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4月，变法维新已呼之欲出，新旧矛盾斗争更加激烈。这时，张之洞发表了影响极大的《劝学篇》。他说自己写此书的目的是想“会通中西，权衡新旧”。此书详细论述了“中体西用”的洋务理论，对顽固派和维新派都有批评，但此时维新派风头正健，此书的主要所指则是“暗攻康、梁”，反对变革政治制度，反对民权理论。

这样，从实践到理论，张之洞都明确与维新派划清界限、保持距离。

《劝学篇》发表后，光绪皇帝因其“权衡新旧”、反对守旧而谕令将其颁行全国，称赞此书“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守旧派则因其批驳康、梁而视为守旧、维护名教之论，并将其大量摘录于攻击康、梁的《翼教丛编》中。由于维新派大都是地位不高的读书人，并无政治威望，无论怎样，张之洞仍是重臣中少有的以“新”著称者，所以光绪皇帝颇想让他来京主持维新大业。保守派知道皇上要维新，所以也希望由张来主导维新，而不是康、梁主导。因此，保守派重要代表人物徐桐在1898年4月保奏调张入京，经慈禧同意，光绪帝立即电召其入京。得此谕电时，张之洞正在病中，但立即复奏说：“谨当迅速料理，拟于二三日内起程，无论病愈与否，亦必力疾起程，不敢稽延。”他于5月初乘船东下，准备经上海北上。事有不巧，当他5月15日到达上海后，却接到要他回鄂处理沙市教案的谕旨。原来湖北沙市突发民众反教运动，民众还烧毁日本领事所，一场中外纠纷和大规模民变一触即发。清廷意识到“长江一带呼吸相连，上游情形最为吃紧”，自然不敢掉以轻心，忙要督鄂多年、威望甚重的张之洞打道回府，平息此事。5月27日，张之洞返回武昌。

历史总是充满了偶然因素，此时距“百日维新”已不到一月，如果沙市教案晚发一月，由重臣张之洞赴京主持“变法”大局，以后的历史或将改写。

为自保不择手段

虽然回到湖北，但此时朝内的维新之事已紧锣密鼓地进行，如此政治大变动，张之洞自然密切关注，暗中活动。“百日维新”开始，光绪任命的参与新政的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这“军机四卿”中，刘光第、杨锐均与张关系密切。刘、杨均为张之洞托陈宝箴出面向光绪举荐。尤其是杨锐，为张的“第一亲厚之弟子”，且长期为其幕僚。张的儿子也在北京，但凡有重要事情，张都托杨办而不托其子。朝中事情无论巨细，杨锐自然也向张详细禀报，实际上是张的坐探。当维新运动达到高潮，康有为得势时，他曾密电杨锐，自己与康素来不和，要杨警惕康，“意甚险恶，凡敝处议论举动，务望秘之，不可告康”。9月中旬，慈禧坚决反对光绪皇帝变法的态度已明，光绪地位岌岌可危，光绪正是通过赐密诏给杨锐向维新派透露这一消息的：“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

在这稍有不慎就会家破人亡的关键时刻，张之洞的儿子、侄子、侄女婿，门生黄绍箕、心腹幕僚钱恂及湖北按察使瞿廷韶全被他派往北京，触角伸向各方，四处打探消息，与各种人物联络。深知宦海风波险恶的张之洞明白，如此关键时刻，任何信息都不能遗漏，稍有疏忽，就有可能酿成大祸。就在慈禧发动政变前夕，张之洞得知有人向朝廷奏请要他进京“入枢”主政的消息，急忙电告钱恂：“如拟召不才入京，务望力阻之，才具不胜，性情不宜，精神不支，万万不可。”他知道，此时进京将直接卷入慈禧与光绪的尖锐冲突中，无疑是往火坑里跳。此时的“万万不可”与几个月前“无论病愈与否，亦必力疾起程”恰成鲜明对照。在某种程度上，政治就是把握时机的艺术。政变发生后，他指示属下与荣禄、袁世凯等慈禧宠臣加紧联络。政变刚刚发生的第二天，清廷尚未点名抓捕梁启超时，张之洞就致电有关者说“梁乃康死党，为害尤烈”。他一方面表明自己忠于慈禧的态度，一方面又急电有关人士，想营救心腹杨锐。他辩护说，杨“端正谨饬，素恶康学，确非康党，平日议论，痛诋康谬者不一而足，弟所深知”，“此次被捕，实系无辜受累”。为杨辩，其实也是为己辩。但在营救杨的同时，张又致电慈禧太后，要求严惩维人，严惩包括杨锐在内的“六君子”，以此洗脱自己。对杨锐的死，张之洞内心其实异常悲痛，所以1902年当他再署两江总督来到南京时，又到曾与杨把酒畅谈古今诗文、经史百家的地方，捐资修楼，名为“豁蒙楼”。世人都以为“豁蒙楼”命名出于杜诗，而不知其实是张感慨旧事，为杨锐而建。只有少数人才知道，杨锐曾在张面前将杜甫长诗《八哀》背诵无遗，并反复吟诵其中《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的最后四句：“君臣尚论兵，将帅接燕蓟。朗咏六公篇，忧来豁蒙蔽。”张之洞当时大为感动，印象深刻，故修此楼以怀念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