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周后重新开庭的时候，我被允许在我被要求辩护前可以向法庭申诉。我希望能够简单地说明，我解释说，这个案子是对非洲人民的远大理想的审判，因此，我想自己辩护是正当的。我想让这个审判班子、旁听者和媒体明白，我要把政府推上法庭。然后，我申请取消法官的审理资格，因为我认为，我从道义上不一定必须遵守我没有代表的议会制定的法律，我也不可能从一个白人法官那里讨得公道。

我为什么要在法庭上面对白人法官、白人公诉人，并被白人法警押解？有哪位能够坦诚而认真地说在这种气氛中正义的天平能够摆平？为什么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从来没有非洲人被他自己的亲戚朋友和难兄难弟审判的荣誉？我将告诉阁下这是为什么：这种铁板一块的种族歧视性司法制度确保了由法庭主持的正义要符合这个国家的政策，不管这种政策是否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与整个文明世界所接受的正义规范相抵触阁下，我十分憎恨种族歧视和种族歧视的各种表现。我将与种族歧视战斗一生。我现在与它战斗，直到我的生命结束，我将一直与它战斗。我极其痛恨我周围摆出的这种架势，因为这让我感到我是白人法庭上的一个黑人。这是大不应该的。

在审理期间，公诉人从全国各地，其中包括特兰斯凯和西南非，找了100多位证人。他们当中有警察、记者、乡镇负责人、印刷商。他们大多数都证明我非法出国和煽动非洲工人在1965年5月举行了三天罢工。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上我也没有争辩。从技术上讲，我对两种指控都不否认。

公诉人叫首相的私人秘书巴纳德证明我曾经给首相寄过信，要求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并告诉他如果不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我们将组织三天的大罢工。在对巴纳德进行反诘中，我首先向法庭宣读了我寄给首相的那封信，这封信要求首相代表全南非人民大会起草一个非种族歧视的新宪法。

曼德拉：是你把这封信放在了你的首相面前的吗？

证人：是的。

曼德拉：那么，首相对这封信有任何答复吗？

证人：他没有给写信人任何答复。

曼德拉：他没对这封信给予答复，那么，你同意不同意说这封信提出了对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最关心的问题？

证人：我不同意。

曼德拉：你不同意？你不同意人权问题、人民自由问题对非洲人来说是极其重要的问题？

证人：是的，的确是如此。

曼德拉：这些事情在其中被提到过吗？

证人：是的，我认为提到过。

曼德拉：你已经同意这封信提出了像自由权利、国民自由等问题？

证人：是的，这封信提出了。

曼德拉：那么，你当然知道非洲人不享有信中所要求的权利？他们被政府否定了这些权利。

证人：是有些权利。

曼德拉：有没有非洲人是议会的议员？

证人：没有。

曼德拉：也没有非洲人能当上省和市政府的官员吧？

证人：是的。

曼德拉：非洲人在这个国家里有没有选举权？

证人：就议会而言，他们没有选举权。

曼德拉：是的，这就是我要说的，我们正在讨论国家的议会及其他政府部门，其中包括省政府和市政府。他们有没有选举权？

证人：没有，他们没有选举权。

曼德拉：你会不会同意我说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文明国家，作为一个首相不回复提出关系到国内大多数公民的重要问题的信将是令人愤慨的，你同意吗？

证人：我不同意这一点。

曼德拉：你不同意作为一个首相不理睬提出关系该国多数公民的至关重要的问题将是不正常的吗？

证人：首相没有不理睬这封信。

曼德拉：请你仅仅回答我的问题。你认为作为一个首相不回答关系到这个国家多数人的重要问题的请求是正常的吗？你说那是不是错误的？

证人：首相对这封信作出了答复。

曼德拉：巴纳德先生，我不想对你不礼貌。你应该仅仅回答我提出的问题。我提出的问题是，你同意不同意作为一个首相不回答关系到国家大多数人的重大问题是极其不正常的？

第三部分第47节：利沃尼亚(6)

巴纳德先生和我绝对无法达成共识。最后，他只是说那封信的口气是挑衅性的、不礼貌的。因此，首相没给予答复。

在整个审理过程中，公诉人和法官反复地询问我准备叫多少证人出庭作证。我总是回答说：我打算至少叫与政府叫的证人一样多的证人。当政府最终结束起诉的时候，法庭上静悄悄地期待着我开始辩护。我站了起来，不但没叫第一位证人出庭作证，反而实事求是地宣布我根本没叫任何证人，这时我突然宣布结束辩护。法庭上一片议论声，公诉人则禁不住感叹了一声：我的上帝！

我从一开始就误导了公诉人和法官，因为我知道对我的指控是准确的，政府说的是实实在在的，我认为没有必要叫证人出庭作证和为自己辩护。通过我的反诘，目的是迫使法官放弃自己的审判资格。我已经对法庭的不公正发表了自己的声明。我认为，企图叫证人否认毋庸置疑的事实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法官对我的行动感到吃惊，他带有几分怀疑的口气问我：你有没有别的什么事情要说？

阁下，我认为我并没有犯罪。

这就是你要说的全部？

阁下，恕我直言，如果我还有什么别的要说的话，我早就说了。

公诉人然后匆匆忙忙地整理了一下他的资料，试图准备发表他根本没有预料要发表的讲话。他简单地在法庭上发表了一个讲话，并提请法官在两项指控的问题上判我有罪。然后，审理被延期到第二天进行，那时我将有机会在法官判决前发表请求从轻判决的陈述。

第二天上午开庭前，我在一个办公室里与鲍勃赫普尔谈话，他一直在就这场官司为我提供咨询。我们高度赞扬了头一天发生的事实，即联合国大会第一次投票赞成对南非进行制裁。鲍勃还告诉我，在伊丽莎白港和德班实施的破坏活动既是对联合国投票表决结果的庆祝，也是对审判我的抗议。我们正在讨论的时候，公诉人宝施先生走了进来，并请鲍勃原谅他打断了我们之间的谈话。

曼德拉，他等鲍勃走后说，我今天不想到法庭上来了。这是我在我的生涯中第一次藐视我所做的事情。我请求法庭判你坐牢是对我精神上的一种伤害。然后，他伸出手与我握手，并表达了一切将证明我无罪的希望。我感谢他对我的好意，并向他保证我决不会忘记他所说的话。

当局那天提高了警惕。法庭里的人似乎比第一天开庭时的人还要多，150个非欧洲人座席全都坐满了人。温妮也来到了法庭，她并且穿上了考撒民族服装。另外还有来自特兰斯凯的一些亲属。几百名示威群众站在法院的门口，警察的人数似乎与旁听者的人数一样多。

当我走进法庭的时候，我举起右拳高呼：amand！（政权！），然后迎来了大家的强有力的回应：ngawehu!（属于我们！）法官敲着木槌，让大家遵守秩序。当法庭静下来的时候，他对指控进行了总结，然后我有了说话的机会。我要求从轻判决的请求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其实，那根本不是一个法律请求，而是一个政治信仰的声明。我要向法官说明，我为什么成了现在这样的人，我为什么做了我已经做过的事情，以及如果有机会我为什么还去做这样的事情。

许多年前，我还是特兰斯凯一个村子中正在成长的一个孩子的时候，人们在他们的国王和权威人士的开明领导下和睦相处，可以没有任何障碍地在这个国家自由地、满怀信心地迁徙。国家无论是从名义上还是从权利上都是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拥有这块土地、这片森林、这些河流，我们拥有土壤下面的矿藏和这个美丽国家的财富。我们建立和管理着我们自己的政府，控制着我们自己的武装，我们组织我们自己的商贸活动。老人们给我们讲我们祖先在保卫祖国的过程中与入侵者进行战斗的故事，以及在那些英雄年代涌现的英雄人物

我很欣赏这个国家的早期非洲社会结构和组织，这也从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的政治观的演变。土地是当时的主要生产资料，它属于全部落所拥有，无论什么东西都不属于某一个人。没有阶级，没有贫富差别，也没有人剥削人。所有的人都是自由平等的，自由平等是政府的基础。这些基本原则的承认可以在政务院章程中看得到，这种章程有各种各样的叫法：有的把它叫做lmbizo，有的把它叫做piso，还有的把它叫做kgo，用这种章程治理部落的事务。政务院十分民主，部落里的每个成员都能够参加审议议题。酋长和大臣、将军和巫师都参加意见，并努力影响政务院的决定。政务院是一个举足轻重并很有影响的机关，部落每采取一项重大措施，都要有它的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