至从来不认识他。”

本沉默了。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一滴又热又咸的眼泪淌过了我的脸，接着是另一滴，后来越来越多。我抹去眼泪，生怕一开始哭就永远停不下来。

我觉得我的脑子开始关闭，它要清空自己，退回到虚无。“我甚至从来不认识他。”我说。

过了一会儿，本拿来一个盒子摆在我们面前的茶几上。

“我把这些放在了楼上。”他说，“为了安全起见。”

提防什么？我想。这是个金属质地的灰色盒子，人们可能会用这种盒子放钱或者重要文件。

不管里面放了些什么东西，一定很危险。我想象着野生动物，蝎子和蛇，饥饿的老鼠，有毒的蟾蜍。或者是无形的病毒，带放射性的东西。

“为了安全起见？”我说。

他叹了一口气：“这里有些东西，如果你自己偶然发现的话对你不好。”他说，“最好是让我向你解释清楚。”

他坐到我身边打开了盒子，除了文件我什么也没有看到。

“这是婴儿时候的亚当。”他说着拿出一沓照片，递给我一张。

照片上是我，在大街上。我正向着镜头走来，一个婴儿——亚当——被袋子绑在我的胸前。他的身体朝向我，但他正扭头看着拍照片的人，脸上的笑容跟没有牙的我差不多。

“你拍的？”

本点了点头。我又看了一遍。它已经被磨损了，边缘染上了色，颜色退得好像它正被慢慢地漂白。

我。一个婴儿。这似乎并不真实。我努力告诉自己我曾是一个母亲。

“什么时候？”我说。

本的目光越过我的肩膀落在照片上。“他有大约6个月大了，那么，”他说，“让我们来看看，这一定是1987年左右。”

那时我27岁。现在已经过了一辈子。

我儿子的一辈子。

“他是什么时候生的？”

他把手又伸进箱子里，递给我一张纸。“1月。”他说。纸是黄色的，有点脆。是一张出生证明。我默默地读着它。他的名字在上面，亚当。

“亚当·韦勒。”我大声念了出来，念给我自己听，也是念给本听。

“韦勒是我的姓。”他说，“我们决定他跟我姓。”

“当然。”我说。我把文件捧到面前。虽然蕴涵了这么多含义，它却是如此之轻。我想一口气把它吸进来，让它成为我的一部分。

“这儿。”本说。他从我手上拿走出生证明叠起来。“还有其他照片。”他说，“如果你想看的话？”

他递给我更多照片。

“我们没有太多。”我在看照片时他说，“丢了不少。”

他的话听起来仿佛它们是留在火车上或交给陌生人保管了。

“是的。”我说，“我记得，我们遭过一次火灾。”我不假思索地说出了口。

他奇怪地看着我，眯起眼睛紧紧地抿住。

“你记得？”他说。

突然间我不太确定。是他今天早上告诉我关于火灾的事还是我记起哪天他告诉我的？还只是我早饭后在日志里读到过？

“嗯，你告诉我的。”

“我有吗？”他说。

“是的。”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是今天早晨，还是几天前？我想到了我的日志，记起了在他上班后读它的情景。他告诉我关于火灾的事情是在我们坐在国会山的时候。

我可以告诉他我的日志，可是某些事情让我没有办法开口。对于我已经记起一些事情他似乎并不开心。“在你去上班之前？”我说，“在我们翻剪贴簿的时候。你一定说过，我想。”

他皱起了眉。向他撒谎的感觉十分糟糕，可是今天暴露的真相已经太多，我实在无力承受更多了。“不然我怎么会知道？”我说。

他直直地凝视着我：“我想是的。”

我顿了一会儿，看着手里的照片。它们少得可怜，而且可以看到盒子里的也不多。难道我所拥有的、记录我儿子一生的就只有这些？

“火灾是怎么开始的？”我说。

壁炉上的钟报了时。“是几年前，在我们的老房子里，来这里之前我们住的地方。”我不知道他指的是不是我去过的那一所房子。“我们丢了很多东西。书，文件。全都丢了。”

“但火是怎么起的？”我说。

有一会儿他什么都没有说。他的嘴张了又开，然后他说：“那是个意外，只是一个意外。”

我想知道他在瞒着我什么。是我忘了掐灭香烟、忘了拔熨斗插头，还是熬干了壶？我想象着自己在那间前天拜访过的厨房里，有着水泥台面和白色组件的那一个，不过是在多年以前。我看见自己站在一个咝咝作响的煎锅旁抖着一只金属丝网篮——篮子里装着要做菜用的切片马铃薯——看着马铃薯翻翻滚滚沉到油面下。我看见自己听到电话铃声响了起来，在腰上系着的围裙上擦干手，走进了大厅。

然后呢？是我接电话时热油燃成了火苗，还是我晃晃悠悠走回了客厅或上楼去了洗手间，却压根儿忘了饭已经做上了？

我不知道，也永远不可能知道。但本告诉我是个意外，他是好意。家庭生活对一个失去记忆的人来说埋伏着无数危险，换一个丈夫可能已经指出了我的错误和不足，可能已经难以自控地占据了理应属于他的道德制高点。我碰了碰他的胳膊，他露出了微笑。

我翻看着那些照片。其中一张上戴着塑料牛仔帽和黄色围巾的亚当在用塑料来复枪瞄准拍照人，另外一张上他大了几岁；他的脸瘦下去了一些，头发开始变黑。他穿着一件衬衫，纽扣扣到了脖子，戴着一条儿童领带。

“这是在学校照的。”本说，“正式的肖像照。”他指着照片大笑起来：“看。真丢脸，照片都给毁了！”

领带的橡皮圈没有塞好，从领带下露了出来。我摸着相片。它没有毁掉，我想，它十分完美。

我试着记起我的儿子，试着看见自己拿着一条松紧领带跪在他面前、梳理他的头发、或者从擦伤的膝盖上抹掉已经凝结的血。

没有记起什么东西。照片里的男孩有着跟我一模一样的嘴，眼睛隐约跟我的母亲相像，但除此之外他可以算作是个毫不相干的人。

本拿出另一张照片给我。这张里面亚当的年纪大了一些——大约是五六岁。“你觉得他像我吗？”他说。

他拿着一个足球，穿着短裤和白色恤。他的头发很短，上面的汗水让它结成了一个尖角。“有点。”我说，“也许。”

本笑了，我们一起看着照片。大部分是我和亚当的合影，偶尔有一张他的单人照；一定大多数照片是本照的。其中有一些是亚当与几个朋友在一起，还有几张照的是他在一个派对上，穿着海盗服、手持纸板剑，有一张上面他举着一只小黑狗。

照片里塞着一封信，用蓝色蜡笔写的，寄给圣诞老人，歪歪扭扭的字写得满纸都是。他说他想要一辆自行车或者一只小狗，并保证会乖。信件落了款，他还加上了他的年龄。4岁。

不知道为什么，读这封信时我的世界好像崩塌了。悲痛像一颗手榴弹一般在我的胸前炸开。原本我感到宁静——不是幸福，甚至不是克制，而是宁静——可这份宁静已经云雾一般消散，在那层面纱之下是刺痛。

“我很抱歉。”我说着把一捆照片还给他，“我做不到。现在不行。”

他拥抱了我。我觉得嗓子里泛上一阵恶心，却又把它吞了下去。他告诉我不要担心，告诉我会没事的，提醒我说他在这里陪着我，他一直都会在这儿。我紧紧地抓住他，我们坐在那儿，一起摇晃着。我感觉到麻木，灵魂飘出了我们所坐的房间。我看着他给了我一杯水，看着他关上装相片的盒子。我在抽泣。我能看出他也很难过，但他的脸上似乎已经渗进了别的表情，可能是听天由命或者接受现实，但不是震惊。

我不寒而栗，意识到这一切他都已经经历过了。对他来说这并不是个新伤疤，它早已深埋在他的心里，成为他的根基，而不是动摇他灵魂深处的东西。

只有我的悲痛是崭新的，每天都是。

我找了个借口来到楼上，去了卧室，回到衣柜边。我继续写。

这些争分夺秒抢来的时刻里，我跪在衣柜前面、倚在床上写。我很狂热。狂热像潮水一般从我的体内涌出来，几乎不假思索。写了一页又一页。现在我回到了这里，而本以为我在休息。我停不下来，我要写下一切。

我不知道我写自己的时是否就像这样，字词喷涌而出落到纸面上；还是会慢一些，更加深思熟虑呢？我真希望自己记得。

下楼后我给本和自己各冲了一杯茶。搅拌牛奶时，我想着我必定给亚当做过无数次饭，煮过蔬菜浓汤、搅过果汁。我把茶端给本。“我是个好妈妈吗？”我说着递给他。

“克丽丝——”

“我一定要知道。”我说，“我是说我应付得怎么样？怎么应付孩子的？他那时一定还很小，当我——”

“出事故的时候？”他插嘴说，“那时他2岁。不过你是个很棒的妈妈。直到出事。后来，嗯——”

他不再说话，吞下了下半句，扭开了头。我想知道他没有说出口的是什么，什么东西他觉得不告诉我更好。

不过我知道的已经足以填补一些空白。我也许记不起那个时候，但我可以想象。我可以看到每天有人提醒我说我已经结婚生子，他们告诉我我的丈夫和儿子正要前来探望。我能想象自己每天像从未见过他们一样跟他们打招呼，也许稍微有些冷淡，或者干脆一副茫然的表情。我可以看到我们经历的痛苦，我们所有人。

“没关系。”我说，“我理解。”

“你照顾不了自己。你病得太重，我不能在家照顾你。你不能一个人待着，几分钟也不行。你会忘记自己在做什么。你以前还走丢过。我担心你可能会自己洗澡忘了关水龙头，或者要自己做吃的结果忘了东西已经做上了。我管不过来，所以我待在家里照顾亚当，我的母亲也在帮忙。但每天晚上我们会来探望你，而且——”

我握住了他的手。

“对不起。”他说，“想想当时，我只是觉得太难了。”

“我知道。”我说，“我知道。不过我妈妈呢？她有没有帮忙？她喜欢做奶奶吗？”他点点头，看上去似乎想要说话。“她死了，是不是？”我说。

他握着我的手：“她几年前去世了，我很抱歉。”

我是对的。我感觉头脑已经停止了运转，似乎它无法再接受更多悲伤、更多破碎杂乱的过去，但我知道明天一觉醒来这一切记忆都会消逝。

我该在日志里写什么才能让自己熬过明天、后天以及再往后的每一天？

一幅图像飘到了我的眼前。一个红头发的女人。亚当参军了。有了一个名字，不请自来。克莱尔会怎么想？

就是它，我朋友的名字。克莱尔。

“克莱尔呢？”我说，“我的朋友，克莱尔。她还活着吗？”

“克莱尔？”本说。他一脸迷惑地盯着我好一会儿，接着变了脸色。“你记得克莱尔？”

他看上去很惊讶。我提醒自己——至少我的日志是这么说的——几天前我告诉过他我记起她在一个屋顶上参加派对。

“是的。”我说，“我们是朋友。她怎么样了？”

本看着我，表情颇为悲伤，一时间我愣住了。他讲得很慢，但他说出的消息并不像我担心的那么糟糕。“她搬走了。”他说，“是好些年前的事了。我想肯定差不多有20年了，实际上就在我们结婚后几年。”

“去了哪儿？”

“新西兰。”

“我们有联系吗？”

“你们联系了一段时间，不过又断了，以后再没有联系。”

这似乎并不可能。我最好的朋友，在国会山记起她后我曾经写道，而且我感觉到一种跟今天想起来她时一样的亲近。不然我为什么会在乎她怎么想？

“我们吵架了？”

他犹豫着，我又一次感觉到他在盘算、应变。我意识到毋庸置疑本知道什么会让我难过。他有多年的时间来了解我可以接受什么、哪些是最好不要碰的雷区。毕竟这不是他第一次经历这番谈话。他有过多次实践的机会去学习如何选择路线，如何小心绕开那些会破坏我生活的道路、跌跌撞撞地把我送到别的地方的话题。

“不。”他说，“我不这么认为。你们没有吵架，总之你从来没有告诉过我。我觉得你们只是疏远了，然后克莱尔遇见了一个人，她嫁给了他，他们搬走了。”

这时我面前浮现出了一幅图像。克莱尔和我开玩笑说我们永远不会结婚。“挫人才结婚！”她把一瓶红葡萄酒举到嘴边说，我在附和她，与此同时却心知有一天我会做她的伴娘、她会做我的伴娘，我们会身穿婚纱坐在酒店房间里，一边从香槟杯里小口喝酒，一边让人为我们做发型。

突然间我感到一阵爱意。尽管我几乎记不起我们共度的时间、我们在一起的生活——而且就连这些残留的记忆明天也会消散——不知为何我感觉到我们仍然心心相通，有那么一会儿她对我来说意味着一切。

“我们去参加婚礼了吗？”我说。

“是的。”他点了点头，打开腿上的盒子翻了起来，“这儿有些照片。”

那是些婚礼照片，但不是正规的结婚照；照片又模糊又黑沉，是个外行照的。照相的是本，我猜。我认真地凑近第一张照片细看，到目前为止我只见过记忆中的克莱尔。

她跟我想象中一样。高，瘦。如果有什么不同，照片中的她更加美丽。她站在悬崖上，身上轻薄的裙子在微风中飘拂，太阳正在沉入她身后的海面。美丽。我放下照片，一张张看完余下的。一些照片里是她和她的丈夫——一个我认不出的人，其他一些相片里我和他们在一起，身着淡蓝色的丝绸，看上去姿容只是略逊一筹。是真的，我当过伴娘。

“有我们的婚礼照片吗？”我说。

他摇了摇头。“它们在一个单独的相册里。”他说，“弄丢了。”

当然，火灾。

我把照片递回给他。我觉得我在看另一个人的生活，不是我自己的。我无比渴望上楼去，写下刚刚发现的东西。

“我累了。”我说，“我需要休息。”

“当然。”他伸出了手。“这儿。”他从我手里拿走了那堆照片放回盒子里。

“我会把它们放得好好的。”他说着关上盖子，我来到这里记我的日志。

午夜。我在床上，独自一个人，努力想要想通今天发生的一切、了解到的所有事。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

我决定在晚饭前洗个澡。我锁好浴室门飞快地看了看镜子周围的照片，但现在融进眼里的却只有这里缺失的东西。我打开了热水龙头。

大多数日子里我一定完全不记得亚当，但今天我只看了一张照片就想起了他。这些照片是不是被精心挑选过，是不是只有保留它们才会让我不再无根可依、而又不让我想起自己失去了什么？

房间里开始布满热蒸汽。我能听到我的丈夫在楼下发出的声音。他打开了收音机，若隐若现的爵士乐飘上楼来。在音乐声中我能听出一把刀在餐板上有节奏地切着片；我意识到我们还没有吃晚餐。他应该是在切胡萝卜、洋葱、辣椒。他在做晚饭，仿佛这是平常的一天。

对他来说这的确是平常的一天，我明白过来。我的心中满是悲伤，但他并非如此。

我不怪他瞒着我，每天不提亚当、我的母亲、克莱尔。如果我是他，我也会那么做的。这些事太痛苦了，如果我可以过完一整天记不起它们，那么我可以免于悲伤，他可以免于给我带来痛苦。保持沉默对他来说必定十分诱人，而生活对他又是如此艰难：他知道我时时刻刻都带着这些参差不齐的记忆碎片，像随身带着一个个微型炸弹，随时可能刺破表面逼着我再像第一次一样经历痛苦，还拖着他跟我一起掉进深渊。

我慢慢地脱下衣服叠好，放在浴缸旁边的椅子上。我光着身子站在镜子前面看着自己陌生的身体。我强迫自己去看皮肤上的皱纹、下垂的***。我不认识我自己，我想。我既认不出自己的身体，也认不出自己的过去。

我向镜子走近了几步。它们在那儿，在我的肚子上，在臀和胸部上。细细的、银色的条纹，岁月留下的条条伤痕。以前我没有看到它们，是因为我没有找过它们。我想象着自己追随着它们的生长，希望身体发胖后它们能随之消失。现在我很高兴它们在那儿：是一个提示。

我的镜中倒影开始在雾气里消失。我很幸运，我想。至少我还有本，他在我的这个家里照顾我，尽管我记得的家并不是这样。我不是唯一一个受苦的人。今天他已经经历了跟我同样的痛苦，入睡时却心知明天可能他还要再经历一遍。换个丈夫可能他已经感觉无法应付，或不愿意应付。换个丈夫可能已经离开我了。我盯着自己的脸，仿佛要把这幅画面刻进脑海，不让它沉入意识深处，这样明早醒来这副模样对我将不再陌生，不会如此令人震惊。当它完全消失时我转身踏进了水中。我睡着了。

我没有做梦——或至少不觉得做了梦——但醒来时我被弄糊涂了。我在一间不一样的浴室里，水还是热的，有人在门上轻轻敲了敲。我睁开眼睛却认不出任何一件东西。镜子很平、朴素不加修饰，嵌在白色瓷砖上——而不是蓝色的瓷砖。一道浴帘从我头顶的横杆挂下来，两面镜子面朝下放在水池上方的架子上，马桶边放着一个坐浴盆。

我听见有人说话。“我就来。”声音说，我意识到是我自己在说话。我从浴缸里站起来，看了看闩起来的门。对面另一扇门的钩子上挂着两件晨袍，两件都是白色的，式样配套，上面有缩写字母rgh。我站了起来。

“快点！”从门外传来一个声音。听起来像本，却又不是本。那人仿佛唱歌一样反复嚷着。“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是谁？”我说，但声音没有停下来。我走出了浴室。地面铺着黑白相间的瓷砖，呈对角线。地面有点湿，我感觉自己滑了一下，脚和腿撑不住了。我猛地摔在地上，拉下的浴帘罩在了身上。摔倒时我的头撞到了水池，我叫了起来：“救救我！”

这时有另外一个声音叫着我的名字，我真正醒了过来。“克丽丝！克丽丝！你没事吧？”那个声音说。我意识到说话的人是本，而自己一直在做梦，便松了一口气。我睁开了眼睛。我正躺在浴缸里，衣服叠着放在身旁的一张椅子上，生活照贴在水池上方的淡蓝色瓷砖上。

“是的。”我说，“我没事，只是刚刚做了一个噩梦。”

我站起身，吃了晚饭，上床睡觉。我想记日志，想把了解到的一切赶在消失前记录下来。我不确定时间够不够用，能否让我在本上床睡觉前做完这些。

但我能怎么做？今天我花在记日志上的时间已经很长了，我想。他当然会怀疑，会好奇我独自一个人一直在楼上做些什么。我一直告诉他我有点累，需要休息，而他相信了我说的话。

我并非不内疚。我听见他在屋里蹑手蹑脚地走来走去，为了不吵醒我而轻轻地开门关门，我却弯腰对着日志，疯狂地记录着。但我别无选择，我必须记下这些东西。这件事似乎比什么都重要，因为不然的话我将永远失去它们。我必须找借口回到我的日志旁边。

“我想今晚我会在空房间睡。”今天晚上我说，“我很难过。你可以理解吗？”

他答应了，并说明早他会来看我，确保我没事后再去上班，然后给了我一个晚安吻。现在我听到他的声音，他关掉了电视，用钥匙锁了大门。把我们锁在家里。我猜以我的状况，到处晃悠对我来说不是什么好事。

有一会儿我不能相信睡着后我会再次忘记我的儿子。关于他的回忆似乎——似乎仍然——如此真实、如此生动。而且在浴缸里睡了一觉我仍然没有忘了他，睡上更长的一觉似乎并不可能抹去一切痕迹，但本和纳什医生告诉我这正是将要发生的事。

我敢寄希望于他们错了吗？每天我记起的事情越来越多，醒来时越来越知道自己是谁。也许事情在逐渐变好，这本日志正在把我的记忆带出水面。

也许有一天我再次回头，会发现今天正是有所突破的那一天。这不是没有可能的。

现在我有些累。很快我会停笔，藏起我的日志，关灯、睡觉。祈祷明天醒来后记得我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