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是中国，可能也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在短短几年内就席卷大江南北，定都“天京”，强烈地震撼了大清王朝，并几乎将其推翻。太平军的“兴”，无疑是清政府的专制逼迫农民“不得不反”的结果。如此浩大、轰轰烈烈的农动，最终却仍然失败，当然原因多多，但最根本的还是其自身迅速、严重的。

内讧

从1851年金田起义起，太平军一路势如破竹，大败清军，不久就攻占武汉三镇，随后沿江挥师东下，在1853年3月攻克一向有虎踞龙盘之称的南京，并在此定都，改称“天京”。

定都天京之后，虽然太平军北伐失利，但其他军事行动胜仗连连，尤其是1856年春夏，太平天国在军事上取得了一系列辉煌胜利。在江西，太平军控制了全省五十二个州府；在湖北，西征将士保卫武汉，打退清军一次次围攻；更重要的是，在天京外围，太平军先后击溃长期直接威胁天京的清军“江北”、“江南”两个大营，天京终于解围。

但就在这时，天王洪秀全和东王杨秀清的权力之争终于爆发，发展到血洗天京的地步。“天京内讧”使太平天国由盛转衰，成为它从胜利走向失败的转折点。

洪杨矛盾由来已久，与太平天国“政教合一”的体制有极大关系。洪秀全早年自视极高、抱负极大，但偏偏屡试不中，在失意、彷徨、痛苦和憎恨中，于1843年与冯云山等创立“拜上帝会”。洪秀全从一些基督教小册子中得到启示，认为只有创造万物、主宰一切的上帝才是独一真神，其他一切人们所崇拜的都是“邪魔”，必须斩尽杀绝。他宣称自己是上帝的次子、天兄耶稣之弟，受上帝之命下凡“斩邪留正”。不久，他与冯云山来到偏僻的广西山区传教，信者甚众，准备发动起义。但就在紧张准备起义之时，冯云山却在1848年初被捕，洪秀全急忙奔走营救。拜上帝会一时群龙无首，会众发生混乱，面临分裂瓦解。这时，以烧炭为业的杨秀清急中生智，利用当地流行的代鬼传话习俗，忽然口哑耳聋，不吃不睡，假托“天父上帝”下凡附体，怒责动摇分子，要广大会众遵守天父之命，跟“万国之主”洪秀全斩妖杀魔。杨秀清的“代天父传言”以天威神力稳定了人心，对维系拜上帝会组织起了重要作用。洪秀全营救冯云山归来后，肯定了杨秀清在关键时刻挽救拜上帝会的功绩，承认“代天父传言”的合法性，承认他受天父特差下凡的地位。这样，太平天国就出现了“一朝二主”的现象。在政治上，洪秀全是天王，是一国之主，凡人之王，称“万岁”，杨秀清是东王，位于洪下，称“九千岁”，洪、杨是君臣关系。但在宗教神权上，洪只是皇上帝（天父）次子，而杨是皇上帝的代言人，杨秀清的地位反高于洪秀全，实际上剥夺了洪秀全是上帝在人间唯一代表的资格。由于太平天国实行的是“政教合一”的体制，所以这实际上成为对洪秀全在现世权力来源（合法性）的潜在挑战。因此，这种政治上的君（洪）臣（杨）关系和宗教上的父（杨）子（洪）关系间的矛盾，使洪、杨关系一直十分微妙，为以后的决裂埋下了伏笔。

由于杨秀清有卓越的组织、指挥才能，他在永安建制封王时被封为东王，而且“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地位高于其他各王，仅在洪下。不过，由于杨在神权上高于洪，在战斗中杨曾屡次以“天父下凡”鼓舞士气，且确有实效。所以，杨秀清常以“天父下凡”的名义斥责洪秀全。洪秀全虽知这是骗局，但也无可奈何，只能假戏真做，因为神话一旦被揭穿，恐怕连他自己也会被否定。定都天京之后，洪秀全闭在深宫，耽于享乐，荒于政事，杨秀清更是不可一世，屡为无谓小事斥责、羞辱洪秀全，借以树立自己的权威。如1853年12月，杨秀清曾以洪秀全虐待宫内女官为由，赶到天王府借“天父下凡”当众怒斥洪秀全：“尔有过错，尔知吗？”洪秀全立即下跪回答：“小子知错，求天父开恩赦宥。”杨继续怒喝：“尔知有错，即杖四十。”众人一再替洪求情，杨仍下令杖责，直到洪秀全俯伏在地表示愿意受杖才算罢了。有时深夜杨秀清突往天王府，因朝门紧闭数重，洪秀全迎候稍迟，杨秀清就以天父之名要怒杖洪秀全，洪只得跪求：“求天父恩赦小子迟延之罪！”对天王尚且如此，杨秀清对其他诸王及大小官员更是任意打杀。久而久之，形成许多重大战略和政策都由杨秀清决定，一些典章制度也由他改定，大权由杨总揽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