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1931年“九一八”事变及第二年的“一·二八”事变，使胡适与许多知识分子认为亡国之祸已迫在眉睫，中国迫切需要团结，需要政府的权威。他们对国民党的政治态度发生了变化，从“体制外”的尖锐批评者渐渐变为“体制内”的温和批评者和“建言”者，以国民党的“诤友”自居，政治立场开始有变，但胡适对国民党仍时有批评，对新文化运动的观点仍无变化。1935年5月，他又写了《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再谈五四运动》一文，强调“五四精神”。他凄然感叹：“这年头是‘五四运动’最不时髦的年头”，因为“五四运动的意义是思想解放，思想解放使得个人解放，个人解放产出的政治哲学是所谓个人主义的政治哲学”。此时国难当头，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个性解放、个人主义受到批判和抵制。胡适认为，新文化运动提倡的是“健全的个人主义”，而“健全的个人主义”有两个基本点：第一是充分发展个人的才能，第二是要造成自由独立的人格。他从社会进步、革命成功的角度为新文化运动辩护：“思想的转变是在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条件之下个人不断努力的产儿。个人没有自由，思想又何从转变，社会又何从进步，革命又何从成功呢？”但在现代中国，这种政治哲学的确是势单力薄，难成“气候”。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胡适感到自己对国家更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于1938年秋出任驻美大使，尽力促美对日作战。就这样，他虽然一直未加入国民党，而且对国民党深怀不满，但与国民党的关系一步步加深。直到晚年，居住在台湾的他虽然对新文化运动受到“五四”的“政治干扰”颇有微词，但对新文化运动依然赞赏有加；并因坚持自由理念、反对蒋介石不尊重“约法”一而再地连任“总统”而与国民党当局又起激烈冲突，国民党发起了对他的批判运动；曾在众人之前反驳蒋介石认为忠信悌孝、礼义廉耻是中国特有的道德，强调“这不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所有一切高等文化、一切宗教、一切伦理学说，都是人类共同有的”，令蒋大为恼火；在逝世前不久作的《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演讲中仍坚持“五四”时的观点，反对“东方精神文明，西方物质文明”的说法，强调西方近代之科学新文明“乃是人类真正伟大的精神的成就，是我们必须学习去爱好，去尊敬的”，在台湾又引起了对他的新一轮批判，以及直到他身后都未停止的“中西文明”论战……

胡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老师辈”，闻一多是受其浸淫的“学生辈”，但对新文化理念的坚守同样坚决。

众所周知，“拍案而起”的闻一多先生于1946年7月15日倒在了国民党特务的枪口下。但就在几年前，他还是国民党的支持者，对共产党抱敌视态度。由亲蒋突转为拥共反蒋，变化如此之大，自有种种复杂的社会和个人原因，但国民党对“五四精神”、对新文化运动的否定，是促使他政治思想发生转变的重要原因之一。

早在清华和外国留学读书时，深受国家主义、渐进改良思想影响的闻一多对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等激进思想十分反感，

认为它们是只破坏不建设。西安事变爆发时，清华大学的教授几乎一致反对、谴责张学良，闻一多的态度更为鲜明。他与朱自清、冯友兰、张奚若、吴有训、陈岱孙、萧公权等被推举为起草电报与宣言的七人委员会成员。在《清华大学教授会为张学良叛变事宣言》中，他们愤怒地谴责张学良说：“同人等认为张学良此次之叛变，假抗日之美名，召亡国之实祸，破坏统一，罪恶昭著，凡我国人应共弃之，除电请国民政府迅予外，尚望全国人士一致主张，国家幸甚。”（《清华大学校刊》第799号，1936年12月16日）平日在课堂上从不提课外话的闻一多此时也抛开讲义，怒气冲冲地说：“真是胡闹，国家的元首也可以武装劫持！一个带兵的军人，也可以称兵叛乱！这还成何国家？”“国家绝不容许你们破坏，领袖绝不许你们妄加伤害！”直到40年代初，闻一多仍与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对国民党虽有种种不满，但基本立场还是站在国民党一边。

1943年春，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在昆明发售，书中内容给闻一多以强烈的刺激。蒋介石在这本书中，公开宣扬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他不仅反对共产主义，连自由主义也不能容忍，认为二者都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机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他认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在不知不觉之中做了外国文化的奴隶了”。尤其是“五四以后，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思想，流行国内……其流风之所至，一般人以为西洋的一切都是的，而中国的一切都不是的”。“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则不外英美思想与苏俄思想的对立。这些学说和政争，不仅不切于中国的国计民生，违反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上忘记了他是一个中国人，失去了要为中国而学亦要为中国而用的立场。”他认为西方历史上有皇权专制，反而中国则相反，不仅历史上从无皇权专制，反而是人民的自由太大，所以“无论在战时或在战后，一片散沙一样的‘个人自由’是不能存在的”，所以要大力弘扬八德、四维等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今后立国的基础。

一向信仰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自由的闻一多，实在无法接受这些观点。他这样写道：“《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一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八年的回忆与感想》，《联大八年》，第4页）这时，他急切地各种左倾书籍，对共产党由反感而同情，由同情而支持。具有诗人浪漫气质的闻一多的转变是迅猛而彻底的。为了维护“五四精神”，争自由、争，闻一多于1944年夏在罗隆基、吴晗的介绍下秘密加入民盟，并表示将来一定请求加入共产党。最后，他为之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种种因缘使胡适、闻一多二人最终的政治选择完全不同，但他们对“五四精神”，对新文化运动的基本观点、理念、情感的坚守和维护相当一致，确实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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