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系是诸系之祖】

前已言之，袁世凯的洪宪皇帝一共只做了八十三天。他那“大典筹备处”替他在北京荣孚祥订制的两套、价值二十万袁大头一袭的龙袍（亦说四十万），还未试穿，那精雕细刻的九龙戏珠（加个活龙坐在上面就成十龙）的宝座，还未试坐，那大太子因为东宫难保，还在幻想要搞个“玄武门之变”，把他的政敌皇弟，老二、老六干掉（这是根据他皇妹叔桢晚年的回忆，历史家断不敢无中生有也）；新华后宫里六位活的大小美人，还在为着封“妃”封“嫔”，吵闹不休（史料同上）之时，袁“皇帝”已经从宝座之侧昏倒下来。想复位做“大总统”而未能，一口气不继，就龙驭上宾了。

一般说来，袁世凯帝制的失败，是出于蔡锷所领导的云南起义，来他个当头一棒之所致。这个历史单元论（singlecausaion），在比较深入的史家看来，只能唯唯、否否、是是、非非，前章已略言之，袁氏对民国如无二心，他的统治是笃笃定定，不会有太多的问题；他如背叛民国，来恢复帝制，那他这洪宪王朝，便是个泡沫王朝，一戳即破。殊不知，蔡锷在云南领导起义，其情况亦复如是。云南起义假如没个北洋系的窝里反，作为内应，单凭云南一省，甚至西南五省联合造反，也是枉然。再缩小，用个毛记红朝的术语来说，那西南起义将领之间，所蕴藏的“人民内部的矛盾”，也会把反帝制运动搞垮。请先说说，袁氏北洋系，这个袁家班的班底和班底内部的窝里反。

北洋系是什么个东西呢？粗浅的说来，在近代中国政治转型期中，国家制度无定型、政府运作无法制的情况之下，一切靠的是人、系、或称党、称派、称团……总之，它是一群人在一个头头之下的有形或无形的组织，君不见民国时期的大政客，动辄“我系”、“我党”如何，如何。（例如：北洋系、安福系、直系、奉系、政学系、交通系、研究系、老桂系，以及后来国民党的汪系、胡系、西山系、太子系、黄埔系、cc系、公馆系、桂系，乃至江浙财团等等；中共的国际派、毛派、托派、四人帮、四野系、二野系，甚至当年国军的黄埔系中的十一师、十八军也可形成个以陈诚为头头的“土木系”，真是举之不尽。细说之，只有去编一部中国军政派系名词大辞典才可略窥全豹。）

还是毛主席说得好，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孔老夫子说得更好，君子不党，“结党”就必然“营私”。小政客、孤鬼游魂们，称不了系，则结个“小团体”，一以自保福禄，一以把持若干小衙门，以排除异己，共享所得。大陆上的顺口溜说，“不吃白不吃”、“有权不用，过时不候”，就说出小团体或个人把持衙门的经纬所在。这不只在政界军界为然，青帮、洪帮的黑社会，乃至满口德先生、赛先生的学术界、文艺界，作诗、著书、画画、唱曲子，都不能免。更可怜的则是，早年被贱视的所谓倡优，不结帮，也不能自保。做妓女的也有什么扬帮、苏帮，长三么二，来歧视土娼黑户。最奇怪的，连断肢瞎眼的乞丐，也各有其帮，不在其帮，也要被棒棍交加，打出街头巷尾，绝不容情……换言之，在近代转型期的中国，个人单干，几乎是不存在的。不论为善或作恶，你都得有个帮。没有帮，就没有你。为着你的个人利益，为着帮的利益，乃至社区的利益、国家民族的利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你都得“识大体”，以帮的利益为首。这样，有时为着帮的事，你就不能奢言是非；相反的，你得在是非之间，睁只眼，闭只眼，“识大体”，由它过去。这本是我民族搞中庸政治的特性，也是我们的劣根性吧。子夏说：“大德无亏，小节出入可也。”这也就是我们圣贤之教，替我们当代小节不拘的贤者开了个后门。让他们为着各自帮派的利益，作了违心之事以后，暗室三省吾身而仍自觉无愧也。这种由一群死党组织，拥护一个帮主的帮派，在民国史上就是从袁世凯的北洋系开始的。在政治运作上，它的高级的死党，便叫做“班底”。这个名词是向在舞台上唱戏的戏班子借用的。像当时很红的梅兰芳那个班子里，萧长华、姜妙香等配角，便是梅氏的班底；梅则是他们的班主。双方相依为命，共存共荣。

政治舞台和戏剧舞台，原是一样的。大家都要有个班底。记得有一次我曾问过李宗仁先生，在国共内战最紧要的关头，为何突然飞离重庆？李说：“在重庆全是蒋先生的班底，我怎能留在那里？”后来我又问他：“你为什么不回台湾？你是那里的总统嘛！不回去，任人家弹劾你失职。”李说：“我在台湾没有班底嘛！”没有班底，就不能登台唱戏。只好待在美国做寓公了。

袁世凯那台滑稽戏的演出，也是全靠个班底的。他老人家晚年，班底里的主要配角，一个个各唱其戏，他这个袁兰芳只好唱个独脚戏，就卖不了票了。

【袁家班班底溯往】

朋友，上述这些现象，一般官史家都不愿着墨太多，因为那实在有损于庙堂形象，著书者往往也是“身在此山中”，不免为尊者讳。多写了，也难免与党史、国史体例有违。但是这一现象却是近代中国史上，任何人所不能否认的绝对事实啊。

所谓北洋系便是袁家班的班底。那是他做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时代所慢慢铸造出来的。但那为时尚早，现代化的独裁政党（包括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这时都还没有出现。大清帝国的政治制度虽已日趋崩溃，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地方政治上的回避制还是继续有效。所以后来蒋、毛二公所搞的“党政军”一把抓的个人独裁制，还非袁之所能及。老袁只能以曾国藩、李鸿章的老办法，抓抓军。军，事实上他也不能全抓。西太后在死前，为夺其兵权，把他从北洋大臣调入军机，他也只有乖乖地交出兵权，迨西后、光绪同时死亡，以一个糊涂蛋的醇王载沣，拥一对寡妇孤儿入承大统，对老袁要报一箭之仇，袁世凯也只有抱头鼠窜而逃，不死者几希。迨朝命以足疾开缺，回籍养痾，老袁也只有磕头谢恩，跌跌爬爬而去，不敢说半个不字？这是中华帝国的制度使然。以后国共两朝，都是绝对做不到的。

可是满清大帝国的衰亡的周期已届，老袁虽按“祖制”百分之百的交出兵权，那个腐烂的王朝却找不到一个人可以照单接收。迨武昌变起，还要优诏袁某出山平乱。这个班底便又在袁氏掌握之中了。等到他养寇逼宫，取得政权，当了总统以后，这个总统如何运作，他虽然在五千年政治传统里，找不到蓝本，对新制又茫无所知，幸好他还掌握了一个如臂使指的老班底，在新的舞台上，还是可以旧调新腔随机乱弹。（“乱弹”也是旧剧目之一种，它杂糅众家不拘一格，随机应变，然终不出传统老套也。）迨帝制骤起，袁要恢复旧戏，而班底诸配角，乱弹已久，如今已分别弹出各自的名堂来，班主要旧调重弹，就很难号召全班了。

【北洋系的窝里反】

北洋系的班底的主要配角是那些人呢？简言之，从小站时期开始，文场最高领导大致以所谓“嵩山四友”：徐世昌、李经羲、张謇、赵尔巽四人为首。此四友者，经“朝议”虽比照汉初的“商山四皓”，而位隆于四皓也。他们一免跪拜称臣，二赐朝服肩舆，三为入朝赐座，四锡优厚年金（二万银元）。然此四人皆不领情。最重要的是号称相国的徐太保，时任袁政府的国务卿，筹安会出现未几，徐即称病离职。其他三人亦挂冠求去，其时袁的参政院与政事堂中，原网罗有共和复辟两派，政见相反，而一致拥袁排孙的人士甚众。赵尔巽便是复辟派的领袖，总检察长罗文干则共和派之中坚也。如今两派领导者皆纷纷求去，给袁之难堪虽多，然究无直接致命之伤害。袁也就淡然处之了。但是他们在袁氏帝制中所发生的破坏力，则无法估计了。

可是武班底的窝里反，情况就更严重了。袁之真正的实力，还是他那老北洋六镇（六师）的枪杆。这个枪杆除老袁自己紧握在手，绝不放松之外，下面能代他掌握的便是所谓“北洋三杰龙虎狗”的王士珍、段祺瑞和冯国璋了。王士珍这条“龙”，由于诸种公私原因，在军中虽声望弥高，然一直未掌握实权。迨袁有意帝制时，王事实上已告老还乡，享其儿孙之乐了。（参见上引陶菊隐著《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二册，页七○～七二。比较晚出的一手史料，如大陆上出版的文史资料，所记亦多，不备载，详史料篇。）

段祺瑞（一八六五～一九三六）、冯国璋（一八五九～一九一九），这两个一“虎”一“狗”，可不一样了。袁的看家之宝的六镇之兵，都掌握在他二人手里。袁为防制他们建立私人势力，乃把他们在六镇之中，不时调动，因此段一人在六镇之中，曾历任四镇的“统制”（师长）。袁的本意只是对其部属搞“将不专兵”的把戏，等到他们水涨船高，段变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时，袁的六镇班底，也都做了段的部属，使段氏在后来所谓“北洋军阀”系统中，威望足以号令全军的第一号大军阀。

段氏，合肥人，幼年也是老淮军眷村里的产品。李鸿章的北洋武备学堂第一届毕业后，留德，并在克鲁伯兵工厂做实习生。后来为袁罗致，成为位仅次于袁的小站元老。辛亥革命时接替冯国璋为清军前敌总指挥，兼湖广总督。终于率前敌清军将领四十余人，电迫清帝退位，成为中华民国民国的开国元勋之一，闻名国际。在袁氏替孙之后，段为袁政府中最具实力的陆军总长。袁氏戡平二次革命时，段氏摄阁。帝制之初，主将军府，兼统率处，号令三军，权倾朝野，为当时中国之第一军人。但是功高震主在袁氏看来，就成为尾大不掉，乃稍削其权而引起段的反感。加以段亦以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自许，接袁氏之班，实为顺理成章之事；做袁氏之臣，那就是降志辱身了，非大丈夫所能堪也。但段显然无反袁之心，迨工杯葛而已矣。段原与袁府的“大爷”（克定）不相容，这时克定乃乘虚而入，竟向皇父建议以王代段。袁氏误听儿言，乃命克定苦劝卧“龙”，出山代段，并于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八月底正式交接。这一来，火上加油，袁、段的关系乃发展到决裂的边缘。据松坡遗墨所示，蔡锷在潜离北京之前夕，曾与段有密谈。再据上引袁静雪的回忆，袁氏死后，遗族曾一夕数惊，因为有密报说段祺瑞要派兵来包围中南海，尽诛袁氏家人。段为此表明心迹，曾特地把老婆送来参与袁家守灵，以安袁族之心，云云。袁、段的关系发展到这种恶劣地步，袁氏帝制之失败，还需历史家多唇舌乎哉？

【曹丕不好伺候】

冯国璋和段祺瑞的故事，也大同小异。冯国璋，直隶（今河北）河间人。幼年家贫，曾在农村戏台上拉二胡伴唱为生。后从军，由于聪明而苦学，竟被保送军校，与段祺瑞同学。半途请假考科举，竟考中秀才。再考举人落第，乃回军校完成学业。后得机去日本，对日本兵制观察入微，乃被袁氏选拔，终成小站三杰中之“狗”。辛亥武汉之役，总统清军第二军，攻下汉口、汉阳、后被调返北京，统率禁卫军。禁卫军者，袁氏控制北京之八三四一部队也。有此，则袁党在北京之统治基础乃大奠。二次革命时，冯又奉调南下，与张勋攻略南京。后张军因军纪不佳他调，冯乃代张为江苏将军，驻节南京。从此地灵人杰，冯遂成为威震东南的封疆大吏。民国四年初夏，冯自梁启超口中获悉袁有改变国体、实行帝制的阴谋，乃亲往北京一探究竟，袁氏乃对他有上述“封口”之说。国璋信以为真，并为广事传播，后知被骗，乃气愤不已。因此对袁氏之背叛民国，竟不惜公开批评。弄得朝野皆知。其实冯之反对帝制的公私动机，大致与段的立场，亦不相上下。他二人除爱惜共和之外，都不无将来对袁氏接班为主的情结。而他二人对“太子”袁克定的憎恶，冯可能有甚于段。冯竟直呼克定为曹丕，并对朋友们公开诉苦说，袁大总统如果做了皇帝，“像这样的曹丕将来如何伺候得了”。（见恽宝惠《谈袁克定》，载《文史资料》总第二十六辑，页一四一。）

总之，冯、段二人，袁世凯的两大肱股也。折其一，袁氏的皇帝肯定就做不成了。两个同时罢工，袁就瘫痪了，云南起义也就是多余的了。至于黎元洪之拒绝“武义亲王”之册封，黎虽非北洋系中人，作用不大，然黎氏究系副总统，反袁形象，也是有其一定影响的。但是还是毛主席说得好，坏东西不打不倒。没个云南起义这么轰轰烈烈的来一下，袁世凯可能还不会立刻倒毙，有袁在，帝制的闹剧伊于胡底，就谁也不能胡说了。

下面再谈谈蔡锷、唐继尧和他们的云南起义。

【头角峥嵘的蔡锷】

蔡锷（一八八二～一九一六），湖南宝庆人，其家庭背景，说者异辞。云南文史资料说他家贫，“父为打铁工人”（见选辑第十辑，页九），不太可信，因为他在十三岁就考中了秀才，简直和他的老师梁启超差不多（梁成秀才时十二岁），但他和他老师康有为一样，乡试落第，未能“中举”，因而跑到长沙去进当时最时髦的“时务学堂”，做了梁启超和谭嗣同的学生，时为戊戌前一年，蔡十五岁，梁二十四岁。名师高徒，是民国史上少有的佳话。打铁工之子，似不能有此造化也。哥大所编的民国名人传，说他是富农之子，我则说他和毛泽东、刘少奇一样，是中小地主之子，大致差不多。戊戌后，蔡锷曾在上海进南洋公学，又东渡日本，一九○○年曾回国参加唐才常起义，再回日本进入日本士官学校第三期，与蒋百里同班，一九○四年毕业于士官学校骑兵科。蔡留日期间与梁启超往返甚密，并为新民丛报撰稿，可说是头角峥嵘、文武兼资。那时中国留日学生数万人，十九都在东京一带鬼混。像蔡锷这样的货真价实的留学生，实在少之又少，所以他一旦回国便为新政各界争取的对象。

蔡锷于一九○四年在日本学成返乡，在端方之下做了一阵高级教官和参谋之后，便被广西巡抚李经羲所罗致，去广西一住六年。他在广西最值得一提的工作，便是当李宗仁将军的母校的广西陆军小学的总办了。善于说故事的李公真把他早年所最崇拜的校长，说成高不可攀的“飞将军”。他说，蔡总办的骑马，可不是翻鞍上马啊。他是从马后起跑，以跳木马的方式，纵身飞跃，骑上马背啊（李宗仁那时还不知道蔡锷是日本士官学校骑兵科毕业的）。李宗仁纵使最崇拜蔡锷，最后他还是要参加个“驱蔡”的学潮，把蔡锷赶出广西。因为，据他说，当时湖南人搞“以邻为壑”，把广西当成了湖南的殖民地，所以非驱蔡不可。（见《李宗仁回忆录》第三章。）

广西人驱蔡，蔡却因祸得福。因为这时李经羲升任云贵总督，乃顺便把蔡锷带到云南去了。在云南，他不只是在“云南讲武堂”做兼任教官，教了个伟大的学生中国红军之父的朱德，并写了一部后来蒋介石也为之手不释卷的《曾胡治兵语录》，更重要的是当上了一位实际带兵官中国陆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的协统（旅长）。在他的三十七协里，他并且引进了大批留日士官毕业的晚期学弟，作为自己的班底。（参见哥大和刘绍唐所编的各种中西文蔡锷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