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内容看似庞杂，但大体说来，还是三方面的“人与事”。

首先，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人与事”。

中国近代史以鸦片战争为开端，从某种程度上说，杨芳传统的“粪桶战法”和林则徐突破传统的“师夷长技以制夷”，隐喻了以后贯穿中国近代史的两种救国途径间的“紧张”。

鸦片战争爆发后，清军连吃败仗，朝廷忙将赫赫有名的猛将、果勇侯杨芳调到广东前线御敌。面对英军的船坚炮利，杨芳在广州城广搜马桶，尤其是妇女的经期用品，作为克敌制胜的“法宝”，因此留下“粪桶尚言施妙计，秽声长播粤城中”之讥。

其实，以马桶，尤其是妇女所用溺器、经血布等“秽物”作为破敌法宝，并非杨芳的发明，而是颇有些年头的传统。远的不说，稍前的乾隆年间，山东白莲教王伦起事，围攻临清城，守城官军就将鸡血、粪汁洒在城上，并找来一些赤身站在城上，以向敌，以破敌阵。稍后的太平天国时期，太平军守城时也曾将女性掳去，脱裤站在城墙上作为守城之法。由此看来，杨芳还真算“文明”了，因为他并未如“传统”那样直接以女性面对敌阵。

所以，杨芳此举只是当时国人习以为常的“常识”，实不应对其大加嘲笑。不过，唯其如此，林则徐大胆突破传统“常识”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更令人钦佩。因为，此举当时不仅应者寥寥，而且林则徐还因此被批为“溃夷夏之防”、“以夷变夏”。就是说，破坏了“狄夷”与“华夏”间的“文化防线”，使“华夏”被“夷化”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在中国近代化“开篇”的遭遇，预示着中国近代化进程的艰难曲折，主张“师夷长技”者，以后一直受此严斥。

容闳是近代留学“第一人”，1854年即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归国，他亲眼看到了西方的富强，更感到中国的落后，决心“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为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先后了解、参与了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唯一“全程”参与近代史的幸运者。他的一生，不仅像镜子一样映照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走向，而且有迥异于他人的独特意义。

张之洞是晚清重臣，他从反对洋务的“清流”转而成为洋务运动的后起之秀的历程，颇耐人寻味。一旦从只会“坐而论道”的“言官”成为主政一方的地方大员，他就明白空谈误国的道理，转而务实，开始致力于洋务。当然，作为久经宦海的老臣，他深得通权达变之术，在政治形势的“守旧”与“变革”中左右逢源。当然也有左支右绌之时，甚至有过几次严重危机，但最终“有惊无险”最紧迫的一次，他毫不留情地斩杀了数十名策动自己“起事勤王”、支持维新的门生。

在社会转型中，思想的争论同样激烈。1912年秋，留学美国的陈焕章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全国孔教总会”，康有为任会长，他任总干事。从袁世凯夺得大权的1912年起，短短的十几年中，各路军阀厮杀争战，你方唱罢我登场，掌权者像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但无论谁掌权，陈焕章都能得到赏识，并非这些军阀宽宏大量、不计前嫌，不管他曾为自己不共戴天的仇敌服务，而是他们都明白“孔道一昌，邪诐斯息”有利于自己统治的道理。陈也明白，自己在乱世中谋权谋利的不败法宝就是“孔教”，谁掌大权“孔教”就为谁服务。正是从这段历史中，鲁迅得出了引起时人强烈共鸣的孔子只是“敲门砖”的结论。而对儒学推崇备至、有当代大儒之称、对当代海内外儒学“复兴”厥功至伟的堂堂哈佛大学教授、著名学者杜维明，在《道学政》中也承认：“对儒学公共形象的最严重损害，并非来自自由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或其他西化论者所组织的正面攻击，而是来自极右翼，尤其是利用儒家伦理巩固统治的军阀以及同流合污的传统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