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位土耳其音乐家绝想不到自己的访华演出竟会如此复杂，甚至引发了中国最高领导层的一场政治风波，所以当对外友协与他们商量是否同意延期访华时，他们仍欣表同意。于是对外友协只能第三次打报告，又经层层批准，报到中央。11月16日，周恩来再次批示：“有关演出节目的曲目简介，李德伦同志已分送春桥、江青、文元同志，请予审阅。本件拟同意，现送洪文、康生（暂不送）、剑英、德生、春桥、文元同志核阅。退外交部。”（《李德伦传》）但江青见该件后在11月18日批示道：“建议今后少接待或不接待资本主义国家的文艺团体，其后果是严重的！”第二天，即11月19日，此时处境非常困难的周恩来还是软中带硬地针对江青的批示再作批示：“今后应尽可能地少接待，或有选择地接待，完全不接待不甚可能，但我事先可调查清楚，避免请来我无法接受或不了解其内情的文艺团体。”（《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

周恩来的处境之所以越来越困难，是因为11月17日，“毛泽东依据不可靠汇报，误认为周恩来在与基辛格会谈中说了错话。今日，周恩来和外交部负责人及其他有关人员到毛泽东处开会。毛泽东谈了对不久前中美会谈的一些看法，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他的意见。”当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江青斥责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周恩来起而与之争辩。十八日，周恩来两次向毛泽东书面报告政治局会议情况，表示自己在此次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11月21日12月初，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的所谓‘错误’。会上，江青等人对周恩来和叶剑英进行围攻，斥责此次中美会谈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周恩来违心地作了检查。”（《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

就在周恩来被政治局开会批评的情况下，12月7日，北京民族文化宫礼堂召开了首都文艺界群众大会，传达江青的批示，批判“资产阶级无标题音乐泛滥”。会议主持人说：“这是与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问题”，“不要认为是个别人心血来潮，偶然提到、无关紧要，而是要肃清流毒的问题”，“一定要提示出这种思想的实质和目的是什么，讲这种话的人代表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就是抽掉阶级的人性论”，并说邀请外国音乐家来华演出是“开门揖盗”。12月25日至30日，又在天津召开全国各省市文化局干部和部分音乐界人士参加的大会，这次连开五天的会议有110人参加，主题仍是贯彻江青指示和批判“无标题音乐”。主持人说，江青批示“对整个文学艺术领域都有重要而深刻的意义”，“对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是很及时、很必要、很重要的”。批判提倡“无标题音乐”是“替文艺黑线翻案”，“有的人怀着对无产阶级的刻骨仇恨，公开跳出来，非常嚣张”，“某些人崇洋思想抬头，对外国资产阶级文化渗透丧失警惕，相当严重”。批判矛头直指周恩来。（《李德伦传》）在这种情况下，1973年周恩来与来访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pierreelliorudeau）商定的翌年温哥华交响乐团访华演出，被迫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