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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搞体制改革，袁造御用国会】

袁世凯总算是把民元的老国会弄垮了，但他并不是要当个没有国会的总统，相反的他要毁会造会，制造个独裁者御用的国会做橡皮图章，来随时待命使用。做了两整年议会政治的学徒，他也学会了一些基本技巧，做起事来，顺理成章；说起道理来，也其言甚辩。他之所以废弃上述的《天坛宪法》，理由是他这个人总统是根据民元的《临时约法》选出来的，如今这个新的宪法草案和他这个总统，在法理上抵触太多。例如他是根据“总统制”的选举法选举出来的总统，《天坛宪法》则是个“内阁制”的宪法。总统乎？内阁乎？如采纳了《天坛宪法》，则将来势必“修宪”。与其修尚未经采用之新宪法，何如增修已经采用了两年的老约法乎？其言甚辩，甚辩。

须知袁此时在政党政治中已非吴下阿蒙，他已有个极为精明的智囊，像杨度那样，胡适所谓“了不起的人物”，强辩足以饰非，他们帮老袁辩论，纵是当时世界级的权威学者，也要让他三分，这是个纯法理、纯学术的辩论和探讨，纵时至今日，也是写不尽的。限于篇幅，可惜在历史上不能捞过界，作更详尽的交代。贤明的读者但知其在法学（scienceofjurisprudence）上不可小视足矣。（这儿附带说句常识，在今日西方学制里，jsd才是正牌的大狗头；jd只是硕士也。）

袁这个“厨房内阁”（kichencabi）要替他设计怎样“增修约法”，就得有个像民元那样的各省代表会啊！真是无巧不成书，这时那个号称“第一流”的“熊内阁”，为着要搞“体制改革”（且借用个当前的名词），正在筹备召集一个所谓“行政会议”，这一下拉到黄牛当马骑，就被袁大总统“卯”上了。

熊内阁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袁大总统在削平“三藩”之后，一时威望冲天，为配合这个新时势，他要使他的政府也一时无两，这样由进步党组成的熊希龄“第一流内阁”就应运而生了。前篇已言之，民国新成，政党数百，而最后打入国会者，只有三大党。国民党是第一大党，掌国会议席三分之二以上，与国民党抗衡的第二大党则是进步党，进步党则是原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合并而成，成员多是清末颇负时誉的保皇派、君宪派的新人物如张謇状元、熊希龄进士、梁启超举人，都是真正的“了不起的人物”，与前任的“暗杀党”赵秉钧不可同日而语也。因此纵是同盟会中与他们针锋相对的孙、黄、汪、胡、蔡、吴等人，对他们也英雄识英雄，颇具敬意与好感。袁世凯在赶走国民党之后，而起用这批新人，纵是国民党人也承认老熊的内阁是“第一流内阁”。

〖附注：写到这儿，不禁想起青年期所见所闻的一则趣事。一九三五年某日，我在上海报刊上读到一则新闻：前国务总理熊希龄和金陵女大毕业的海伦（helen）毛彦文女士结婚，新郎六十六，新娘三十三，新郎为争取新娘欢心，竟为她“割须弃袍”。婚礼进行中，新夫妇梨花海棠，表现得恩爱无比。据说是“你不嫌我老，我也不嫌你丑”，云云，当时曾掷报大笑。想不到六十年后，面对萤光幕著书，竟然又提到此老，不禁也推开滑鼠，笑叹不已也。〗阿熊这时在搞啥“体制改革”？啊，那可说不完呢！熊进士当年才四十三岁（小中山四岁），少年科甲，中年拜相，春风得意，正是英雄一展抱负之时。这时政敌（国民党）已败下阵去，进步党人才济济。（老实说今日台湾的“民进党”里的小把戏们，和他们那些状元、进士不能比呢！为今之计，我倒希望民进党中的有野心的中年领袖们，多多读点文史哲方面的书，尤其是我们的cssics，圣贤之书，孟子所谓养养气，学学那也不做“中国人”的李光耀。专门搞些小poliics，打打架、吃吃饭、喊喊口号，算不得政治家呢！向外看，看看罗斯福、邱吉尔那种气魄；向内看，看看我们的孙中山、胡适之，那种coinal的泱泱之风。朋友，取法乎上，而得乎中就很不错了。在一个芝麻绿豆的小岛上拳打脚踢，恶心死人呢！）老熊要做的体制改革，可多呢！第一，为防制藩镇（台湾今日也是个大藩镇），他要裁军废督；第二，为提高地方政府行政效率，贯彻中央政令，他要虚省设道，实行省道县，地方三级制（再比较比较李总统的废省设计，和老k当年要划东三省为九省）。道，就是满清的府，国民政府在大陆时代的“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提高道尹的权力，把宋楚瑜架空，是谓之“虚省制”。当时那个猿－熊配，为何要架空宋楚瑜呢？目前则不妨问问李登辉总统。但是在老的猿－熊配中又是啥回事？下章如有篇幅，再多加叙述，此处就暂缺吧。

总之，老熊要搞体制改革，就要召集个各省代表会，他为之定名曰“行政会议”，并于二年十一月五日电令各省与蒙藏地方，派遣代表来京参加会议。可是老猿拉到黄牛当马骑，乃改其名曰“政治会议”，就利用它来搞对他自己需要更急迫的事务了。袁之需要盖有两端。一为缓冲他解散国会后国内和国外的政治和舆论上的压力；其二便是乘机筹备他自己将来可以直接掌握的御用国会，并乘机“增修约法”，甚至搞出一部钦定宪法来。

同月二十六日，袁乃明令指派李经羲、梁敦彦、樊增祥、蔡锷、宝熙、马良、杨度、赵惟熙八人正式组成机构加以推动。稍后并特派李经羲为政治会议议长，加派张国淦为副议长（张是黎元洪的心腹）。十二月十五日，政治会议便在北海的承光殿正式开幕了……这是袁的智囊团（hindank）替他设计的御用国会的第一步，也是后来推着他逐渐进入“新华宫”的第一步。（见同上《政府公报》）

【终身大总统也可传子】

但是这个政治会议虽拥有中央和地方代表八十人之多，它本身则只是个咨询机构，是个“厨房内阁”的扩大。它负责研究出许多政策，提供政府采纳施行。当然同时也可以为总统和政府分谤。它所建议的政策，如停止国会议员之职务（把国会彻底解散），如解散各省省议会和各种地方自治机构等等，政府都欣然采纳施行，无待细述。至于“增修约法”一条，那就改变了国家根本大法，影响深远了。应稍加解释。择要言之，他们建议另外建立一个“约法会议”作为国家的立法机关，并草拟一件《约法会议组织条例草案》供政府采纳。政府乃据此于民国三年（一九一四）一月二十六日公布实行。一个拥有会员五十七人的“约法会议”，乃于三月十八日正式开幕，以孙毓筠、施愚为正副议长，在政府的协助之下，一部完全适合袁大总统意志的新约法《中华民国约法》，就于五月一日公布了。

根据这个新的《根本大法》，国家立法机关采一院制，曰“立法院”，在立法院未完成组织之前，由新建立的“参政院”代行职权。简言之，袁世凯这个参政院的组织和性质，和国民党当年的“国民参政会”，和现在中共的“人民政协”是大同小异的，你说它是“花瓶”，无人能够否认，你说他没有政治作用，它也确有一定的政治作用。只是袁氏这个政协，却代行了一个短期的立法权。除了袁大总统所需要的法律之外，它居然真的拟订了数十种，一般国家所需要的正常法律，如森林法、出版法、国籍法、著作权法等等，都是国民政府时代同样法律的蓝本，对近年来人民政府的立法，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至于它承旨替袁氏所立之法，如大总统选举法，那就是助纣为虐了。今且抄录一段民国三年（一九一四）十二月二十九日，参政院修正通过的《修正大总统选举法》，以见其要。

第一条有中华民国国籍之男子，完全享有公权，年满四十以上，并住居国内二十年以上者，有被选举为大总统资格。第二条大总统任期十年，得连任。第三条每届行大总统选举时，大总统代表民意依第一条所定，谨推荐有被选举为大总统资格者三人。前项被推荐者之姓名，由大总统先期敬谨亲书于嘉禾金简，钤盖国玺，密储金匮于大总统府特设尊藏金匮石室尊藏之。前项金匮之管钥大总统及参政院院长、国务卿分掌之，非奉大总统之命令，不得开启。

根据这个选举法，袁大总统不特享有终身职，死后传妻传子，悉听尊便。蒋、毛二公，读史至此，对项城公，该多么羡慕啊！尤其是毛主席费了那么大的气力，搞大事问江青，谁知江娘娘竟被张耀祠那小子，轻轻松松抓了起来，主席地下有知，岂不要把玻璃棺材踢破了。话说回头，袁大总统有此传妻传子的终身职，应该心满意足了，殊不知人心不足，为着十万元订制的一袭龙袍，甘冒个人生命之险，偏要在三峡里逆水行舟，而终遭灭顶，岂不可悲可叹？下篇再谈谈他的黄粱一梦。

〖一九九八年八月二十八于美东新泽西州〗

五、帝制酝酿期中的内忧外患

袁世凯在赶走了孙文，增修了约法，做上了终身职的大总统之后，其权力在民国史上，毛泽东之前，可说是尚无第二人也。纵是毛氏和他相比，在领土上也还比他少了个百余万平方公里的外蒙古和唐努乌梁海呢（面积约为台湾的五十倍）。但是袁也和毛一样，搞的是“枪杆出政权”事实上，他也是我们民国史上枪杆出政权的第一个史例。后来孙中山先生也想如法炮制，可惜他虽然网罗了南北各省，无数小枪杆，到广东来就食，弄得他的广东老乡，怨声载道，哭笑不得，但是他那些烂枪杆，却始终出不了政权。直至他在病榻弥留之际，才遗嘱党人，要“和平奋斗救中国”。

蒋公介石搞的也是枪杆出政权，可惜被日本小鬼捣了蛋，弄得功亏一篑。天安门上的毛泽东，在他个人的功业上，也是在党史和国史上最大的成就，便是他的枪杆居然打出了政权。但是政权既出矣。出了又怎样？毛公只能打天下，而不能治天下，何也？问题就是，他只能以老办法打天下……毛说共产党的政权是“军队打的”。但是用军队打天下，非始于毛也。那是有四千年历史的老办法。但是生在现代中国的转型期中，你就不能以“老办法”治新天下了。老办法不灵了，改用“新办法”。这一新办法在孙中山辞汇中叫做“以俄为师”；在毛泽东思想里，则叫做“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想不到，苏联老大哥这一套，经过八十年的实验，终于被历史证明是一条行不通的死巷子，而毛公本人，基本上又是个自我改变不了的“封建残余”，因此他对中国二十八年的统治，最后十年（一九六六～一九七六）竟然变成了“十年浩劫”。这还是邓小平说的。对一般知识分子来说，那就是自“反右”（一九五七）以后的“二十年浩劫”（一九五六～一九七六）了。而对绝大多数善良的中国老百姓，包括中共自划的“贫下中农”，所谓“倚靠阶级”来说，那简直是“三十年浩劫”（一九四九～一九七九）。在中共政权建国之初，全国老百姓，尤其是“贫下中农”，对毛泽东主席崇拜之深，期许之切，真是五千年历史上，鲜有先例。谁知道其后三十年，他们，尤其是贫下中农，所身受之浩劫，在世界历史上亦无先例。试问世界史上，哪有一次饿死两千五百万人的前例？他们是不声不响的倒下去了。高官大吏、名流学者，有几个人曾为他们申过一句冤呢？天安门上毛主席的大像，如今仍傲视全球，有几个人知道，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杀人犯呢？……目前江、朱二公，终日栖栖遑遑，真正是在为人民服务，为民族谋统一，吾人稽首海外，仰望高风，其是弹冠相庆，但是天安门上这宗历史大黑锅，不设法清除，怎能奢言民族一统呢？试看美国的柯林顿大总统，为着点偷鸡摸狗的小事，还要向全国人民道歉请罪，毛主席的如斯恶政，怎能在历史上不结个账就算了呢？……事实上，这些历史问题不加解决，我们的第二次社会政治大转型是不会完成的。历史三峡是出不去的。作为国家民族的领导者，面对这些历史问题，要有原则，有方案，来慢慢的、彻底的加以解决。以慰死者，以安生者才好。鸵鸟政策总归是行不通的。

【搞个人独裁，中山且不能免】

拙作本篇原是专谈民国初年袁大总统要做皇帝的故事，何以凭空把毛主席也拖出来陪斩一番呢？这就是我们后辈史家所享有的时代特权了。我们可以搞“比较史学”嘛！市场经济叫做货比三家不吃亏。我们讨论历史问题，也要把类似的史例归纳一下，来比较一翻，便容易找出，比较更正确的结论了。前辈史家像李剑农、郭廷以、范文澜诸先生，都因为时间过早，历史发展前景迷糊，歧路亡羊不知羊在何方，就无法比较了。

目前国家转型发展的远景，已甚清晰。我们试把近百年来的当国者，和他们的政治行为做点比较研究，便知道，说“共和政体，不合国情”，并非袁氏一人，孙、蒋、毛、邓皆然也。可是他们对下一步如何走法，各人虽观点互异，却方法雷同。这方法便是“个人独裁”。自己的党徒，乃至全国人民，要对当领袖的我，“绝对服从”。在民国史上从袁世凯开始，孙、蒋、毛、邓都是一样的。没啥例外。因此这也可说是，近代中国转型史发展中，正如孕妇之临盆，避免不了的阵痛吧。明乎此，我们对袁、孙、蒋、毛、邓诸公所搞的不同形式的独裁政权，这个避免不了的恶魔（necessaryevil），应该有更深一层的认识了。因此我们执笔臧否古人，不能人云亦云，而乱下雌黄。读拙作前篇，便知纵是至圣大贤，如国父孙中山先生者，搞个人独裁，且不能免，况其他跳梁之辈乎？所以不才才斗胆把毛主席也请出来，陪陪袁皇帝。让他们彼此比较、比较，才能对某些个体，作比较突出的评论。

现在让我们先看看，民国史上搞个人独裁的始祖，袁老四个人独裁发展的经过：【共和向帝制回潮的过渡体制】

上面说过袁、孙、蒋、毛、邓的个人独裁，原则相同，而形式互异，袁的独裁究竟是甚么个形式呢？我们要知道，袁是逊清老官僚出身，在他个人所知的政治常识里面，世界各国的国体，就只有“共和”（republic）和“帝制”（monarchy）两个定型。他自己，乃至他的智囊团，就不能了解，任何政治社会的“定型”（sledpaern），都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慢慢地发展出来的。这一形态，今日虽不合中国国情，安知三五十年，乃至百年之后，它就合乎中国国情了呢？袁氏和他的智囊们当时没有这种历史进化的观念，因此认为共和既然不合中国国情，那就只有干脆回头去搞帝制了。可是，搞帝制，他也知道，决不能让溥仪复辟；更不能让那些腐烂而颟顸透顶的“遗老”随之复位。因此，天降大任，只有我袁世凯自己来做皇帝了。这一构想，事实也不限于袁氏自己，当时诚实的劝进者，是不乏其人的，他们的想法，大致也就是袁的想法。

袁氏自己显然也早有称帝的居心。但是从总统回潮变皇帝，不可变之于一夕之间，因此他也就采取王莽的办法，先做做假皇帝，搞个过渡和酝酿的时期，一面制造舆论，改变人民心理；一面变更官制，把民国的制度，逐步变成汉唐明清习用的封建老套。庶几他在最后登基时，官制上可以一拍即合也。袁氏废除民国官制的第一步，便是废除共和体制的国务院和国务总理。把内阁各部改为总统直辖，另设颇有封建气息的国务卿，以为总统之佐理。因此国务卿一职，便形同明朝初年，朱元璋废除宰相制以后，所设之大学士，和满清雍正以后所设立的军机大臣。他助理皇帝日理万机，而本身却无决策之权。另外各级官员的级别，亦采用古封建的旧名，分“卿”、“大夫”、“士”，三等九秩。

另外袁也恢复了清制的都察院（改名平政院）以整肃官箴，和御史台（改名肃政厅）以纠弹违法官吏。这两项设置，倒不无新意。因为在清末民初，中国在试行现代法制时，向西方引进的是《大陆法》。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不同之处，便是大陆法系把行政诉讼，和一般民、刑诉讼分庭处理。所以平政院事实上便是一个处理官民诉讼和官官诉讼的特种法庭，而肃政厅在制度上虽隶属于平政院，但是在纠弹违法官厅或违法官吏的操作上，却是独立运行的。它是传统中国监察制度的现代化。其运作方式，颇近乎近月来，在华府主持纠察柯林顿大总统绯闻案的“独立检察官”史达（kenhsarr）。据此新制，在当年袁政府中，官吏不论大小，违法贪赃逾五百元，便可判处死刑。其后袁的京师警察总监，后来升任京兆尹的王治馨，即因一桩五百元的贪污案而被袁饬令枪决。（试想今日北京的陈希同案，该判多少个死刑？）

同时，袁对海陆两军军制，以及地方政府，亦多加整顿。上篇便曾说过，袁曾有意向赵匡胤看齐，搞废督裁兵，和“将不专兵”。把各省都督如蔡锷等调入京师，另设将军府，饵以高位厚禄，以豢养之。另设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以统一军令军政。

于地方省区，废督之后，原有实权的民政长亦改制成虚衔的巡按使，废（虚）省设道，以道尹掌地方政府实权，而加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权之控制。总之，袁氏在坐上终身大总统的宝座之后，其志向虽非以“天下奉一人”，而恢复帝制时代“以一人治天下”的企图，则是昭然若揭的。他已铺平了帝制大道，万事俱备，所缺的只剩个皇帝的尊号了。

今且将袁氏称帝前，改制后（民国三、四年之间），中央政府的架构，列表于下，以见大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