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第32节：中国式救市和美国式救市(5)

其一，在房价处于高位的情况下，放松信贷，强化银行资金对房地产的支持作用，容易为假按揭创造条件，加大金融领域的系统性风险。实际上，次贷危机就是由于金融机构在房价处于高位的情况下过度介入其中有关。在全世界都对由此导致的危机和灾难后果心有余悸的情况下，中国对高房价的支持行为违逆了基本的经济规律，也失去了一次宝贵的自我挤压泡沫、释放风险的机会。

其二，在房价仍处于高位的情况下，消费者不得不为买房付出更高的成本，手中应对不确定性风险的资金减少，这容易加大高房价对消费的吞噬作用，即在房屋成交量重新被激活的同时，其他领域的消费被压缩。

由于中国的房地产领域是一个高度垄断的市场，开发商对房屋具有强大的定价权，他们可以随意操纵市场、控制价格。由于没有自建房等供应渠道对开发商的垄断地位发出挑战，民众的住房需求绝大部分都不得不通过商品房市场来满足，这种无奈的现状导致中国的房价和住房供应长期被既得利益集团操纵，导致国民长期痛苦地承受既得利益集团的掠夺，沦为房奴。

福利房

在这里，还有必要提及一点：一些部委及地方政府官员有动力推高房价的另一个原因是福利房。

2010年4月，《经济观察报》等多家媒体公开报道了这样一件事：在部委大院集中的北京海淀区四道口，近两年盖起了不少新楼，有的刚刚竣工，有的正在装修，有的已装修完毕。这些新房”职工是以4500元平方米左右的价格”购买，而旁边的商品房小区每平方米的价格高达4万元。8

福利房的价格，比商品房便宜8875%！换句话说，商品房的价格是福利房的889倍！

通过媒体的报道我们知道，这种内幕购买福利房的情况就国家部委而言，颇值得玩味他们不仅对房价上涨没有丝毫痛感，还是最直接的受益者。房价上涨，这些既得利益者不仅不会感受到压力，还会分享商品房与福利房之间更高的价差这个价差越大，其卖出福利房后获得的利润越高。

这等于陷入了一个悖论当中：所有的房地产调控政策都由相关部委与地方政府执行，而他们恰恰是房价快速上涨的最大受益者：于私，他们的福利房可以卖高价，外加房地产扩张中的种种暗箱交易；于公，地价拉高财政收入提高，提升gdp，获得更多升迁机会。

房地产调控政策屡屡被化解，与此有直接关系。

我们知道，福利房是计划经济制度的产物，它是以单位福利的形式分配给个人的房，一般是以成本价卖给职工的。换句话说，福利房的价格是剔除暴利因素后最真实的价格！1998年的国发23号文中规定：”在一定时期内，国管局、中直管理局可统一组织建设经济适用住房，按建造成本价向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职工出售。”由此，成本价便成为福利分房的潜规则。当福利房与商品房的价格相差高达889倍的时候，它彻底地揭开了所谓中国房价不存在暴利的谎言，直观地衬托出房价泡沫的严重程度！

福利房严重扭曲了中国的住房保障机制。在许多低收入者还得不到最基本的住房保障的情况下，公务员得到的超福利待遇进一步挤占了公共福利的资源。

部委建造福利房的资金来源于财政收入，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截至2010年4月11日，共有35家中央部委公布了当年的部门预算，预算总额近284834亿元，而其中用于住房保障的支出就高达5853亿元。其中，农业部用于住房保障的支出最高，达到135亿元，其次为工业和信息化部，759亿元，第三名是中国气象局，753亿元9。这里所讲的住房保障支出，就是用于部委机关及部属单位按照国家政策规定为职工发放的住房公积金、提租补贴、购房补贴等支出，而非用到低收入者的保障性住房支出。

一方面是部委住房福利的过度保障，另一方面，是社会低收入者的保障严重不足。2010年，全国人大报告指出，保障性住房建设进度缓慢，截至2009年8月底仅完成投资3949亿元，完成率为236%！值得强调的是，即使这一数字也有很大水分，比如，上述部委为自己建造的福利房，一般也被列入到所谓的经济适用房当中了。这实际上意味着，作为为人民服务的公务员近水楼台先得月，使原本应该享受住房保障的低收入者的住房梦变得更加遥远。

第二部分第33节：中国式救市和美国式救市(6)

而1999年，国务院专门针对公务员人群下发了《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进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规定”从1998年底起，在京中央机关和国家机关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

遗憾的是，这些规定未得到遵守。

一方面，是调控房价的政策得不到执行，另一方面，是国家明令禁止的福利房政策被变本加厉地执行，其中暴露出的深层次问题，是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的缺位。即使关注此事的人大代表也仅仅表达一下”住房保障支出过大会让老百姓不高兴”的担忧，便再无下文。

现在重回我们要谈的主题。

2008年年底到2009年上半年，中国对房地产的拯救措施，是整个大棋局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从经济安全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救市计划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甚至不能有任何失误，必须一步成功。幸运的是，这次中国度过了最恐惧的困境至少中国自己是这样认为的。

2008年10月初，央行前副行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吴晓灵表示，中国房地产市场存在风险，政府不应人为阻止房价下跌，”如果政府人为阻止房地产价格的下跌，那么美国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

吴晓灵这句话言犹在耳，重新回过头来，我们今天面对的房地产现状，在告诉我们什么？未来的房地产趋势，又将告诉我们什么？

有一点是确切的，我相信这句清醒而理智的警告，在未来，将会被重新记起。

第二节

中国式救市（下）：拉动内需盘活死棋

政策决定趋势

在国务院公布4万亿投资计划后，我当即写了一篇题为《哪些股票已有中短期投资价值？》的博文，指出：与投资相关的股票已经具有中短期投资价值，我把水泥列在了第一位，并指出”超跌的资源类股票亦值得关注（如水泥和钢材的需求量如果增大，可能增加对相应的煤炭的需求量）”。结果，短短的两三个月时间，很多水泥类股票上涨两倍多，煤炭股也成为随后最强势的板块之一。

因为，这一切都在政府的计划中。

实际上，对于中国的股市而言，不仅趋势由政策决定，连哪个板块会走强哪个板块会走弱，也都源自于政策。不懂政策解读的人，在中国，就不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投资者。

这些是题外话。

政府要盘活死棋，要激活消费，必须让民众先有钱，而通过快速拉升股市的赚钱效应激活消费，尽管是辅助手段，却是见效最快、成本最低的选择。作为当今世界最典型的政策市，把握住了政策走向，也就把握住了中国趋势所指。

我在前面已经谈及，中国面临的是如何盘活投资、出口、消费这”三驾马车”困局的大难题。在出口下降、投资缺钱、内需不振的情况下，政府最喜欢做的是投资，而投资就需要钱，要有钱就必须激活内需，但激活内需面临着民穷的掣肘。

这听起来有点绕口，却是残酷的现实。

财政的窘迫状况到了什么程度，通过此后的一则通知不难看出。2009年11月12日，财政部下发了《关于企业加强职工福利费财务管理的通知》，规定企业为职工提供的交通、住房、通讯待遇，已经实行货币化改革的，按月按标准发放或支付的住房补贴、交通补贴或者车改补贴、通讯补贴，应当纳入职工工资总额，不再纳入职工福利费管理；尚未实行货币化改革的，企业发生的相关支出作为职工福利费管理，但根据国家有关企业住房制度改革政策的统一规定，不得再为职工购建住房。企业给职工发放的节日补助、未统一供餐而按月发放的午餐费补贴，应当纳入工资总额管理。

将企业职工的交通、住房、货币化的住房补贴等福利纳入职工工资总额，就将会导致部分职工多缴个人所得税。

连这一点小钱也考虑在内，可见，政府对资金的渴求是何等的强烈！

激活消费

在非常需要钱的大背景下，要激活内需，对政府而言，就必须让需要花钱的花更多钱，让本不需要花钱的出于对货币贬值的恐惧被动地花钱。这便是”恫吓式”消费。

第二部分第34节：中国式救市和美国式救市(7)

大家应该注意到一个细节：中国真正强力拉动内需，是在2008年次贷危机恶化之后，在此前为什么没有这样做？

我们需要从两个层面来解读这个问题：

首先，拉动内需这个词广泛地存在于社会保障不健全的国家，真正社会保障健全的国家，老百姓甚至不惜举债消费、过度消费，哪里还需要”拉动”？这是我在对几十个国家的相关数据比较后得出的结论。其实，也是根据常识就可以得出的结论：有钱谁不愿意去消费？是真的不敢消费，真的有顾虑啊！如果走进老百姓的生活就知道，他们所承担的压力是何等之大。

其次，中国在2008年次贷危机恶化以前，尽管多次提到刺激消费，但中国依靠的并不是国内的消费，而是国外的消费！这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顽疾，一个致命缺陷。所有的国家在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的时候，其国民收入分配机制都是向个人和企业倾斜的。只有中国在2003年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以后，财富分配机制依然是大幅度地向政府倾斜，由此导致民穷。相对于民穷的现状，中国生产的产品是过剩的，但是，中国过剩的产品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过度消费形成了对接，从而延缓了中国发生经济危机的时间，但这种可能造成经济危机的隐患一直存在。这同时也是次贷危机后，中国实体经济受到的冲击比欧美更严重的原因。一旦国外的消费需求下降，中国产能过剩的状况就会凸显出来，这种脆弱性是很难在短期内得到纠正的。

中国不能在2008年以前真正地出台实质性的政策去鼓励消费，另外一个顾虑是担心通货膨胀。

货币超发与低物价并存的中国之谜

我们知道，中国的货币超发现象比较严重，这种情况一般会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但中国在更多的时候保持着大量超额货币供给与低物价水平并存的状态，这种奇特的现象被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在1993年称为”中国之谜”。

其实，中国之谜一点也不难理解，庞大的超发货币一部分是被房地产、股市吸纳了，一部分是被储蓄起来了，这种购买力量没有在现实中释放出来。

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居民储蓄余额占gdp比例在2005年年末曾接近80%，个人储蓄率也达到历史高位。主要发达国家的居民储蓄余额占gdp比例大多在15%~20%之间、个人储蓄率则在5%以下。亚洲国家居民储蓄余额占gdp比例基本在30%~50%之间、个人储蓄率在10%~15%之间。

中国以世界首屈一指的高储蓄率，最终没有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储蓄”锁住”了购买力。

但是，2008年，当政府面临巨大危机的时候，当外部消费快速下滑的时候，必须激活消费，以弥补这个大缺口。这个时候拉动内需，政府已经不会太担心通货膨胀，因为，外部消费的下滑使得外部需求内需激活的双重消费拉动力量，不能集中起来爆发！

只有激活内需，才能消化过剩产能，才能为庞大的投资计划提供资金。

于是，拉动内需成为中国的头等大事。除了前面提及的房地产拉动，日常消费、汽车消费也都是重要的拉动内需。随后，人们看到了一种久违了的情景：中国的内需火山般地喷薄而起。

在货币贬值预期的压力下，人们的消费潜力瞬间释放出来。这是国际经济学界过去很少关注到的一种全新的拉动消费的模式。

汽车拉动

在房地产消费拉动之后，紧随其后的就是汽车消费拉动：

2009年1月14日，国务院审议并原则通过了《汽车产业和钢铁产业调整振兴规划》，把汽车、钢铁产业作为”国民经济重要支柱产业”，规定从2009年1月20日至12月31日，对16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减按5%征收车辆购置税。

2009年3月20日，政府又发布了《汽车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细则》，清理取消限购汽车的不合理规定，修改和完善汽车消费信贷制度，开展”汽车下乡

”，目标是保证汽车产销实现稳定增长。2009年汽车产销量力争超过1000万辆，三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0%。

第二部分第35节：中国式救市和美国式救市(8)

密密麻麻的汽车

问题是，中国的汽车产业本身就存在过剩问题。早在2006年3月，国务院就发布了《关于加快推进产能过剩行业结构调整的通知》，首次明确我国汽车业存在产能严重过剩现象。该通知发布后，国家开始提高对新建整车企业、跨产品类别投资的门槛。2006年12月26日，发改委发出《关于汽车工业结构调整意见的通知》，将汽车工业界定为结构性过剩行业，并明确列出6项应对产能过剩、加快结构调整的实施意见。

时间转到2008年，相较2006年的针对结构性过剩所出台的措施，来了个180度大转弯。

对汽车发展的鼓励政策，开出了令世界瞠目结舌的硕果。

2010年1月11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正式发布了汽车产销数据：2009年中国汽车共生产137910万辆，销售136448万辆，同比分别增长4830%和4615%。中国首次正式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新车市场。

2011年1月10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了汽车产销最新数据：2010年，汽车生产182647万辆，销售180619万辆，同比分别增长3244%和3237%。汽车产销双双超过1800万辆，稳居全球产销第一。

大力鼓励汽车消费的政策，实行短短一年后，就因为道路的拥堵不堪而进行调整：从2010年1月1日到12月31日，对16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减按75%（原为5%）的税率征收车辆购置税。2010年12月28日，财政部再次对税率进行调整，规定自2011年1月1日起，对16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统一按10%的税率征收车辆购置税。

优惠政策到此结束，因为，汽车业产能过剩的状况进一步恶化了。

2010年9月4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协调司司长陈斌指出，在地方政府的推动下，国内汽车企业的快速扩张加剧了产能过剩的风险，因此必须采取措施坚决抑制。他说，许多企业纷纷制订规模庞大的产能扩充计划，新一轮扩产潮已经开始。据调查，我国主要30家汽车企业（集团）2009年年底形成整车产能1359万辆，2015年年底规划产能3124万辆。”十二五”末期规划产能已经远远大于市场需求。陈斌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的常态。出现产能过剩是市场信号失灵，导致投资行为具有一定的盲目性。但严重的产能过剩会导致市场恶性竞争、企业经济效益下滑、工厂开工不足等一系列问题，不仅阻碍了汽车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对宏观经济发展也必将会造成很大的影响。10

盯上了农村市场

如果说住房、汽车是城市拉动内需的主力，那么，汽车下乡、家电下乡则是拉动农村消费市场的主要措施。

庞大的农村市场一直被视为中国尚未充分挖掘的有着巨大潜力的领域。

很多专家认为，中国最大的消费市场在农村。对于近7亿多的农村人口所组成的25亿个家庭来说，任何商品的普及率只要提高1个百分点，就会增加200万台以上的需求量。据测算，我国农村居民每实现1000亿元最终消费，将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2356亿元的消费需求，从而扩大工业部门的中间投入1253亿元，农业部门620亿元，第三产业478亿元。另据有关专家测算，农村人口每增加1元的消费支出，将对整个国民经济带来2元的消费需求。

农村的这个市场的确很诱人。

但是，农村的市场并不是轻易能够拉动的。农村的人均收入不到城镇居民的13，但根据国家统计局近年来公布的cpi数据来看，农村的物价涨幅超过城镇。

而且，农村的公共投入远远少于城市。

2011年两会时，全国人大代表、国务院参事、全国人大教科文卫专委会委员马力介绍说，根据测算，中国农村和城市福利待遇人均相差33万元。一般来讲大城市是50万以上，中小城市是十几万。

人均收入、公共投入和福利待遇这三大因素制约了农民的消费能力。

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75元，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98%；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153元，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85%。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相当于城镇人均收入的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