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风雪人间】

一、意外的判决

一九五八年初，我和陈明过了一个十分寂寞而凄凉的春节。没有客人来，没有酒，也没有花。孩子们都在莫斯科念书，他们在做什么？在想什么？在他们受伤的心头，该紧贴着可怜的妈妈的相片吧。风暴总算过去了，可是人还在风雨中飘零。受惊了的、撕碎了的心魂日夜不宁；人该从梦中惊醒，但好像还在没完没了的噩梦之中。多福巷十六

号小小的四合院冷落到只剩一个王姐(当年丁玲家雇佣的保姆)还伴着我们，现在这里离“福”太远太远，一切可以令人高兴的思绪都已远远离去。我和陈明在繁华热闹、鞭炮齐鸣的北京城里，在摇曳的灯光下，度过了一个十分寂寞而凄凉的春节。

春节刚过几天，文化部电影局北京电影制片厂突然来了通知，通知对陈明的判决：撤销级别，保留厂籍，下放到黑龙江密山农场监督劳动；三天后去东郊双桥农场报到，候命出发。命令来得太突然了，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事。在那面红耳赤、唾沫四溅、辱骂横飞乱哄哄的日子里，原来我们早已下定决心，要到东北伊春林区去，或者到贵阳的深山去，我们作了充分的精神准备，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下火海、上刀山，我们都无所畏惧，我们都勇于担当，我们两个都在一起。现在怎能把我们俩分开呢？而且是在这种情况下的生离呢？我们一时都呆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沉默了许久，陈明才说：“这是不可能的。这种时候我不应该离开你，你不能没有我，不能一个人留在这里。我要找作家协会，让他们知道。看他们如何安排。”但我却冷漠地答道：“不必了。我们不向人乞求怜悯。你尽管去黑龙江吧，对我你应该放心！我一定会咬紧牙关，忍受一切。”

在陈明准备出发的三天里，我们互相规定：“不流眼泪，不唉声叹气，振作精神，面对未来。”这真是“重新做人呀”！让新的生活早日开始吧，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要顶住，我们能顶住。我们将像青年时代投奔革命那样，蔑视这时加在身上的一切，傲然踩着为我们设置的荆棘、刀尖昂首前进。让他们弹冠相庆吧，我们相许我们将信守共产党员的信仰、道德，开辟自己的新路，同心协力，相扶相助，在祖国北疆凛冽的寒气下共同呼吸。相爱的人儿呵！我们不忍分离，却又坚决分离。我们盼望重聚，而且坚信一定能重聚。但何时才能重聚呢？

二月中旬，我们在多福巷十六号的大门口分手了，留下了无尽的思念与回忆。我还在恍惚之中，三八节那天，陈明在去黑龙江的前夕，忽然回家来看我了。王姐不在家，是我去开大门的，我几乎晕倒在门边。这奇迹真是从天上落下来的。我们在暖和的小院里携手踱着步子，阳光洒在我们身上。我们又紧紧偎坐在屋里的长沙发上，翻看新近合拍的一张相片，那是特为纪念这不平常的分离而拍的，我们原不缺少欢乐，可是在这张照片里我们却显得沉默、忧郁，事情对我们太严峻了啊！我们好像是久别重逢，彼此有说不完的话和藏在这些轻言细语后边的无限的担心。但我们都强压着内心的悲痛，谁也不去触着那入骨的伤痕。短暂的会晤之后，即刻就又要分离了，何年何时能够再聚呵？我们只希望我们的离情能把时间拉住。

天黑了。陈明要走了，同伴顺路来邀他同行，我用同情的眼光看着这个同伴，想着他美丽的情人。“有情人终成眷属”。但有情人却要无尽期地远远分离了。这分离使人断魂，断魂处只有心儿才知道啊。

二、寂居

三月过去了，四月来了。院子里的丁香海棠绽出了绿叶，绿叶中还含着一点深红深紫。春天来了，春风吹进了小院。天天盼望着陈明的来信，却是这样渺茫。他还是经过哈尔滨时从车站来过一封信。现在，他到了什么地方呢？四月里的北大荒，该有一点春的气息吧？我有点想他，却更担心他。我想只要条件允许，他一定会来信的；现实真会残酷到不只是山河远隔，也还要鸿雁不通吗？我的公务员夏更起离开我更早。他在五七年九十月间批判会开得热闹的时候就被调离回机关去了。他跟随我们已六七年，生活在一起比儿女更亲近：我记得风暴刚开始，那天我便对他说：“更起，我们都犯‘错误’了。你要相信党，一切要听党的，不要同情我们。生活应该自己注意，你已不是小孩子了。”他原是河北老解放区农村出来的小孩子，全国解放不久，他到作协机关，派到我这里。他很单纯、聪明，刻苦上进。在我这里工作，夜间进补习学校，离开我们时，他已具有高中的文化水平了。听到我们的话，他什么都不说，只是一个劲儿哭泣，有两天眼睛都肿了。我们心里难受，却无法安慰他。这年七月祖林(丁玲的儿子)从苏联回国度暑假，趁便去上海参观造船厂，正当《人民日报》公开报道批

斗我们的惊人新闻，他从南方回北京。我们不忍心他为我们承担痛苦，便替他买了飞机票，让他赶快离京飞回苏联学校。那时夏更起是多么地对他充满同情，陪他去飞机场，同他一道在机场等待起飞。这以后他每天小心陪伴着我们，悄声地亲切地说话。再过一阵，我明白，他可能有了监视我们的任务，他不得不向组织上报告我们的一些行动。我在大会上听到了一些对我生活上的挑剔和指责：如我因连日听会头痛、胸闷、喘不过气，陈明带我去游人较少的北海公园后门散了一次步。又如因我两天两夜没有合眼，还要支撑着去参加批斗会，陈明叫更起给我买过一次一钱重的西洋参。我们明白了，我们并不怪他，他得接受这个任务。他怎能拒绝说不呢？但我还是很难受的，因为他正考取了北京化工学院，而不愿意去报到入学。我们问他的理由，他说怀疑自己有肺病，学化学不适宜。但我们却认为这可能是借口，真正的原因是经济问题。因为他去上大学是离职学习，便没有了收入。如按过去正常情况，我们在经济上可以帮助他，但现在不行了，他得同我们划清界线，他不会接受我们的帮助了。我也就不能像早先那样能够接济他，向他提建议了。这不久，我便向机关提出，我不要公务员了。我并不是怕有人监视我，我们没有什么行为是见不得人的。我是替公务员着想，如果谁还跟着我这个“反党分子”，那是他的耻辱，他将因此在人前抬不起头，伸不直腰，甚至会洗刷不清自己的。我只能忍心看着他调回机关，看着他放弃已经考取了的大学专业，而且也模糊地预见到他的前途。这孩子虽然日渐长大了，却是一个多么忠厚朴实的年轻人呵！

现在一个小小的四合院，只剩下王姐和我，显得十分空阔。没有来客，用不着有人听门。电话机如同虚设，等着机关派人来拆走。剩下几盆花，寂寂寞寞自个儿开着。太阳虽然仍旧照射，却失去了往日的光辉；月亮更是冷冷清清。春天的白曰原来就长，可是夜晚也不觉得短。用什么打发这漫长白昼和思绪万千的长夜呢？人可以烦闷，可以忧郁，可以愤怒，可以反抗，可以嚶嚶啜泣，可以长歌代哭……就是不能言不由衷！不能像一只癞蛤蟆似的咕咕地叫着自己不愿意听的虚伪的声音。安徒生写过一篇童话，说一个公主被妖法制住了，变成一个癞蛤蟆，整天咕咕地叫，只有到夜晚，才能恢复她原来真实的样子，一个美丽的公主。我不是美丽的公主，但我是人，是一个有尊严的人，是一个认真的共产党人，我怎么能挂着一张癞蛤蟆的皮，日夜咕咕地叫，说着不是我自己心里的话？我得承认我是“反党的”，是“反社会主义的”，是“反毛主席的”。天呵！我的确没有反过，从来也没有反过。但有人咬定这么说，我就得跟着说，心里不愿，但嘴上得承认。我心里想我可以死，就是死我也不承认，但我却不能“顽抗到底”。我到底害怕什么呢？我到底还能相信谁呢？我只有相信党，我想总有一天党会搞清楚的。我一定要等到这一天，我应该活着耐心等到这一天。我虽然有过迷茫，但是我想来想去，许多熟悉的身影在我

眼前显现，许多亲切的声音在耳旁回响。我不能相信，我们的党中央，我们一千二百万党员中，亿万人民中，真的就没有一个人能尊重事实，肯为丁玲说句公道话吗？我想，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组成的，我坚决不能相信，创造过空前业绩的千万个党员和人民群众竟是那样盲目轻信，一定要把一个自己的战友说成是反党分子。我相信总有一天，历史会作出证明，人民要做出裁决。我应该不必羞惭，我应该无所畏惧，只能相信群众，相信自己，扫清迷茫，坚定不移地活下去，承担苦难，做一个共产党员该做的，继续用自己的言行，谱写为人民的一生。

三、悲伤

陈明走后，我整天埋头在一些异邦异域的文学作品中，日夜同一些非洲人、印第安人、开发美洲的白种人相处，让奇怪的故事、陌生的风俗，和难以理解的道德伦理观念，充塞我这摇摇欲坠的灵魂。人要习惯在寂寞中、孤独中、耻辱中熬炼，熬炼出一副钢铁的意志，和一颗对自己也要残酷无情的铁石心肠才行啊！

清明节到了。我去西郊万安公墓凭吊我的母亲。五年了，亲爱的妈妈，你离开我们五年了。五年中我经常哀悼你去世得太早，后悔我对你的照顾不够。你奋斗的一生经常使我和熟悉的朋友们敬重。你经历的艰难困苦永远使我痛惜和怀念。你赐予我的母爱，是我的幸福。全国解放以来，我多么希望你能多活几年，享受你一生流离中很少得到的平静温暖的晚年。可是现在，我站在你墓前的枯树下，低着头，含着眼泪，深深感到，妈妈，你死得正是时候呵！你是否预感到船将下沉，便弃我们而去？我常常想你临终时，我们不在你的身边，你已经说不出话的时候，你到底在想些什么？你一定会想到：“冰之现在不在面前也好。”你总是为我着想，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有一点点知觉的时候，总还是要想到我，并且一定还为我着想。现在我却怀疑了，你是否是在想：“我顾不得你们了。我死了也好。”妈妈呵，母亲，你真死得是时候，如果现在你还活着，你将怎样面对这些残酷的现实！你再伟大，你决不能承认你的女儿是反党的。你再坚强，也不能心平气和地分担我的痛苦，排解你的疑团。你的依赖被粉碎，你的感情被蹂躏。母亲呵，母亲！你看，现在我伫立在你的墓前，却想到你幸而早死。这是多么荒谬的逻辑。这是多么刻骨人髓的苦痛呵！

《在严寒的日子里》是我朝夕爱抚的宠儿。从一九四七年在阜平乡下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时，我就开始构思。一九五。年准备动笔。可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文艺界的许多工作，占据了我的时间，到了一九五三年，母亲不幸病故，中央文学研究所改组为文学讲习所，改由田间同志等负责；《文艺报》、《人民文学》的主编先后换人，我才落得无官一身轻。一九五三年冬天，我回到桑千河，走访了好几个村庄。一九五四年我又去桑干河，见到了许多熟人。这年夏天我躲在安徽黄山，写出了开头的五万字。到了六七月，便奉召回北京，参加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接着便是文艺界批评《红楼梦研究》问题，又由此引起了对《文艺报》的批判检查，山雨欲来风满楼，文艺界开了几次大会，牵连到《文艺报》初期的主编我。有人指责《文艺报》是独立王国，有人批判《文艺报》初期犯了路线错误等。那时我一心要写长篇，实在倦于这些过左的和在人事上杂有派性的争论，最后我勉强写了一个书面检讨过关。一九五五年春天，我离开北京，躲到无锡，一心修改并继续写作，长篇才得八万字，这时又发生了胡风事件。我先到上海，不久又被召回北京，反胡之风刮到了作家协会。先是零敲碎打了几个同志之后，接着便是来势汹汹地层开了追杏一封写给党中央的所谓反革命的匿名信，稍事迂回，便牵扯到我。连续的大会、小会，有人点火，有人唱和。到了一九五五年底，煞有介事地便有了一个所谓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于是《在严寒的日子里》八万字的手稿被封闭在抽屉里，至今两年多了。稿纸都焦黄了。我为这长篇所构思的人物档案、地形、村落、房舍、果园、山坡、河流等等的设计草图，连同一些读者来信，对一九五六年发表的前八章(约四万字)的一些意见，都锁在一个小的铁皮箱里，我常把它取出来反复翻阅。最使我难忘的是那些在我脑子里翱翔的人物，他们常常对我微笑，对我投来热烈的目光。“我们在等着咧，怎么你还不把我们介绍给读者？”这两年来，他们眼睛瞪着我，诧异我为什么不动笔。他们，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呼喚是多么地缓解了我现在的愁怀。我要压制眼前的一切的烦恼，打扫心情，理出思路，用心地把他们塑造。呵！亲爱的朋友呵！我知道，人民需要你们。你们一定要在人民中经历风险，在战斗中成长。现在某些人剥夺了我的写作权利，宣判我政治生命的死亡，但是我没有权力，也不忍心扼杀你们。我将怎样排除这挤压着我的千斤重担，全身心地拥抱你们，把你们奉献给人民呢？寂寞、愁苦、耻辱，使我的心灵都萎缩了，一点生机、激情都窒息了，枯干了，失去了颜色。我将从何处再得到滋润，得到一丝阳光、一缕清新空气呢？现在只有你，《在严寒的日子里》还可以治疗我心灵的创伤。可是，我将从哪里得到力量来征服我面临的灾难性的障碍呢？真是“泪眼睨天，雨来天半”，万里长空只有濛濛的迷雾一片。

四、火柴

安徒生写过一篇童话：《一个卖火柴的姑娘》。在大雪严寒的夜里，在雪白寂静的街头，人们都围聚在温暖如春的家里过圣诞节。这个小姑娘的火柴卖不出去，又冷又饿。她蹲在街头墙角，划一根火柴来温暖一下她的手。火柴给了她热，也给了她希望，她在火柴的微光中看见了她想望已久、美丽的世界。她得到了勇气，得到了安慰……

陈明来信告诉我，说王震同志到了他们那里，宝清县境的八五三农场，去他们那个队看望大家。他们那个队都是从北京去的，绝大部分是国务院一些直属单位的所谓“右派分子”，大约有一百多人，绝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干部，有的是党员，有的是民主人士。还有一些是跟着党走，在党的哺育下长大的青年。这些人的年龄大都在三十至四十左右，正在有为之年，如今却背着黑锅，来到边疆，在体力劳动中锻炼、改造自己的思想，很多人都是强忍悲痛，抛妻别子，还要用种种设想、种种方法，说服自己，打通思想，接受这种处理，到北大荒“监督劳动”。他们大都撤销了原来的级别，停发工资，按农场新农工待遇，每月一律只拿二十八元。不过，人民政府有一条补充规定，这些人的家庭生活如果确有困难，原来靠其赡养的直系亲属，每月可以按人补足八元钱的生活费。这些人的思想从表面看，自然不能没有区别，从内心来说，就更难知深浅了。大家临时凑在一起，谁对谁在短时期内还能做到彼此同情，互相鼓励；但是否真正能披心沥胆，以诚相见？在风暴之后，恐怕谁都会心有余悸，一切以少说为佳。但有一点，他们绝大部分都积极劳动，勤奋学习，遵守纪律，循规蹈矩，不乱说乱动，给农场负责人的最初印象是好的。陈明也许是其中最单纯的一个。他每封来信都以愉快的心情描述他怎样参加新的艰苦劳动和严格的纪律生活。他根本没有觉得什么不自由，他在冰天雪地里劳动感到无限的乐趣。我很了解，他这样并不是为了安慰我，而是有其历史根源的。

他还告诉我一件十分兴奋的事。他说王震同志冒着春寒去到他们那个队，他们还住在才搭起的马架子里。王震同志对他们大家说：“我是来看你们的，是来和你们交朋友的，你们要不要呀？”“共产党准许人犯错误，人总是会犯错误的；错了就改，改了就好了。”“一个人有时右了，有什么了不起呢？右了还能左的嘛。我替你们这个新建点取个名字，叫做‘向左村’，好不好？”

这一席话正是寒夜里的火柴，给在冰天雪地里的人们以温暖，给人们以光明，令人从一点微微的温暖里感受到人世间的炽热的感情；从微弱的一线光亮中，看到了伟大的母亲，看到了党；从点滴的希望中，就能积蓄起坚定的无坚不摧的力量。

王震同志，这火柴是你划亮的；你这一席话，便是你那一份多情。你自己也许说过就忘了，你没有在意。可是在那个时候，在那种处境中，你这几句话，有千斤重、万斤重啊，你是真正代表了党嘛，人们都为此整夜不能合眼。一群踟蹰在茫茫愁海中的脆弱的灵魂，就因为你这一席话，你点燃的一根火柴，而振奋起生命的双翅，在暴风雪中翱翔，冲破层层乌云，沐浴在自由的蓝天之上。啊！一根划亮了的火柴。

陈明用最激动的感情描述了这一次的会见。而且王震同志向他问起了我。陈明把我也打算去北大荒的想法讲了，并且企望得到他的支持。王震同志一口说：“好嘛。她来，我同意。”火柴！我已感到你的温热了，我一定要飞到那寒冷的北大荒去。

五、何去何从

邵荃麟同志，当年作协的党组书记曾经告诉我：“对你的处分是按右派分子的第六类处理。冯雪峰也是按右派分子第六类处理，这是在政治协商会议小组会上讨论过的。你可以不下去劳动，分配工作，也可以留在北京，从事研究或写作，稍微降低或者保留原工资……像雪峰，大概仍将留在文学出版社，参加《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他个人意见，我“也可仍旧留在北京写作，过一段时间再把陈明从东北调回来”。听了这些，我的确心动了。如果真像他这样说，我全心全意从事《在严寒的日子里》的写作，这一件心事总算可以了结，这正是我多年来一桩没有完成的心愿。可是，他个人的这番好心，能够获得另外的权威人士的恩准吗？我实在不敢有这样的奢望。同时，我想，我能不能在这热闹的城市，而又远离这里的一切，孤家寡人，独自一个人关在房子里，致力于一本书的写作呢？自然，为了写作，一个时期摆脱一些杂务，是需要的。但现在是什么处境？是在什么条件下写作？我是脸上刺有字，头上戴有帽子，是走不出大门，见不得人的人。我同一切人、一切生活之间竖立了一堵高墙。我被描绘成一个丑陋的怪物，任人指点，任人笑骂，千夫所指，众口一词，这种处境，我怎么生活下去？怎么有心情创作？！怎么能保持宁静的心情？！

另外，我们原来曾有过一个想望。在我的书桌上摆着当年从《人民画报》上剪下来的图片，和从报纸上剪辑下来的文字资料。这些可爱的风光，和可爱的生活记录，都来自我们曾醉心已久的那些原始森林。那里大树参天，丛林蔽曰，在深邃的绿色世界里，这里，那里，透露出几缕耀眼的阳光。阳光下，小鹿跳跃，溪水低吟，听婉转鸟语，看松鼠跳跃，闻青草的芬芳，采艳丽的花朵，领略大自然的雄伟，萌发无穷的生命之力。这些全是有关东北小兴安岭、伊春林城的报道。我真愿奔赴那云烟深处，洗涤我内心的烦忧。我愿意竭力描写山林里伐木人的豪情，那与天地共存、和日月争辉的新的浪漫豪迈的生活。陈明走后，我曾经把我这些期望向作家协会党组反映，请求准许我离开这灰暗的环境去另辟一条道路，即使荆棘丛生，山石拦路，我决心要踩出一条小道，或者还会是一条康庄大道。我应该站立在光天化曰之下，应该有所作为！但答复是，我独自一个女人是不能去那个地方的。他们似乎十分关心照顾我，说以我的年龄、我的身体去那种地方不相宜；但是也说，将再考虑我的要求。

此外，新的一条路也摆在我面前。陈明已经顺利到达北大荒。他依然是那末乐观，他总是能发现生活中的美丽，他总是有无穷的力量，他把新的充满了生气的宇宙展现在我面前。他把那四月的飞雪描写成迷人的画图，把他们创建新生活的劳动，在冰天雪地里伐木、打井、化冰煮饭、平地盖房，写得如火如荼。北大荒的广阔的草原、起伏的山峦是如此诱人的。那些人，包括他自己，都在向地球开战，征服自然。一个共产党员随时随地都是真正的战士，能上能下，能与人民共患难，同安乐。他把周围那些人都写得真正可爱，对生活，对人，都是情意深长。我仅仅读了他的一些描述，也不觉心怀开朗。他真正了解我，他说：“来吧，我以为你最好是来我这里。这里的很多人，都在关心你，他们都说要专为你营造一间小茅屋。我相信北大荒将在你的笔下留下永久的芬芳。来吧！我们将共同建立新的生活。你是勇敢的，你好像二十年前奔赴抗日前线那样坚毅果敢。你有力量对付一切暴雨严寒。这里可能也有某些阻碍，但我们一定能跨过去。这里比北京优越，在新的生活里，起码会比较容易忘却那一幕幕阴森恐怖的、意想不到的袭击。这里远离一些是非和勾心斗角。我在这里等着你。我们要在北大荒参加修建宏伟的殿堂。只有真正舍弃个人的一切，全心全意为人民劳动的人才能理解真正的幸福……”

不必犹疑了，到北大荒去，到陈明那里去。两个人在一起，两个人的力量加起来，总比一个人的要强些。我相信去北大荒的困难会少些。不要留恋这死寂的庭院了。到暴风雨中去，到人群里面去，到火热的劳动中去，到建设的最前线去。共产党人是无所畏惧的，冲锋在前，把一切烦恼远远地抛在后边，把那些不值一顾的魔影全部清除扫光。

六、介绍信

我从作家协会拿到由中宣部署名的一纸简单的介绍信。这一张窄纸条，几行字，使我又一次堕入五里雾中。那上边清清楚楚地写道：“撤销职务，取消级别，保留作协理事名义。下去体验生活，从事创作；如从事创作，就不给工资。如参加工作，可以重新评级评薪……”那末，党组书记邵荃麟曾经说的，对我与冯雪峰的处理是一样的，降几级工资，可以留在北京工作，还在政协小组会上讨论过的，现在为什么有这样的改变？“取消级别，从事创作就不给工资”，谁决定的？没有人向我解释。这种决定，这样处理，为什么事前没有一个人通知我，和我谈谈呢？我在党内工作、生活了二十多年，对人对己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无情，这样草率从事的。看来不知道是什么人，把党的政策当作儿戏，或者是压根儿从没有把党的政策、组织原则、纪律规定放在眼里。对冯雪峰的处理是开除党籍，降三级工资，仍然恩准留在北京工作。江丰呢，这样一位老党员，被划做美术界的大右派，也降了级而被留在北京。我呢，我不想留在北京，我自己要求去北大荒创作，可是“如从事创作，就不给工资”。看来，我比所有的右派都更罪大恶极！试问掌握我的命运大权的那些先生们，照你们用中宣部名义写的这封介绍信，如果我在下面果真能够有条件从事创作，你们谁能批准哪个刊物发表我的作品？！又有谁胆敢触犯你们的权威，按照常例支付给我稿费呢？我明白了，总有那末几个人，不只要把我驱逐出党，赶出文艺界，而且还要趁此夺走我手中的笔，永远不让我再提笔写作。我去北大荒如从事创作，便不给工资，我只能靠陈明每月二十八元钱生活。党的一贯政策是战犯也给饭吃，关在牢里的死囚犯也给一碗饭吃嘛！这哪里是介绍我去北大荒体验生活，从事创作，而是要我去冰天雪地，靠体力劳动去挣饭吃。我已经五十四岁了，我从二十二岁开始写作，我是一名作家，我究竟有多大力气从事体力劳动呢？更重要的是我拿着这样一纸以中宣部名义出具的介绍信，基层单位的同志将如何看待我。我成了一个被摒弃在人民之外，不齿于人民的人！我心里为此很不安，很愤既。我要去问他们，党规定的“给出路”的政策，你们就是这样执行的吗？我不相信这样的决定是通过了中央的。中央某些领导一时听信不真实的小报告，一笔下来点了我的名，我成了大右派，难道他就一点也不了解我吗？我过去那样信仰他，真诚地以为只有他了解我，如今不成为对我自己绝大的嘲弄吗？难道敬爱的周总理、王震等中央领导同志也忍心让我去北大荒喝西北风吗？我是绝不相信的，死也不信的。我以为只有那末几个人，他们惯于耍弄权术，瞒上欺下，用这样表面堂皇，实则冷酷无情的手段，夺走我手中的笔，想置我于绝地。我在这个小院里，走来走去，压住我狂跳的心。如果不是怕吓坏了王姐，我一定要撞墙，要捶打自己来平息我的愤怒。

王姐把饭端在桌子上，我一眼不看，王姐只好悄悄地又端回厨房。陈明远在东北，我没有一个人可以商量。我折腾了一整天，到深夜才稍稍定下心来。我想只有两条路，一是去找邵荃麟问个究竟；二就是拿这张“通行证”硬着头皮到北大荒去。如果去问，不论去问谁，一定是问不出结果的。他们可以推；甚至可以说组织上的结论就是这样。那末，我仍只得低头回来兜着走。我能抗拒这种待遇吗？我抗拒得了吗？半年多来，我哪里还有什么力量同这伙人纠缠！他们是一帮一伙，他们打着红旗，什么违反政策的事都可以干得出来。我现在是一个孤立无援的人。那末，走第二条路吧。反正得离开北京，反正要到下面去。下边自然是按照上边的意思办事。但下边人多，群众中就没有一个头脑稍稍清醒的？何况我到下面去，不是去打官司，打官司的结果注定是要更坏的。下去就是过日子，日子总可以比在这里过得好些。至少有陈明在那里，他的微弱的力量，对我来说，就是莫大的支持。于是我下了决心了。什么都不说，不问，带着这张“通行证”，壮胆下去，沉在人民中间去，胼手胝足，卧薪尝胆，和人民在一起，总有一天能和人民一样光明磊落地生活。我不相信，北京我是不可能再回来的，天下绝不会就由少数这几个人长此主宰摆弄。

七、轻装

我一定要把在北京背上的包袱甩在北京，我一定要轻装上路。不是说要我“重新做人”吗？是这样的，我决心真正地从头做起，把过去的一切都勾销，现在从零做起。不！不是从零做起，是从零下做起，是从负数做起。因为现在已经不把我算是人了，我没有资格从人做起，我只应该从负数做起。既然已经是这样，关在北京将长此这样。不能等待，天上不会落下奇迹。因此要鼓起勇气，走到人群里边去。个别人口头上不希望我去，他们很会装模作样，好像同情我，可怜我，实际更愿意看到我从此萎靡，一蹶不振，从文坛消失，以此来证明对我的判决和处理是完全正确、大公无私的，是他们的不朽功勋。我不能顺从他们的心愿，我要做出自己的证明。我只有到群众中去，找回真理。十多年革命战争的生涯教育了我，我深信群众是通情达理的。自然，境遇不可能一下就好起来，不会出现奇迹，我在下面仍然会遭受白眼、冷眼，我一定还会听到唾骂和更多的闲言碎语。但有什么了不起的呢？难道我还没有遇到过？难道那些诬陷、那些唾骂、那些诅咒，这三年来我听得还少吗？我就这样鼓励自己，要像战争时期那样，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人民群众有什么可怕的呢？在北大荒创业劳动的人民有什么可怕的呢？群众的眼睛是亮的。群众是最讲究实事求是的。只要我凭着一颗共产党员的心，真正地、长期地为人民服务，我一定可以得到群众的理解，赢得群众的信任。我将在他们那里生活得愉快，我将重新获得一个崭新的世界。

作为一个知名作家，作为一个高级干部，总是常常听到赞扬，受人捧场，因此自己得时时警惕。但无论如何，不管怎样，日子过得总是顺利舒服的。而成为一个犯罪分子，一个睑上烙下金印，头上戴着大帽子的人，现在却要承受一切诅咒、斥责、指点、痛骂，就像一个人赤身裸体被严密包裹在一个满是钢针编织的麻包里，随时随地，上下左右，都要碰上许多扎得令人心疼的钢针。大人先生们呵！你们幸运，可能是一辈子也不会体味到这种滋味的。你们只会说大话教训人：“要知罪，要坦白交代罪行，要深刻反省，要努力改造。改造你们的反动的灵魂！你们要重新做人！……”你们真是仰头望天，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呵。好像只有你们才是一贯正确，从娘肚子里出来就是一个彻底的革命家。我清楚地记得，在首都剧场千人参加的作协党组扩大会的总结会上，一位权威说的话，我是一辈子都不敢忘，而引为教育的。他说：“以后，没有人会叫你‘同志’了。你该怎么想？”说这话时，他那轻松、得意、一副先知的脸色，正是狠狠刺中了我心灵的痛处。我从他的冷语，从他的脸色中，我悟到了人。有些人只是挂着党员的招牌，口口声声讲人道主义，而实际却往往是没有丝毫人性的。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里曾经说过：共产党员要受得起冤枉。我第一次读到这话时曾经认为，在共产党内，一个共产党员会有冤枉可挨吗？我以为党绝不会冤枉一个党员。现在看来，我的确太过于天真了！

摔了跤，不管怎么摔的，总得自己爬起来，总得自己站住。党籍没有了，党籍并不一定能说明一个人的真正好坏。苏联作家法捷耶夫在《青年近卫军》中就写过一段这样的故事。一个党的干部相信了一个有党证的党员，后来才知道这个党员是一个叛变过的坏蛋。他接受这次的教训，说道：怎么能凭着这一张小小证书来信任一个人呢？！现在，我的党籍任人开除了，但一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心却仍是属于我自己的，任何人也不能拿走的。我似乎明白了，有党籍的党员，也不一定全是好的。在党内不长的历史上，总会有少数那末几个想整人的人。但中国共产党是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谋求人类幸福进步的党，她的绝大多数党员是很好的。在漫长、曲折、复杂的航道上，有时她可能会偏离大方向，有时甚至会被某些坏人操纵，但整个党和党所追求的理想、事业总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党不是哪几个人的，不是少数人能篡夺的。总有一天，理想终会要实现的，也许要经过几代人的艰苦斗争。现在我不是一个党员了，但我应该继续为党工作，要比一个党员工作得更好。我下定决心，要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党员，在逆境中也应该符合一个党员的要求。因为我不是糊里糊涂跑进党来的，我在党内受过党的长期教育和培养。我应该用自己的一生，证明我没有辜负党的教育和人民的培养，我是一个经得起严峻考验的共产党员。我也要明白告诉那些人，你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丁玲绝不是一打就倒的虚弱的、纸扎的、泥糊的人。她会振作起来的。

八、前进

六月下旬，作协总务科代我买了去黑龙江哈尔滨的火车软席卧铺票，并且特地选派一位转业军人陪我同去，他也坐软卧。说是要把我一直送到农场，这可真是特殊照顾。只是我不理解，为什么车票钱全要我支付呢？按常规说，“犯人”是应该由主管有司出路费，“解差”的旅差费更不应该派在我这个“犯人”头上。我相信在别的单位，大概不会这样。陈明他们去东北，便是农垦部包的专车，而且三个人有一个卧铺。是不是因为从五十年代初，我和白朗同志响应号召，不领工资，依靠稿费自给，这样，如今下放的旅差费也应该自理？管它呢，只要我手边还剩有几个钱，我是不会计较的。也许这只是个别办事人员一次意外的粗心？真是耐人寻味。

车厢外边，阳光照着辽阔的原野，生气勃勃，玉米已经长得很高，麦子更见茂盛，远山近树，一掠而过。我的心悬在高高的空中，恍恍惚惚。我应该想什么呢？我不能无所思索，更不能麻木不仁。可是回忆过去，我实在不敢回首，就让它统统成为过去的吧。想望未来，未来将是怎样的呢？实在是一个谜。车厢本来不大，对面又坐着一个素不相识的奉命监视我的人。他们对我顾虑的是什么呢？死，他们不会担心，他们可能知道我是不会轻生的，我不是一个会自杀的人。二十五年前，在国民党的囚禁中，我自杀过一次，没有成功。现在我绝不自杀。怕我逃跑，也不是。如果我想跑，半年多来我是有时间可以跑的。但是，谁也清楚，我是无处可跑的。那末就是专门照顾我来的，但绝不会，他不像一个照顾我的人，他不会照顾。他只是奉命一路监视我。返回北京，他可以把我一路的狼狈相汇报给一些对此感到有趣的人听。但我还是摆脱这些思想，我装着什么都不了解那样，把他当成一个同志，一个曾是解放军的战士那样看待，我照顾他吃饭，照顾他休息，同他拉家常，聊天，以解他旅途的寂寞。他对我本来是谈不上有什么恩怨的。他只不过是奉命行事。即使他有些讨厌我，或者对我有戒备，那只是从他的领导人那里得来的。这怎能怨他呢？我们总算相处得可以。沿路也没有认识我的人，没有什么干扰。可以说，我还是比较平稳地过了一夜，第二天上午就到了哈尔滨。

九、陕北人

六月下旬的一天，我到了哈尔滨。车站上很拥挤，全是不认识、不相干的人。没有一个来接我的人。我和作家协会特派陪送我到北大荒的那位转业军人从拥挤的人流中走到街上。我们往哪里去呢？只好拿着作家协会的一纸简单的介绍信去敲黑龙江省文联的大门。等了一会儿，我独个儿被请到楼上的办公室。办公室里宽敞整洁，阳光充足。我坐在一张软沙发上，感到很不相称。我的紧缩的心，和厌烦的情绪，使我希望赶快离开这里。我想我是不得已才来这里的，我不求别人什么，只需要有个人打个电话，为我们找个临时落脚的地方，能睡一夜，换张车票就行了。

不多久，从通里间的那个门口，走出来一个中年人，中等个子，白净面孔，看样子是个负责人。我不认识他，正要站起来，他却抢在前面走到我跟前要和我握手。我仓惶地不知道该不该伸出手去。他却和气地向我介绍道：“我叫延泽民，曾在延安党校三部，同陈明在一起学习过，我们不同一个支部，大约他不会记得我。”

我没有讲话，我该讲什么呢？

延泽民是黑龙江省文联主席，也是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他问到我这次的去向。我把情况简单地说了点。延泽民却严肃认真地说道：“陈明在宝清县，在八五三农场；怎么能介绍你去汤原农场呢？这是两个垦区嘛！你先在这里住几天，等我把事情弄清楚。王震同志正在密山农垦局，我打电话去问问。先安心住在这里吧，有什么问题尽管说。”

我自然只能听他的。他告诉我他是陕北人。其实他不说我也听得出他的陕北口音。陕北啊！这是我经常用留恋的心情想到的地方。陕北乡音是多么纯朴浓厚、情意绵绵呵！我去北大荒途中第一个碰到的就是陕北人，是我的第二故乡的亲人，这该是一个好兆头！延泽民向他的秘书交代了一番，我便告辞出来了。

他们用小汽车送我去哈尔滨最新，也是当时最好的国际饭店。到了那里，服务人员带着笑容抱歉地说：对不起，已经住满了客人，无法接待。这样我们只好出来。我心里明白，他们不愿接纳一个“右派”分子，一只丑小鸭、癞蛤蟆怎能与那里的国际来宾和高级干部住在一起呢？看来还是延泽民太天真太不懂事了。那位秘书只好把我送到道里的马迪尔旅社去。这家旅社在一九四八年也是第一流的，不过十年以后，如今却显得陈旧和窄小了。其实住在这样的旅社对我现在的身份还是太过分了。我坦然无所谓地随着秘书走了进去。旅社的负责人把我安排在一间塞满五个床位的小屋里，这时住进来的却只是我一个人。房子是朝北的，有一个小窗户，屋子里显得很闷。我坐不下去，只好走出去，在旅馆门口透一口气，我慢慢走向松花江的江岸。那位从北京陪送我的转业军人无声地跟着我。我看到一个咖啡店，便进去喝咖啡。当我们回到旅社时，服务员告诉我，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文联主席延泽民同志来过了，并且把我的住房换到一间朝南的头等房间了。我进去一看，房间收拾得整整齐齐，还像当年一样的明亮和华丽。事真凑巧，这房间正是一九四九年我出国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途经哈尔滨住过的那一间。时过境迁，今昔难比，我怎么能不回想到当年的情景和现在的厄运呢？

十、马迪尔旅社

一九四九年的马迪尔旅社，真可算是冠盖云集。从北京来准备去巴黎参加世界和平大会的代表们，大部分都住在这里。我和画家古元同志是从沈阳来的。我于一九四八年参加中国妇女代表团去匈牙利参加世界妇女大会，回国后没有去北京，就留在沈阳写作，写了《十万火炬》，写了《法捷耶夫访问记》等篇，兴趣正浓。这时北京来申让我去哈尔滨与“和大”的代表团汇合同行。代表团团员大都是知名人士，有的来自解放区，有的来自国统区。在举国欢庆革命胜利的时候，这群天之骄子都要倾吐久别重逢的衷曲，抒发彼此因山水阻隔，未能会晤的渴念心情。代表团里有风流倜傥、不可一世的老诗人、名家郭沫若，有诚恳待人的长者马寅初，历史学家翦伯赞，大画家徐悲鸿，著名青衣、一口好嗓音的程砚秋，还有老练深沉的刘宁一和热情才子、剧界先驱田汉、洪深，以及其他一些文学家、教育家、宗教界人士，真正是济济一堂。我常跟在老熟人郑振铎、曹靖华的后边。他们关心地询问我这十多年战争中的生活情况。我理解他们，我感谢他们。在一

九三一年胡也频被捕牺牲后，郑振铎曾冒着风险热心照顾我，他以《东方》杂志社的名义，预支给我二百元稿费，使我能把孩子送回湖南家乡。一九三六年在北平我找到曹靖华时，他热情地款待我。当他知道我急于找党要逃离南京，他从心里高兴，并且满口答应协助我。果然他为此辗转写信给鲁迅先生。这些人几十年来都是名实相符的正人君子，都是对革命、对革命者满怀激情的人。郑振铎在一九五七年作协党组扩大会(批判我的大会)上，在高压的气氛下，作过一次很可怜的发言。他说他每次听到有人揭发我的材料时，他都大吃一惊，以为大约就止于此，不会再有什么了，已经到头了；但所谓揭发竟然连续不断，势不可止，我成了罪行累累、一无是处的恶棍。他真痛心难受，觉得自己可能太书生气、太不理解这个世界了。当时我了解他，他的确是一个书生气十足的忠厚长者。我不知道批判大会以后，有朝一日他清醒过来时他将作何思考呢？曹靖华在大会上没有发言，但后来他不得不写了一篇文章，自然不可能有什么令旁人满意的内容，他只不过是说一些空话，说我和冯雪峰是开黑店的。我完全能理解，这些人一定得表态，否则，有人将把他看成是站在我一边的；而且他三十年代同鲁迅、秋白的友谊，这时对他也可能是不利的。

这时，我的孩子蒋祖林正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他八岁到延安，是党把他培养长大的，准备派去苏联学习，还在待命。那年他正当十八九岁，秉性淳朴大方，深情却不窄狭，懂事明理，没有一些干部子弟的坏习气，不骄傲，有礼貌。在这样众多人面前，我觉得有这个儿子，是很幸福的。我从来都希望他快快长大，长大可以成为我的朋友，成为可以同我谈心的朋友。一九五三年他去苏联学习潜艇制造，学期较长，一九五八年还没有回国。他现在该怎样了呢？他一定为我们伤心透了。我最难过的就是我使他们也陷入了不幸。我又完全没有能力帮助他们。我的一对可爱的孩子，我只希望他们坚强。他们怎样理解妈妈都可以，我只希望他们切莫悲哀，切莫丧失希望信心。但怎么能够呢？一想到他们当前的处境，我的心就比什么都乱，恨不能捶打自己，怎样才能挽回这悲惨局面呢？

马迪尔旅社，屋宇内部，的确仍是光亮华丽，可是九年后的我，旧地重临，只能勾起无限感伤。我在这静静的屋里徘徊，我实在希望能早曰去到北大荒，到达目的地，能看见陈明固然好，即使一时见不着，也总能安定下来，在世界上重新占着一席之地，从零开始吧。

十一、初到密山

六月末的一天，凌晨四点钟，我到了密山。这是黑龙江省东南角上的一个小县城，离兴凯湖不远，在未开发前，可能是只有十七八户人家和两三个留人小店的一个边境小屯。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为着军事上的需要，也为着经济侵略的需要，在这里修建了大营房，组织开拓团，开发这一片不毛之地。但是遇到了当地人民的反对和抵制，他们没有搞好久。东北解放初期，人民解放军在北大营旧址创办了第一所航空学院。我的儿子蒋祖林在一九四七年冬天，就穿着从河北建屏领到的一套薄棉衣，和几个同学，千里跋涉，来到这个学校学了几个月。这个地方真正兴旺热闹起来却是近几年的事。建国以后，王震同志出任中央农垦部长，大批铁道兵部队的官兵，每年绵绵不断地涌入完达山脉，虎饶地区，乌苏里江沿岸及兴凯湖畔，安营扎寨、屯垦戍边，大批长期鏖战在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和鸭绿江边、大同江畔的英雄健儿们，放下枪支，拿起锄头，使这千里莽林荒原，迸发出青春的火光。在边境线上，几十个军垦农场兴建起来了。密山，便成了这些农场的指挥枢纽和后勤基地。城镇虽小，却充满了新生的气象。

东方升上来的太阳，照着我的身影。在密山，一个熟人也没有，我还只是孤身只影。车站很小，同所有的小车站也不一样。上下旅客不拥挤，也不会有来迎接我的人。但我看见这里人同人都是笑容满面，都是高兴地走过来互相说几句话，好像是老友重逢。开始，我不免有点担心：“该不会有人认出我来吧？”但他们彼此之间也都是这样，看来，谁都不认识我。

怎么？是不是我脸上的“金印”淡下去了？是不是我的高帽子矮了？好像没有人想追究我是谁，只要是到这里来的，就都是农垦战士，各个农场都正需要大批的人手哩。他们一视同仁，把我当成他们中间的一个。

我因为到得太早，密山农垦局的大门还关着，我便和我那位同行者一道去遛大街。大街上店铺也没开门，路上只有很少几个行人。一间卖豆腐脑的小店门口挤了不少刚下火车的人。我们去买了两碗，坐在道旁一棵柳树下吃了起来。几只早起的母鸡在我身边啄食。我们又走向山坡，望见四面八方都是新修的公路，都是通往各个农场的路。我想，我将走向哪里？看来，这里就是我今后安身立命之所，就是我“重新做人”的起点了。幸好，我可以放心，这里的人还是很和气的。但是，一旦他们知道了我带来的那份不光荣的介绍信，他们读过报(怎能不读报呢？)，开过会(怎么能不开反右的会呢？)，那他们将如何看待我呢？离京前，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劝我下来改一个名字，想来是有道理的。只是，我如果老是骗着人，骗取人家对我的信任、对我的好感，我心里可能会更加不安。两相比较，我想还是应该老实地对待群众，老实地对待自己，即使十分难堪，也属“罪”有应得，也是只有咽下去的。我反复想来想去，这又有什么了不起呢！

八点钟时，我再去农垦局，王震同志还没来，我们被安排住在招待所。招待所住的都是来往的干部，这里的空气似乎比外边世界严酷多了。我总是一个人独自坐在我的小房里看书，为了躲避人们审查似的问话或眼光，我又总是到外边散步，像幽灵似的在这个小镇上、在镇子的周围徘徊着。

密山，我是喜欢你的。你容纳了那末多豪情满怀的垦荒者，他们把这块小地方看成是新的生命之火的发源地，是向地球开战的前沿司令部。当年威震湘鄂，后来又扬名南泥湾的矿工出身的王震将军，就常驻节在这里，指挥千军万马，向大自然挑战，勒令土地献米纳粮，把有名的北大荒变成富饶的北大仓。这样一场与大自然斗争、与人们的好逸恶劳思想斗争的运动，怎能不激发我的战斗热情，坚决勇敢地投入伟大的建设者的行列中去呢？可是，我又感到我成了一棵严寒中的小草，随时都可能被一阵风雪淹没。我恼恨自己的脆弱。可是，再坚强，我也不能冲破阻拦我与世隔绝的那堵高墙，我被划为革命的罪人，我成了革命的敌人。我过去曾深深憎恶那些敌对阶级的犯罪分子，现在，怎能设想别人不憎恶我呢？我曾以为只要我离开了北京多福巷，只要我生活在新的人群里边，我的处境就可以一天天变得好起来，现在，我到了密山，密山的人们对我不坏，我对密山的印象也很好。只是，那是因为人们还不知道我是谁，我在装成一个好人，一个心里无事的普通人的样子，才能得到这份平等对待。假如我露出了插在我头上的标签，我还能这样平安无事吗？我就像发寒热病似的在不安中度日如年地过了一天、两天……

十二、见司令员

我在极度不安中用所有的精力准备着与王震同志的会面。记得远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初，我随红军前方总政治部杨尚昆同志从保安到了定边的绍沟沿，前方的指挥员都集中到这里，研究怎样同胡宗南打最后的一仗。我在这里见到肖克，见到陈赓，后来又有一个穿狐皮领子大衣的军人走进窑洞，用湖南腔大声嚷道：“啊！听说来了一个女作家，在哪里呀？”当时，我很惭愧，没有说话。他似乎是在对我说：“欢迎！欢迎！我们这里都是武将，没有文人。我们非常需要作家，是吗？”他又转向别的同志，然后高声笑着，走出去了。别人告诉我，他就是王震。以后大约我们还见过面，点过头。一九四三年，中央党校秧歌队去南泥湾慰问三五九旅，我跟着去了，但是没见到旅长王震同志。全国解放后，他去了新疆。一九五四年第一次人民代表会议散会时，我挤在人群中，他忽然喊我，笑着说道：“你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我读过了，写得很好。”我惊诧了，而且脸红了。我没有想到像他那样的武将，政务繁忙，会有时间读我的，而且还那末直率了当来了一个评价。我仓促间不知该怎么回答他，只是感激地对他笑了一笑。这以后我们没见面了。自然，像他这样的红军将领，我很早就听到过许多对于他的赞扬，我自己也是容易崇拜革命家的，王震这个人在我的心目中一向就是有地位有分量的。但现在，我要到他的治下来接受劳动改造，现在要去见他，我将以什么态度，用什么心情，来向我向来崇敬的人谈话呢？自然，我现在不是一个受欢迎的作家了，也不是曾得过他赞许的同志了，现在我成了革命的敌人，我是阶下囚，我将怎样开始我们的谈话呢？我能否继续把他当作一个最能使我敞开胸怀，掏出一颗受折磨的、虔诚的、破碎的心的同志呢？我能在他的面前为自己申辩哪怕只是短短的几句话几个字吗？难道我只能把他也看成是一个神圣的法官，将要在他面前一次又一次地认罪吗？……我在农垦局的会客室里等了一会儿，后来被领到楼上局长的办公室。局长还没来，有两个像是秘书的人陪我坐着，彼此都不说话，我等着那最紧张、最重要的一刻。

我听到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夹杂着高声的朗笑，我自然地站了起来，没有低头，望着前方，一群人走进了屋。我张眼望去，王震同志正站在我对面，他落了座，也招呼我坐，我就坐下来了。我不知该说什么，也不知该做什么，默默地把眼睛望到远处，是一副漠然的样子。他刚刚在门外还笑来着，现在，他不笑了，静静地，可能是正看着我吧。他用一种什么心情、什么眼色看我呢？我感到他可能用一个负责人的态度在对待我，他这时不会对我个人表示什么感情。我想，他过去并不很了解我，但是一定会听到过许多对于我的这样那样的诽谤，尽管他读过我的一篇。在漫长的经历中，他看见过的人，伟大的、渺小的、有功的、有罪的、无功无罪的都太多了。他经历过无数次的战斗，在战场上同敌人肉搏，他爱同志，他对人民对战士都非常热情，但他也处治过人，他是革命将军。我也不是毫无阅历的，也算是会观察人的，不是一点不懂在什么时候最好怎么说、怎么做。可惜我就是不愿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一个人起码不能违背自己的良心。我便不声不响，什么也不说，等着他发话。

屋子里静极了，这时，没有旁人说话的地步，大家都看着部长，等他说话。

王震同志自然没有过去那样对我的笑容了，但也不过分严肃。他只说：“思想问题嘛！我以为你下来几年，埋头工作，默默无闻，对你是有好处的。”这几句话我永远记得，而且的确对我很有好处。但这时，我只想：这些话也对，但并没有说到要害，很难怪他呵！王震同志接着说：“我已经叫他们打电话给八五三农场，调陈明来，同你一道去汤原农场。那里在铁道线上，交通方便些，离佳木斯近，住处条件好些，让他们给你们一栋宿舍。”

我仍然没有说话，他便又说下去了：“你这个人我看还是很开朗、很不在乎的。过两年摘了帽子，给你条件，你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你愿意去哪里就可以去哪里。这里的天下很大，我们在这里搞共产主义啊！”

他不再说了，可能是在等我。我踌躇了一下，不知道该怎么说，想什么都不说，可是我突然说了：“契诃夫只活得四十年，他还当医生，身体也不好，看来他写作的时间是有限的，最多是二十年。我今年五十四岁，再活二十年大约是可以的，现在我就把自己看成是三十岁，以前什么都不算……”说着说着，我发现自己在这时还说这些大话的可笑，便停住了。我看出，大约不知道我为什么突然扯起契诃夫，他的表情平常、漠然。是的，我们之间还是隔有一座高山，这一点也不怪他，他是个好同志，在这种时候，对我们这种人，肯伸出手来，即便是共产党员也是很少的，是极难得的。他真是一个有魄力、有勇气的同志，我感谢他，将永远感谢他。可是，真正的了解，则谈何容易啊！后来，他每年到垦区视察工作，还对我讲过许多话，给过我许多帮助，这都将在以后再说。

他给了我一封写给佳木斯合江农垦局局长张林池同志的信，最后说了一句：“安心等陈明，他一两天就要到了。”我告辞走了出来，孤单单地独自一人站在街头，无处可走。我慢慢走到山坡上，望着伸向远方的公路。陈明！陈明啊！你将从哪条路走来咧？

十三、相会

第三天，吃过中饭，我正躺在床上看书，门呀的一声开了，走进来一个人。我认识他，但又觉得不是他了。这是怎么的？我一下跳下床，陈明猛地扑过来，把我挡住了。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我们一时都说不出话来。我们分开才三个多月，他又黑又瘦，显得老了，但很有精神。他深深地望住我，怜惜地说：“只要在一起，什么都好，是吗？”于是我们并排坐在床上，他向我讲他是何时得到通知的，他是怎么来的，他舍不得离开八五三农场，舍不得那一同挖井筑房、平地起家、共过艰苦的战友。我摸着他的手，又粗又硬，简直不像他的手，这是他吗？就是他。还是几个月前我们分手时那样的知心，那样的体贴，我只能从他旧有的轮廓来印证他外形的变化。陈明发现了我的诧异，深沉地说：“我现在是一个农工，一个农业工人，常在风里雨里，太阳晒，怎会没有变化呢？不过，我的心是不会变的。共产党员，能上能下，什么事不能干？在多福巷的时候，我们就说过，今后要努力改变自己的社会存在，改变自己和社会的联系，改变自己的成分。今天，我在招待所的登记簿上填写成分时，我写的是农工。我感到自豪。我现在拿我的双手为社会主义服务，还用我的双手照顾你，我只希望你快乐些。你应该快乐地活下去，而且写文章。我们不背包袱，白手起家，从零做起，从负数做起，我们要在这里共同走出一条路来。”

陈明和我总不是完全一样的，他有些想法比较简单，而且从好处想得多。他也曾痛苦过，我永远记得，他在被开除党籍那天流的眼泪，一个从来不流泪的人，忽然流泪了，而且，泪水是那样止不住地涌出来。我无法安慰他，只能陪着他哭，我懂得他，为他的那颗心而哭。但他以后再也不提这件事，好像他仍是一个党员那样坚强地生活。他总是用一些使人愉快的消息，一些好的想法，来安慰我，支持我，鼓励我。我有时会觉得他太简单了，他可能还不全懂得我；但他却又使我常常想到，他怎么会不懂得我？正因为他太懂得我，所以才这样的。他把一切忧愁都悄悄地放在他一个人身上，而把乐观却捧给我，让我能过得稍微舒展些。我也的确因为他，因为他的支持，受他的影响显得更坚强些。假如他是一个多愁善感，或者消极悲观的人，那我的心境一定将是一潭死水，毫无生气，终会被痛苦埋葬。我怎能不体贴他，而也振奋起来呢？

今天是七月一日，招待所食堂的黑板上写着通知，党员同志都开会去了。我装着好像不知道这回事，陈明也不说话，我们表面上都很平静，可是我们不能安心躲在招待所的小房子里。我们凄然地走在大街上，在村边，在没有人的地方，默默行走。我想着过去，想到延安，那年在文协山头上开“七一”纪念会，李又然、吴伯箫，因申请入党未得批准，他们痛苦地离开大家，独自下山徘徊的情景。而现在我们却是被无辜地开除党籍，离开了母亲的怀抱，离开了战友、同志，无亲无故，两个人形影相对，在这不毛之地，沉吟徘徊。整个下午，我们在密山寻找可走的地方。我们去火车站，买了车票，我们是从这里来的，明天将从这里出发。

车站像一座农具仓库，路边排满了农业机械，许多人在这里观看、抚摸。我们又走上山坡，陈明指点我，哪些路通往哪个农场，他是从哪条路来的。我们走向附近的停车场，上百部十轮卡车，停放在这里，是从各个农场来这里运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天黑了，我们不愿回招待所，便去小饭馆吃饭，在这里听到从农场来的人的谈话。这些谈话的内容，这些人物，都能引起我们对生活的向往和热爱，可以排愁解忧。陈明很像一个农垦战士，人们都乐意问他点什么，他无所顾忌地讲故事给他们听，有时又加点幽默。人家欢喜同他接近，我自然而然地觉得轻松了许多。密山！我是喜欢你的，可是我们得离开你了，我们前面的路程可能是很好的吧！

七月二日，我们两个人便乘火车去佳木斯了。

十四、李主任

到佳木斯后，我们自己找了一个住处，佳木斯第二招待所。这是一排临街的小屋，街上很热闹。这里我们没有熟人，走在街上可以不顾虑有人认出我们。佳木斯是黑龙江省的一个比较热闹的城市。

我们雇了一辆马车，蹄声得得，掠街而过。陈明说笑道：“难道这不像一驾英国皇家的马车吗？”马车一路行去，走过几条街，便到了农垦局的政治部。我们弃车漫步，走进那已经显得陈旧的小楼房。在一间屋子里，找到政治部的李主任。这人个子不高，看起来很朴实，也很平和，讲着南方人的北方话，请我们就坐，问了几句话，就打开了我从北京带来的那封介绍信。他看后，顿了一顿，问我：“怎么不给工资，那你吃什么呢？”

我惶惑地结结巴巴地答道：“没有关系，我还有一点存款，我还有公债券……”好像这封介绍信是我自己写的，因为写得不好而抱歉，要请他谅解似的。

他更迟疑地用不理解的眼光看着我，并且说：“不能这么办。这是不合乎政策的。我要问问。”

我赶紧又说：“我还有钱。陈明还有工资。”他便又问陈明每月多少工资。陈明说：“在八五三农场时，每月二十八元。”他说：“来到这里，每月三十元吧，有意见吗？”陈明说：“由组织决定，没有意见。”隔了一会儿，他又犹豫地问我：“这体验生活，你怎么样去体验呢？”说老实话，我对这一点是没有仔细考虑过的。这时候临时来想，要答复他实在答不出所以然，但很容易一下使我意识到我现在的身份与从前不一样了。我说，自然不是轻轻松松地到处走走，看看，访问，调查了。接着他就问起我的历史，问我是什么地方人，说在延安他见过我，知道我是一个作家。他说长征时，他自己是照顾徐老的卫生员。我这时一听便完全放心了，觉得又遇上了一个好人。他是长征干部，长征过来的同志都是受过大苦大难、很懂人情的人。这大约是一个好同志。因为他没有把我当作敌人，而还是把我当一个同志。就这一点使我心里暖融融的，我一直感激他。他在我脑子里留下了一个好的深刻的印象。

十五、新的家

三天后，我们从佳木斯乘火车到了汤原农场，住进了一间约二十多平方米的刷得粉白的空房子。只是墙上满是像孩子们涂得乱七八糟的图画和不成字体的字，还沾有许多干了的鸡粪，有两扇窗户，当西晒，空气充足。屋子里放了两张木板床，两张小桌子，两把凳子，我们忙着清理打扫，没有什么别的物质的欲望，我们十分满意。陈明忙着找到农场的邮局，订了报纸杂志，他觉得从此我们看不到文件了，我们又不能离开社会，明知道以后看报的时间很少，便更要多订几种。第二天，他就到分配他去的第二生产队参加劳动了。我被准许休息两天。一个人在陌生的环境里，在这新安的家里，整理一下简单的行李，继续擦洗清扫那满是灰尘、鸡粪的家具和满是鸡粪的地面。屋里很空荡，我有心让自己想些高兴的事情，但总是有点不得安宁。这几天所经历的生活，和遇见的一些陌生的、使人不免有点胆怯的一群人，就像走马灯似的在我脑子中来回转动。我想来想去，实在没有什么人侮辱我，刺激我，可以说生活还是平静的。但不知为什么，我的心总要忐忐忑忑不安。有时嫌自己太无所谓了；有时又嫌自己太多心，太计较了。我原来不是这样的人，我是一个比较豁达、比较自由舒展、无所顾虑的人。现在为什么对人热情不够？我又想，要热情干什么？现在谁也不需要你热情。比如在佳木斯，中央农垦部的副部长兼农垦局局长张林池同志看到我带给他的王震同志的亲笔信后，便向我们介绍合江垦区的整个情况和规划，还提出我们可以改换一个地方，不必到汤原农场而去新兴的星火集体农庄。他说得很坦白，星火农庄比汤原农场好。可是我只说：“去汤原农场是王部长的意思，就按王部长的决定办吧。而且，汤原农场也一定要变好的。在这一变革中，我们更可以学习到东西。”他提议我们可以在佳木斯多停几天，看看佳木斯的工业以及其他方面的建设。我也只说：“还是先去农场报到，参观以后还会有机会的吧！”我简直成了一个胆小怕事的侏儒！我恨我现在为什么变成了这个样子！我恨我自己，我不能恢复和保持我原有的洒脱和对新鲜事物的热情。

汤原农场杜场长是准备就要调离的，他给我的印象，像是一个没有什么准则，又没有什么作为的老同志，是团级干部，参加过抗日战争的。他对我很谦虚，可能过分谦虚了，使我疑心。他过去可能听到过我的名字，但对最近像雪片那样批判谩骂我的文章却漫不经心，所以还保持原来对我的印象。我自然应该感谢他。看得出他是有革命经历的。但我还没有看出他的老练、热情，他好像还没有学会为人处世。他只用几句简单话就把我交给养鸡队一个年轻的姜支书。姜支书又简单地说，为了照顾我上班少走路，就在鸡舍院内指定给我们一间小屋，只有现在住的这间屋的一半。后来他到我们屋里来，看到东西挤得满满的，连走路的地方都没有，他就让我们搬进现在这间大屋子的。陈明的班长何富有，下工后随陈明一起来到新居，一看就说，怎么，一把椅子也没有？这么大年纪了，我去想办法。果然，不一会儿，不知道他从哪里搬来了一把木头椅子。王震同志的亲笔信上要农场给我们一栋房子，就算烟消云散。反正我们已经知足了，自然不会再提。这间房子的走廊上，院子里全是乱飞乱跑的鸡群和遍地的鸡粪、垃圾。正是热天，那些气味总要送进屋里来的。家是有了一个，我们在这里擦擦洗洗，一时很难安定下来呵！

汤原农场场部的房子都是五十年代初期，铁道兵转业到东北时修建的营房，全是瓦顶、红色砖墙，质量很高。营房中间一个大院，南北两边是战士的集体宿舍，住一个连队。我们靠西面这一排过去是连部办公室、俱乐部、图书室，和夜晚值班干部的休息室。东面一排是连队的伙房和食堂。现在一个连队住的院子除了我住的一间较大的和另外四个养鸡姑娘住的两小间外，其余所有的房子都是住的莱亨鸡，约有两千五六百只。院子很大，是鸡的运动场，白天，所有的鸡都在这里运动，或喂食。鸡舍每天打扫，但这运动场却经常不打扫。人要有事出入，要通过运动场，得很注意，免得踩上鸡粪。我是新来乍到，最使我担心的是鸡，特别是那些大公鸡竟都欺生。当我走过，总有几只鸡猛然向我扑来，我躲也躲不及，我越躲，它就越凶，我壮着胆子，向它们挥手，它们扑过来的就更多了。陈明如果不在家，我只得尽可能躲在屋子里，连去厨房附近(厨房的门朝着院外)打水，或去厕所都很不方便我真有点犯愁，过两天我要去鸡队上工，得给它们喂水喂食，我能怕它们扑，怕它们啄吗？不行，我不能让人家看出我的胆小，我得硬着头皮，还能怕鸡吗？我要劳动，怎么能怕鸡呢？太阳已经偏西，正晒在我屋子，这个家真热，热得人心里烦躁。为什么杜场长、姜支书不另外给我们一栋房子，硬要我们把家安在养鸡的院子里。这里到底是我的家，还是鸡的家呢？

十六、展览

到了吃饭的时候，有人指点我们去食堂吃饭。昨天和今天上午我们只马马虎虎打了一点开水，就着几片饼干就过去了。我明知食堂里人多，但不能不去，迟早总是要去的。食堂离我们住处有一段距离，要横穿马路，走过场部办公室的一排房子，再走进一个同我们住的一样大的大院。我一走进这个院子，听到一阵轰轰轰的人声，心里一跳，我预感到将有一场风暴，而且是我没有理解到的那末一场大风暴。我想退回去，但已经走进院子，出去也不行了。这时我才意识到我仍然很脆弱，我仍然害怕一大群一大群的人。我不由地回想起，不，不是回想，是又掉进那些比针还尖、比冰还冷的鄙夷的愤怒的目光中。我在北京已经展览过多次，也示众过，像旧社会那些被处决的犯人，在行刑前插着木标游街示众一样！在那些指指点点、骂骂咧咧、得意洋洋的嘲弄声中，畏畏缩缩地躲闪着，心比一片片被人绞杀着更难过的那样战栗着。我曾以为只要离开北京，到农场来，可以悄悄地劳动，胼手胝足，艰苦地为自己“赎罪”。现在看样子，食堂里的人多着咧，一层一层端着饭碗，好像排着队在那里，而且有许多人拥到门口来了！拥到门口看大右派，看我来了。两边房子里也拥出人来站在门口傻望。我记得一九五七年的秋天，作家协会批斗我的会未完全结束，又命令我到政协礼堂去参加全国的妇女代表大会，要我交代。我真是胆战心惊。我心里想，要枪毙也可以，何苦又要我示众呢？我攥着陈明的手哭了起来，好像求他似的，好像他能保护我似的：“我不敢去呀！我怕，我怕呵！”陈明拥着我，安慰我道：“你又不是没有经过风雨的，你一向都是坚强的。死都不怕，还怕什么示众。你尽管去，他们能把你怎样。人家愿意多看几眼，就让人看算了。”现在，我真有点懵了。陈明不等我清醒过来，抢先走在前边，我只得随后跟着，我们走进了食堂，立刻就淹没在人群里边了。人像墙似的围绕着我们，还跟着我们移动，只在我们四周，留着一点距离。陈明若无其事，到厨房窗口，买了一碗甲菜，一碗丙菜，我拿着碗去盛饭。我们走到靠墙角落的一张桌边，这里人少些，只有两三个人在附近吃饭。没有凳子，全都站着，那几个人冷冷地望着走到桌边去的我们。我自然不吭声。陈明装着坦然的样子跟我说话，我什么也听不清，心里怪他吃饭太慢，还要讲话，为什么不三口两口吃完了早回去，难道他在众目睽睽之下感到自在吗？后来食堂里的人慢慢少些了，我才抬头，看见那些人大半是转业军人，有的还穿着军衣。军人还是见过一点世面的，慢慢地他们自己说话，也不屑于老看着我了，我才稍微松一口气。厨房的菜还是做得可以的。我感到刚才自己的可笑和讨厌的脆弱。等到我们快吃完时，忽然几个年轻姑娘推推搡搡地走到我们桌前，很有兴致地围着我们的饭桌走了一圈。我望了她们一眼，觉得她们没有什么坏意。其中一个长得非常漂亮，有很分明的眉眼，和嫩红的双颊的姑娘憨憨地对我微笑了。陈明便对她们招呼说道：“你们笑，笑我们吃饭狼吞虎咽是吗？谁能都像你们，如同家雀啄食，老鼠偷油，沾上一点点就行了？”她们一群都大笑起来，好像她们忍了半天，没忍住，就一下大笑了。后来我们一道走出食堂。原来她们就是住在我们隔壁的那四个女饲养员，都才十八九岁，初中毕业刚从牡丹江种鸡场学了半年养鸡，学习结束后分配到汤原农场来当饲养员的。看样子她们什么都还不懂。右派，自然右派不是好人，只是她们没见过。现在忽然有两个从北京来的大右派在她们身边，她们就得好生看看，看看和普通人有什么不同，她们完全出于一种好奇，如同在动物园观看关在铁笼里的老虎一样，对被看的我们有点害怕，也有点怜悯。

十八、拣蛋

畜牧队的姜支书是一九四八年参加革命部队的，出身好，在连队当兵，没打什么大仗，就随军集体转业了。他有初中毕业程度，待人有年轻人的热情、随便，对我主动提出要参加鸡队劳动很表示好感。他再三对我说，杜场长嘱咐过，说我过去做文化工作，没有劳动习惯，现在年龄五十四岁，介绍信上说是来体验生活，没有说要劳动，因此对我的劳动，不做硬性规定，如果力所能及，她自己要求参加一点劳动，也是可以的。姜支书不知道该怎样具体安排，便先把鸡队的工作仔细地向我介绍，把队长、排长、班长、饲养员的情况也都毫不见外地告诉我，态度非常友好坦率。他带领我在鸡队参观，介绍我认识队长，班、组长。后来他又征求我自己对工作的意见，他以为最好按鸡队的生产顺序到每个车间都实习一阵。这样，他先把我带到孵化组，把我交代给组长邓明春，又再三叮嘱我，如果感到累了，就回家休息，不要勉强，不要长久留在孵化的暗室，这里温度太高，湿度也大。听到这些，我暗自高兴，我又碰到了一个好人，我应该虚心向他和他们学习。

孵化组组长邓明春是党员，一九五。年参军入伍，跨过鸭绿江参加抗美援朝，在连队里当文书，一九五七年转业到牡丹江种畜场学习孵化，一九五八年才调来汤原农场不久。这人个子矮小，精明机灵，会察言观色，能说会道。他一边招呼我，一边向我介绍情况。他把孵化的柜子打开，指给我看那层层排列在里面的种蛋，他转动孵化柜的圆架，另外一个青年女工，一个青年男工也跟着他干。他把我当作一个初来乍到的学生，仔细讲解孵化的过程和操作方法。这样一个二十四五岁的青年，一个农村中的高小毕业生，现在在人烟稀少的北大荒被培养成了一个精明强干、懂得一定的业务技术，又有一定政治水平的基层干部。我从这里看到党的光辉，我非常高兴。忘记了我现在的身份，把他当一个自己晚辈那样欣赏、愉悦。

我就要求开始工作，邓明春分配我和另外一个姑娘一起选蛋，他说这是比较容易，也是比较简单的轻劳动。我就到另一间堆满了鸡蛋的屋子里，从一箱一箱的鸡蛋里，一个个拿出来分别挑选，把好的，合格的，能够孵化的留在一边。那一个同我一道的姑娘，她一手能拿五个蛋，我只能一个一个拿，最多能拿两个，而且动作很慢，我怎么也赶不上她，心里很慌。原以为这是轻劳动，但半个钟头下来，我的腰疼了，手指也发僵，我开始坐不住了。我原来就患脊椎骨质增生，常常腰疼。一九五二年曾到大连、鞍山汤岗子治疗，后来又请中医针灸，疼痛稍有减轻，但一直是一个不治的痼疾。开始我为什么没想到这一点呢？我总以为最好参加一点劳动，却没有向农垦局、农场或姜支书讲清楚。现在刚坐下来选种蛋，轻劳动，才拣了半个钟头，怎好就不坚持，就对年轻组长说我不干，要回家去呢？我心里越嘀咕，腰越疼，手越僵，都急得出汗了。我心里想，是否先站起来，活动活动走几圈吧。并不是我不愿劳动，是身体有病嘛。可是我又命令自己，再坚持半个钟头，哪能干一会儿就停手？又过一阵，我眼花，头晕，要倒下去。幸好，这时走来了张振辉。他是饲料室的组长，一个由河北农村来支援边疆建设的青年，他是到孵化室来看热闹，看大右派的。他走进门，一眼就看出我的不行了，忙说：“我说丁玲是啥样子，原来是一个老太婆。呵！看，满头大汗，满脸通红，快歇息一会儿吧。不要以为拣蛋不费力，从没有干过嘛。”他走过来拉住我的手，我就势扶着他才勉强站了起来，连腿也是硬的。邓明春忙从孵化室里走出来，抱歉似的说：“你回家休息去吧，身体好些了再来，不要勉强。”张振辉把我扶到院子里，一阵风悠然吹过，我心里有点迷迷糊糊，觉得不该走，却很自然地慢慢走回家去了，顾不上同他们告别，连交代一声也没有。这第一次上劳动课就这样下阵，我心里好懊恼呵！

十九、远方来信

喂完了最后一趟料，天色黑下来了。畜牧队打夜班的老王头正在各个鸡舍里巡视，看有没有没关好的窗户，有没有没关好的小门洞，看火墙的炉火烧得旺不旺。我走出屋子，踩着冻实了的鸡粪和嵌着白色羽毛的硬梆梆的沙土地走到院子外面的路上，路边都是积雪。漫天灰濛濛的一片，只有太阳刚下去的那方还显着一抹微微带紫或暗红的颜色；但这也不会长久，很快就要溶入那整个的灰濛濛里去的。我走在这里只是为着望望这灰色的寥阔的天，望望路边几株掉完了叶子的枯枝。路上没有人，即使在大白天，这里也是少人走的，这不是大路。一点风也没有，是不是随着天，随着地都冻住了呢？不，不可能的，风总是会移动的，天的那边还有人嘛！那边，那边不远不是有房子吗？那儿是农场场部，是我们农场办公的地方。而且，就在我住的院子后边，不是满满住得有一个院子的鸡吗？那几个养鸡姑娘不就是搬到那个院子里住的吗？原来她们和我住一个院，就住在我间壁，每天晚上她们都到我屋子里来玩一阵，是一群天真朴实的姑娘。后来农场领导为了要孤立我，要她们与我划清界限，就命令她们搬走了。每天晚上就只我孤凄一人独自在这条路上徘徊。一个人也好，我就一个人占领这偌大的天地。我可以一个人在这里走来走去，没有人注意我，没有人窥视我，直说就是没有人监视我，我可以安静一会儿，让思想自由飞翔吧。在西北边，越过辽阔的耕地，越过一些小村屯，有一个热闹的小城，煤城。因为有煤就一年年兴旺起来。听说已经是一个有四十万人的城市了。这个城叫鹤岗。在鹤岗北边，临近黑龙江江边还有好些小城镇和许多农场。这样，鹤岗就显得更重要了。又逢大跃进的年代，从佳木斯到鹤岗的火车线路要建复线，在天寒地冻滴水成冰的时刻，抢农活冬闲季节正好赶修这条线路的土方工程。陈明就跟着他所在的生产二队去到那里。这样我们刚到北大荒两个多月就又分开了。他是九月下旬去的，现在又快两个月了。这两个月的日落黄昏，都是我一个人在这越来越冷的路边，踽踽独步，把思想，把思念，把依依难舍的恋情每天托付这灰暗的浮云寄了过去。他这会儿在做什么呢？他肩上压起的红肿块，消了吗？在窝棚里同同志们一块儿在烫脚吗？他会不会也走出窝棚看看天，望望从东南方向游来的黑色的云烟呢？不，云烟是走不到那里的，云烟都早已在半路消失了。他会不会从飘去的微风中嗅到什么？感觉到什么？那里将含着薄薄的一缕馨香吧，一点点爱情的馨香吧。唉，太远了，什么都不能捎一点儿去。不，不要捎，不必捎。他已经带去了，带去了所有的温存，所有的知心。他就生活在这里边，他不会忘去的。而且一定会带回来的。到星期天、星期六的晚上他就会带回来的，把他的关心、把他息息相通的那些体贴就都带回来了。啊！星期六，实在令人想望的星期六呵！

星期六晚上，是修路工人回家来的时候。修路工人将满身带着雪花、冰屑和寒气走进屋子里来，不敲门就进来了。他会举起网兜，把铝饭盒拿出来，里面装着一些新鲜的菜肴，是从工地附近那热气蒸腾的小饭馆、小茅屋里买出来的；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没有病、没有伤，是神情爽利，是有力的眼睛和臂膀。他在修路时算是好劳力，有时还挑双筐和小伙子竞赛。有人说：“他是右派，好像不应该受表扬，不过我还是要表扬他。”于是屋子里亮堂堂的，热呼呼的。灯底下的语言是无所不包的，天下大事、工地趣事、好人好事、坏人坏事……但都会小心旧有的那些“伤口”，谁也不去碰它，让那些恶言恶语，那些丧心病狂像没有发生过一样。我们真的就是这样自足自乐。我像安徒生童话中的那个公主，蜕去了一身又污秽又耻辱的青蛙外皮，而露出本相，恢复了美丽的原形。我是一个天真无邪的人，是一个革命战士，是党的儿女，我享受着纯洁的爱情，我简直不懂得忧愁。……星期六的晚上，是一个浪漫的梦，是一首美丽的诗，是一段百读不厌的文章。可是，今天是星期几呢？一天，两天，三天……还早得很呢。

西边、再西边，遥远的异国，我还有一对儿女咧。多可爱的儿女呀！他们都是在延安长大的。他们都有过父亲，可是我从来不忍心同他们谈到他们的父亲。让他们把党当成父亲好了。他们真的就是这样，都早早入了党，是正式党员。他们跟着党，过了多年的艰苦生活，在童年没有享受家庭的温暖，只有集体的欢欣；但他们有母亲。为了让他们健康成长，希望他们锻炼得坚强，母亲从没有对他们有一点娇生惯养。我的母亲曾怎样对待我的，现在我就怎样对待他们。我小时，从来没享受一点作为爱娇的闺女的幸福，没听到过一声心肝宝贝的亲昵的呼唤；我也拒绝了一个作为母亲的满饮母性的甜酒。但我欣赏我对自己母亲的了解。我们不是母女，而是朋友，是最贴心的朋友，是彼此生命的支柱。因此，我也希望我同我的儿女是朋友，是最知心的朋友。当他们很小，我怀抱着他们的时候我就盼着他们长大。我感到有许多话要向他们说，满心希望他们成为妈妈的知己，是能同妈妈谈心，能无所不谈的，是最谈得来的。现在，风暴之后，能谈什么呢？能谈心里话吗？我只能违心地告诉他们，你们的妈妈是一个坏人。你们要相信党。去年，一九五七年，报上发表文艺界粉碎了反党集团的报道后，祖慧(丁玲的女儿)从莫斯科打来长途电话，在电话里泣不成声，反复地说：“我不相信！我不能相信！”我没有勇气接电话，不敢听她的哭声，我坐在电话机旁，眼泪像泉水一样在我脸上流淌，火辣辣地在我心里流过。我无法和她对话，我能说什么呢？陈明在电话里只能说：“你听党的话。不要管我们的事。你要坚强起来。要熬过去，自己好好学习、生活吧。”惨白的灯光把屋子照得像地狱似的阴惨惨的。陈明无可奈何地放下电话，我们互相望着，为天真无邪的受伤的孩子难过。祖林正好在国内，在北京，他也亲受了那沉重的打击。整天整天不说话，也不吃，只是躺在小屋里流眼泪。我宁愿自己受责备，挨罚，下地狱，上刀山，也不愿意看见他无言地在那里默默受罪。可是，我能说什么呢？我不能应承，也不能解释。一切辱骂、一切讽刺、一切在冠冕堂皇言词下的造谣诬陷我能忍受吗？我能反抗吗？我能辩护吗？我只有匍匐流涕，椎心泣血，低头认“罪”。我的一切都被毀灭了。我还能在儿女面前要求得到什么呢？他们太幼小了、太天真了。他们如果还相信妈妈，他们就太惨了，他们也会挨打的。他们如果不再相信妈妈，他们将更苦。他们不只要承受失去妈妈的痛苦，还要承受从妈妈那里得来的耻辱。他们抬不起头，怕人家看见他们想起他们可耻的妈妈。他们脸上好像打有金印，是谁的儿子。他们不敢见妈妈的熟人，也不敢见自己的熟人，他们变成最敏感的人，最柔弱的人，怕人家的恶脸，也怕人家的好脸；怕刺激，也怕同情。什么都是不幸，反正是一对可怜的儿女。

在任何时候，不管是在沉重的劳动中，或是躺在床上休息的时候，我都念念不忘他们，担心他们。面对这严酷的现实，他们将怎样向组织交代，怎样向他们的朋友、他们未婚的爱人表明心迹……他们都是极憨直单纯的人，面对这样尖锐复杂严重的事态，他们将怎样生活下去？而这一切都是被爱他们的人连累的，是一个母亲加害于自己的儿女的。母亲不好受，但她毕竟是从几十年艰难险阻中走过来的人，在这边远的北大荒，即使亲人离散，但她是一个老党员，她相信历史，她不失去希望，她一定能熬过去。可是孩子们像刚出土的嫩苗，怎能经受住这样苦涩的风霜！刚放苞的鲜花，怎能放在烈火上炙烤？我可以想出一千条理由命令自己好好活下去，可是对这一对无辜的孩子我却一丝一毫也不能帮助他们。这种压在心底、充塞血管的苦汁不断地折磨我，一分一秒也难得平静。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才能说得上是得到解脱呢？

天黑了，上下左右一片黑，天上没有星星，没有月亮，是不是天要变，明天又将下一场大雪？场部办公室里还有几点豆似的闪烁的灯光，我的双脚冻得站不住了，浑身也感到麻木了，我慢慢踱回院子，走进我的房间，打开电灯，走近火炉。炉火快灭了，我围着炉子打转，扔进一些木柴，加了一些煤块，火毕毕剥剥燃烧起来。屋里暖和多了，我感到身上又有了一股热气。我喝了一杯热开水，就走到小桌子边去读报。这是我每天生活秩序的一项，报纸每天傍晚来，有时我自己到场部收发室去取，有时打夜班的老王头顺便捎来。老王头是四川人，跟着当连长的儿子转业来农场的。现在儿子换了地方，他一个孤老头子就留在这畜牧队当工人，干不了多少活，就打夜班。自从我搬到这四周全是鸡舍的院子后，夜晚他偶尔主动来看看我，不敢多坐，喝一杯开水，抽半支烟，说一两句话：“白天职工开小组会，有人说你好。”或者是：“队长在部队是营级干部，谈到你时他说哪个庙里没有屈死鬼。”或者又说：“指导员面前你要小心。”他并不要听我的回答，说几句就走了。我明知道这老头不坏，却不敢接近他。我不喜欢听小话，更不愿意连累人；不过他总三四天来转一次，像到鸡舍看窗户关奸没有一样；今天的报纸就是他捎来的。

我翻报纸的时候，忽然发现了一封信！到北大荒后我很少收到来信，我们是被遗弃了的人，哪里会有人给我们来信？即使还有挂念我们的人，我们相信有几个人会为我们惋惜，只是他们怎么敢给我们写信呢？！我们也曾暗暗企求哪天会从天外飞来一只鸿雁，让我们知道一点人世的消息，听到一曲短短的美丽的音乐。可是我们又希望谁也不要给我们来信，我们最怕听到我们的亲人、我们的熟人因我们而落到像我们一样的境地。这是最可怕的！因此我们虽然十分想念世界上曾经与我们有过关系的亲人、朋友，但我们不敢，不愿和他们再有什么联系。现在竟然收到一封来信，立刻像有千万个电子射向我脑子并且四散传播，挤撞。这是谁的来信？有什么样的消息？是祸、是福……说不清有多少个人的形象在眼前转动，有多少个声音在耳边响动。信封上的字迹使我马上明白了，这不是儿子的来信吗？是从遥远的列宁格勒寄来的呵！我还是七月间刚到这里时给他去过一封信，告诉他我们已经在北大荒安了家，我说了许多使人愉快的话、让人放心的话，我也说过相信他们、放心他们，反复叮嘱他们要听党的话，我还违心地告诉他，我确有错误。我心里多么想得到一封回信，让我知道他的情况，但我又担心他因此得祸，不希望他给我来信。他没有给我回信，我又高兴，又失望。怎么今天竟回信了？出了什么事吗？这是一个深情的孩子，有理智的年轻党员，但他能顶得住吗？加在他身上的压力太大了。

我急于要看来信，等不及撕开信封，急切地要知道落在我头上的到底是什么，我心跳，手颤，盼望这是我承受得了的。终于，我畏畏缩缩地展开信纸，一行行、一字字地读了下去。

呵！多好啊！开头写得多么平静。他一点不动感情。述说了他的生活照旧，告诉我他的毕业论文已经写完，老师同学都非常满意。他不久可以领到毕业文凭，但年底还不能回国，将去潜水舰艇实习几个月，计划明年夏天可以回来。他询问了我们的生活，希望我们在劳动改造中有收获，有进步……看到这里，心里滋生了许多说不清的滋味！后面的述说仍然是冷静的，他告诉我，近几个月来，受到一些同学的批评，也得到一些同学的同情。他经过仔细思考，决定在一个时期里不同我们发生任何关系和任何联系。……这里没有更多的说明，没有任何解释，也没有流露出一点感情。这种冷静使我怔住了。难道这是真的吗？这会是最爱我的儿子此刻写给我的判决书吗？

我不能哭，我不敢哭。我小心谨慎地要保住我感情的堤坝，只要有一丝缝隙，水就会潜流进来。只要有一条细流，就会洪水奔涌，就会泛滥成灾，就能淹没一切，淹没我自己。我所有蓄积起来的，我们精心培育起来的，细心修补起来的，那道维持我活下来的，薄薄的堤坝是经不起再受冲击的。可是，我该怎样想，怎样办呢？我呆了。

我该死心了。我该支持他的理智的决定。我该鼓励他。但在支持他的里面，我自己将不能支持自己。我该为他的冷静处理感到高兴。他只能这样，他只是为了怕我动感情才克制住他的感情的。可是我将被他的冷静冻僵。儿子啊！你也许不会想到从此你妈妈将被送上绞架、送到天国、送到地狱、送到永远的黑暗中去。可是我反过来想，他可能从此得到解救，至少可以减刑，他还可能争取保持住自己学习的专业。这在他是至高无上的，也是我所希望的。亲爱的儿子呵！你知道吗？妈妈已经软弱得不能再经受一丝风雨了，她的忍耐力和使自己坚持活下去的一点支柱是摇摇欲坠的。她现在更需要的是爱，是温暖，是了解，是信任，是剥掉强加在身上的那件耻辱的外衣，是挖去盖在罪犯脸上的金印，是要对未来重新确立信心，是要迎着暴风雨屹立在浪涛中的力量，是要坚定，是要坚强。可是，现在，我能忍心说这封来信是对我又一次的致命打击吗？这能怪你吗？不能，不能！你是对的，你早就应该这样做。你只是过了很久，为了不使我伤心才等待着，等到这时才下的决心。你也是被害者。你的冷静只是为了使我冷静。我很理解儿子的处境、心情和为此而经历着的痛苦与折磨。

我呆呆坐在小桌子旁的椅子上，不知过了多久，我发现老王头站在桌边，他茫然地望着我，又满屋搜索。半天，他才说：“出什么事了？我看见你屋里一直灯光不灭，唉，陈明不在家，要多照顾自己呵！”我仍然不能动，不能说，只是呆呆地。他给我倒了一杯水，又向炉子里加了木柴，加了煤块。最后他扶我到床上，他为我关了电灯，退了出去。我的表老早就坏了，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只听见屋外风吼，天果然变了。

第二天我昏昏沉沉地睡了一天。好心的小组长来看过我，问我是不是病了，要我休息。晚上，夜深了，我仍在昏迷中，听到门“呀”地响了一声，走进来一看，真真吓了我一跳，啊！修路工人又回来了他俯下身子看我。我从来不是教徒，可是我想，是快乐的圣诞节日来临了。

一股凉气侵袭到我脸上，但全身却暖过来了。严严实实压在心底的热泪，涌满眼眶，忍不住流了下来。陈明说：“队上有人一早赶来看我，说老王头告诉他你病了。我立刻就请假赶回来了。你到底怎么了？你是一个坚强的人，你已经承受了一切，还准备着承受一切，我们在一起，我相信你。”他拭去我脸上的泪痕。飘浮在海洋中将要沉下去的我的身躯忽然被一双有力的手托住了，我挣扎着，我不怕了，我又得救了。我能达到彼岸，踏上新大陆。

第二天，我写了一封短信寄到列宁格勒，说：“完全支持你，同意你的决定，你是对的；放心妈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