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建议说明，容闳认为中国已到需要进行制度改革、重建的时候了。对这些建议，张之洞并未理睬，只给他一个江南交涉委员的空衔。顶此空衔，容闳每月无事可做，却可领150元的高薪，让不少人羡慕。但一心想为国做事的容闳感到非常烦闷无聊，不到三个月就辞职回到了上海。

虽然建议未被采纳，但容闳爱国之心不死，于是来到北京，想寻找机会打动朝廷。从1896年到1898年，他通过各种渠道向清政府提出种种兴国方案，其中最重要的是提出设立国家银行、修筑全国铁路两大建议，并有详备可行的章程和实施细则。

此时的中国，尤其是沿海地区的近代工商业已有长足的进展，但还没有国家银行，这严重束缚了经济发展，而清政府根本就不知近代银行为何物。容闳深知近代银行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早在1860年就曾劝太平天国建立国家银行，后又将美国一些银行的组织、规章制度译成中文。1896年3月，他以此为基础，通过有关大臣给光绪递上了两个创办近代国家银行的条陈。这两个条陈共有大小条文46条，对银行的资金来源、权责、国家资本与商股关系、钞币发行控制、财务清算、总行与分行关系、印发券票都作了详细说明，甚至连债券、银票的样式都附有草图，并详加说明。这是一套完整、系统、详细而且可行的近代银行创办方案，是国人闻所未闻的。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翁同龢专门召见了他，翁在日记中写道：“江苏候补道容闳，纯甫，久住美国，居然洋人矣。然谈银行颇得要。”他的计划很快得到光绪皇帝的批准。容闳备受鼓舞，立即着手选址买地，招聘挑选合适人员，并受户部委托，准备赴美与美国财政部接洽有关事宜。

然而，就在此时，兴办国家银行的方案被盛宣怀破坏了。盛宣怀是经办洋务的重要官员，当然知道办现代银行不仅是大势所趋，而且是重大利源，所以一心想自己承办这些事情。他不仅具有商人的头脑，更是老谋深算的官僚，用重金开路，因此在朝廷上下人脉极广；而容闳对官场规则一窍不通，与各方官僚很少来往，根本不是他的对手。盛宣怀得知朝廷批准容闳创建国家银行的消息后，立即致电翁同龢，请求暂缓实行容闳的计划，同时急忙携重金赶到北京，上下打点。在他的“努力”下，李鸿章、奕、奕劻、李莲英等全都表态支持他。1896年11月中旬，朝廷下谕要盛筹办银行。第二年5月末，盛宣怀创办的通商银行在上海开行，容闳的努力终告失败。

1896年和1898年，容闳还分别给清政府上了两个兴修全国铁路的条陈。他的计划宏大而周密，对如何组建铁路股份公司，如何管理铁路及沿线通讯设施，怎样开采铁路附近的煤矿铁矿，怎样招聘培养铁路技术管理人才等，都提出了细致入微的方案。虽然光绪皇帝在1898年2月批准了容闳的第二个条陈，即修筑津镇铁路，但铁路也涉及各方利益，于是各利益集团开始争夺、破坏。盛宣怀、王文韶、张之洞、刘坤一等高官串通一气，共同反对；而且由于此路经过山东境内，德国认为“侵犯”了其利益，因此也表示反对。面对如此强大的反对阵营，容闳的筑路计划最终胎死腹中。

容闳听说自己办银行、修铁路的计划最后被朝廷否决时非常惊讶，他确实想不到清政府已到如此地步，一切要金钱开道。慈禧宠臣、最有实权、坚决反对“新式”事业的荣禄更是最为贪渎之人，凡事大多以向他行贿多少来决定行否。他认为，容闳从海外归来必定非常富有，必有厚金进献，所以最初对容闳态度颇好。但容闳对这种“潜规则”一窍不通，认为只要自己的计划对国家、对朝廷有利，就会得到朝廷首肯，根本没想到或不屑于行贿，结果大权在握、炙手可热的荣禄也表示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