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注定要取而代之的人所发动的优势性进攻来看，我觉察到林登·约翰逊在任上已是日薄西山了。我在1968年报道理查德·尼克松成功竞选美国总统，是我在cbs做综合新闻记者的最后一项重大任务。《60分钟》在那年9月开播，这是我做得最好的一档节目，也是作为一名记者所能想象到最能实现自我价值的一份工作。

我从1967年初秋开始报道尼克松的竞选活动，在当时公众的心目中，一种占上风的观点是认为他声名已毁、政治上过了气。毫无疑问，他在公众形象上确实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在担任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副总统时，尼克松就是博学之士和漫画家爱取笑的对象，他们经常把他描绘成一个乖僻的机会主义者，叫他“狡猾的迪克”。另一些人则认为，他是一条生性残忍的走狗，在伪善的陈词滥调后面隐藏着邪恶的本性。更糟糕的是，他还背负着失败者的耻辱原因之一是他在1960年总统大选中以微弱劣势输给了肯尼迪，接着在1962年加州州长竞选中惨败。败北之后，他召开了“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带几分酸楚的挖苦，他告诉出席的记者们：“想想看你们将会失去些什么。你们再也没机会对尼克松拳打脚踢了。”

当然，后来证明这个预言说得为时过早，5年之后，他为入主白宫开始了第二轮进攻。当时，我基于某种理由预感尼克松的政治前途并不像华盛顿那些著名的政治新闻记者以为的那么黯淡，我开始重点关注他的竞选活动。至少，我也很想知道，这次他卷土重来到底能走多远。那年秋天流传着一种关于“新尼克松”的说法。伦·加门特是鼓吹“新生论”最卖力的人，他在尼克松参政前是其华盛顿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到那时，加门特已是尼克松新成立的竞选班子里的关键人物。为了对他的竞选有更多了解，我和伦在1967年9月的某天共进午餐。那天碰巧是犹太人的赎罪日。于是，我和加门特这两个堕落的犹太人在餐桌上分食了禁饼，而我们那些更虔诚的同胞们正在举行一系列传统的祷告、禁食仪式。

“你看着的是一个终身的民主党支持者。”那天，他这么跟我说，“两年前，我是这个世界上最不会支持理查德·尼克松的人。但现在他已经变了。放逐在外的岁月把他锻造成一个更好、更体贴、更富有同情心的人。但你用不着把我的话当回事。你自己来判断吧。我唯一的要求是，你得用一种开放的心态来看待我们。”

我向加门特保证，我会尽一切努力以开放的心态来完成使命。同时，我也提醒他，我和其他华盛顿的媒体同行不同我在“狡猾的迪克”时期没接触过尼克松本人，所以对报道他的东山再起，不会受偏见的影响。

其实，根本没必要这么郑重其事，因为当时几乎没人关注尼克松。媒体对他参选兴趣寥寥，我是少数几个不嫌麻烦去报道他的记者。1967年初秋，多数主流媒体看好被公认领先的共和党提名人、颇具人气的密歇根州长乔治·罗姆尼乔治·罗姆尼（1907～1995），美国商人、政治家。曾任美国汽车公司主席、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部长、密歇根州州长。1968年曾角逐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资格，后败给理查德·尼克松。译者注

。那正是尼克松所期望的。他宁愿在竞选初期被我们这些媒体忽视。当一位助手有些担忧地向他提及罗姆尼的媒体曝光率时，尼克松回答：“好，我希望看到他被媒体大量曝光。因为这一点，我们会把他甩在后头。”

为了形成鲜明对比，尼克松在这个秋天的多数时间里刻意低调，使得他的竞选几乎像是一个秘密行动。当竞选之车挂上了高速档、人们开始转向支持有获胜可能的候选人时，气氛变得安静和松懈下来，获得竞选资格在随后几个月里就变得不是这么重要了。我特别想起在11月某日一段前往俄勒冈州的长途飞行之旅（该州在第二年春的初选成为测探民意的关键性一役），当时，我是唯一一位随行的记者。从纽约起飞后不久，尼克松就邀请我和他共坐，在接下去一小时左右的时间里，我们轻松随意地聊着竞选和其他各种话题，包括他如果成为总统要做的事。我和他时不时地聊上一会儿，慢慢地，我对这个人及其候选资格形成了一些评价。

我必须承认，这些评价多数是正面的。我于1967年认识的尼克松，不像我过去听到和读到的那么阴险、冷酷或是像其他的一些负面说法。我也不知道，这是否因为他当时真经历了一些根本性改变，化身为所谓的“新尼克松”，老实说，我一点也不关心这个。但如果我可以说这是一个新的人格，那它没有我们通常在政客们身上找到的那种热情沸腾的特质。尼克松总是态度谦恭，有时也算诚恳，但较为僵硬、拘束。若是谈到个人魅力或者感召力，他远不如他当时的对手休伯特·汉弗莱休伯特·汉弗莱，林登·约翰逊任期的副总统，1968年曾作为民主?候选人参选美国总统，败给尼克松。译者注

和尼尔森·洛克菲勒尼尔森·洛克菲勒（1908～1979），41届美国副总统、49届纽约州州长、慈善家和商人。译者注

，这两位都是天生外向的性格，一踏进屋子，散发出来的个人魅力就能照亮整个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