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造反派的威风

我第一次见到这群革命女将是在一九六八年的八九月间，那时我在宝泉岭农场水利大楼的一间“牛棚”里已经住了快三个月，“牛棚”里还只关着我一个人，四个造反派的家属日夜轮班看管我。她们对我

都还算不错，常常问寒问暖，问我的家世，问我的遭遇。有时看见我吃得太少，打饭时，便给我买一个稍好的菜，她们的出发点可能是：这是一个六十四岁的老人了。尽管有时因为照顾我她们遭到旁人的责问，但还没有引起太大的麻烦。这时我虽然很痛苦，思想受熬煎，但只要不搞突然袭击，来什么批斗，日子总还是可以挨得过去。一天我正坐在炕上，看放在桌上的一张旧报纸；报纸是陈明隔几天送一次来。屋子里很黑，窗户下层的两块玻璃都涂有墨水，只剩上边一块透进微弱的光亮。这时房门忽然砰的一声推开了，进来一群年轻人，我不敢抬头看她们，(如果我抬头看看，她们就会嚷嚷，“看，她那仇恨的眼光！”)习惯地低着头无声地坐着，就听到好几个人齐声咆哮道：“你是什么东西！还坐在那里不动弹。”接着更多的声音乱嚷道：“还不快站起！跪下跪下！”而且有人扑近来，有人拉，有人推，有的动拳头，有人用脚踢。我就跪在炕边了。我来不及理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接着拳脚像暴风雨般地落到我的身上。我听见有人斥骂：“大右派！大特务！反革命！打死她！打死一个少一个！……”我实在又紧张、又麻木，一下醒悟不过来，不明白我又犯了什么大罪，该挨如此这般的暴打，我只得任她们打骂，任她们发泄。值班看守我的那两个家属也不知怎么一回事，被挤得站到一边去了，不敢保护我。我躬身弯腰缩头缩脑跪在炕边，任她们暴打了一阵。她们又翻了一下我看的报纸，把压在我枕下的几件换洗衣服抖落出来，扔在地上，好像我犯了滔天罪行，又像是得罪了她们，她们跑来痛痛快快地找我出气，报复一番然后一阵风一股浪似的涌着挤出小门走了。

我慢慢站起来，收拾地上、炕上，然后又低着头就着微弱的亮光看报。好像任何事都没有发生那样。其实我浑身都像掉在火里，火烧火辣的，一颗心更冷了，也更麻木了。一个小头头，造反派指挥部的人跷着二郎腿坐在炕那头冷静地对看守我的家属解释道：“这是刚从北京来的学生。看她们的造反精神，她们真革命！”这次暴打留给我的腰眼疼痛，加重了我原来的腰痛病，一直到现在还经常要犯。

二、窗后

尖锐的哨声从过道这头震响到那头，从过道里响彻到窗外的广场。这刺耳的声音划破了黑暗，蓝色的雾似的曙光悄悄走进了我的牢房。垂在天花板上的电灯泡，显得更黄了。看守我的陶芸推开被子下了炕，匆匆走出了小屋，返身把门带紧，扣严了门上的搭袢。我仔细谛听，一阵低沉的嘈杂的脚步声，从我门外传来。我更注意了，希望能分辨出一个很轻很轻而往往是快速的脚步声，或者能听到一声轻微的咳嗽和低声的甜蜜的招呼……“啊呀！他们在这过道的尽头拿什么呢？啊！他们是在拿笤帚，要大扫除；还要扫窗外的广场。”如同一颗石子投入了沉静的潭水，我的心跃动了。我急忙穿好衣服，在炕下来回走着。我在等陶芸，等她回来，也许能准许我出去扫地。即使只准我在大门内、楼梯边、走廊里打扫也好。啊！即使只能在这些地方洒扫，不到广场上去，即使我会腰酸背疼，即使我……我就能感到我们都在一同劳动，一同在劳动中彼此怀想，而且……啊！多么奢侈的想望啊！当你们一群人扫完广场回来，而我仍在门廊之中，我们就可以互相睨望，互相凝视，互相送过无限的思念之情。你会露出纯净而挚热的、旁人谁也看不出来的微笑。我也将像三十年前那样，从那充满了像朝阳一样新鲜的眼光中，得到无限的鼓舞。那种对未来满怀信心，满怀希望，那种健康的乐观、无视任何艰难险阻的力量……可是，现在我是多么渴望这种无声的、充满了活力的支持。而这个支持，在我现在随时都可以倒下去的心境中，是比二十年前千百倍地需要，千百倍地重要啊！

没有希望了！陶芸没有回来。我灵机一动，猛然一跃，跳上了炕，我战战兢兢地守候在玻璃窗后。一件从窗棂上悬挂着的旧制服，遮掩着我的面孔。我悄悄地从一条窄窄的缝隙中，向四面搜索，在一群扫着广场的人影中仔细辨认。这儿，那儿，前边，窗下，一片，两片……我看见了，在清晨的、微微布满薄霜的广场上，在移动的人群中，在

我窗户正中的远处，我找到了那个穿着棉衣也显得瘦小的身躯，在厚重的毛皮帽子下，露出来两颗大而有神的眼睛。我轻轻挪开一点窗口挂着的制服，一缕晨光照在我的脸上。我注视着的那个影儿啊，举起了竹扎的大笤帚，他，他看见我了。他迅速地大步大步地左右扫着身边的尘土，直奔了过来，昂着头，注视着窗里微露的熟识的面孔。他张着口，好像要说什么，又好像在说什么。他，他多大胆啊！我的心急遽地跳着，赶忙把制服遮盖了起来。又挪开了一条大缝。我要你走得更近些，好让我更清晰地看一看：你是瘦了，老了，还是胖了的更红润了的脸庞。我没有发现有没有人在跟踪他，有没有人发现了我……可是，忽然我听到我的门扣在响，陶芸要进来了。我打算不理睬她，不管她，我不怕她将对我如何发怒和咆哮。但，真能这样吗？我不能让她知道，我必须保守秘密，这个幸福的秘密。否则，他们一定要把这上边一层的两块玻璃也涂上厚厚的石灰水，将使我同那明亮的蓝天、白雪覆盖的原野、常常有鸦鹊栖息的浓密的树枝，和富有生气的、人来人往的外间世界，尤其是我可以享受到的缕缕无声的话语、无限深情的眼波，从此告别。于是我比一只猫的动作还轻还快，一下就滑坐在炕头，好像只是刚从深睡中醒来不久，虽然已经穿上了衣服，却仍然恋恋于梦寐的样子。她开门进来了，果然毫无感觉，只是说：“起来！起来洗脸，捅炉子，打扫屋子！”

于是一场虚惊过去了，而心仍旧怦怦怦地跳着。我不能再找寻那失去的影儿了。哨音又在呼啸，表示清晨的劳动已经过去。他们又将回到他们的那间大屋，准备从事旁的劳动了。

这个玻璃窗后的冒险行为，还使我在一天三次集体打饭的行进中，来获得几秒钟的、一闪眼就过去的快乐。每次开饭，他们必定要集体排队，念念有词，鞠躬请罪，然后挨次从我的窗下走过，到大食堂打饭。打饭后，再排队挨次返回大“牛棚”。我每次在陶芸替我打饭走后(我是无权自己去打饭的，大约是怕我看见了谁，或者怕谁看见了我吧)，就躲在窗后等待，而陶芸又必定同另外一伙看守走在他们队伍的后边。因此，他们来去，我都可以站在那个被制服遮住的窗后，悄悄将制服挪开，露出脸面，一瞬之后，再深藏在制服后边。这样，那个狡猾的陶芸和那群凶恶的所谓“造反战士”，始终也没能夺去我一天几次、每次几秒钟的神往的享受。这些微的享受，却是怎样支持了我度过最艰难的岁月，和这岁月中的多少心烦意乱的白天和不眠的长夜，是多么大地鼓舞了我的生的意志啊！

三、书简

陶芸原来对我还是有几分同情的。在批斗会上，在游斗或劳动时，她都曾用各种方式对我给予某些保护，还常常违反众意替我买点好饭菜，劝我多吃一些。我常常为她的这些好意所感动。可是自从打着军管会的招牌从北京来的几个人，对我曰日夜夜审讯了一个月以后，陶芸对我就表现出一种深仇大恨，整天把我反锁在小屋子里严加看管，上厕所也紧紧跟着。她识不得几个字，却要把我写的片纸只字，翻来捡去，还叫我念给她听。后来，她索性把我写的一些纸张和一支圆珠笔都没收了，而且动不动就恶声相向，再也看不到她的好面孔了。

没有一本书，没有一张报纸，屋子里除了她以外，甚至连一个人影也见不到，只能像一个哑巴似的呆呆坐着，或者在小屋中踱步。这悠悠白天和耿耿长夜叫我如何挨得过？因此像我们原来住的那间小茅屋，一间坐落在家属区的七平方米大的小茅屋，那间曾被反复查抄几十次，甚至在那间屋里饱受***、殴打，那曾经是我度过多少担心受怕的日日夜夜的小茅屋，现在回想起来，都成了一个辉煌的、使人留恋的小小天堂！尽管那时承受着狂风暴雨，但却是两个人啊！那是我们的家啊！是两个人默默守在那个小炕上，是两个人围着那张小炕桌就餐，是两个人会意地交换着眼色，是两个人的手紧紧攥着、心紧紧连着，共同应付那些穷凶极恶的打砸抢分子的深夜光临……多么珍贵的黄昏与暗夜啊！我们彼此支持，彼此汲取力量，排解疑团，坚定信心，在困难中求生存，在绝境中找活路。而现在，我离开了这一切，只有险恶浸入我寂寞的灵魂，死一样的孤独窒息着我仅有的一丝呼吸！什么时候我能再痛痛快快看到你满面春风的容颜？什么时候我能再听到你深沉有力的语言？现在我即使有冲天的双翅，也冲不出这紧关着的牢笼！即使有火热的希望，也无法拥抱一线阳光！我只能低吟着我们曾经爱唱的地下斗争中流传的一首诗：“囚徒，时代的囚徒，我们并不犯罪。我们都从那火线上扑来，从那阶级斗争的火线上扑来。凭它怎么样压迫，热血依然在沸腾……”

一天，我正在过道里捅火墙的炉子，一阵哨音呼啸，从我间壁的大屋子里涌出一群“牛鬼蛇神”，他们急速地朝大门走去。我暗暗抬头观望，只见一群背上钉着白布的人的背影，他们全不掉头看望，过道又很暗，因此我分不清究竟谁是谁，我没有找到我希望中的影子。可是，忽然，我感觉到有一个东西，轻到无以再轻地落到我的脚边。我本能地一下把它踏在脚下，心怦怦地跳了起来，多好的机会啊，陶芸不在。我赶忙伸手去摸，原来是一个指头大的纸团。我来不及细想，急忙把它揣入怀里，踅进小屋，塞在铺盖底下。然后我安定地又去过道捅完了火炉，把该做的事都做完了，便安安稳稳地躺在铺上。其实，我那时的心啊，真像火烧一样，那个小纸团就在我的身底下烙着我，烤着我，表面的安宁，并不能掩饰我心中的兴奋和凌乱。“啊呀！你怎么会想到，知道我这一时期的心情？你真大胆！你知不知道这是犯法的啊！我真高兴，我欢迎你大胆！什么狗屁王法，我们就要违反！我们只能这样，我们应该这样……”

不久，陶芸进来了。她板着脸，一言不发，满屋巡视一番，屋子里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没有引起她丝毫的怀疑。她看见我一副疲倦的样子，吼道：“又头痛了？”我嗯了一声，她不再望我了，返身出去，扣上了门扣。我照旧躺着。屋子里静极了，窗子上边的那层玻璃，透进两片阳光，落在炕前那块灰色的泥地上。陶芸啊！你不必从那门上的小洞洞里窥视了，我不会让你看到什么的，我懂得你。

当我确信无疑屋子里真真只剩我一个人的时候，才展开那个小纸团。那是一片花花绿绿的纸烟封皮。在那被揉得皱皱巴巴的雪白的反面，密密麻麻排着一群蚂蚁似的阵式，只有细看，才能认出字来！你也是在“牛棚”里，在众目睽睽下生活，你花了多大的心思啊！

上面写着：“你要坚定地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自己、相信时间，历史会作出最后的结论。要活下去！高瞻远瞩，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活，为我们的孩子们而活，为我们的未来而活！永远爱你的。”

这封短信里的心里话，几乎全是过去向我说过又说过的。可是我好像还是第一次听到，还是那末新鲜，那末有力量。这是冒着大风险送来的！在现在的情况底下，还能有什么别的话好说呢？……我一定要依照这些话去做，而且要努力做到，你放心吧。只是……我到底能做什么呢？我除了整天在这不明亮的斗室中冥思苦想之外，还能做什么呢？我只有等着，等着……每天早晨我到走廊捅炉子，出炉灰，等着再发现一个纸团，等着再有一个纸团落在我的身边。

果然，我会有时在炉边发现一叶枯干了的包米叶子，一张废报纸的一角，或者找到一个破火柴盒子。这些聪明的发明，给了我多大的愉快啊！这是我唯一的精神食粮，它代替了报纸，代替了书籍，代替了一切可以照亮我屋子的生活的活力。它给我以安慰，给我以鼓励，给我以希望。我要把它们留着，永远地留着，这是诗，是，是永远的纪念。我常常在准确地知道没有人监视我的时候，就拿出来抚摸，收拾，拿出来低低地反复吟诵，或者就放在胸怀深处，让它像火一般贴在心上。下边就是这些千叮嘱、万叮嘱，千遍背诵，万遍回忆的诗句：

他们能夺去你身体的健康，却不能抢走你健康的胸怀。你是

海洋上远去的白帆，希望在与波涛搏斗。我注视着你啊！人们也

同我一起祈求。

关在小屋也好，可以少听到无耻的谎言；没有人来打搅，沉

醉在自己的回忆里。那些曾给你以光明的希望，而你又赋予他们

以生命的英雄；他们将因你的创作而得名，你将因他们而永生。他们将在你的回忆里丰富、成长，而你将得到无限愉快。

忘记那些迫害你的人的名字，握紧那些在你困难时伸过来的手。不要把豺狼当人，也不必为人类有了他们而失望。要看到远远的朝霞，总有一天会灿烂光明。

永远不祈求怜悯，是你的孤傲；但总有许多人要关怀你的遭遇，你坎坷的一生，不会只有我独自沉吟，你是属于人民的，千万珍重！

黑夜过去，曙光来临。严寒将化为春风，狂风暴雨打不倒柔嫩的小草，何况是挺拔的大树！你的一切，不是哪个人恩赐的，也不可能被横暴的黑爪扼杀、灭绝。挺起胸来，无所畏惧地生存下去

我们不是孤独的，多少有功之臣、有才之士都在遭难受罪。我们只是沧海一粟，不值得哀怨！振起翅膀，积蓄精力，为将来的太好时机而有所作为吧。千万不能悲观！

这些短短的书简，可以集成一个小册子、一本小书。我把它扎成小卷，珍藏在我的胸间。它将伴着我走遍人间，走尽我的一生。

可惜啊！那天，当我戴上手铐的那天，当我脱光了衣服被搜身的那天，我这唯一的财产，我珍藏着的这些诗篇，全被当作废纸而毀弃了。尽管我一再恳求，说这是我的“罪证”，务必留着，也没有用。别了，这些比珍宝还贵重的诗篇，这些同我一起受尽折磨的纸片，竟永远离开了我。但这些书简，却永远埋在我心间，留在我记忆里。

四、别离

春风吹绿了北大荒的原野，天气一天比一天暖和，按季节，春播已经开始了。我们住在这几间大屋子、小屋子里的人，一天比一天少了。听说，有的已经回了家，回到原单位，有的也分配到生产队劳动去了。每个人心中都将产生一个新的希望。

五月十四曰那天，吃过早饭，一个穿军装的人，来到了我的房间，我意识到我的命运将有一个新的开始。我多么热切地希望回到我们原来住的那间小屋，那间七平方米大的小茅屋，那个温暖的家。我幻想我们将再过那种可怜的而又是幸福的、一对勤劳贫苦的农民的生活啊！

我客气地坐到炕的一头去，让来人在炕中间坐了下来。他打量了我一下，然后问：“你今年多大年纪？”

我说：“六十五岁了。”

他又说：“看来你身体还可以，能劳动吗？”

“我一直都在劳动。”我答道。

他又说：“我们准备让你去劳动，以为这样对你好些。”

不懂得他指的是什么，我没有回答。

“让你去xx队劳动，是由革命群众专政，懂吗？”

我的心跳了一下。xx队，我理解，去xx队是没有什么好受的。这个队的一些人我领教过。这个队里就曾经有过一批一批的人深夜去过我家，什么事都干过。但我也不在乎，反正哪里都会有坏家伙，也一定会有好人，而且好人总是占多数。我只问：“什么时候去？”

“就走。”

“我要清点一些夏天的换洗衣服，能回家去一次吗？”我又想到我的那间屋子了，我离开那间小屋已经快十个月了，听说去年冬天黑夜曾有人砸开窗户进去过，谁知道那间空屋现在成了什么样子！

“我们派人替你去取，送到xx队去。”他站了起来，想要走的样

我急忙说：“我要求同c见一面，我们必须谈一些事情，我们有我们的家务。”

我说着也站了起来，走到门边去，好像他如不答应，我就不会让他走似的。

他沉吟了一下，望了望我，便答应了。然后，我让他走了，他关上了门。

难道现在还不能让我们回家吗？为什么还不准许我们在一道？我们究竟犯了什么罪？自从去年七月把我从养鸡队(我正在那里劳动)揪到这里关起来，打也打了，斗也斗了，审也审了。现在农场的两派不是已经联合起来了吗？据说要走上正轨了，为什么对我们还是这样没完没了？真让人不能理解！

实际我同c分别是从去年七月就开始了的。从那时起我就独自一人被关在这里。到十月间才把这变相的牢房扩大，新涌进来了一大批人，c也就住在我间壁的大“牛棚”里了。尽管不准我们见面，碰面了也不准说话，但我们总算住在一个屋顶之下，而且总还可以在偶然的场合见面。我们有时还可以隔着窗户瞭望，何况在最近几个月内我还收到他非法投来的短短的书简。现在看来，我们这种苦苦地彼此依恋的生活，也只能成为供留恋的好景和回忆时的甜蜜了。我将一个人到xx队去，到一个老虎队去，去接受“革命群众专政”的生涯了。他又将到何处去呢？我们何时才能再见呢？我的生命同一切生趣、关切、安慰、点滴的光明，将要一刀两断了。只有痛苦，只有劳累，只有愤怒，只有相思，只有失望……我将同这些可恶的魔鬼搏斗……我决不能投降，不能沉沦下去。死是比较容易的，而生却很难；死是比较舒服的，而生却是多么痛苦啊！但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尽管我已于一九五七年底被开除了党籍，十一年多了。我一直是这样认识，这样要求自己和对待一切的)，我只能继续走这条没有尽头的艰险的道路，我总得从死里求生啊！

门呀然一声开了，c走进来，整个世界变样了，阳光充满了这小小的黑暗牢房。我懂得时间的珍贵，我抢上去抓住了那两只伸过来的坚定的手，审视着那副好像几十年没有见到的面孔，那副表情非常复杂的面孔。他高兴，见到了我；他痛苦，即将与我别离；他要鼓舞我去经受更大的考验，他为我两鬓白霜、容颜憔悴而担忧；他要温存，却不敢以柔情来消融那仅有的一点勇气；他要热烈拥抱，却深怕触动那不易克制的激情。我们相对无语，无语相对，都忍不住让热泪悄悄爬上了眼睑。可是随即都摇了摇头，勉强做出一副苦味的笑容。他点了点头，低声说：“我知道了。”

“你到什么地方去？”我悄然问他。

“还不知道。”他摇了摇头。

他从口袋里拿出来一张钞票，轻轻地而又慎重地放在我的手中。我知道这是他每月十五元生活费里的剩余，仅有的五元钱。但我也只得留下，我口袋里只剩一元多钱了。

他说：“你尽管用吧，不要吃得太省、太坏，不能让身体垮了。以后，以后我还要设法……”

我说我想回家取点衣服。

他黯然说道：“那间小屋别人住下了，那家，就别管它了。东西么，我去清理，把你需要的捡出来，给你送去。你放心好了。我一定每月给你写信。你还要什么，我会为你设法的”

我咽住了。我最想说的话，强忍住了。他最想说的话，我也只能从他的眼睛里看到。我们的手，紧紧攥着；我们的眼睛，盯得牢牢地，谁也不能离开。我们马上就要分别了。我们原也没有团聚，可是又要

别离了。这别离，这别离是生离呢，还是死别呢？这又有谁知道呢？

“砰”的一下，房门被一只穿着翻毛皮鞋的脚踢开了。一个年轻小伙瞪着眼看着屋里。

我问：“干什么？”

他道：“干什么！时间不早了，带上东西走吧！”

我明白这是xx队派来接我的“解差”。管他是董超，还是薛霸，反正得开步走，到草料场劳动去。

于是，c帮助我清理那床薄薄的被子，和抗战胜利时在张家口华北局发给的一床灰布褥子，还有几件换洗衣服。为了便于走路，c把它们分捆成两个小卷，让我一前一后地那末背着。

这时他迟疑了一会儿，才果断地说：“我走了。你注意身体。心境要平静，遇事不要激动。即使听到什么坏消息，如同……没有什么，总之，随时要做两种准备，特别是坏的准备。反正，不要怕，我们已经到了现在这种地步，还有什么可怕的呢？我担心你……”

我一下给他吓傻了，我明白他一定瞒着我什么。他现在不得不让我在思想上有点准备。唉，你究竟还有什么更坏的消息瞒着我呢？

他见到我呆呆发直、含着眼泪的两眼，便又宽慰我道：“什么事也没有发生，都是我想得太多，怕你一时为意外的事而激动不宁总之，事情总会有结局的。我们要相信自己。事情不是只限于我们两个人。也许不需要很久，整个情况会有改变。我们得准备有一天要迎接光明。不要熬得过苦难，却经不住欢乐。”他想用乐观引出我的笑容，但我已经笑不出来了。我的心，已为这没有好兆头的别离压碎了。

他比我先离开屋子。等我把什么都收拾好，同那个“解差”离开这间小屋走到广场时，春风拂过我的身上。我看见远处槐树下的井台上，站着一个向我挥手的影子，他正在为锅炉房汲水。他的臂膀高高举起，好像正在无忧地、欢乐地、热烈地遥送他远行的友人。

五、希望在阳光下

一九六九年五月中旬，关在“牛棚”里的人将近发落完了时，才一声令下，放我离开“牛棚”去二十一队劳动，在群众专政监督下劳动。我含着满腹的悲愤和辛酸告别了陈明。陈明将发落到什么地方去呢？他的命运前途如何呢？离开我，没有我，他将怎样生活呢？而我没有了他，我只能勉励自己，全力支持自己，使自己不倒下去，也许将来还能再见一面吧。我恨透了这间“牛棚”，却又难舍难离这“牛棚”。我无奈地走出了水利大楼，我在这栋楼下孤独地住了十个月，十个月中经常想到何时能回家，回到八委的只有七平方米的那间温暖的小茅屋去。现在已经明明白白回不去了，从陈明进“牛棚”不久，那间小屋连同我们过日子的锅盆碗盏都全部借给一个转业来的军人家属去用了。现在不能想它了，现在只能想念这个曾经把我禁闭了十个月的水利大楼了。尽管这间小屋记下了赐予我的许多污辱、许多痛苦，但这间小屋的邻室曾住着与我同命运的人，住着有了解我、关心我、爱我、疼我的亲人，有将我同这世界联结起来的人。现在把我打发到哪里去呢？二十一队，这个在多次武斗***名凶狠的队，是一个老虎队。二十一队里有打过我的人，有侮辱过我的人，这帮人三五结伴，经常在三更半夜到我们家来，名为抄“四旧”，实则打砸抢。他们拿走我们的衣物、鞋、袜、笔记本、稿件，和日常的生活用品。我现在正是被押到他们那里去，在这帮凶神恶煞的眼皮底下过日子，我只能用

颤抖的心灵去迎接更加残酷、更加黑暗悲惨的日子。但我却又揣想着，安慰自己，可能这里还会有一线的希望。不是别的，我只以为，不管怎么样，我可以不再关在黑屋子里，我可以见到太阳了。我可以在阳光底下劳动了。劳动是累人的，是苦的，但在劳动中我是可以得到乐趣的。而且是在太阳底下，我是多么地长时期地渴望阳光啊！一九五八年我决心离开北京来东北劳动。在劳动中还是得到过乐趣的。现在重又下来劳动，我真愿意。我以为人与人在共同劳动中是可以产生共同感情的。这可以打通人为的隔阂而沟通彼此的心曲。这我是愿意的。尽管我背负着创伤和恐惧，但我仍然鼓起我生命中仅有的力量，一边免不了战战兢兢想到我将遭遇的种种灾难，但还是打开一丝心扉，向着阳光，迎接阳光。

当我们走到一条岔道边时，推着自行车走在我后边的那名“解差”忽然命令道：“转弯走。”就是说要我走一条去二十一队的小道。我有点迟疑了。走大道路上碰见的人多，常常碰见一群群小孩，在几个大一点的学生的唆使怂恿下，他们会跟在我身后起哄，边跑边叫，当着好玩。“打倒丁玲！打倒大右派！”有时还会飞过来几块小石头子。造反派以此得意，他们彼此笑着：“看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动员得多么广泛深刻，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嘛。”但我更怕走少有人走的小道。如果在这里遇到一两个坏人，一看前后左右没有行人他们更会耍尽威风，有时用拳，有时用棍，有时还会用手中的锄头、镰刀朝你砍来。我真怕，我得拼命快跑，有时得挨一两下，有时便狠狠地被饱打一顿。想到这里，我不愿拐弯。但“解差”用自行车横撞过来，我退到路边，他又挤过来，接着嚷道：“叫你拐弯嘛！”我只好听命拐弯，走进果园苗圃里一条小道。这里行人很少，我有点心悸。但那位“解差”却一变刚才的凶相，很平和地说道：“把行李放到车架上。”我一下不能理解他的话，回头望望他。他一本正经地又重复了一遍，看来不是开玩笑。我才放心，并且暗暗欢喜，因为我已经被肩上的那四件小行李压得喘不过气，战争时期经常行军，我也没有背过这样多的东西。这几件行李并不十分重，我是勉强拿得动的，只是又要走路，还要快步走路。他可能看出我的狼狈样子，才发了善心。我用发抖的手把网兜放在地下，又从肩上卸下那两小卷铺盖、一床薄被子、一条褥子放到他的自行车架上，还可以放上一个网兜。我一身感到轻松，用衣袖擦了一下脸上的汗水，再拎起剩下的一个网兜。而且稍稍放慢点步子，我也不敢去多看几眼那个“解差”，怕惹怒了他。可是我心里却充满了对他的感激之情，为又碰到一个通情的人而高兴，把适才的担心、愁苦都放开一边了。

六、晒肥场上的遐想

走了一大段路，才走出果园，转到一条上坡的大道，不远便到了二十一队。再走过几个小坡，便看见坡下场院里满是人群正在那里劳动。“解差”命令道：“你也去那里干活去，我把你的行李送到你的宿舍去。”他拿过我手里的网兜，就一个劲上坡向队部宿舍那个方向去了。

我放眼一看，啊！真热闹啊！满场院都是人。我怯生生地走拢去。一个中年人，留有络腮胡子，远远看见了我，板着脸，恶狠狠走近来，抛给我一个钉耙，厉声道：“就在这里翻晒肥料。老老实实，不准耍滑偷懒！”我接过钉耙，就在这满场院铺晒拌了药的土疙瘩当中走开了，边走边推，把这些肥料翻松扒开来承受阳光。啊！我自己也该尽情地承受这久别的阳光。

但我不敢昂头，我悄悄看到有一群青年，兴致很好，在这大场院里来回走着，他们大声吆喝、说着，笑笑闹闹。好在他们谁也不看我，不屑于看我。我开始的紧张，慢慢松弛一些。我好像感到，也可能是我有意去想，记得“文化大革命”开始的那年，一九六六年，麦收时，我主动要求下队劳动，也曾在七队的摊满麦粒的场院里用耙子来回走着、推着，翻晒新麦。虽然那时七队的指导员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对我表现亲切，职工们也似乎有了一点点隔阂，但他们还是让我们去为他们布置农忙时节的俱乐部，设计，画光荣榜等。每天都客气地把农忙时特地加添的一顿下午饭，炸油条或是两个热呼呼的大肉包子送到我们手上。

还有几个曾经接近过我们的工人和家属、北京青年，不时地和我们说几句话。而最使我能比较坦然地在那里劳动和生活的，是邓婉荣也在七队参加劳动。她同我们一道从场部下来，她还时时照顾我。而她在七队，谁对她都熟悉，都友好。她的垦区标兵的荣誉称号，就是在七队每年评比中，公认选举出来的。在表面上她在七队是一个普通工人，但她在队上享有百分之百的信任，在七队她是一个权威人士。那个时候只要我跟着她，就能得到安全，七队的老职工们是不会给我一点点难堪的。而且她在场院奔走忙碌，是霞光四射的，我会因为她感到劳动的愉快。现在时过境迁，我被揪到二十一队，情景大不一样了，但那种过去的淡淡的回忆仍使我微微动情，我会稍稍忘记眼前的艰难险峻。难道这群年轻人不可爱吗？他们从北京来，从上海来，从哈尔滨来，他们离开城市，离开父母，离开优越的生活来到这荒芜的边疆，他们自然多少会有远大的理想和劳动热情，我应该把他们当做老师，像过去我对邓婉荣那样。我愿意相信他们。我几乎以为一切都会很快变好起来。虽然心里还填满了刚刚离别陈明的阴影。

七、“你还配睡午觉！”

中午收工时，那位“解差”又来了，他把我引到一间集体宿舍里，指着靠房门的一张小木床道：“你就睡在这里。把东西收拾好，再到食堂去买饭票。马上就开饭了。”这是一间很大的屋子，南边窗户下有一铺大炕，可以睡八九个人。炕上铺着花花绿绿的床单，摺放着几床厚厚的棉被。东边也是一铺大炕，可以睡四五个人。我的床紧靠西墙，床的两头都有一点点空地方，南头码着一摞大小不同、颜色各异的箱子。北头靠门的三尺来宽的空地方，放着水桶、扫帚之类的杂物。屋子中间是一堵一米半高的火墙，从北到南约有三米长的样子，火墙南头留了一条小道。这道火墙把我和东边的炕隔开了，我只能听见她们的声音，却看不见人影。但睡在那边炕上的人进进出出都要绕过火墙，走过我的床前。顺着火墙一溜支着一个窄长的木架子，住在这间屋里的人所有的脸盆漱口缸、镜子等塞满了这个架子。我稍稍整理一下床铺，我已没有多余的东西，只能把换洗衣服和脸盆、牙缸都塞在炕头底下和床铺底下。

我赶紧到食堂去买饭票。食堂里已经挤满了人。我远远站在后面，等所有人都打过了饭菜，我才走到窗口伸手递过五元钱买饭票。厨房里边那个同志似乎是一个知青，伸出头来望我一眼，又转过头去朝里边人喊道：“是那个大右派。”然后才转过来从抽屉里点了几张食堂的粮票菜票给我，还问：“怎么只买五块钱的？”我说：“以后再买吧。现在只有这点钱。”他又向里面的同伙说：“是一个穷右派，装穷！几十万块钱，都藏到什么地方去了？！”然后又对我说：“乙菜卖完了，只有甲菜，五毛

钱一个。以后开饭早点来，你不能顿顿吃甲菜。”我心里有点高兴，甲菜就甲菜吧，我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尝到肉味了。今天刚来，第一天就吃顿好的吧。我把菜和饭端到屋外空地里，找了一块石头坐下来。好在人们都在屋里、宿舍里吃饭，没有人来这里打扰。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我不被人注意，能够让我默默地好像没有我这个人那样，像一条牛、一匹马那样无声地劳动着，那样我才会感到我的存在，感到世界上还有一个我。我可以从那样一个安宁的小世界里找到一点点存在的乐趣。吃完饭的人都回宿舍休息去了，食堂内外慢慢人少了，我也吃完了饭。我想，我也该休息一会儿了。我该点燃一支烟解解乏，松弛松弛绷得紧紧的神经。我需要一支烟、一张床，哪怕很短很短的时间，一会儿也好。于是我踽踽慢步走向那间让我栖身的大宿舍去。

同屋的人早回来了，全是二十岁上下的活泼、健康的女孩子，全是我平日十分喜爱的姑娘们。但是，现在，现在她们是神圣的革命女将，造反派的战友。她们没有我在面前时，大概都是天真无邪的少女，嬉戏打闹。可是只要我一出现在她们面前，她们就都鸦雀无声，变成了威严的罗刹。为了不惊扰她们，我的动作很轻，甚至呼吸也很轻。我悄悄进了屋，坐在自己的木床上，想等她们睡了觉我便也睡一会儿。

我轻轻地从怀里拿出一包大众牌香烟，我还没有打开烟包，就听到一个姑娘失声大叫道：“烟！香烟！还抽烟，你们看，她还抽烟呢！”跟着就有人冲过来，站在我床边，叱道：“什么东西！不准抽烟！”我冷冷地看着她，看着她那一副傻相，想骂她两句，但不知为什么，一股可怜的心情压过了一切憎恶的感情，“唉！她怎么会变得这样蠢，真像一只野猫。”我拍拍灰，把烟包塞在枕头底下。这可能是由于已成为我的逐渐习惯了的顺从，可以少挨些打。同时也夹杂有无理可说，对牛弹琴，懒得周旋的情绪。

我正想睡下去，到农场以后，我早就没有了睡午觉的习惯，但实在太累。可是我还没有倒下身去，又听到火墙那边有人叫了起来：“她怎么也敢睡觉？！她怎么能和我们一样？我们是革命派，她是反革命，我们休息，她也休息，那怎么成呢？”另一个人也说：“对，总得有点区别。”于是好几个人都嚷起来：“对！对，不能一样！”好几个人从那边走了过来，逼着我说：“出去，出去！下地干活去！你还配睡午觉！”我站起身就向屋外走去，脑子膨胀得厉害，心想：怎能这样不讲道理！

八、禁烟

屋外太阳很暖和。风微微地扫过我的全身，也好像扫去了压在我心头的愤懑。我往哪里去呢？我慢步向场院走去。小路两旁是刚刚耘过的松土，等着去种植，有些地方已经冒出各种各样的嫩菜，有韭菜，有小葱，还有很小的白菜叶子，或是豆芽。呵！万物都在这和煦而温柔的春天萌芽生长。一种爱念涌上我的心头，我真想拥抱什么。我的步伐轻了，我的眼睛明亮了。我走到这条小路的尽头，又横拐过去。我遥遥望着坡上的那一排房子，那大约是队部。我过去来过一次，它的东边是机车房，看得见里边还停的有两部机车。再过去大约是宿舍吧。厨房好像锁了门，一个人影都没有。我尽情呼吸着新鲜空气。我还是去年夏天在畜牧队劳动时呼吸过这样的空气，也曾在没有人影的大自然中独自徘徊。多舒畅呵！

我走到一间放农具器材的保管室。房门上一把大锁，静悄悄的。我找了一块阴凉的屋角，在地上坐了下来，抬头回顾，不觉把手伸进衣袋，拿出一盒新的烟来。我真高兴，还有这一包，现在该我享受一会儿了。我正要划火柴，猛然从我背后伸过来一只手，手里拿着打火机，咔嚓一响，火燃了，我吃惊地转身抬头去看，原来是我住在八委的一

个邻居，这个老李太好了。他低声地说：“我碰见老陈了。他回家取换洗衣服，他要我告诉你，他被分到一队，过一两天他会把你要用的东西送来，让你放心。还叫我照顾你。你需要什么，有什么话，告诉我好了。我会告诉老陈。”他说完，转身就朝库房后边的一条路走了，走得很快，一会儿就看不见他了。老李，你真好呵！足足有十个月没有见到你了。以前许多夜晚，你常在我们危难***现在我们的小屋，给过我们许多可能的帮助，我一直感谢你。现在你在二十一队，在我困难中又伸出手来，我是多么为你的出现所震动呵！

我再去抽烟，原来烟并没有点燃，然而远处来了人。我拿着烟踌躇着。难道我就成天躲着偷偷地抽烟吗？我想着那满屋的年轻姑娘，她们都不抽烟。即使她们不干涉我，不禁止我，我也不应该一个人把那间充满了年轻人的欢乐的宿舍弄得乌烟瘴气。何况我又只能抽大众牌。陈明虽说给我买了比较好的烟，可是只有几包，抽完了也难以为继呵！我们在“牛棚”里住着，偶然还能见面说话时，陈明几次劝我，无论如何，不要再抽那大众牌的白包纸烟了，那里面的杂土杂物太多。我也曾下决心想戒掉它，那末，现在就下决心戒了它。这同那些我面临着的政治上的难题，两相比较，真是轻如鸿毛。戒烟有什么了不得为难呢？第二天，我把几包好烟悄悄地送给一位种菜的王老头了。

九、鱼肝油丸

从一九六八年六月底被揪到“牛棚”后，头两个多月陈明还能常常托人给我捎点钱和东西，还有轮流看管我的那四个家属对我也还算宽待，我的伙食还是可以的。可是十月间，“支左”部队进入农场，农场的造反派两派都喊“大联合”，打砸抢之风表面上减少了，可是揪进“牛棚”被专政的人却更多了。所谓牛鬼蛇神们的正常工资、合法存款都被冻结，这时陈明也被勒令进了“牛棚”。他平日对经济钱财太不经心，两个人过冬的烤火费也没有领，两手空空就进来了。负责看管我们的人宣布，关在“牛棚”里的人，工人每月发十五元生活费，家属发八元。他们告诉陈明，我只有八元，因为我到农场后，从来不领工资，因此只能按家属待遇。这对我确实是无法生活下去的。陈明向他们百般解释、说明，全都不听。最后总算找到一条理由，陈明说，丁玲在农场一直享受公费医疗，这证明她是职工，不是家属。造反派查证属实，这才答应每月也发我十五元。但从此我的生活更加降低了。陈明在“牛棚”得参加重体力劳动，饭量比我要大些，我几乎每月都留给他一两元钱的饭票，这样，就得对自己卡得紧些。饭吃得少了，还仗着我素来体质较好，没有什么大病，菜也吃得差些，常常只吃一点咸菜，以为没有什么关系。到二十一队以后，离陈明远了，更不敢花钱。刚到的第一天，吃了一个甲菜，以后就再没有吃过甲菜，只吃咸菜时多。后来食堂伙食改为包伙，十二元钱一个月，钱花得多一点，但仍然吃得不好。有一个晚上，我去为同屋的革命小将们提洗脚水，只觉眼前一片白茫茫，模糊糊，看起来是平展展的一条平路，但脚底下却是高高低低。不知怎的，我碰到一块石头，一下就摔倒了，把水泼了一地。幸好水不十分烫，我身上腿上都渍满了水，总算没有烫着，我摸着爬起来，又去水炉边打水，走在路上感觉仍是那样。我提着水桶，每桶，只有小半桶水，便一步一挨，总算回到了宿舍。我悄悄用眼四面打看，亮处都还清楚，但一到模模糊糊的地方，就觉得眼前有两团黑红黑红的云。我又试着外出，仍只觉得脚底下是平坦坦的一片淡白色的光。我没有吭气。第二天我再试验，白天看什么都一样，就只到了晚上又像头天晚上那样。我又试了一天，还是那样。我心里明白了，我有点害怕，如果长久如此，或者更发展下去，我将怎么办呢？这大概就是夜盲症！

这天上工时，我请假到队上的医务室看眼。我找到了医生，医生看了看没说什么，在药柜子里拿了一小瓶药给我。我问：“什么药？”医生说：“维生素a。”我又问：“管事吗？”他说：“管事。只有这半瓶了，每顿吃三粒，每天吃九粒。”我又问医生：“这是不是夜盲症，能好吗？还会更坏吗？”他一边叫另一个人看病，一边冷冷地说：“你以后要吃得好一点，是营养问题。”医生不理我了，我只得退了出来，紧紧握着那半瓶药。瓶签上写的“鱼肝油精丸”。服法是每顿两粒，医生嘱咐我一顿服三粒，不管它，多吃一点，大约是集中火力打歼灭战吧。可是同时我心里真凉透了。这几粒药能管用吗？我真希望这是灵丹妙药。可是万一不好，怎么办呀？我的眼睛千万不能瞎呵！

连吃了三天药以后，我的视力有了变化，明显好转了一些；五天以后，我的视觉已经恢复正常了。晚上出去提水，能辨认出路的高低。眼前那两团黑云逐渐淡了，甚至好像没有了。一个星期后，我确实好了。药也吃完了，我再到医生那里去，想再拿点“宝药”，巩固疗效，还想悄悄留下几粒，万一眼病再发，处境更坏时，我可以不找医生，有备无患呀。但医生说，鱼肝油丸已经用完了，要等下次进药时才会有。他总算非常好，又给了我一瓶多种维他命，我真感谢他；一直到现在想起这事，我还打心眼里感谢他。尽管他后来也对我不好，寒冬腊月，我患感冒，他还叫我做杂事，夜晚去医务室看炉子。我觉得这有点过分。我心里曾不免为此难过，觉得他是医生，也参加到欺负我的行列，他不应该。不过，他的确给了我半瓶鱼肝油精丸，挽救了我的双眼。后来我一有机会就宣传这件事，既是宣传鱼肝油丸的灵验，也是对这位医生表示感谢。

十、任人差使

生产队的劳动安排都是在早晨一小时的“天天读”后，由队长宣布，然后分别由组长带着到各个指定地点去劳动。每天的劳动不一样，地点也不同，有时分散，有时集中。我不算是工人，不准参加“天天读”学习，也没有资格参加集体劳动。我是一个被干部、工人或造反派的任何人都可以临时勒令差遣去千活的“犯人”。开始的时候，队上多是派我到马房，跟另外两个“牛鬼蛇神”一道，清除马房内堆积得很厚的粪泥。这两个挂着“牛鬼蛇神”牌子的人，一个是五十年代初建场就来的起义的或是俘虏来的国民党军的士兵，大家叫他老黄。这种人在这个农场很多。时间长了，经过教育、改造，有的成了农场的中、下层骨干。原来这些人的处境都差不多，思想上比较一致，精神上都属于一派。“文化大革命”一来，因为各人站队的造反派观点不同，中间就有了分歧，有了亲疏。老黄这人还是很机灵的，他不属于哪一派，只因为他女儿是另一派的一个活动分子，使他受了连累，在这一派势力的控制下，暂时便处于被专政的地位。但是看起来，他的生活没有多大改变。他在我们二个人里的地位显得高些。果然不久，他就离开了我们，到水炉专门烧开水去了。

另一个是解放前小地方的税务所的所长，刚解放时偷偷进关，继续贩卖毒品，被抓捕归案，判刑二十年。二年困难时期，各地生活实行低标准，他请求监外执行，就迁来农场，依靠儿子生活，农忙时做临时工，当杂工，赚点工钱，队上人都叫他老李头。他的儿子不在这个队，可是同这里大多数人是一派。老李头貌似愚蠢，其实是比较会逢迎的人，“文化大革命”时他当然躲不过，被专政劳动，但仍可以拿到工资，只是稍微少点。在造反派眼里，他自然也比我高一点。他们都可以住在自己家里，每天按时来上工，而且还可以有星期天。我和他们一同劳动，得听他们差遣。我更不愿说话，也不看他们眼色，不拍他们马屁。他们也不找我麻烦，只稍稍同我划清点界限，这样倒好。

麦收时节，我也下大田，手拿镰刀参加劳动。有时为收割机打道，有时在小块地面人工收割。我手脚笨，一直缺少劳动锻炼，割得慢；打靿捆麦也慢，常常遭受女将们的斥骂。夏天在大田锄草也是这样，真是“汗滴禾下土，粒粒皆辛苦”。我虽汗如雨下，总还落在一群人的后边。只好在别人小休时我不休息，紧赶慢赶地跟上去。五十年代初我就有腰病，骨质增生，曾在大连医治疗养过。一九五八年到农场参加劳动，虽然病势更加发展，但我觉得，经过锻炼，痛感似乎轻了一些。不过像现在这样从早到晚，弯腰出力，劳动过头，我实在支持不住，手上磨出血泡，腰酸腿疼，我都不愿说，也无处说。我咬着牙，强打精神，汗如雨流，跟在人家后边干。我认为我是可以战胜这些困难的。

一天我正收拾锄头准备下地，给厨房种菜地的老王头把我喊住了。他让我去菜地拔葱。我犹豫地望着他，他肯定地说：“已经给队上说过了，你往后就在菜地劳动，去吧。菜都长起来了，伙房要用，要有人收。”菜地的活也多。我有时和几个老头一起，有时就单独一个人下菜地，收好了，一麻袋一麻袋背到伙房去。这几个老头都好，有比我小几岁的，也有比我大几岁的。他们都是职工家属。他们不革命，也不造反；同我在一起，他们不问我过去，也不管我现在。他们把我当一个人，不讨我的好，也不虐待我。老王头是这个菜组的头儿，他就是我第一天到这里来同我说过话，并带领我上食堂买饭票的人。我把剩下的四包好烟就是给了他的。我给他烟只是为了我决心戒烟，而在这四顾无亲的环境里，只有他同我说过话，我是什么别的想头也没有的。他叫我来，可能他们缺少一个专门收菜的人；也可能有什么好人看到我在大田里的狼狈样子，发了善心，讲了几句什么话。不管怎样，我在菜地里干活儿要轻松自由一些，精神也就敢于有一点点解放。我可以坐在菜畦的地埂上，眺望无垠的田野，欣赏着蒸腾的袅袅上升的雾气，望着那变幻无穷的云团，想着国家的未来，想着我个人的未来，我的希望真小呵！甚至小到只要能再见到陈明一次也好。这几个老人，老好人，我是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

他们有一间办公室，是靠墙搭起的半间茅屋，房间不大，放一张破桌子，有两条长板凳。靠墙根一铺木板床，床上铺了破草席。虽然墙歪了，屋顶露光，可是可以坐几个人休息。他们按时上工，先到这里拿工具，他们的锄头镰刀都挂在墙上，种子用报纸包着放在抽屉里，还有吃饭的饭盒。他们吃饭、喝水都在这间屋里。他们也不参加“天天读”，几个人碰碰头就下地走了。我的工作都由老王头指派。他从不计较我干了多少，只要我在地里就行。工时长，工作还是累的，不过再没有人骂我。当我不能回到自己的宿舍去的时候，我还可以在这间小屋里坐一会儿，休息一会儿。

十一、立竿见影的劳动

我几乎整整一个夏天和一个秋天都和这几个老头一起劳动。这年夏秋之间，有一阵天天下雨。这里地下水位高，一下雨，地下水上涨，茅坑里就更明显。厕所里每天上聚下渗，人人都以去厕所为苦。还是年轻学生聪敏，主意多。他们就勒令我天天去打扫厕所，不特要把板架上面打扫干净，洒上石灰；把去厕所的路面垫渣垫土，修得平平整整；更重要的是把茅坑里的粪水掏干。我要求领导请修理班的工人替我焊一个铁瓢，绑在竹竿上。我每天站在厕所后面的坑边上，向下舀粪汤。这是全队的公用厕所，里边有墙隔开，一头是男同志用，有七八个坑；一头是女同志用，也有四五个坑。粪坑足有十一二米长，三米多阔，两米深。夏天粪便随地下水上涨，离坑面只剩不到一尺，就要溢

出坑外，因此上厕所时人人叫苦。我从坑边挖了一条沟，顺着坡势，把舀出来的粪水顺沟流到附近的一块韭菜地里去。粪坑的面积大，我舀得很慢，一天从早到晚，舀五六千瓢，粪水才下去一尺多。但地下水渗得很快，过一夜又会涨起来四五寸。我不由想到希腊神话里被神处罚的那个人，他每天从井里淘水，白天把水淘干了，一夜又涨满了。好像我也将永世这样干下去一样。但我还是有点高兴，因为我看着我的劳累是有成效的。不管怎样，粪水每天都浅下去一截。厕所上面也打扫得干干净净。每个人能气昂昂走进厕所，舒舒服服走出厕所。我心里还笑咧：“真是立竿见影哪！”秋天来了，天气也好了，厕所可以不再要我管了，可以一直度过冬天，到明年开春。我好像做完了一件伟大的工程那样舒坦。

十二、把心磨炼出厚厚的茧子

在雨季里最感不方便的是我没有水靴，连一双解放牌的胶底鞋都没有。陈明曾给我捎来过三十元钱。但造反英雄不让我买，农场的百货商店又没有适合我穿的。我只能穿一双塑料底的便鞋。踩在泥地里打滑，踩在水里双脚给泡着。每天黄昏后，我就躲在这几个老头办公的半间茅屋里，用热水泡一泡，洗一洗。当时是熬过去了，一到秋凉，我一双脚全裂口了。收藏的一点胶布也全用完了，脚疼得连地也不能下。去找医生，医生说：“这不是胶布能贴好的。”他给了我一小盒凡士林，让我每天洗脚，每天搽油，叫我用块布把脚包起来，穿得暖和些。我只得把一双破棉鞋穿上，下雨天就当雨鞋，这样裂口还是慢慢好了起来。好在冬天，陈明又给我捎来一双棉鞋。第二年春天(一九七。年)，还给我捎来一双解放鞋，我坐牢时穿进了监狱，一九七五年我出牢时，还给了我，我带到山西，一九七九年我又带到北京，现在还在我身边。

秋天没有过完，菜地里的活少些了。给食堂喂猪的一个老头同食堂管理员商量，让我帮他喂猪。这个老头已经七十五岁，比我大十岁。我从心眼里同情他，抢着帮他干。我们两个人一共喂六十来头肥猪。我力气小，却常常抢着拌猪食。我只在一九五八年和五九年用我特制的小水桶(一桶约盛二十斤)挑过水，现在却是用大桶，一桶盛四十斤。好在我可以装得浅一点，路也不远，每天三顿，每顿十几担。他挑得比我多。他看见我勤快，能吃苦，就让我挑得多一点，特别是去厨房挑泔水，那都是我的事。我只会用右肩，不能换肩，这样右肩肿起来一块，每晚火烧火燎地，痛极了。我回想一九五八年我们刚到农场不久，陈明去修铁路，十天半月赶夜晚攀装煤的货车回家看我。每次回来，我都要看看他的红肿了的右肩，后来就有一大块茧子似的厚皮，他锻炼出来了。我悄悄鼓励自己。我大约也可以锻炼出来的。我不只要在肩膀上磨炼出一块厚厚的茧子，来承担八十斤重的水桶，而且要把心也磨出一块厚厚的茧子，来承担无限重的精神上的痛苦，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倒下去，才能生活下去。可是，这路究竟还有多远呵！

十三、医治我的不治之症

来二十一队后，白天劳动虽然累一点，还是能熬下去。后来在食堂的菜地干活，由于那几个老头对我的照顾，劳动不算重，有时还可以坐在地头休息一下。只是一到晚上，我的魔星就来了，我瞌睡得厉害。同屋的十来个革命女将却精神抖擞，兴致正旺。她们早晨起床比我晚得多，中午再睡两小时；加之她们年轻，精力旺盛。她们是些快乐的人，每晚她们都要举行一个娱乐晚会，唱语录歌，唱样板戏，唱她们各自家乡的小调。她们之中，也可能产生未来的声乐家，有个别人的确唱得不错。她们只是为了炫耀她们无尽的幸福，她们需要大声呼喊，肆意狂笑。我原可以独自坐在小木床上，作为一个观众，默默地欣赏她们的天真，只是我的眼皮即使在这样哄闹的响声之中也要慢慢地合下来。我也觉得我如果睡觉了，或是表现要瞌睡了，都是极不礼貌的。我总是熬着，拿张旧报纸好像在看，用来遮掩我的疲惫，但仍是支持不住。尽管我自己以为我是在专心听唱歌，但我会在报纸后边发出鼾声。这真不像样，真对不起那群正在兴高采烈地表演着的歌手。这很自然地要惹怒那群天之骄子似的姑娘们。这时总有人跑到我床边用力摇撼我的木床，或者啪的一声，拿起顺手抓着的一件任何东西，一把笤帚，或者是一个小缸子等等，扔到我床上。我猛地一下被惊醒了，我张惶四顾，发现了我的疏忽，我怎会睡着了呢，而且还发出鼾声，我使劲地大睁着眼，故意让自己想一点事。但是不行，常常很快又睡着了；于是又被惊吓醒。就是等她们大家都安静地躺下来了，我去熄了灯，我放心地躺了下来，以为没事了，可我还是会很快入睡，等不到她们都睡着，我又先发出了鼾声。别人讨厌我睡觉打呼，我更讨厌自己打呼。以后，她们勒令我写一张保证不打鼾的誓言贴在床头。我实在没法，只得跑到那个好心的医生那里求救，请他能给我一点不打鼾的药。他说我胡闹，说这是生理现象，是无药可治的。可是我能说别人是胡闹吗？我还得自己去想方设法医治我的这个不治之症。

记得刚来二十一队不久，有一天下雨，大家都不出工，在宿舍休息；我自然不能休息。队上的仓库保管员曾经把我叫到仓库缝补麻袋。后来又把我叫去搓麻绳。这时我便想到搓麻绳了，我以为这样或可把我的瞌睡虫引走。于是我找到那位保管员，领来一些麻，晚上当她们大家开晚会热闹的时候，我就搓麻绳。开始搓得比较慢，一晚能搓五六米；后来快些，可以搓七八米，十多米，慢慢我简直搓出味道来了。天天晚上自己和自己竞赛，总要和头一晚的成绩比一比，如果不超过就不罢休。队上有些人知道我在搓麻绳，常常有私人要用，跑来向我要，保管员也不问，只要我报告一声就行了。我这个小小生意还很兴旺，我好像是一个工厂老板似的，为我的劳动，为我的产品的销路而感到很满足。直到秋凉以后，才发现我粗糙的手心裂了许多小口子，长时间不好，这搓麻绳的工作才停止。我不由不想到那些以搓麻绳为职业的人将如何应付他们这一生的艰难。我希望这些人千万搞一个机器，不要再用手搓。但是，我自己呢？我明白，像我这样，如果把手搓出硬皮来，从整个手心都长上一层硬茧皮以后，大约还是可以适应下去的口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