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是华中重镇，地处长江、汉水交汇处，又是京汉、粤汉铁路交接点，水陆交通四通八达，素称“九省通衢”。武汉近代产业发达，工人阶级集中，又是辛亥革命的发祥地，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五四运动后，湖北出现了一批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如恽代英、李求实、陈潭秋、施洋、林育南、李书果等，他们先后组织了互助社、利群书社、平民教育社、新教育社、湖北职业教育研究社、共存社等团体，是武北乃至整个长江中上游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

早在1920年2月5日和7日，陈独秀就应武汉教育界邀约，在文华大学、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院、汉口堤口下段保安会和小关帝庙等处发表《社会改造的方法和信仰》、《新教育的精神》等演讲，呼吁要打破不合理的阶级制度，实行平民社会主义；打破继承制度，实行共同劳动工作；打破遗产制度，田地不归私人流传享有，当归作社会之共产，对武汉地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对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启蒙均产生过深刻影响。

武汉的建党活动，得到了上海共产党小组的直接指导和帮助。1919年春，董必武主持湖北省善后协会会务，每日与在上海的国民党活动分子接触。当时李汉俊自日本帝国大学土木系毕业回国，住在湖北善后协会附近，常与国民党员詹大悲、查光佛来协会闲谈。李汉俊带有许多关于俄国革命的日文书籍，还给他们推荐《新青年》、《新潮》，日本出版的《黎明》、《改造》等进步刊物。董必武如饥似渴大量，通过分析比较，逐渐认识到中国的独立，走孙中山的道路行不通，必须走列宁的道路。由此，他把李汉俊看做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老师。

1920年春，在武昌涵三宫附近原湖北教育学会里，董必武、张国恩等亲自主办的私立武汉中学正式开学。武汉中学名义上是私立的，实际上是为公而立，为革命大业而立。他们以课堂为阵地，培育了大批革命火种，与陈潭秋任教的高师附小（校址在现在的武昌中华路中学）并称湖北教育界的两面革命旗帜。上海共产党成立不久，1920年夏，李汉俊写信给武汉的董必武、张国恩，要他们组织起来，领导武汉地区的革命运动。同年秋，李汉俊又专程来武汉，找到董必武等磋商建党大业。董必武立即约见陈潭秋等共同酝酿建党问题。与此同时，陈独秀的留日同学、曾在广东搞司法工作的刘伯垂途经上海回武汉，陈独秀与之约谈，吸收他入党，派他回武汉与其他共产主义者共同组织共产党武汉支部，并介绍包惠僧和郑凯卿作为他的活动助手。

1920年秋，由刘伯垂召集，在蛇山南麓武昌抚院街董必武寓所内（即张国恩律师事务所）召开了共产党武汉支部成立大会。参加的人有董必武、刘伯垂、张国恩、包惠僧、陈潭秋和郑凯卿。会议首先传阅了刘伯垂从上海带回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据陈独秀在广州时讲，这份党纲草案是陈独秀和吴定康在上海起草的，不是从俄国带来的），介绍了上海党组织的情况，研究了支部建立后的各项工作和党的组织生活制度。规定每周开一次会，每次支部会要做工作报告或读书心得报告或谈谈国内外时事，主要目的是教育和提高同志。刘伯垂提议由包惠僧担任支部的书记，大家表示同意。为避免引人注意，刘伯垂找了湖北警察厅背后的武昌多供祠五号作为支部机关的活动地点，挂上“刘芬律师事务所”的牌子作为掩护。不久，赵子俊、赵子健、黄负生、刘子通等相继加入党的组织。包惠僧于次年1月去了上海，武汉支部实际上由刘伯垂、陈潭秋、黄负生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