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红旗》杂志第4期发表了“初澜”的《深入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从标题与无标题音乐问题的讨论谈起》，特别举“贝九”为例说：“就拿西方古典音乐的代表作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来说，在该曲末乐章的合唱部分，高唱‘一切人类成兄弟’，‘拥抱起来，亿万人民，大家相亲又相爱’，就是在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正是在这种虚假的‘人类之爱’的旗帜掩护下，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进行着极其残酷的剥削。”这篇文章把“将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音乐作品混为一谈”上升到“既掩盖了音乐领域阶级斗争，同时也就否认了政治领域中的阶级斗争和它的历史发展”的高度。还说“人性论”会导致崇洋复古，对资产阶级的投降，而这“正是丧失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革命原则的阶级投降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在文艺领域中的反映”。作者似乎已经预见到一年多以后批“党内最大投降派”的“评水浒”运动了。

1月17日，《光明日报》也发表署名“向欣”的《决不许为文艺黑线翻案》一文，说否定音乐的阶级性“正好迎合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从各方面包括文化方面对我国无产阶级专政进行颠覆和侵略的需要”。1月24日又发表署名“戈楠”的《历史的真象与现实的斗争：无标题音乐没有阶级性吗？》的文章，说“无标题音乐”过去是资产阶级向封建阶级夺权的一种形式，所以现在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也可以利用这种形式“向无产阶级进行夺权斗争”；国内外阶级敌人可以“通过它来进行腐蚀和渗透，以实现他们搞‘和平演变’的迷梦”；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也可以同样利用它来进行思想渗透和文化侵略，以达到他们对我国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反动目的”。总之，“在无标题音乐的问题上，实际也存在着复辟与反复辟、腐蚀与反腐蚀、渗透与反渗透的阶级斗争”。

“上纲上线”到这种程度，是1962年重提“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后形成的一整套“阶级斗争话语”的必然结果。在这套话语的宰控下，为“贝多芬们”“”自非易事。

1977年初，“四人帮”已被粉碎三个月，万象更新，李德伦想起周恩来关于西方交响乐和贝多芬的谈话，认为中国应为贝多芬“”。1977年3月26日是贝多芬逝世150周年纪念日，世界各地的音乐界都将举行纪念活动，李德伦因此向一位他认识的文化部副部长建议，中国也在3月26日举行纪念贝多芬的演出，以示“”。但这位副部长知道兹事体大，不敢擅作主张，于是请示部长；部长也不能决定，于是请示；也做不了主，于是请示主管文化的政治局委员；这位政治局委员还是不能做主，于是提交政治局讨论。最后，直到3月23日晚9点，李德伦才得到经政治局讨论获准演出《命运》的通知。不过，3月25日《人民日报》刊登的“中央乐团演出交响音乐会”的广告中标明演出的节目，只有交响诗《刘胡兰》、琵琶协奏曲《草原英雄小姐妹》和弦乐曲《二泉映月》等，《命运》仍属不能具名的“等”之列，显示了决策层的谨慎。无论如何，在那套严酷非常，极具压迫性、威胁性的“阶级斗争话语”没有来得及清理前，能批准公演贝多芬，在当时情景下，委实不易，确实表现了最高领导层的开明、决心、勇气和担当，未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们，恐怕很难理解此点。

3月26日，中央乐团在北京公演《命运》，震惊了中国，也震惊了世界。同年10月20日，中央乐团再度公演了《命运》，英国前首相希思（edwardheah）出席了这次音乐会。回国后，他在11月11日的《每日快报》发表了题为《贝多芬在中国获得胜利的声音》的文章，向世界介绍贝多芬在中国“获胜”的伟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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