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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第36节：中国式救市和美国式救市(9)

2010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109元，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78%；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919元，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109%。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相当于城镇人均收入的309%。

我们不妨看一下，一个农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只有5919元，平均每个月49325元，除去日常的基本开支，能够支配的资金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如果家里有重病人，或者有孩子上学，其消费能力更是将被吞噬殆尽。如果他们有钱，还需要鼓励他们消费吗？还需要”拉”吗？

在拉内需背后，是一种悲凉的现实，是中国必须正视的民生问题。

农村居民在改革开放后，只在最初的几年享受到了发展的成果。后来，在农业补贴工业路线及拆迁的利益转移过程中，农民在财富分配中明显处于劣势。虽然中国不再对农民开征农业税，但仅农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这一条，就足以把减税的好处给稀释掉。

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时候，我更相信，真实调查的数据，比任何机构公布的数据都更有说服力。

尽管如此，在2008年次贷危机恶化的情况下，必须让农民拿出辛辛苦苦积攒的血汗钱消费，以盘活整个棋局。

汽车下乡、家电下乡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全面展开。

汽车和家电下乡消化库存

汽车下乡：国务院在2009年1月14日公布的《汽车行业调整振兴规划》中提出，从2009年3月1日到12月31日，国家将安排50亿元，对农民报废三轮汽车、换购轻型载货车及购买13升以下排量的微型客车等，给予一次性财政补贴。

家电下乡：2007年，财政部、商务部提出了财政补贴促进家电下乡的政策思路。自2007年12月起在山东、河南、四川、青岛三省一市进行了家电下乡试点。

随着次贷危机的恶化，为了尽快拉动内需，消化库存，盘活大棋局，财政部、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了《关于全国推广家电下乡工作的通知》，规定从2009年2月1日起，家电下乡在原来14个省市的基础上，开始向全国推广，产品也从过去的4个增到8个，除了之前推出的”彩电、冰箱、手机、洗衣机”之外，又新增了摩托车、电脑、热水器和空调。它们和彩电等产品同样享受国家13%的补贴。各个省市可以根据各地区不同的需求在这四个产品中选择两个进行推广。

家电下乡的目的并不仅限于让农民百姓用上电器那么简单！如果他们手中有钱，到县城的路费也花不了几个钱，更何况，乡镇商店都可以买到。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家电下乡的目的在于消化积压的库存产品，化解产品过剩压力。

2008年11月，商务部副部长傅自应指出，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家电生产国和出口国，彩电、冰箱、洗衣机、手机产量均居世界第一。2007年这四类产品累计出口579亿美元，出口依存度约50%，产能过剩严重。特别是2008年以来，随着生产成本上升、人民币汇率升值、能源原材料涨价等因素影响，家电出口受到了很大制约，不少企业已经出现利润下降甚至亏损……国内城市市场接近饱和，这就亟须通过启动农村市场消化过剩产能。”家电下乡”政策把对出口的调控政策转向启动农村市场，不仅为企业调整产品结构、提高品牌影响力拓展了空间，还有利于消化家电行业过剩产能，扭转企业效益普遍下滑的势头……初步测算，连续四年在全国农村对彩电、冰箱、洗衣机、手机四类农民需求量大的产品实施”家电下乡”，平均每年可拉动农村家电销售超过1500亿元，带动农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约25个百分点，相当于20%左右的出口能力，可以基本消化这些产品的过剩产能。

”可以基本消化这些产品的过剩产能”显然是达到了有关部门预期中的效果。

但是，这种拉动同样是消耗性的，在农村原本社会保障机制都不健全，公共设施又严重滞后于城市的情况下（比如，在我的出生地，由于道路泥泞，每家须拿出3000多元钱把路修好这相当于一个家庭半年多的收入，我们家乡很穷。这种情况在城市则是完全由政府解决的），中国的这种拉动政策只能成功而不能失败没有任何承受失败的能力，因为一旦失败，原本脆弱的农村保障体系就会因消耗农民仅有的存量财富导致的自保能力下降而变得更加脆弱，农民的抗风险能力会进一步降低。

第二部分第37节：中国式救市和美国式救市(10)

风险恰恰隐藏于此。

很多人不了解，在中国拯救经济，使经济取得”率先复苏”的成绩背后，是一种怎样的冒险。对于这种危险性，只有对农民的疾苦有着深刻了解的人才能感悟得到。

农村这个市场总是被迫承担着一些特殊的使命。汽车下乡、家电下乡，承担着消化库存、拉动内需的重任，而新农村建设实施后，很多地方政府禁止农民自建住房，而是购买政府统一建造的房屋。这实际上让农民承担了吸纳超发货币的使命，或者说，住房货币化向农村延伸了。

劣质品之害

现在，重回家电下乡这个话题。

家电下乡消耗掉的不仅仅是农民原本脆弱的购买力，同时，也有商家和有关部门的信誉。在家电下乡过程中，一些不良商家乘机把积压商品、过时淘汰的商品甚至翻新的商品或者”山寨”产品卖给农民，有的商家则提高售价，农民买到的补贴价格远高于城市。

不妨看一则《广州日报》刊发的报道：2009年12月初，中国消费者协会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家电下乡产品维修比例高达126%，相当于每8件家电下乡产品中就有1件出现过维修。”这意味着什么呢？美的集团副总裁黄晓明向媒体透露，行业内的维修率，空调产品大概是075%，冰箱108%，洗衣机059%，如果家电下乡的产品维修率达到126%，”那就反映出家电下乡的产品质量是有问题的，是非常不合理的”。该报还举了一个具体例子：秦小姐8月份购买了一台家电下乡的冰箱，”但使用不到两个月，就出现冷藏室结冰的现象”。令秦小姐更为气愤的是，维修人员两次上门维修都是匆忙走过场，”根本无心帮你修”，”最后投诉到监管部门才真正修好”。

中国的绝大部分农民是非常艰辛、非常淳朴的，一些不良商家的不诚信做法，给他们造成的伤害是令他们刻骨铭心的，毕竟，农民尤其贫困地区的农民挣点钱实在太难了！

欺骗的结果是农民用脚投票。陕西省商务厅的数据显示，2008年12月16日至1月4日20天时间内，陕西省”家电下乡”共卖出370台家电，平均一天只能卖掉不到20台家电产品。别说陕西全省，即便是按照西安市的设想，几百台的起点都太低了。

我们必须认识到，人骨子里都有消费的欲望和动力，消费从来都是不需要外力去拉的。很多人之所以不敢消费，根源在于他必须用储蓄来应对社会保障缺位的风险！

中国要想真正拉动内需，必须改变目前的财富分配格局，走民富路线，增加民众的收入、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对于庞大的农村市场而言，要启动这个潜力无穷的市场，也必须以增加农民的收入，建立起系统的社会保障机制为前提。

同时，也必须让农民有利益诉求渠道，拥有更畅通的发言权。

农民话语权的缺失

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当今各种强势利益集团崛起，弱者的话语权被削弱。甚至，在他们利益受损的情况下，也很难通过高成本的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更多的是走上充满艰辛的上访之路，期待上级给予解决。

我们不妨看一组数据：

1978年时，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是257∶1，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这一比例逐步降低，到1983年降到最低点182∶1，此后城乡收入差距又有所扩大。1990年城乡收入比为22∶1，1995年为271∶1。到2010年，两者的差距为323∶1。

1993年后，为何会突然成为一个影响农民收入变化的分水岭？

仅从利益诉求渠道这个因素来说，是因为这一年之后，农民的话语权被弱化了。以农民在全国人大代表中的比例为例：在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农民占代表比例为294%，第七届时还占23%，到第八届（从1993年起）时降为94%，第九届降到8%，第十届为84%。我国农民的收入变化与其在人大代表中所占比例竟然有着如此惊人的趋同性！

农民在人大代表中的比例降低，使得农民的话语权呈现出明显的弱势。尤其是在我国民主政治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强势的声音更容易对相关政策产生直接影响。

第二部分第38节：中国式救市和美国式救市(11)

数据表明，恰恰是从1993年以后，我国农用生产资料价格快速上涨。仅1995年一年国产尿素价格就比上年上涨50%，农药上涨18%，农膜上涨31%，而农业产品价格上涨的比例却非常之低。农工产品的”剪刀差”迅速扩大，到1994年时，已经达到670亿元，如果算上农业和乡镇企业上缴的税收，数额更大。

从表面上来看，农民只是生产资料涨价的承受者，而从实质上来看，则是农民为城市工业的发展承担成本，即通过损耗农民的利益来维持城市工业的快速发展。倘若农民在相关政策讨论的过程中，能有足够的利益诉求渠道，由于政策倾向性导致的”剪刀差”问题还能存在那么多年吗？有人认为，取消农业税后，我国农村的发展会有一个新的历史机遇。但是，取消农业税给农民带来的好处，很快被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快速上涨所吞噬。而且，同样由于农民话语权太弱的缘故，这些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

农民话语权的削弱，也影响到了农村公共产品的质量和数量。相关数据表明，城乡之间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差距平均至少在15年以上。由于公共投入不足，农村居民要付出更大的负担。比如教育，财政对农村教育的投资不足全国教育投入的14，导致农村不少贫困家庭子女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医疗方面的差异更为明显。尽管我国农村人口远远多于城市人口，但是，对农村医疗卫生投入一度不足城市的16，因病陷于贫困或生病无钱治疗的状况在经济落后地区非常普遍。

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政治对经济发展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是无可替代的。新农村建设，如果没有农民参政能力的提升是很难达到预期目的的。

当然，人大的作用对财富分配格局的影响，并没有如此重大。我写出这一点只是希望抛砖引玉，希望人们从各自的角度，关注”三农”问题，为弱势者呼吁。从古到今，这何尝不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应尽的义务和应遵守的本分呢？

强拉内需的风险

当恫吓式消费拉起内需，更重要的是，庞大的信贷投放、政府高价卖地和征收税费取得的收入，让政府手中积累起了用于大规模投资的资本。

中国由此解开了一个死局，但因此种下的隐患并不比之前少。诚如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小年所言，由结构失衡引起的经济危机远未结束，由政府花钱、银行放贷支撑起来的强劲复苏恐怕很难持续，因为政府不可能这样持续花钱，银行也不可能永远这样放贷。国民经济最重要的部分居民消费长期被忽视，如果不能有效促进居民消费，中国经济中长期复苏也无法实现。

但是，人往往更容易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而忘记其他所有的一切哪怕面对的只是感觉中的胜利，而非实质性的或长久性的胜利。

政府投资扩大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政府负债大幅增加，尤其是地方政府的债务由于不透明，游离于监管和公众视野之外，构成一个巨大的无底洞，这种隐患是当下很多人所难以理解的。当中国的债务与美国的庞大债务在节点上形成某种联系，就意味着狙击点的形成。中国将为此付出代价。

那么，美国是如何救市的呢？如果对这种区别非常了解，那么，未来趋势的发展，在您心目中，就会变得渐渐明了。

第三节

美国救市三部曲（上）：自保

上面两节，对中国的政策逻辑思路进行了简单的介绍，现在，我们以美国为例，看其引领经济复苏的思路和逻辑关系是什么这些非常重要，只有了解这一大前提，才能更清晰地理解本人所阐述的趋势的因果关系。

良性医治，复苏经济的三大选择

人生病医治，有中西医的区别。中医一般疗效慢，但副作用小、除根。西医中的一些疗法，比如打抗生素，疗效快，但很多时候治标不治本，而且，副作用大。因此，在西方不少国家，对抗生素的管理比枪支弹药都严，而在中国，抗生素是医生最喜欢用的，效果立竿见影，特容易显出医生的”水平”。但抗生素使用的泛滥，不仅导致很多人的免疫力、抵抗力下降，而且埋下了一系列损害人类健康的祸端。

第二部分第39节：中国式救市和美国式救市(12)

做经济，与此对比何其相像！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知道，中国在次贷危机中率先复苏，是冒着巨大风险的，因为，中国未能在危机中尽快建立起社会保障机制，而且，中国的增长力量很大程度上源于对现有财富的集中消耗。一旦失败，后果不堪设想。因为，中国要破解的是一盘死局：三驾马车同时停滞的死局。

中国的软肋依然非常明显。

那么，美国是如何拯救其经济的呢？

认清这一点，不仅可以让我们清楚地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也能明白未来棋局安排中的一些必然性。

一个国家在面对经济危机时，无外乎三种选择：自保、转嫁危机和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应该是内生性的，是创造新的财富的。

在经济危机发生时，自保是第一重要的。纵观历次战争、博弈或者危机，美国人无不把自我保护放在第一位。善于保全自己者，才是真正的智者、强者。无论是小布什还是奥巴马执政，美国的大战略思维始终是延续的。

在历次货币战争中，美国之所以屡战屡胜，与其缜密、严谨、周全、系统的自我保护机制不无关系。

我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大战略与小阴谋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一个国家之所以能够成为强国，绝对不在于它是否会耍阴谋，小的伎俩只能在某一小的阶段有用。强国的建立绝对靠的不是阴谋，而是在共同价值观、信仰、道德、伦理等基础上构建起来的凝聚力、创新力和蓬勃向上的活力。在这一前提下，它所有的规划、策略都是公开的。这是必须要强调的。在大国博弈中，立场和大策略是公开的，任何一方都有取胜的可能。

我还需要强调的是，我们不应该简单地对对手报以仇恨。仇恨是对自我的一种贬低，是一种低姿态。人往往在战胜不了对手的时候充满仇恨，通过仇恨进行自我逃避。仇恨没有任何意义，只会掩盖真正的敌人。只有向强者学习，才能提高博弈中的胜率，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强者。更进一步，只有懂得欣赏和学习敌人优点的人，才能真正完胜敌人！诚如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所说：”我不在乎敌人的意图，我只在乎他们的实力。”在中国这种逢美必反的状态下，我们连对方的优点都看不到，遑论虚心向它学习啊！倒是对手通过向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的学习，不断修正和完善自己，不断增强自身实力，成为独一无二的超级强国。

从自保到社会保障

自保的核心就是首先强化社会保障。事实上，现在比较成熟的社会机制就起源于危机。1878~187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发生后，1881年11月17日，俾斯麦建议德国皇帝威廉一世颁布了《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险的皇帝诏书》：工人在患病、发生事故、伤残和老年经济困难时应该受到保障，他们有权要求救济，工人保障应由工人自行管理。

1929~1932年，世界范围内经济危机成为发达国家建立社保制度的第一个高峰，第二次世界大战则成为第二个高峰。

次贷危机发生后，美国首先就是自保，扩大救济范围，延长救济时间。

2008年11月20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延长失业救济领取期限的议案，将把失业保险领取期限延长7周，而对于失业率超过6%的州，将把失业保险领取期限延长13周。过去，美国失业者可领取为期26周、人均每周300美元的失业救济。新法案这一措施令数百万人受益，但随着经济危机的深化，联邦和州政府的财政负担也越来越重。

美国总统奥巴马为了更好地做好社会保障，美国在这方面的开支之大，令人感叹！在2009年美国联邦和州及地方政府开支中，退休金和社会福利及医疗保障的开支在总支出中的占比高达56%！

有必要提及的是，在美国，社会医疗保障开支和医疗开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仅仅是指医疗救济保障支出，近年来一般占美国财政支出的16%左右，而后者则是指整个社会为医疗而付出的费用，每年高达2万亿美元，一般占美国gdp的17%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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