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50年代受到激烈批判后，梁漱溟先生就被打入“冷宫”。年轻一代当年多从《毛选》五卷中毛泽东对他的如此这般批判嘲讽中，略闻其名：“梁漱溟反动透顶”，“你梁漱溟的功在哪里？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而你却把自己描写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

及至上世纪80年代初，梁氏刚刚“解冻”，但仍未成为社会“热点”，其“意义”尚未被发现。他的《东方学术概论》与《人心与人生》两部书稿的遭遇，颇能说明他彼时的境遇。他在这数十年冷寂岁月中沉思已久、潜心写就的《东方学术概论》一书手稿在出版送审过程中居然丢失，足见其被忽视的程度；而《人心与人生》的书稿送到多家出版社通通被拒。《人心与人生》的序言发表于1926年，最后成书于70年代末，所以这部书可以说是梁漱溟一生最重要之作。但在80年代出版此书不仅要冒相当的经济风险，而且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所以没有出版社愿冒此“双风险”。最终，通过种种努力，此书由梁氏付出一笔不菲的资金后，才得以在1984年“自费”由学林出版社出版。倘在今日，此稿绝对“洛阳纸贵”，各出版社一定竞相出高价抢出此书。不过揆以当时情况，虽然要求他“自费”，但愿出、敢出此书，足以说明学林出版社的眼光与胆识至为难得，功莫大焉。

时代精神说变就变。从80年代中期起，梁漱溟先生的人品学问突然成为“热点”。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代表的一些梁氏早期著作被重新出版，成为当时“文化热”中讨论、研究的热点。他的东西文化观、对传统与现代的看法，影响既广且深。继而，他在50年代就敢于坚持自己观点当众与毛泽东争辩，那种“三军可夺其帅，匹夫不可夺其志”的嶙嶙风骨，与几十年来，尤其是“”中，从上到下绝大多数人不是盲从就是随波逐流那种自我的丧失与人格的琐屑形成鲜明对照，赢得广泛的尊重，并在初起的“知识分子研究”中引起深刻的反思。直到现在，虽经多年风风雨雨，但对梁漱溟研究、思考的热度依然未减。

今天，当“三农”问题的严重性引起社会普遍关注、思考时，梁漱溟当年积极推动的乡村建设运动自然更成为关注的焦点。

只有中学学历的梁漱溟先生24岁就受蔡元培之聘到北大任教，但他完全不是躲在学院、书斋中的学者，不是在“故纸堆”中“发思古之幽情”的文人，而是满腔热情地要改变中国社会的改革者。他积极参与种种社会、政治活动：考察北伐，发动乡村建设，投身抗战，积极组建党派，致力于运动，调解国共之争，为和平奔走……而乡村建设，则是他认为解决中国社会政治问题的根本手段和方案。

1927年，中国大地风狂雨骤。国共合作的北伐正以摧枯拉朽之势迅猛前进时，两党却突然分裂，刀枪相见，一片血火；农动声势浩大，打土豪、分田地、斗斗杀杀……这一切，都引起梁漱溟的观察与思考。他认为，中国在“最近的未来”必然会分裂成为许多个“小局面”，而“每个小局面还都是大权集中在个人之手”，“在每个小局面中握有权力者，下焉者便为祸于地方，上焉者或能做些个建设事业”，这个“建设事业”就是替中华民族“在政治上，在经济上，开出一条路来”。他明确表示了希望在体制内，通过手握大权的“上焉者”的改革而不是体制外的暴力革命达到政治、社会面目一新的目的。“如何去替民族开这条路出来？则我之所谓乡治是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