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作为知青在河西走廊西端的小宛农场当农工，有一段时间患了皮肤病，湿疹。那是1970年冬季，我的小腿上长出一些疹子来，其痒无比。一开始我没在意，一发痒就抠，结果抠破溃烂了。去农场卫生队我们是兵团建制，农场的医院叫卫生队看了几次医生，谁知病没治好，反而加重了：溃烂扩展到大腿，化脓，流黄水。后来不得不住院治疗，由一名叫尚春荣的医生给我治疗。

尚医生三十二三岁，甘肃省通渭县人。他是从部队上转业下来的军医，1956年入伍，先是当卫生员，后来提干当了军医。他1965年转业，在甘肃省农建十一师中心医院当医生，后来农建十一师分成农一师和农二师两个师，他调到农一师小宛农场卫生队当医生。

我们卫生队的医生大都是大学生和中专生，还有两个提拔起来的知青。专科出身的医生对我们这些农工总是有点高高居上看不起的样子，而那些知青提拔的医生，农工们又不大信任，认为他们没多少专业知识会庸医害人！我们去卫生队看病，都愿意找尚春荣看病。尚春荣虽然不是科班出身，但他搞了多年医务工作，治疗常见病很有经验。他还有个优点，就是当过兵，性格活泼，爱交往，对农工热情。他能和知青一起聊天，甚至一起发牢骚。农工们有事去求他，譬如说想开张病假条休息几天，或者想开个转院证，借故到玉门镇或者嘉峪关市去玩几天，他都能让你满意。他说，玩几天就玩几天去吧，蹲在农场里就像劳改犯一样，蹲傻了。我那个连队有两个青年谈对象，女的怀孕了，但两人又不愿结婚。很多知青不安心边疆建设，害怕结了婚就永远也不能离开农场了。那位男青年找了一次尚春荣，尚春荣就给他的女朋友开了一张介绍信，去安西县人民医院做了流产，丑事就掩盖了。

那次我住院三个月，天天和尚大夫见面，聊天。尤其是他值夜班的日子，我经常在医生值班室和他聊天，听他讲故事。他入伍后一直在公安部队服役，见过世面，阅历丰富；他的大脑里装着许多大悲大喜令人怦然心动的故事。

下边就是他讲的一个故事。

我对你说过，我是1956年入伍的义务兵，国家制定新兵役法之后的第一批义务兵；在那以前，招的兵都是志愿兵。那年，国家在我们县招了一连新兵。入伍后在兰州的新兵连受训三个月。新兵训练结束，又把我送到兰州市七里河区的兰州部队总医院卫生员大队学习了三个月，就分到陕西的三零四五部队当卫生员去了。

我们那个部队是看押犯人的，押着犯人修铁路。我到部队那年，部队就调进甘肃了，改编为内卫七十二团，修宝成铁路，然后又修兰新铁路。

兰新铁路修到柳园，修到省界，犯人就不再参加铁路建设了。由铁路工人去修了，我们那个团就专门看押张掖和酒泉地区的监狱和劳改队。

我跟你讲过，我在团卫生队当过卫生员，在双塔水库当过卫生员那里有我们的一个连看押犯人修水库。从水库下来之后，团卫生队的队长跟我说，你到一营卫生所干一段时间去吧，你是老卫生员了，要提高一下技术，争取提干。我明白他的意思：在连队当卫生员，只能治个头痛感冒，重病号送营卫生所和团卫生队；在团卫生队当卫生员，看病的都是医生，轮不着我给人看病。在营部就不同了，营部的卫生所就一两个医生。忙的时候卫生员当医生用，可以锻炼人。我猜对了，到了一营营部，果然就给了我处方权，我可以给病号开处方治病了，不再拿我当卫生员使用了。

一营营部在酒泉东边十公里处的城郊农场。那里有二千劳改犯种地，一营的一个连队当警卫。

我在那儿干了几个月，天已经冷了，那是1960年的11月下旬吧，营长找我说，小尚，你到团部卫生队去一趟。季队长来电话了，叫你到他那儿去一趟，可能要给你派个啥任务。我问营长，执行啥任务？背背包不背？营长说我也不知道啥任务，没说叫你背背包。

执行任务，又不背背包，这到底是个啥任务嘛。我心里疑疑惑惑的，就坐上一辆去酒泉拉货的马车去了团部。

那时候我们的团部在大衙门那儿，就是酒泉邮政街东边。我到了卫生队，问季队长，你叫我来做啥？季队长说，接到上级的指示，说夹边沟农场的劳教人员病号很多，死了不少人，叫我们派个医生去那儿协助工作，抢救人命。我考虑你去合适。我吃了一惊，忙说，季队长，我是个二把刀卫生员嘛，你叫我去抢救人命哪行呀，我会抢救人命吗？你派个有能力的医生去吧。季队长说，我考虑了，这事你去最合适，你胆子大，不怕死人。再说，那里也不缺医生。那是个右派农场，大医院来的医生、教授多得很。叫你去，是叫你到那里跟人家学习技术去，将来好提干。我想了想，觉得季队长的话有道理：我在团部卫生队当过两三年卫生员，好几次外出执行任务，队长都派我去。原因是那些专科毕业的军医们看见劳改犯或是遇上战斗，心里发怯。有过战斗呀，那一年嘉峪关公社发生反革命暴乱，部队去镇压，枪声一响，和我一起去的两个军医腿都软了，不会走路了，我不仅要抢救伤员，还要照顾他们。

于是我说，好吧，明早我就去。

季队长说，到药房里领上些药，背上些强心剂和葡萄糖，多背些。

我说那我就领药去了。

我已经出了办公室，他又喊，哎，回来，回来，你先不要走。

我走回来。我以为他还有什么事要说，但他却看着墙壁吸烟，像是在思考什么？良久才转过脸来说：

你就到一营二连去住吧。

我觉得他的话有点可笑。夹边沟农场驻着我们的一个连队一营二连，我去双塔水库之前，还在那个连当过半年卫生员，我去夹边沟农场当然要住在那儿，这还用你嘱咐吗！我说，季队长，我还以为你叫我住宾馆去哩，可那里哪有宾馆呀！

季队长是陕北人，1938年当的兵，解放后授衔大尉，很快又升为少校。他平常严肃得很，也就我敢跟他开玩笑，因为我胆子大，完成任务好，他喜欢我。

他短促地笑了一下，说，你到了那里，遇到啥特殊情况，一定要给我汇报。记住，你住在二连，可不归二连领导，有啥事向我汇报。

我说，有啥特殊的事？

嗯……他沉吟着说，能有啥特殊的事我知道吗？我是诸葛亮吗，能掐会算吗？我是提醒你，那里押的都是右派，还有一些大右派。阶级斗争情况复杂，啥事都可能遇到。要真是遇到难办的事了，可不要擅自做主。

我说是。

他说，去吧。把事情办好。这是你独自执行任务，不要出麻烦。

我在去药房的路上心里觉得好笑。季队长向来说话干脆利索，今天怎么变得婆婆妈妈的。

第二天早晨，我背着领好的药，先到城郊农场背上背包，再步行到夹边沟。

夹边沟农场你知道吗？噢，你听人说过？那好，那我就不介绍夹边沟农场的情况了，我只讲我的经历。那时候部队汽车很少，我是步行走去的。我先到部队，把背包放下，就背着药去了夹边沟农场的场部。

我们部队为什么要在夹边沟驻一个连队呢！不是，不是看押右派的。1959年，甘肃省的吃粮就出现困难了，部队的战士一月就供应三十八斤粮食。部队上都是年轻人，三十八斤粮食吃不饱呀。为了解决缺粮问题，团领导抽了一个连在夹边沟开荒，种地。开荒的第一年，我在那儿当过卫生员。那一年，团部机关的干部，包括卫生队的医生和卫生员都下去过，开荒、修渠。我在那儿当卫生员时指导员上课讲过，平时不要到夹边沟农场乱转，不要叫右派当成部队是看押他们的。我们没那任务。但是指导员又讲，如果农场发生暴动和骚乱，我们一定要坚决地制止和镇压。连队离着农场的场部几百米，但每天晚上派一组游动哨在农场的围墙外边巡逻，逢节假日还要加岗哨。

我原计划见一下农场领导的，可到了办公室门前没遇见人，冷冷清清的，见一间房门口钉着个木牌牌，写着医务所三个字。我敲敲门走了进去。

医务所坐着三四个人。看我进去，他们也是不明就里，停止了说话，忽地站了起来。我想，他们是惊了一下，因为我一身军装，还穿着军大衣，我的领章上是个红十字。我问这里是夹边沟农场的医务所吗？他们齐声说是。我问你们医务所的领导哩？他们说领导到城里劳改分局要药去了。

这时他们还站着，我就说了一声：你们都坐下，站着做啥！他们坐下了，拘谨地看着我。我说，你们不要紧张，我是酒泉的部队上派来的，给病号治病的。领导说了，你们这里病号多得很，人死得止不住，叫我来协助你们给病人治病，抢救人命。别的啥事我都不管。你们把情况给我介绍一下，你们几个人也自我介绍一下。

那几个人自我介绍了一下，一个姓杨，是兰州医学院附属医院的主治医生，右派，临洮县人；有个小个子，兰州市工人医院的主治医生，右派……还有个女右派，是省人民医院的护士长。在他们面前，我是当然的领导了，他们向我汇报：病人很多，有些病人血糖过低，思想包袱重，精神状态不好，死掉了。

我说，问题这么简单吗？是血糖低的问题吗？血糖低就能死人吗？血糖为什么低，什么原因造成的？

他们都不说话。

我看他们也说不出什么来，就不问了。我知道，他们不敢说真话，他们就是说真话才犯错误的，才送到这儿来劳教的呀，他们敢说真话吗？

我说，你们领我到号子里看一下去。

那个姓杨的医生领我去号子。我记得往北边走了几十米到一百米的距离，进了一个大院。大院里边是一排一排的房子。房子里像是没有啥人。我问那个姓杨的：这些房子怎么都空着？

他说，人都调到高台县的明水农场去了，走了两三个月了，夹边沟剩下些老弱病残了，都起不来了，都成病号了。

我问有多少病号？

他说三百多吧。

我们进了第一间房子。是一间大房子，有三间房那么大。正面和左右都是盘的土炕，像马蹄铁的形状。睡了二十多人。还没把炕睡满。

啊呀，那些人睡在炕上的样子，叫人心酸呀。右派，都是些干部呀，应该是体面人嘛，竟然一个个像是叫花子，穿得破破烂烂的，有的人腰里还系着麻绳。可能是冷吧，我就没有看见火炉子嘛，系个绳绳暖和些。大部分人睡着，少数人在炕上坐着，还有个人用一个装饼干的罐头盒子做的炉子在茶缸子里煮什么，烧的是一本书。他就跪在炕上，罐头炉子也放在炕头上。他的身旁还堆着几本书。他手里的那本书撕得剩下几张了。

我问那个人：你煮的啥？

他回答，干菜叶子。

人们的模样确实吓人呀。有的人瘦得像柴棍棍，眼睛陷得深深的像两个黑洞洞。腮也陷下去成了两个坑坑。脸上一点儿肉都没有了，脸皮薄得就像直接贴在骨头上的牛皮纸。有的人浮肿，肿得像是大胖子，头肿得像背斗那么大，脸有脸盆那么圆。由于怕冷，那些人把所有的衣裳都穿上了，衬衣，绒衣，棉衣，棉衣外头又套着棉大衣或皮大衣。浮肿的人的眼睛细细的一条缝，胖得睁不开。

我问了几个人，哪个单位的？从哪里来的？犯的什么错误？

回答的都很简单。我想，他们可能是怕我，看我穿着军装，搞不清楚我的身份。我叫那个姓杨的医生介绍一下，我是部队上派来的医生，是来给大家看病的。他一介绍，情况大变，把我吓了一跳：七八个人忽地从炕上下来了，围住了我，手里都拿着写好的信，叫我替他们发信。我没接信，我没想过会出现这种情况，不知该怎么处理，再说，季队长说过阶级斗争复杂不要惹麻达的话。那些人看我不接信，就硬往我的大衣口袋里塞。他们七嘴八舌地说，解放军，拜托你了，求你了，给我把这封信发出去。有的说，我是冤枉的。还有的说，我们受的这苦，中央不知道，你替我把这封信发出去，中央知道了我们的情况，会搭救我们的。

我急忙说，不要装，你们不要给我装啦。我是来看病的，我不管你们伸冤的事。你们的信应该叫管教干部寄出去呀。

那些人根本不听，硬是把信装进我的口袋。有的人说，我这是伸冤的信，寄不出去呀，领导要检查哩。

我说，你们给我我也寄不出去呀。我就住在这里，不进城去。

他们还是往我的口袋里塞信，根本不听我的劝阻。于是，我很快就从这间房退出来。就这，我的口袋里装了七八封信。

一下午，我把所有的病号房都走遍了。总共有十来间房，病号三百人。

晚上我回二连吃饭，住宿。第二天，我就和那几名右派医生一起去查房了巡视病房，或者抢救病号。我们几个人几乎就没有闲着的时间：查完房回到医务所，想休息一下，喝点水，但不时有护理员或病号跑来报告，某某人晕过去了，某某人不行啦。我就又跟着他们的医生跑到病房去，打强心针，或者往静脉血管里推葡萄糖。真是灵得很，已经晕厥过去的人，连气都不出了，往静脉血管推进去四十毫升易渗葡萄糖，过几分钟，那人就睁开眼睛了。睁开眼睛后似乎还不明白出了什么事情，左顾右盼地看他身旁站着的人。

但是第三天早上有一个晕过去的人，我没有抢救过来。当时，有几个病人都处于心力衰竭晕厥不醒的状态，都在抢救，我就独自去抢救这个病人了。我按照前两天学下的办法给他打了强心针，推了五十毫升葡萄糖，后来又推了一百毫升，此人还是没活转来。后来，我帮着护理员用被子把他裹起来，用绳子系上，抬到门外边放着。傍晚有专人拉出去掩埋。然后我就回医务所去了。这件事搞得我很沮丧：一条生命由我的手送上黄泉路了，我这个解放军派来的医生无能呀！

回到医务所，杨医生看我神态不对，问我出啥事了。我回答有个病人我没抢救过来，心里不好受。我问他：你们一推葡萄糖，病人就活了，为什么我救不活？杨医生安慰我：不怪你，这不怪你。那个病号是抢救过两次的人，他的渊数到了，谁也救不了他了。我大吃一惊：还有这道理吗？他回答，这是经验！第一次晕厥的人，推四十毫升葡萄糖就活了，第二次晕厥的人就得八十毫升或是二百毫升才能救活，如果第三次再晕厥，你推上五百毫升葡萄糖也是白搭！

这天中午我回二连去吃饭，下午上班晚了一点。我从二连打电话给季队长，打到两点半钟才打通，我说有一件事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季队长在电话里问啥事？他说话的口气一下子紧张起来。我说三天来右派们给我的口袋里塞了几十封信，这些信我不知怎么处置才好，是退还给他们吗？还是给发走？

他静了一会儿，说，给他们发了。但是略一停顿他又说，不要给二连的通讯员，也不要在夹边沟的邮局发，你哪天进城，从邮局发了。

我要放话筒了，他又问一句：还有啥为难的事吗？

我说没有。

不料，第五天还真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

我已经来夹边沟四天了，每天跟着几位右派医生抢救病人，自认为我的医疗技术有了很大的提高：可以独自抢救晕厥的病号了。再说，成天泡在病房里，病号们已经熟悉我了，他们不惧怕我这个解放军了，愿意和我讲述他们的事情了。山丹县的一位县委副书记告诉我，他和县委书记的关系不好，原因是县委书记虚报产量，放卫星，他很反感。他在党委会上提意见：你把产量报高了，我们县交公粮、卖统购粮多，留的口粮就少了，社员要饿肚子。结果县委给他戴了个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把他送到了夹边沟农场劳教。这叫拔白旗。一位西北铁路设计院的总工程师，修天兰铁路，他把铁路线设计得离县城较远，他说这是考虑到县城发展的远景，可是铁路修成之后送他到夹边沟，罪名是破坏社会主义建设。

我在这几天里走遍了场部，熟悉情况。一天，走进磨坊，看见一帮女右派在磨面。有个姑娘正在偷吃生面粉，脸上沾了许多面粉，那样子怪怪的，就像只白老鼠。我问她哪里人，她说是通渭县人。她认为偷吃面粉叫我看见了，很恐惧，我说她，不要怕，我们是老乡。还有个兰州医学院的讲师，叫由田，我问她为啥来夹边沟，她说她的工资低，她提意见，领导定她个右派送到夹边沟了。

第五天的早晨，我独自到病房巡视，在第四间病房，一个老汉喊住了我：解放军大夫，问你个话行不行？

这个老人，前两天我就注意到他了：我给别人看病的时候，他一直是在炕上躺着。他的身上除了被子，还压着一件狐皮领子的大衣。他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似乎连坐起来的力量都没有了。但这天早晨走进病房的时候，他在炕上倚着被子坐着，大衣披在身上。

我在他面前站住，说，有啥话你说吧。

我想跟你打听个人。他的脸上显出很谨慎小心翼翼的样子。

打听谁？

我问你，你们部队的编制是不是内卫七十二团？

我说是。咦，你怎么知道我是七十二团？

他不回答我的问题，又问：你们部队有没有一个叫季自生的人？

我一怔：有啊，是我们团的卫生队长。怎么，你认识他？

他答，认识，认识。

我又问：你怎么认识他的？

他回答：你们部队在武威驻扎过吧？

我又说：住过，我们团部和卫生队都在武威住过。

他说：在武威，我的姑娘跟了季自生。

我说：是吗？那么说你姓吴？

他说：对，我叫吴成祥。我的姑娘叫吴秀英。

我说：对，对，我们季队长的爱人就叫吴秀英。啊呀呀，这么说你就是季队长的岳父了。

他谦恭地点了点头。

知道了眼前的这个老人是我们季队长的岳父，我心里感慨不已。老人瘦得像个骷髅。他的胡子很长，长得垂在胸前，白花花的。他的头发也全白了，和胡子连在了一起。衣襟上全是吃饭拉拉的汤水的污斑。但从他脸上的神态，他的长长的胡须，我仍然觉得他是个有身份的人。他的胡须在进入夹边沟之前，想必是很好看的。我黯然神伤地说：

您姑娘和女婿知道你在这里吗？

嗯……老人支吾了一下。

我又问，你没给姑娘写过信吗？

没写过。

我再问：你为什么不写信呀。你女婿是我们的卫生队长，你写个信，他还不帮助你吗？

老汉不说话。

我停一下说，老人家，你要不要我给您的女婿带个话。

他似乎在思考，过一会儿才说，要是方便的话，你给我要点辣面子。

我说：你不要点糖吗？

他们有糖吗？

有。他有特别供应证。他是校官，少校军衔。

啊，那你就给我要些糖来。

再要些什么？

能要些炒面吗？

能要呀。啊呀，你还客气啥呀，他是你的女婿。你都快饿死了，跟女婿要些吃的有啥不行的。要。我给您要去，要些饼干。

啊，好，好好。解放军，你贵姓？

我说姓尚。我还想和老人说说话的。可这时隔壁房子的一位看护跑进来叫我，说，尚大夫，有个人不行了。我急忙跑去抢救。

抢救完病号，我又到吴老汉那儿去了一趟，坐在炕头上，和他聊了几句。我问他在武威干什么工作的？他说是县工商联的主任，解放前是商人，经营毛皮生意。我问他女儿是怎么嫁给季队长的。他说女儿在兰州上的师范，毕业后在武威一中当老师，部队和学生搞联欢时，认识了季队长。我又问，你女儿和女婿真不知道你在夹边沟吗？他说，应该知道，我给家里写了信，叫家人给姑娘写信说明我在夹边沟，叫姑娘给我送些吃的。家人来信说写信说了。我说，你姑娘没管你？他没直接回答我，而是说，可能姑娘没收到信吧，也可能家里人哄我没写信说写信了。我说他们哄你做啥嘛？他说，害怕给姑娘和女婿出难题呗！我是阶级敌人了，帮助我还了得呀！那不是划不清界限吗？同情阶级敌人呀！

我对老汉说，没关系，没关系，你的姑娘知道也罢。不知道也罢，这事我给你办。我找季队长去。什么划清界限不划清界限，岳父要饿死了，他能不管吗？

这天中午回部队吃饭，我想起打电话来的，想在电话里跟季队长谈这件事。可是在连部坐着等上班时间的时候，我又觉得打电话不妥：接线员听见我们的谈话怎么办，传出去怎么办？从我来夹边沟之前季队长跟我谈话的神情来看，他是知道岳父在夹边沟劳教的。既然知道岳父在这儿，又不给予帮助，这说明他的确害怕这件事给他惹出什么麻烦来。

这事我须谨慎处理才是。

下午临下班，我说明天进一趟城，去卫生队要点药去。那几个右派医生很赞成，因为我带来的强心剂和葡萄糖第三天就用完了。

翌日晨，我步行30公里到了酒泉县。我先到邮局把右派们的信发了，然后去了团部。一进大院，我就遇见了季队长。看见我他有点惊讶，问你怎么来了，遇到啥事了吗？我说是取药来的。他问取什么药？我说葡萄糖，抢救病人最好的药是葡萄糖。

还要啥药？他问。

强心剂。

再啥？

豆面疙瘩。

豆面疙瘩就是康复丸。用豆面羼上红糖和红枣捏成的圆疙瘩，甜甜的很好吃，病号们都愿意要。

季队长把我领到了药房，对司药说，小尚是给医疗队来拿药的，要多少拿多少。然后又对我说，领了药，你到我房子来一下。

我想，他可能沉不住气了。

取完了药，我去了他的办公室。我一进去，他就叫我把门关上，叫我坐下，然后给我让烟。季队长平时抽的飞马烟，可是这天他从抽屉里拿出一盒牡丹香烟，抽出一根给我。我接过烟，他又划火柴。不好意思叫他给我点烟，我忙接过火柴盒说，我自己点，我自己点。

我点上烟才吸了一口，他问，怎么样？

我说什么怎么样？

他怔了一下，说，你的医疗水平提高了吗？那些右派医生的水平很高，病号也多。

我说，提高什么呀，病号多是多，可是病情很单纯，就是低血糖。人晕过去了打强心针，往静脉血管推葡萄糖。再啥事都没有。

他说，遇到啥事没有？

有啥事？

譬如说，遇到什么特殊的人没有？像你们通渭县的老乡呀，熟人呀……

人嘛，各种类型的人都有。有个通渭县的丫头，才21岁，叫拔了白旗。不过这人我不认识。还有个人是傅作义的弟弟，叫傅作恭，那里的人说，那是个大家伙。

我说农场的情况，季队长连烟都不吸了，双眼直直地盯着我。我想，应该说他关心的事了。于是，我吸了口烟，又说，队长，你可不要嫌我多嘴，有件事我觉得应该告诉你：有一个武威人，是个老汉，有60岁了吧，知道你的名字。他问我认识你不认识，是不是和我一个部队的。

你怎么说了？

我说不认识，我们部队没这么个人。队长，你不要嫌我说谎，这事，我怕连累你，没敢跟他说实话。可是，我觉得这事必须告诉你，所以昨天认识了他，今天我就来卫生队，向你汇报。

季队长说，对，你做得对，这事你做得对。他再跟你说什么没有？

没有。

他没说怎么认识我的吗？

没有。

季队长长长地出了口气，身体一仰靠在椅背上，好久没说话，光是吸烟。我呢，也没说什么话，我不知他怎么想的，怕说多了惹出麻烦。他静静地坐了一会儿之后，用很神秘的口气问我：

小尚，这件事你没跟啥人说过吗？

我摇了摇头。

他又说，好，没跟人说好。这种事呀，知道的人多了不好，这我不说你也明白。可是这事呀……我跟你还是要说实话。你知道不知道，上级叫我们派人到夹边沟去，我为什么派你去？就是因为你可靠，办事我放心，你也机灵。我害怕别的医生去了。遇到这事处理不好。我跟你说实话吧，那个打听我的人就是吴秀英的父亲我的岳父呀。

是吗？我装出惊讶的样子。

是，就是。去年，吴秀英的妈就来信了，说他父亲在夹边沟。这事你可不能对外人说呀。

我说，队长，你放心，这我明白。我不会对人说的。

他又长长地出了口气，说，他没说他那里缺什么？没说要什么？

没要啥。我没说认识你，他能要吗？

你觉得他缺啥？他就是没要也得帮助一下他呀。去年，吴秀英的妈就来信，叫我们帮助一下老汉。我害怕粘上说不清，没管。现在得管一下啦，不要叫老汉饿死。

我心里一阵轻松。我终于可以完成对吴老汉的允诺了。我脱口而出，说，缺盐，缺辣面子。

缺烟，老汉不吸烟的呀。

不是烟，是盐，吃的咸盐。他们一天两顿饭，就是喝些豆面糊糊，害怕吃盐会浮肿，伙房不放盐，难喝得很。给他带些盐，辣椒面，调调味道。

再给带些啥吧？带上些炒面，你说好不好？

好，带些炒面，多带些。有饼干了拿上几斤，最好。

饼干有，饼干有。要不要再给拿些肉？

拿上些肉，最好炒成臊子，他每顿能调上些。老汉瘦得不成样子了。

再拿些葡萄糖粉。再给拿几件衣裳。

衣裳不要拿。那里死的人多，死人的衣裳没人穿，衣裳不缺，就缺吃的。对了，有毛袜子拿上一双。我看老汉没袜子穿。用包脚布当袜子。

最后季队长说，现在你回家去。明早走的时候到我家来一趟。

从卫生队出来，我就回家了。那时候我已经结婚了。我刚入伍的时候，部队不提倡当兵的结婚，到1959年，我们改编为武装警察部队了，挣工资了一月四十多元，像外国的职业兵一样。有些人就结婚了。我找了个酒泉姑娘结婚，租间民房住着。

第二天早晨，我背上领好的药品到了季队长家。吃的东西早就准备好了，盐，辣椒面儿，十几斤炒面和三四斤饼干，还有一茶缸炒好的猪肉臊子。捆好，我背好之后，季队长说，小尚呀，你就辛苦一下吧，本想给你找个车，又怕引起人们的注意……

我说，用不着找车，四五个钟头就走到了。但临走，我又问了一句：吴老师哩？

季队长把准备好的东西装起来捆好，我一直也没看见吴秀英。吴秀英在酒泉中学当老师。那是个长得很漂亮的女人。

季队长说，她上班去了。

但我判断吴秀英就在家里：第一，我去她家的时候才七点半钟呀，天还不大亮；第二，我叫季队长给他岳父带点钱，他走进里屋去，我听见了吴秀英细碎的说话声。她是不愿意出面和我接触，不留嫌疑。

我是中午一点钟到达夹边沟农场的。我没去连队，径直去了农场医务所。进了医务所，我倒碗水喝，吃点从家里带着的干粮。我想略微休息一下就去看望队长的岳父，可是我一个饼还没吃完，有个护士就跑进来了，说有个病人不行了。几个医生急忙去抢救病人，我也匆忙吞下一口饼，拿着背来的强心剂和葡萄糖赶去了。

那护士说不行了的就是季队长的岳父。老汉已经没气了，我们把强心剂和葡萄糖都用上了，抢救半天，还是没活过来。

我又气又急，在病房里就厉声训起那几个医生：我走的时候跟你们说了，这个病号要看好，你们没给我看住！

三个医生和一个护士笔直地站在我的面前，一句话不说，连大气都不敢出。

训了几句也就罢了。人死了，训他们有什么用！但我心里很不平静：我对不起吴老汉呀……我叫护士拉个架子车来，我们几个人把老汉拉到沙包后边，挖了个深些的坑把他掩埋了。

回到医务室，姓杨的医生看我气顺些了，才对我说，我去酒泉的一天，老汉就晕厥了两次，都救活了。这是第三次晕厥。

我把炒面饼干和大肉臊子给他们几个人吃了。辣椒面和咸盐给了磨坊的那个通渭的姑娘。那姑娘是我的老乡呀。

过了两天，我去了一趟酒泉，向季队长汇报了他岳父的情况。那两天我一直在想怎么向他交待这事，是我没照顾好他的岳父呀！讲完之后，我等待着他的发作，我想我该倒霉了。不要说提干，恐怕过不了几天，我就得打点行李回老家了。谁知他却很平静，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说：这就好了。

又过了十几天，省委的救命工作队来到夹边沟，说是西北局兰州会议开过了，会议决定送右派们回家。这时夹边沟的右派差不多死光了，只剩下一百多人，不到二百人。那个通渭姑娘和医学院讲师是第一批离开夹边沟的，汽车开动时，那姑娘看见了我，向我招手，喊，再见了尚大夫。我也向她招了一下手。第二天我就背着背包回城郊农场的营部去了，我的任务完成了。至于那些起不了床坐不成汽车的人，我就不知道他们的情况了。那不是我的事了，因为地区医院的医生组成的一个医疗队跟着省委工作组到了夹边沟。

尚大夫结束了他的夹边沟故事，开始吸烟。我静了好一会儿，问尚大夫：你什么时候提干的？

他回答，第二年春天。

你怎么到的农建十一师？

1965年，我们季队长调军分区后勤部当副部长，新上任的卫生队长叫我转业。正好那年农建十一师中心医院要医生。

农建十一师组建于1964年。

医生的回忆

医务所所长你要了解陈天堂的事呀，说不全，这个人的情况我说不完全。我和人家不是一类人：我是个右派，阶下囚，到夹边沟劳动教养的，受人管制的，不敢说不敢动，啥事也不敢打听；人家是抗美援朝的志愿军，共产党员，又是正式的农场管教干部，管我的。我跟人家坐不到一条板凳上……不过，毕竟我在夹边沟农场当了三年半大夫，跟他在一个办公室办过公，所以还是知道一些他的事。他的为人。

他是河北省正定县人，抗美援朝回国时30多岁了。有两个姑娘，一个儿子。

这个人医疗水平差，拉丁字母写的药名都不认识。我还记得这么一件事：调到新添墩作业站不久的一天，我到场部医务所去拿点药，古浪县的右派王大夫告诉我：你去了新添墩。陈所长来了，把药房里你贴好的标签都改了一下：在拉丁文药名下边标上了中文名字。王大夫还告诉我：陈天堂开处方只是开成药，中药药丸或者西药的药片，那些配合着用的原料药不会用。至于水剂他就更不会用了，连浓度都不会算。但是人家政治觉悟高这是后来邓立之大夫告诉我的有一次有个右派去看病，他在处方上这样写的：此人把上衣左边的口袋撕掉了，留着右边的口袋，这表明他仍然坚持顽固的资产阶级右派立场……

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60年10月的事情，夹边沟和新添墩的右派除了老弱病残者之外都调到明水农场去了，新添墩作业站就撤销了，我又回到夹边沟场部医务所去工作，和他在一间房办公，给病人看病。有一天他到病房转了一圈回来，在办公室对我说，有个武威来的右派，思想反动得很，这事要向管教科汇报一下。我问出什么事了，他回答，那个家伙唱歌，把歌词“跟着毛泽东走”唱成“赶着毛泽东走”，你说他反动不反动！我当时心里惊了一下，这样的事真要是汇报上去，这个右派可就倒大霉了，可是我又不相信他说的话，这个右派就这么蠢吗？在公共场合竟然敢唱歌骂毛主席？于是我偷偷地跑到病房里去问那个右派：你是不是当着陈所长的面唱歌了？右派说唱了。我说你唱的哪支歌，你再唱一下。那右派说唱的《跟着毛泽东走》，并且又对我唱了一遍。这个右派唱完，我心里才踏实些了。这支歌里有这样的歌词：走，跟着毛泽东走。由于武威人鼻音重，唱出来的“走”字像是“周”的音，“跟”字像是“赶”的音，政治嗅觉敏感的陈天堂就认为这个右派是在骂毛泽东了。我回到医务所之后就对陈天堂讲了，不是人家故意那样唱的，是武威人鼻音重，发音不准所致。他不信，叫我举例证明，我就学着武威人的口音把“中国共产党万岁”说了一遍：共共共产党万岁。他这才半信半疑不去追究那个武威右派的立场问题了。

陈天堂自认为参加过抗美援朝，又是共产党员，狂傲极了。有一次一个病号来看病，他突然大喊起来：坐好，坐直了！你就是这样跟党员干部说话的吗！他把那个病号委实给吓了一跳。

前边我跟你说的都是些小事，其他人都知道，但是有几件事，是其他人都不知道的，只有我自己知道，我今天跟你讲一讲。

新添墩作业站有个叫贺秉灵的右派，是个上海人，解放前两年跑到台湾去工作的。那人是搞成本核算的会计，在台湾的一家公司工作。大陆解放了，他就和上海的家人失去了联系。可是他特别想家上海有他的父母，有女人和孩子思念之情特别强烈，想回大陆来。五十年代中期他从台湾跑到香港去了。在香港，他和国内的朋友联系上了，在朋友的帮助下到了广州。他原本跟帮助他的朋友说好的，回到大陆之后要回上海去，跟家人团聚。可是到了广州就由不得他了，安排他回国的有关部门告诉他：你的工作我们给你安排到玉门油矿了，你去玉门油矿工作吧。结果就连家人都没见着，就被人送到玉门市来了。在玉门油矿工作了才一年多，就定为右派了，送到夹边沟劳动教养。

这个人的肠胃不好，从到夹边沟以后，一直水土不服，常年大便不成形，所以常来卫生所看病。时间长了，跟我熟悉了，就把他的历史讲给我听了。

夹边沟农场一年四季就没有星期天，只有下雨下雪的日子才能休息。右派们有这样的顺口溜：祁连山戴帽(下雪)，右派们睡觉。再就是重大的节日休息像“五一”呀，“十一”呀，春节呀。遇到重大的节日，提前一天要搞卫生。在劳教农场，对于搞卫生是非常重视的，要搞个人卫生，还要搞集体卫生，完了还要检查。这种检查，阵容是非常强大的，场长和书记参加，管教科的科长和干事参加，还有大队长带工队长以及拐棍们都要参加。当然医务所长和我这个新添墩医务室的临时负责人也要参加。为什么要组织这么庞大的阵容检查卫生呢？醉翁之意不在酒，主要是检查安全问题：看是不是有人私藏武器凶器了，是否偷了粮食了。每个人的箱子枕头都要打开，褥子都要卷起来看看铺下边。哪怕是一颗钉子也要收走。

可能以前的几次检查陈天堂都没太注意吧，1960年春节的一次检查结束后，他在新添墩的医务室里说，啊呀呀，你注意贺秉灵了吗，从台湾来的人和其他人就是不一样。我问怎么不一样了？他说你没看见吗，他那个铁皮箱子里有那么多贵重东西，金项链，玉石镯子，国债券那么一沓子……还带着金表，穿着西装！我记得我当时说了一句：那有啥奇怪的？那是他在台湾八九年的积蓄，给家里人带的……

就是这个贺秉灵，这年夏季的时候突然肠胃病又犯了，可能是吃了什么不洁净或者不适的食品，一连几天泻肚，用什么药都止不住。原本就虚弱的身体哪禁得住这样折腾，他立即就躺倒了。1960年的春天开始，经过两年劳累和饥饿折磨的右派们开始了不可遏止的死亡，什么药对他都已经无济于事。像贺秉灵这样得了急症的人是必死无疑的。但我可怜他，仍然想尽点人道主义，便打电话给陈天堂，要求把他送到场部去住院。陈天堂在电话里问什么病，我说可能是中毒性痢疾，很重，一定要住院。他说送来吧。

那天贺秉灵去场部，是新添墩医务室的中医大夫武威县人杨万仓去送的，马车拉去的。马车走的时候已经下午三四点钟了。是我和杨万仓把他从宿舍里抬出来放上马车的。考虑到他这一去就再也回不来了，我们把他的行李和箱子都装上车去了。心想叫场部医务所去料理他的后事吧。我们这样做的原因是怕他去住院了，这些东西放在新添墩被人偷掉。1960年的劳教农场，人们的思想境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偷盗成风。

马车拉着贺秉灵走了，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马车和杨万仓还没回来，陈天堂就打电话来了。他第一句话就说你们怎么把一个死人送来了？我当时愣了一下，诧异地说，没有呀，贺秉灵活着呀，上车的时候还能说话呀。他在电话里呵斥我：胡说，明明是个死人嘛！人死了没有我还看不出来吗！

听他在电话中如此严厉地训斥我，我不敢再辩解了。我想这是怎么回事呀，莫不是路途上的颠簸迅速地加重了病情，造成了死亡？于是我支吾着回答：人从这里走的时候还能说话来的，可能是路上突然……突然死亡了吧。他便又说，送的是病危病号，为什么不带急救药？他严厉的口气真是把我镇住了，我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便只好检讨：哎呀，是我疏忽了，是我疏忽了，怪我，怪我，我没想到病情发展会那么快。听我作检讨他才改变了口气说，以后要注意呀，注意再不要出这样的事情。我唯唯诺诺回答，我注意，我以后注意……

放下电话，我的身上出了一层汗。我是个右派，由于我的疏忽致使病人死在路上，这种事领导不问便罢，一旦要问，要追究，我可是负不起责任呀！

我的心忐忑不安。我等着杨万仓一回来，就立即去问他贺秉灵为什么那么快就死了？可杨万仓告诉我：我们的马车还没进场部，刚走到炼钢厂那儿，陈所长就迎上来了。他在路口上等着我们哩。他看了看病人，就骂开了：你们怎么把个死人送来了！我说怎么是死人呀，明明还有气嘛，还呻唤着哩。可他不叫我说话，一顿臭骂，叫把马车赶进炼钢厂。病人直哼哼，不断地摇头，不愿意下车，但他硬是叫人把病人抬进大房子里，把我们打发回来了。

我和杨万仓在一起议论了很长时间：怎么会出这样的事呢，是不是陈所长觉得那人反正是活不了啦，干脆就放在炼钢厂去等死吧。

夹边沟农场在1958年大跃进的年代里曾在场部西北角，从新添墩进场部的路旁建过两座高炉，炼钢，还盖了两间大房子。到了1959年的冬季，那儿就改为医务所的太平间了。死了人先抬到那儿放着，然后由场部安排人去掩埋。

但是，这件事在我的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翳，叫人迷惑不解：怎么能在人还活着的时候送进太平间呢！

这个谜后来我自己一步一步解开了。

时间过得很快，到了1960年的9月，也就是贺秉灵死去两个多月，夹边沟农场开始迁场了：劳教人员凡是能走路的都调到高台县开辟明水农场去了，包括新添墩的人。夹边沟场部和新添墩作业站只留下二三百病号和一些老弱病残。这时候场领导作出决定，干脆放弃新添墩，把老弱病残都转移到场部来。我就又到了场部医务所当医生，和陈天堂在一间办公室给病号看病。

在场部我又遇到一件怪事。我有个亲戚叫鲁昌林，解放初是省教育厅的办公室主任，是个文化名人。后来省博物馆建成，就把他调到博物馆当馆长去了。反右的时候，上级的指示是博物馆要他完成四个右派的任务，可他只揪出来了三个。上级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催他还要搞出一个来。有一次把他催急了，他就跟上级说，我这里再也抓不出右派来了，你们看着办吧，实在凑不够数字就把我算上一个吧。好，抵触反右运动，反动言论！就给他也戴上了右派帽子，送夹边沟劳动教养。鲁昌林岁数大，身体弱，1960年9月没有去明水农场，这时就住在场部的病房里这是夹边沟农场最艰苦的几个月，农业大队的宿舍有一半改成了病房。有一天他听说我有时候去酒泉医药公司给医务所买药，就拿出存折来叫我去替他取点钱，从县城的黑市上买些烧饼。夹边沟农场是设有储蓄所的，还有邮局和商店。当初右派们来夹边沟劳教，都是带着一些钱的。最早的时候，右派们的钱是由财务科登记保管的。后来，右派大批涌来，这笔钱的数目很大了，财务科长姚文华是个小心谨慎之人，怕以后出什么问题他担责任，每当右派来场报到的时候就把储蓄所的工作人员叫来，现场办理储蓄业务。存款折就拿在右派们手里，用钱时自己到储蓄所去取。

那天我拿了鲁昌林的存折去储蓄所取钱，填写了取款单，可是工作人员不给我钱，要我去找陈天堂，开个取钱的条子来。我当时很惊讶，问为什么要陈天堂开条子？工作人员说，是陈天堂和他说过的，凡是住院的病号取钱，一定要他开条子，目的是防止住院的病号取了钱逃跑，还为了防止病号偷窃存款折盗取他人的存款。我对储蓄所的这种做法很是不以为然，说，你们银行的工作要受医务所的制约吗？你们的上级有这种规定吗？工作人员回答上级没这规定，可是这是你们的所长说的，我就这么办。你不去开条子就不能取钱。

我那时30岁，既年轻气盛，又有一定的生活阅历，我想我虽是右派，但你银行还管不着我，也不能把我怎么的，我就强硬地说，好，你把你说的话给我写个条子，就说取钱必须要医务所长开条子。我找你们的上级去，问一问是不是右派取钱就一定要劳教农场的某个领导开条子。

听我要去找他的上级，年轻人再也不吭声了，如数给我取了钱。

这件事我原本没当回事，取了钱也就作罢了。可是，当天晚上，在医务室陈天堂却问起我来了：你今天去储蓄所取钱了？我说是，他非要叫我找你开条子，我和他干了一仗。这不合理嘛！陈天堂立即就开始给我解释，说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劳教人员逃跑或者盗取现金，他和年轻人商量的办法。他还说他已经给储蓄所讲过了，以后我再去取钱就不要他的批条了。他还说我：你不要到县上银行去反映这问题了，银行那年轻人是配合咱们做工作，也是好心。

这件事他不解释倒也罢了，他一解释，我的心里倒是起了疑云：在银行取款的问题上，他和银行工作人员是不是有什么默契？比如某个病号死了，存款折上还有钱，他去取出来两个人私分……我之所以这样怀疑，是因为病房里每死一个病号，都是他亲自去料理病号遗物的，包括存折、国库券、手表和其他细软。

但是，我也仅仅是怀疑而已，因为我不知道他拿到死者的存折或者国债券之后，是否登记造册了，是否上缴组织了。我又不敢到领导那儿去询问或是反映这个问题。一旦知道我跟他作对，他整我可是再简单不过了：轻者下放我去大田劳动，不用几个月我就会累垮饿垮；重则编造个什么罪名就可以把我送进劳改队。

天下的事情真是再巧也没有了，事情真相终于被我无意中发现了。

那是这年11月初的一天上午，上班不久，我和他在办公室坐着，农场的书记梁步云走进来了，说老陈你来一下，我们研究些事。梁书记像是很急，有点紧张，陈天堂立即站起来跟出去了。过了不一会儿，我就听见外边有人喊开会，医务所窗外的空地上集中了农场的干部和凡是能走动的右派。原来是梁书记接到酒泉劳改局的电话了，说是中央的一个什么工作组住在张掖县，今天早晨出发来夹边沟了。梁书记紧急召集夹边沟的干部和劳教分子们开会，布置搞卫生，做准备，以应付工作组的检查。那时候，夹边沟已经死掉几百名劳教分子了，农场领导和干部们怕工作组来了挨批评，大祸临头。

那天我没出去开会，因为来了个病号，我正在给病号看病呢。就在病号走后我写病历的时候，突然有人敲了一下玻璃窗。我的桌子靠着窗户，我扭头一看是陈天堂正站在窗外向我招手。他的脸贴在玻璃上。我凑近窗户问他什么事？他说，看看，看看我的抽屉锁上了没有？那个年代的办公桌还没有暗锁，是在抽屉旁的木框上装个铁鼻，再挂上一块圆形的铁皮，外边上个挂锁。一个挂锁能锁两个抽屉。听了陈天堂的话，我应了一声：哦，我给你看看。我的桌子和他的桌子并在一起，我懒得站起来走到他那边去，就趴在桌子上伸过胳膊去拉了一下抽屉。他的抽屉没锁，我一拉就开了。抽屉拉开后我惊了一下，因为我看见他抽屉里装了满满一抽屉国债券。我当时一愣，立即就告诉他：没锁，我给你锁上吧。抽屉拉开容易，关上就很费事，胳膊用不上力，我就走过去把抽屉推上了，再把那块圆铁片挂上，再把锁子锁上。就在我推抽屉的时候，我还发现里边还装着一摞一摞的人民币。

这件事叫我明白了很多事：为什么每个病号死亡的时候，陈天堂一定要亲自守在病号身旁？为什么死亡后他要亲自处理善后？为什么储蓄所取钱要他开条子？为什么贺秉灵还没断气就被他送进了太平间？

夹边沟的右派们释放回家之后，我还被留在夹边沟工作了六个月，任务是给1500名死者编写病历。夹边沟的领导们心里很清楚，这些人的死亡不是他们某一个人造成的，不会追究哪个人的责任。但是他们清楚，这些人都不是正常死亡，这终归不是好事，他们必须掩盖一下死亡的非正常原因。当然了，作为一名劳教的右派，我不知道他们这样做是否接到了上边哪个部门的指示。我给没有病历的死者编造了病历，给病历不全的人补全了病历。假如将来有人翻阅这些病历如果病历不给人毁掉的话他将会发现这些人死亡的原因是很正当的，无可怀疑的。我编造了很多死亡的病因：心力衰竭，心脏病复发，肝硬化，肝腹水，肠胃不适，中毒性痢疾……这几年人们都说市场上的假冒伪劣产品太多，有人感叹那些厂家和商人造假的能力鬼斧神工。还有制造假学历的，出卖假职称的……其实，他们的造假比起我来只能是小巫见大巫，自叹不如。如果给造假的人评职称，我应该评大师，应该颁发巨奖，享受国家级专家的待遇……

我在造病历的时候还注意过一个问题。我造病历，是按照农场提供给我的死亡者花名册上的名字造病历的。死亡者花名册上还有其他栏目：遗物。我发现，所有人的遗物栏里都是写着床单呀，褥子，棉袄裤两件……没有一个人的栏目里填写存款折、国债券、现金和手表。

我为什么注意这个问题？因为我把贺秉灵送上马车的时候，把他的箱子也装上车了。为了防止箱子被偷，我们征得他的同意把金项链、国债券和现金都装进他穿的西装的口袋里了。还因为我知道有些病号在死亡前并没有把存款折上的钱取完，因为陈天堂不给他开条子，或者他已经无力去储蓄所取钱了。五十年代，许多年轻干部在定为右派走进夹边沟的时候，身上有几百上千元的国债券，因为他们是外地人，还没成家，他们的国债券都是随身携带的，而国债券是不能当钱花的，银行也不储蓄国债券。为什么很多人有许多国债券？你年轻，你不知道：五十年代国家还很穷，为了筹备资金，国家大量发行公债。你是干部，你是工人，你进步不进步，你热爱党不热爱，就看你买了多少公债。许多人为了表示热爱共产党，为了表现自己进步，勒紧腰带买公债。

说到哪儿了？我还接着说陈天堂的抽屉吧。我不是拉开陈天堂的抽屉了吗？陈天堂站在窗外也看见我拉开了他的抽屉，他也就明白我发现他抽屉里的秘密了！当然，他也是害怕我把这件事给他抖搂出去，于是他想了个办法：第二天早晨上班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办公桌抽屉里出现了一块大罗马。看见了大罗马，我立即就明白了，他是在贿赂我，拉拢我，想用大罗马堵住我的嘴。

我没有动那块大罗马。不知道那块大罗马他是从哪位死者的手腕上捋下来的，我的良心不允许我贪此不义之财。我也没有声张这件事。他是共产党员，我是阶下囚，一旦张扬开了去他一恼之下反打我一耙，我就是浑身长嘴也辩不清呀。

那块大罗马在我的抽屉里静静地躺了几天，后来又不见了。我估计，他是观察了我几天，见我既不上他的钩又不告发他，对他没什么损害和威胁，就又把大罗马拿走了。毕竟一块大罗马那时要卖二百多元，而他一个月的薪水才是六十多元。

我在夹边沟工作到1961年的7月，把全部死者的病历伪造好之后，农场领导就叫我回原单位了，但是原单位以已经开除公职的理由拒绝接受我。后来我就回到老家当农民去了，直到1978年落实政策。

陈天堂的女人是1959年从河北老家迁到夹边沟来的。他的大女儿18岁了，嫁给了夹边沟的一名管教干部。1960年冬季的时候，这个出嫁了的女儿得了肺结核。女儿病情很重，应该使用链霉素治疗，可他不懂，竟然给女儿打吗啡。他觉得吗啡的效果比链霉素好女儿不再咳嗽，不再呻吟。我当时说过他，你不要总给姑娘打吗啡，吗啡不治病，会掩盖病情的。再说，医药公司一年就给咱们农场十几支吗啡，你可要控制点使用。你把它用完了，一旦有个特殊病例就没办法了。他听了我的话十分震怒，训斥我：怎么，你不叫我的女儿用吗啡？要把它留给劳教分子！我只好住嘴了。过了一个月，吗啡使用殆尽，他女儿的病越发严重了，只好送到劳改医院去治疗。

夹边沟农场1961年秋季撤销，我听人说他和女婿都调到下河清农场去了。女儿在下河清死于空洞性结核病。

我又想起了一件事。那是在新添墩的时候，有个天津青年，是敦煌县文化局的干部，右派。他的工作是演员，娶了个敦煌的姑娘。他在新添墩劳动不到一年就病了，是肝炎。我把他送到场部医务所住院去了。住了半年医院又回来了。他的肝炎转化为肝硬化了，回来后也干不了活，我就叫他在宿舍休息，不下大田。后来他的病情严重了，我给陈天堂打电话要送过去住院，陈天堂不叫送。就是这个不叫送的天津青年有一次跟我说，陈所长什么时候来新添墩，你一定要叫他到我的房子来一趟。过了一段时间，他的病愈加严重了，已经垂危了他的眼神已经散了他又对我说，你打个电话给陈所长，叫他现在就来一趟，我要见他，有话跟他说。我说你口气还大得很！你想见陈所长陈所长就来吗？是打个电话就能叫来的吗？天津青年说，你打去，你打电话去，他肯定来。他不能不来。听他话说得斩钉截铁的，我就去打电话了，结果陈天堂还真来了，骑个自行车来的。于是我把他领到那青年的房子去。那青年躺在炕上，陈天堂进屋后叫了那人的名字，说，我是陈天堂……那青年听见他的声音了，招手叫他过去。他过去了，爬上炕坐在那青年身旁。那青年就摸他的手，摸他的胳膊。摸着摸着，手摸到陈天堂的脸上了，然后就狠狠地抓了他的脸一把。他惊了一下，哎哟叫了一声，从炕上跳了下来。那青年过了半小时就咽气了。

我也不知道那个青年人为什么抓陈天堂一把。从那以后，不论在什么地方，他都不去病号身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