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给你讲个文化名人的故事。

夹边沟农场劳教的右派当中文化名人是不少的，像师大外语系的教授黄席群，那是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的编译室主任，全国解放前夕，李宗仁派张治中为代表，率团与共产党谈判，他任英文翻译。是著名翻译家。中国几个著名的翻译家都是他的学生。改革开放以后名噪一时的美学家高尔泰，后来到国外去了，那时候就在新添墩劳教，原是兰州十中的美术教师，南方人。

我要讲的是天水市政协的王鹤鸣。这个人我印象太深。我在兰州上师范的时候，就知道他出身于诗书之家：曾祖父是道光年间的举人，曾任皋兰县儒学教谕、兰州府教授，咸丰四年解去知县，诏封通仪大夫，官至三品；祖父初为廪生，咸丰年间举人……他的父亲更是惊人，清朝末年进士及第，任翰林院编修。到了他这一代，虽无什么功名清王朝已经消亡了嘛却被父亲送到美国威廉斯大学学习土木水利工程专业。归国后又一再拒绝出仕，就在天水办私学……教育救国，名闻遐迩。

由于家世渊源显赫，本人历史清白，所以解放后当了天水市政协的副主席。

他是甘肃省著名的书法家。

我是怎么知道他的家世的，就因为我在兰州上师范的时候，班里有个他的老家的同学，多次给我讲过他的家族史；在夹边沟，有个天水政协的右派也对我讲过。我对他很敬重，他来看病时专门问过。

后来我调到新添墩去了，但是他的情况我还是不断听到。

从1959年元月开始，右派们的口粮减少到了30斤，继而又减到24斤，于是偷窃之风日盛：种苞谷的时候偷苞谷，种洋芋偷洋芋。夏收的时候，只要管教干部和分队长看不见，人们就把腰里缠的床单解下来铺在地上，把麦捆子放上去踩几脚，把掉下来的麦粒收集起来偷偷地煮着吃，或者埋到地下，放到没什么东西可偷的冬季挖出来充饥。

可是他从来不偷，别人把偷来的粮食给他，他也不吃。

王鹤鸣瘦瘦的脸，瘦长条身材，干不动重活那年他就50多岁了领导照顾他到副业队割芨芨草，编筐子。开荒和平田整地的活很重，筐子损坏太快，农场自己编省钱。

有一次，那还是1959年秋天，我从新添墩到场部去，正好从场部的麦场边走过，看见王鹤鸣和几个老弱病残在麦场边编草席，就走过去问了一声：哎，王老汉，你们怎么编起草席来了？

在夹边沟农场，人们是不能叫同志的，也不敢叫先生，互相之间都叫老李老张，或是直呼姓名。由于他和我不是同代人，不便称他老王，我就学着本地人的称谓叫他王老汉。

王鹤鸣抬起头看我，说，哦，是赵大夫呀，你来了？

他招呼完了我，但没回答我的问题，又垂下头编席，我就又问了一声：喂，问你了，为啥不编筐了，编起席子来了？

他二番扬起脸看我，怪异地笑了一下：赵大夫，你做啥就做去，问这做什么？

我越是奇怪：哎，还怪得很，就不能问吗？

他还是不回答。倒是旁边一位老人对我说，我告诉你，你可不要对别人讲呀！我们编的是棺材。

我怔了一下。那老人仰视着我，说，今年夹边沟已经死去五六十个人了。开头的十几个人是板子做的棺材。后来没木头做棺材了，队长就叫我们编芨芨草席。一张席卷一个人。这事你这个当大夫的不知道吗？

我怔了一会儿，回他：我怎么知道呀，我们那边的病人都是送到场部来，死了不接回去。我怎么知道是用席子卷的！

王鹤鸣胆怯地说，今天你知道了，可不要说出去呀。梁队长不叫我们说。

我看着他谨慎小心的神情很好笑，便说，我偏要说出去！

他害怕地说，不能说，不能说，可不能说呀……你要是说出去，梁队长可就要找我们的麻烦了。

我说，好吧，不说，不说，你放心吧，我不说出去。看把你吓的！

他窘窘地笑了一下。他的身体很虚弱了，脸色黄黄的。我心里突然涌出这么个念头：这个老人，他在给别人编织着棺材，但他能活多久呢？据我知道的，过去了的一年多，死去的大都是老人。他们的身体太弱了，偶染风寒便撒手人寰。他们衰老的身体抵抗疾病的力量不足了。

出于怜悯之心，我问了一句：王老汉，你家里来信没有？老家的情况怎么样？

他说，来信了，家里情况还好。

我问，说啥了？你没跟家里要些吃的吗？叫他们寄些饼干、炒面啥的嘛。

他说，寄了，寄来了两斤炒面，还说以后每个月寄两次，一次寄两斤。我父亲还说……

我说，什么什么？父亲？你父亲还活着？

他的脸勃然变色：什么话，说的什么话！怎么盼人死呢！

我忙赔不是：对不起，真对不起。这不能怪我呀，你也没说过你父亲还活着呀。

他说，我又何曾告诉过你我的父亲已经作古？

我说，没有没有，你没说过。就因为你从没提起过老人。我才当是没有了呢。你父亲多少岁了？

他答：90岁了。

我很惊讶：90岁了！

他又答：啊，90岁。

我真不能想象，人活到90岁是个啥样子。我又问，你父亲哪一年考上进士的？

清朝末年。

听到我和王鹤鸣的对话，有个右派叫了起来：啊呀，老王，你父亲是进士呀，你可是没说过呀。

王鹤鸣说，那有什么可说的！

但人们说，那是你们家的光荣呀。

王鹤鸣忙说，别说了，别说了，叫管教人员听见又批判我，说我宣扬封建主义，坚持反动立场。

但有人还问，你父亲做过啥官？

王鹤鸣说，不说了，叫你们不说了！

我看他作色，便转移话题：王老汉，你父亲来信说啥了？

王鹤鸣扬脸对我说，他信上说，受点苦没啥，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乏其体肤……

我哈哈大笑：还天降大任于斯人也！斯人编棺材了要进棺材了，哈哈哈……

右派们也都嘿嘿笑了。

1960年10月，我又回到场部医务所了，就又经常见到王鹤鸣了。他因为年纪大身体弱没去明水农场，住在农业队迁走后改为病房的房子里。

王鹤鸣的身体彻底垮了。他的眼睛凹陷成了两个黑窟窿，身体瘦得剩下了一把骨头，走路摇摇晃晃的。看见他我很心酸：这个瘦骨嶙峋的老人能熬出去吗？我是尊重他的，尊重他显赫的家族，也尊重他的名气，我就想办法帮助这个老人。经常给他推两针葡萄糖，或者给他几粒康复丸一种用麦麸皮、枣泥和豆面团成的丸子，小核桃那么大。

我的情况比其他右派都好。自从到了夹边沟，我没有下过大田，没有挖过排碱渠，逃避了重体力劳动，身体没有累垮。平时去伙房打饭，也能比别的右派多打半勺面糊糊。

右派们生活中最可怕的经历要算是10月到12月了。10月，口粮突然减少到十五斤，死亡立即就加剧了，每天早晨要从病房里抬出去几具尸体，多的时候十几具。

但是王鹤鸣坚持住了，有两次去病房，我竟然看见他在帮助其他病号打饭打水，端屎端尿。对于这种特殊的精力旺盛的现象我感到惊奇，我说过他：你近来身体好些了。

……王鹤鸣终于活到了这一天1960年12月31日。这天傍晚，来到夹边沟农场的省委工作组作出决定：明日开始遣返所有在夹边沟的劳教人员，分期分批……

场领导用有线广播宣布了这个决定。

根据病号们的身体状况，医务所决定，第一批送到酒泉火车站乘坐火车的是二十六名健康状况较好的病号，而那些重病号则需加强营养再治疗几天。至于那些病危病号，则要送酒泉劳改医院治疗后才能送走，否则可能死在路途上。

陈天堂叫我拿着名单去通知这26个人。

王鹤鸣是其中之一，但是，我在逐屋通知时故意没通知他。而在所有的人都被告知之后，我又回到他住的病房。

他们病房已被通知的三个人正在作准备，没有被通知的病号们也都兴高采烈地议论着自己什么时候能走。看见我又进来，王鹤鸣有点着急，拉住了我的手：赵大夫，这第一批为什么没我呀，我的身体还行嘛。

我故意说他：你着什么急呀。你的身体坐两天火车行吗？领导怕你出事呀。

他说行呀，我的身体行呀，坐两天车没问题，你跟领导反映一下，我明天就走。

看他着急，我说，行吗？你能走吗？能走你就明天和他们一起走吧。

他说，行吗？

我说，行呀。

他说，不跟领导请示吗？

我说，不用请示，你愿走就走。

他以为我在和他开玩笑，反复问我，并叫我去请示所长。我最后说这就是所长决定的，不信你看，这是名单。

他看完名单兴奋极了，把我的一只耳朵揪了一下，说，啊，你这个赵大夫，怎么开这样的玩笑。我还真以为不叫我走了，急出一身汗来。

和他说几句话，我就要回医务所了，他却又拦住我说，赵大夫，不要走，你先不要走，麻烦你陪我去看一下马大哥。

他把我搞糊涂了，我说，哪个马大哥？

他说，不要问，跟我走你就知道了。

农业大队是个封闭的大院，有十几栋房子，就只有东南角和东北角有两个大门。他领着我绕过两栋房子走出东南角的大门，走过供销社，走过农场的大库房，一直往南到了场部办公室跟前，又往西走，来到杂工大院的门口。他先拉着我在大门西边修理组的山墙下站了一下，说了句记下这个地方，然后进了杂工大院。杂工大院也很大，有木工房、磨坊、打铁房、农具房、马厩。这个院子里从前要停十几辆马车，两辆汽车，马厩里要拴六七十头大牲畜。还要住近百名干各种工作的杂工。可是自从大队人马去了明水农场之后，这个大院就空空如也了。马厩里的牲口也大都转移到明水去了，留下的几头大牲口和毛驴之类的也都死光了。只有七八月份的时候调来的酒泉公安团的一个骑兵排的战马拴在马厩里。

这支骑兵部队调来夹边沟农场，领导也没有宣布过他们是来干什么的，就悄悄住进来了。我估计是看到右派们饿急了，纪律也松懈了，偷盗、打架斗殴之风日盛，上级怕右派们暴动吧，是来发挥震慑作用的。1960年的时候，饮马农场和双塔水库都发生过劳改犯暴动的事件。这一排士兵起初一个班驻扎新添墩作业站，两个班驻扎夹边沟场部。新添墩撤销后就都合并到夹边沟场部来了。这些挎着战刀背着步骑枪穿着蓝制服的士兵住在场部招待所里，白天不出来，也不设哨兵，只是晚上有流动哨从农业大院和基建大院门口不时走过。马队经常在夜间出动，去追捕逃跑的劳教分子，但从来也没抓回来一个。原因是他们调来的时间短，对周围的环境不熟悉。

王鹤鸣偏偏把我领到马厩门口，说，进去。

马厩里有三十几匹马，墙上挂着两盏风灯，光线昏暗。

你把我领到这里来干什么呀？

看着空旷的马厩里几十匹战马，我疑疑惑惑地说。王鹤鸣却不回答我，往前走去，走到马槽旁站着的第一匹战马前头。他双手合一深深地向嚼草料的战马作了个揖，开口道：谢谢马大哥。在下王某对不起你了，叫你受委屈了。

他顺着马槽走过去，在每一匹战马前都要作个揖，说一声谢谢马大哥，王某向你赔礼了。然后领着我从另一个门口走到院里，站住，把他蓬头垢面的脸和一脸大胡子对着我说：

你现在明白我为什么要来看看马大哥了吗？

我心里已经很清楚，但我没说。他也静了片刻，又拉着我走出杂工院，站在大门口修理组房子的山墙下，说：三个月了，我每天夜里在这房子后边藏着，等喂料的战士从招待所走过来，进了院子，从小仓库把马料用桶提上，走进马厩，上完了料又出来；我就很快地跑进马厩去，把牲畜没来得及吃掉的马料一把一把抓进这个袖口里。一定要快，迟了，马料和麦草就混到一起了。

我仍然没出声。这时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1958年初春夏之交的一天，我从菜地边走过，拔了几个水萝卜，扔给在旁边地里干活的王鹤鸣。他竟然不敢拾，他说，不行不行，这不是又要犯错误吗？

他又说，你光是看见我这两个月有精神，可是你不知道我为什么有精神。

我和他一起往回走。我就说了一句话：

你的胆子真大呀，你敢偷部队的马料；夹边沟农场就你这么一个贼大胆吧？

他没回答我，拉着我走回病房。他把自己的皮箱从铺脚拽出来说，这里还有半箱子我存下的马料，都是好麦子，你提过去吃吧。我过两天就到家了，你暂时可能还回不去。

我没要他的麦子。我说了句你给其他人吃去吧，就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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