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务报》成为宣传维新思想的主要阵地，梁启超成为舆论界的骄子，张之洞亲自写信邀请梁启超到湖北来。他在信中谦卑地写道：“甚盼卓老中秋前后来鄂一游，有要事奉商”，并捐银500元。梁启超字卓如，此时才24岁，地位不高，而张已经60岁，且是堂堂湖广总督，竟纡尊降贵恭称梁为“卓老”，急欲与梁结识的迫切之情跃然纸上。1897年初，梁启超从广东省亲归来途经武昌，拜见张之洞那天，恰逢张的侄儿结婚，宾客盈门，但张接到通报后当即撇下众多客人，专门殷勤招待梁启超。晚上还正式设宴为梁洗尘接风，提出请梁出任两湖书院院长，或留其幕府任职，许以两千金相待，均为梁婉拒，但他仍与梁畅谈天下大事，直到二更时分才依依话别。张如此热情使梁大有受宠若惊之感，对张也不吝赞美之辞。

联盟破裂

可惜，洋务派与维新派的结盟并不巩固，接踵而来的不是进一步加强团结，联手制衡力量强大的守旧派，反而是双方各持己见，公开决裂。维新派主张政治体制改革，主张“兴民权”，梁启超的许多文章都大力倡言民权，同时激烈抨击官场的无能，甚至汪康年也发表了《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等文章，这些都使张之洞大为不满。梁启超在第40期的《知耻学会序》中痛斥官场现状：“官惟无耻，故不学军旅而敢于掌兵，不谙会计而敢于理财，不习法律而敢于司李。瞽聋跛疾，老而不死；年逾耋颐，犹恋栈豆……”张之洞读后大惊失色，立即致电湖南巡抚陈宝箴等，禁止该期在湖南发行，怒责此文“太悖谬，阅者人人惊骇，恐招大祸”。张还要他人致信汪康年，劝说道：“民权文字亦不佳，千万不可动笔，实做经理二字。”汪自然奉命唯谨，生怕报纸惹事，而梁启超执意宣传变法维新，双方矛盾不断，日益尖锐。最后，梁启超于1897年11月被排挤出《时务报》，到湖南时务学堂任教习，梁、汪公开互相激烈指责、抨击对方。后来，梁启超还愤愤回忆说张之洞“以报中多言民权，干涉甚烈”，自己与张的关系“殆如雇用者与资本家之关系”。媒体的“出资人”与具体办报的“新闻人”之间的复杂关系，非外人能够厘清。不管怎样，当时即有人说：“之议论盛行，始于时务报；之人心解体，亦始于时务报。”洋务派与维新派的公开决裂，明显对变革不利。

在维新运动中，属张之洞管辖的湖南是最富朝气的省份，因为湖南巡抚陈宝箴、学政江标等省级领导坚决支持维新运动，为其他各省所罕见。陈宝箴曾任湖北布政使，与张关系密切。湖南新政开始是大办新式企业，改旧书院为新式学馆，提倡“时务”，同时还创办旬刊《湘学报》，以开启民智。这些并不背离“洋务”的框架，所以得到张之洞的支持，他还通过官方力量，使该报能在湖北全境发行。1898年2月，谭嗣同、唐才常在陈宝箴支持下在长沙成立南学会，经常举办公开演讲宣传维新，不久，他们又创办了日报《湘报》，使湖南的维新声势迅速大振。湖南维新运动的急剧发展引起了张之洞的警觉和不满，对《湘学报》从支持到屡有批评，表示官方不再订阅，对观点更加鲜明的《湘报》则反对更加强烈。3月末，《湘报》第20期发表了易鼐的《中国宜以弱为强说》，宣扬民权、议会等学说。张之洞读后大为震惊，忙致电陈宝箴，要求制止这类言论。他怒斥道：“《湘学报》中可议处已时有之。至近日新出《湘报》，其偏尤甚。近见刊有易鼐议论一篇，真是十分悖谬，见者人人骇怒。”“此等文字，远近煽播，必致匪人邪士，倡为乱阶；且海内哗然，有识之士，必将起而指谪弹击。亟宜谕导阻止，设法更正。”在张的严令下，陈宝箴将有关《湘报》收回，并不再发表谭嗣同、唐才常等人的文章，相反，从第37期起开始连载张之洞的《劝学篇》。这些必然使湖南维新人士对张极为不满，谭嗣同就对张的心腹汪康年抱怨说，他的做法使“湘人士颇为忿怒”，“达官之压力，真可恶也”。双方矛盾更加尖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