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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要毁党造党】

掉转头来，再看看失败了的孙中山先生，在搞些什么？在二次革命于民国二年七月十二日正式发动之后，孙公本拟南返广州坐镇，不意八月二日舟抵马尾时，得讯广州已败，乃由日本驻福州领事馆暗助，绕道台北，潜往日本。（中山过台北时曾住御成町之梅屋敷，即今国父史迹纪念馆所在地。）时袁政府已要求日本，不许接纳中国“叛党”，所幸中山在日关系众多，而日人亦欲利用中山反袁，所以孙公终能在日定居。

在日本定居之后，中山痛定思痛，认为革命之所以遭受若是挫折，实在是由于革命成功，革命党销的缘故。自从同盟会被改组为国民党之后，蛇龙混杂，纪律全无。要完成革命，打倒袁世凯，则这个颟顸无能的国民党，非加以改造不可。因此他老人家再度流亡日本之后，席未暇暖，就开始搞起这项毁党造党的工作来了。

说到国民党的改造运动，那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言难尽的大题目。在大陆上它一直就“改组”、“整理”、“革新”的搞个不停。退保台湾之后，还不是在继续“改造”。如今闽南帮当权了，李主席大搞修宪、废省、精省……，还不是另一种的“改造”，哪里说得完呢？今日新党诸公还不是老国民党员吗？只因搞不过地头蛇的闽南帮，还不是毁党造党，才搞出个新党来？

这次孙总理在日本所搞的，也是把老国民党改造成个新党，叫做“中华革命党”。它是个无条件拥护一个独裁领袖的极权政党（aoalpowerpary）。当孙公发动组织此一政党时，那些后来才出现的，和它性质相同的政党，甚么法西斯、褐衫党、纳粹党、共产党、列宁－史达林党……都还没有正式出现呢？所以我们孙国父在现代极权思想上，也有他的历史地位呢！政治学家们可能不承认中华革命党是个极权政党，因为它的党章说明革命是分三个“时期”进行的，军政、训政时期之后，还是要回到宪政时期的。其实近代世界史上的极权政党，无不如此啊。上述各党，哪一个党章不是如此说的呢？共产党最后目标是个无阶级的大同社会，那更是牛皮冲天呢！只是没一个例外，大独裁者，都只能停滞在军事独裁阶段，而与之偕亡，再也无法前进就是了。外国的经验姑且不谈，中国后来者的经验就很明显嘛！蒋公连个军政时期也未完成，就退出大陆了。毛公最大的成就，也只是完成了他的军政时期，统一了大陆（还缺个台湾），也就无法再前进一步了。所以孙中山如能真正完成了国民党的军政时期，他就是毛泽东了；他如搞独裁能把天下打了一半，那他就是个蒋介石了。孙公幸运的是，搞独裁刚开始，他就短命死了，那他就是孙中山了。所以就史论史，笔者曾为孙国父庆贺他“革命幸未成功”啊。否则在中华民族史上，他不是蒋介石，就是毛泽东，哪能做孙中山呢？这就是转型期英雄的悲剧嘛！等到我们要谈到国共之别，儒法之斗，和极权民主之争时，再细论之。这儿只能三言两语把昙花一现的“中华革命党”交代一下。因为它是袁世凯时代的产物。不交代一下，在那个时代，虽至圣大贤的孙中山先生，也要搞个人独裁，我们就很难了解袁世凯为啥要做皇帝了。还有那位美国书呆子古德诺，何以背了那么大的中国黑锅，至今仍未得平反，也就很难平反了。

【“中华革命党”的极权架构】

根据中国国民党党史会现存史料，中山一到日本，尚住在黑龙会首领头山满家中时，他就开始组织这个新党了（见《国父年谱》所引誓约原件和党员名册等历史文献。最早日期为一九一二年九月二十七日）。至于中华革命党是个什么样的政党呢？这儿我们只能长话短说。第一，人事和组织都还倚靠当年同盟会的老底子；第二，革命程序分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进行；第三，党中所有的高级干部不由选举产生，而中党魁直接指派；第四，党员分成首义党员、协助党员、普通党员三级；而所有党员“必须以牺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权利，而图革命之成功为条件，立约宣誓，永远遵守”（载党章第七条）。因此每一党员入党时，皆须各立誓约，加盖指模，声明牺牲自己，“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见一○二号蒋志清〔介石〕誓约原件。此件签于上海，时间为民国二年十月二十九日，原件稍有笔误。笔者曾见此原件。有兴趣的读者，可查阅国民赏党史会出版之《革命文献》第五辑卷首之原件复印图片。）

孙公是基督徒，对洋习惯极为重视，因此对此一打指模，宣誓服从党魁，看得天经地义，丝毫含糊不得。他自己身作党魁，也照样宣誓立约，只是把服从党魁改为“统率同志”；把“服从命令”改为“慎施命令”而已。（见同上六四一号誓约，此件孙公亲书于民国三年〔一九一四〕七月八日，唯未按指模。）

据当时亦亲自参预此事的居正，事后回忆，其时同志中，即有人对打指模、服从个人的一些仪式，略有异议，而孙公则寸土不让。居正“犹忆其言如左”：“一、革命必须有唯一（崇高伟大）之领袖，然后才能提挈得起，如身使臂，臂使指，成为强有力之团体人格。

二、革命党不能群龙无首，或互争雄长，必须在唯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

三、孙先生代表是我，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实行之者。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忠心革命同志不应作“服从个人”看法。一有此想，便是错误。我为贯彻革命目的，必须要求同志服从我。老实说一句，你们许多不仅得，见识亦有限，应该盲从我……

四、再举革命，非我不行。同志要再举革命，非服从我不行……我敢说除我外，无革命之导师。如果面从心违，我尚认为不是革命同志。况并将“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一句抹煞，这是我不能答应，而无退让之余地的。（见《革命文献》，五，页八○～八三。）”

同时孙公对打指模一事，也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不容丝毫更动。那时在一旁观礼的青年居正，不禁感叹说：“总理意志强毅，态度坚决，南山可移，此案不动。”

我们试读上述有关中华革命党的文献，对这一政党极权的性质，应无可怀疑了。有人或许认为国父一代圣哲也，如果真由他老人家独裁起来，其结果一定大异于欧洲之列宁、史达林，更不同于墨索里尼与希特勒也。纵是后来的蒋、毛二公，亦何能望孙公之项背哉？你能相信，国父会搞军统、中统那一类的特务政治吗？你会相信，国父会搞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毛记恶政吗？这可能都是事实，正因为国父是圣贤，他不会搞“自古帝王多无赖”的那种无赖勾当，所以他老人家也就失败了一辈子。但是话说回头，孙公革命如果如愿的成功了，我们又怎能担保他不采用后来蒋、毛二公之政策哉？转型期中，形势比人强，有许多必需的恶政（necessaryevils），都是慢慢的、不知不觉的发展出来的啊。

所幸，还是不幸，此时国民党要员星散。滞留日本者，除陈其美、戴季陶、居正、张人杰、钮永建等数人之外，实寥寥无几。其他主要党人如黄兴、李烈钧、柏文蔚、吴稚晖、蔡元培，甚至中山的死党汪精卫，都对寡头政治没胃口，而闻风远逸，甚或罢工、杯葛，使孙公这个新党始终未搞成气候，最后开了一次成立大会，和若干次小行动之外，也就不了了之了。

【孙总理的感情生活】

中山在此栖栖遑遑期间，想不到政坛失意，却情场得意。在民国三年（一九一四）十月二十五日（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误为十一月二十五日）他在东京竟然和比他年轻二十六岁的美女宋庆龄结婚了，新娘二十二，新郎四十八，虽是老夫少妻，而情爱甚笃，对失意的孙公，实是莫大的慰藉。他二人的婚姻对后来国共两党政局的影响，都至深且钜，对此我们也不妨略说几句。前篇已言之，在孙公出任临时大总统期间，庆龄的大姐蔼龄曾是孙总统的英文“女秘书”。就笔者所知，蔼龄可能是转型期中国，女秘书这项行业的老祖宗了。在那风气闭塞的时代，亦见孙大总统之“摩登”也。迨孙公亡命日本时，蔼龄仍随侍在侧。不久蔼龄因与孔祥熙结婚而去职，乃改介刚自美国学成归来之二妹以自代。殊不知庆龄刚抵日本，行装甫卸，席未暇暖，新上司竟忽然向她求起婚来（此故事是宋庆龄晚年亲口告诉史诺夫人的）。一位黄花少女，抵挡不了一位老总统的求爱，她也就私许终身了。（且看四十八岁的柯林顿大总统，和二十一岁的陆文斯基姑娘的情史，真是无独有偶。）可是当她返沪禀告父母时，其父宋耀如竟大怒不允，然姑娘心有所属，海枯石烂不能移也。竟以私奔方式潜返日本，投入孙郎怀抱；梨花海棠，也是当年哄传国际的韵事。当孙宋的婚事为头山满所闻时，头山不免大惊说：“不是要同姐姐结婚吗？怎么换了个妹妹呢？”（见头山满晚年谈话）

关于孙宋的婚姻故事，中西文字和日文的记载，都不算稀罕。当年的“革命老同志”口述尤多。这些老人家，一般对庆龄的妇德，都甚有好评。笔者亲闻者，即有黄沈亦云夫人等数家之多。众口一辞也。后来抗战期间，毛泽东和蓝苹同居时，一般共产党的老同志对江青（毛替他改的名字）都没有好感。远在皖南的项英竟电毛指摘，毛公覆电说：“学习孙中山”（这话是江青自己说出的），项亦无辞以对。这可能是孙宋畸恋，很少有的负面影响了……他们这两桩婚姻，对我们国族的命运都曾发生过重大的影响，故顺便记录之，因为它们本身就是历史嘛！

〖附注：梁启超在《新民丛报》时代，曾批评我国传统史学为帝主家谱。笔者如今写出上列故事，读者之中，可能也会说是帝王家谱之一例。可是梁说此语，是在我们文化转型的启蒙期食洋未化的似是而非之论。其实我国史学是源出于“谱牒之学”，早见于甲骨。此后在我们国家强于社会的封建和帝制时代，谱史合一原是个必然现象。耶教的旧约，回教的可兰经，还不是从家谱开始？中国传统史学是独步全球的，西方的现代文学史，未超过三百年。梁氏对中西比较史学初未经心，始有此启蒙期的哗众之言。笔者曾有专简试评之。有暇当补述之也。〗【袁大总统的乘机削藩】

现在再看看老袁在平定“二次独立”之后，又在搞些甚么新花样。从政治的权术上讲，孙公的“二次革命”，对老袁实在是求之不得天降良机。何也？因为老袁虽从孙公处取得了总统大位，他并没有真正的统一了中国，上章已略述之。那时由于传统地方政府中的回避制度，被彻底的破坏了，全国各省差不多都被当地的土军头所盘据，应缴中央的各种地方税收，统统都被借口扣留了，袁氏的中央政府对他们，可说是毫无办法，既不能行文，更不能动武，结果弄得中央政府分文不名，只有靠举债度日。而上下两院的国会，在国民党多数的控制之中，对外债又啧有烦言，把袁老四弄得捉襟见肘，有志难伸。

在这些地方军头之中，靠山最大的，不用说便是国民党所掌握的粤、赣、皖三督了。袁氏如能削此三藩，对其他诸省就不难传檄而定了。天降良机，中山竟号召三省独立，就给予中央以削藩的机会了。二次革命既败，对袁来说是收复了半独立的三个重要省份。他次一步就要收拾那些在二次独立时，意存观望的动摇分子了。湖南的谭延闿浙江的朱瑞、云南的蔡锷等都被以不同软硬的借口，解除了兵权，这只是杀鸡儆猴啊！其他省中的大小猴王，像坐镇武汉核心的副总统兼湖北都督的黎元洪，像威镇东南、虎踞金陵的张勋，小猴王像折寨山西的阎锡山，像自称“绿林大学毕业的”奉天（辽宁）张作霖和被调回云南的唐继尧等人，在大总统的恩威兼施之下，战战兢兢，就再也不敢心怀异志了。其中最为强而有力，也是最难削掉，而非削不可的大“藩镇”莫过于“面存忠厚，内具机心”（胡汉民的评语）的黎元洪了。但是袁公托中山之福，总算把黎菩萨请到北京“软禁”起来了。所以中山所领导的二次革命，对袁氏独裁权力之增涨，实大有功焉……事实上，在一部近现代中国史里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现之前，真正统一的中国，实在只有在二次革命后，袁世凯统治下那两个年头呢！除此之外，大陆就再也没有统一过啊。

【后制宪先选举的第一任大总统】

削藩之外，袁氏的另一着棋，便是自我扶正，从临时大总统晋升为正式大总统。原来在宋教仁还健在的孙袁蜜月期间，国会之内关于总统和宪法的问题，早已有了两派不同的意见，一派主张先制宪，后选举。他们认为没有宪法，哪来总统呢？另一派则主张先选举，后制宪。他们的理由是，制宪百年大计也，不妨慢慢来，而选举总统，则是当务之急。因为民国成立一年了，我们还没个球籍呢（且引一句毛公名言），列强至今还在观望，没有承认我们这个革命政权。我们连个总统都没有，何能要求列强的承认呢？两派原来都有理，只是二次革命后，袁氏权力陡增，他就坚持先选举，后制宪了。果然在他当选之后，英、法、俄、德、义诸列强都纷纷承认中国的新政权了。

原来早在孙文期间，国会根据《临时约法》已组织下一个“宪法起草委员会”，来起草宪法，另组有“宪法会议”，来审查研究有关制宪的一切事务。现在在袁氏压力之下，两会乃尾巴摇狗，暂把宪法放下，而集中力量来草拟一个宪法附件的《总统选举法》，经上下两院三读通过之后，乃由宪法会议于十月四日公布施行。两日之后，国会乃依法开总统选举会选举正式总统了。斯时国会之内仍有若干反袁分子，不满于袁之操纵国会，而杯葛选举，因此第一次投票，袁竟未获得当选票数。袁党大惊，乃临时由首都警察厅及其他地方机关，发动街头游民和流氓、地痞、乞丐，凑成一个非法的“公民团”数千人，将国会团团围住，议员只许进不许出，不选出总统，誓不解围。在此压力下，果然袁公就当选为正式大总统，街头鞭炮齐鸣，皆大欢喜，如此掩耳盗铃，代议政府也就不可复问矣……不过在八十年后，世纪交替的今天，再试一回顾，将货比货，这幕丑剧，还不算太丑，因为民初国会还算是个独立的立法机关，自有其个性与尊严。把它和国共两党后来的“橡皮图章”，所谓“国大”、“人大”者，选举时，动不动就“一致通过”，“全票当选”，街头群众欢，万岁之声不绝于耳。今昔相比，前者却颇有足多者。所以转型三峡中的水流，并不是永远向前的。它往往是进三丈，退两丈，而不停的打其漩涡，这也是避免不了的现象吧。未足深责也。

【袁世凯毁弃《天坛宪法》】

袁公那时真正有兴趣的只是正位作大总统，他怕的且名不正，则言不顺也。一旦正位之后，他就不愿作茧自缚，受任何法律的约束了。在当时的国会中，既然是先选举，后制宪，如今既选举矣，则制宪就是顺理成章的了。所以他们其后还是努力研制一部详尽的宪法草案来，这便是近代中国宪法史中的第一部宪法草案，所谓《天坛宪法》是也。可是此时的袁大总统，不管是天坛、地坛，对他都没有兴趣了。因此，这部《天坛宪法》（全名是《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虽经国会于民二（一九一三）十月三读通过，终成一张废纸。

其所以然者，便是在袁的心目中，这部新宪法对他的约束，远大于旧约法。他既然是旧约法还有效的期间选出的正式大总统，与其受新宪法的约束，倒不如把旧约法按己意“增修”，以为过渡，迨其政权稳定了，再按己意“制宪”不晚也。

袁本是一个旧官僚，但他毕竟是个智商很高的政客，受了两年现代政党政治的磨炼，搞起新的寡头政治来，作法自便，出手也颇为不俗。的步骤便是从头来起。首先组织个御用的造法团体，把民元的老约法加以“修正”，造出个完全适合他自己绝对权威的《新约法》来，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袁是个在朝的总统，其实他和在野的党魁孙中山搞绝对权威的想法，实在是殊途同归，一个铜元的两面。只是中山在野，心有余而力不足；袁氏在朝，他就不顾一切，将独裁进行到底了。

袁、孙两公，为什么都要搞个人独裁呢？此非偶然也，转型的阶段在作邪而已。

【解散国民党，瘫痪国会】

大位既正之后，袁氏奔向极权的第一步便是解散国民党，彻底镇压“乱党暴徒”。这在后来的国共的政权里，便叫做“镇压反革命”。以颠覆政府的罪名，袁世凯的确杀了不少国民党，虽然他杀人的规模，较诸国共两党后来的互杀与自杀，那是小巫见大巫了。长话短说，袁氏正位之后，首先大肆捕杀地上地下的国民党员，一时血腥遍地。而最不可思议的，杀国民党最为心狠手辣的竟是那位被革命党所拥护而变成开国元勋的“忠厚长者”，有菩萨之称的黎元洪。当年武昌起义，拥黎最力的“首义三武”（张振武、蒋翊武、孙武），竟有二武被他杀掉。前章曾提到他如何假袁之手而残杀了张振武，现在再让我们看看，他怎样又把蒋翊武杀掉：蒋翊武（一八八五～一九一三），湖南澧县人，是清末转型期中千万个爱国热血知识青年中的一员。幼年在常德读小学时，就闹革命，被开除学籍，逃往上海，入中国公学就读，曾与胡适同学，加入“竞业学会”，共同创立《竞业旬报》（胡一度主编），并加入同盟会，其后又在日本进军校，回武昌加入新军作学兵，秘密组织搞地下革命的“文学社”为社长，与孙武所主持的“共进会”密切合作。武昌起义就是这两个会秘密发动的，翊武为民军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后来他们自觉太年轻，号召力不够，才把个“忠厚长者”的黎菩萨硬拖出来作头头，成就了黎氏一生的光辉事业。迨黎假手袁氏而杀掉张振武时，翊武已官拜中将加上将衔，自然也是个闲差。二次革命之初谭延阐在湖南宣布独立时，乃委翊武为一个空头的“鄂豫招抚使”，迨独立失败，谭氏取消独立时，翊武反被告密为“畏罪潜逃”，终在潜逃中途的全州为北军桂林镇守使陈炳焜部所捕，黎元洪得讯，乃立电袁氏强调说：“不予迅诛，终为后患”，袁乃电陈令“就地枪决”。陈以袁电示翊武，武读电神色自若，次日，陈镇守使且设盛宴款待，宴毕，蒋乃坐上镇守使的官轿，由陈氏恭陪，同赴桂林丽泽门外之刑场。出署时，卫兵举枪敬礼，翊武亦举手答礼，至刑场后，翊武曾向在场观众作最后讲演，辞毕，遂“端坐红毡上，从容就义焉”，时年二十八岁。古人云，慷慨成仁易，从容就义难。翊武固不愧男儿。（见《父年谱》转载姚跨鲤著《蒋翊武传》，及诸种民国名人传记与随笔。一说行刑士兵不忍开枪，乃由监刑官以手枪击死。抗战期间，长沙大火之后，酆悌〔一九○三～一九三八〕因案被杀时，情况亦颇相似，转型期的历史悲剧，不忍卒述也。）

二次独立实在是出诸少数人的意气用事，但是枉死的冤魂，总在万人以上吧！真是革命未成万骨枯，从何说起呢？

袁世凯和黎元洪于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十月十日，就任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副总统之后，时未期月，袁就在十一月四日发布解散国民党令，凡属国民党的中央地方一切机关“限令到三日之内，一律勒令解散”。至于隶属国民党籍的国会议员，则一律迫缴议员证书与徽章，两日之内，被追缴者达四百三十八人之多。此时国会中所谓“八百罗汉”的议员，总数不过八百二十人，一旦有四百三十八个罗汉失去了议员资格，议会便失去能够开议的法定人数（quorum），整个国会就瘫痪了。会内附属的一切小组委员会，尤其是宪法会议和宪法起草委员会，自然也就自动停摆了。（见民国二年十一月五日《政府公报》，原文数千字，征引广泛。所指乱党，除汪精卫之外，几乎所有前同盟会高干，一网打尽，靡有孑遗也。此电全文复印于上引《北洋军阀》卷二，页五○一～五○九。）时未逾月，袁再度于民国三年元月十日发布解散国会文告数千言，这个美国模式的中华民国国会，就寿终正寝了。（见同上，页五一一～五一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