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政府大总统，第二天便亲笔写信给容闳，诚邀他归国担任要职，并寄去一张自身近照，由此可见容闳在孙中山心中的地位。遗憾的是，命运并未给他再次回国、一展宏图的机会。4月上旬，年老体衰、久病在身的容闳病情更加严重。在弥留之际，他特别叮嘱守候在床边的长子容觐彤要回国服务，以偿他为新生共和国效劳的夙愿。大儿子耶鲁毕业后已找到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收入优厚，因此舍不得放弃这份职业。容闳以手示意，叫大儿子坐近些，对儿子说：“吾费如许金钱，养成汝辈人材，原冀回报祖国。今不此之务，唯小人利喻，患得患失，殊非我所望于汝二人者。”后来，他的两个儿子都先后实现了父亲的遗愿，回国服务。4月21日上午，容闳病情继续恶化，经抢救无效，逝世于美国康州哈特福德城沙京街寓所。

容闳的一生，的确有其独特的意义：

他的出现，是中国全球化的最初体现，意味着古老的中华文明将遇到一种新的文明的挑战、碰撞，并渐渐与之融合。全球化背景下的古老中国，最重要的时代课题就是“现代化”，容闳是中国现代化当之无愧的先驱人物和重要推动者。他最早提出以现代教育使国家富强的治国方针，并殚精竭虑地付诸实施，成为中国现代教育的开创者。

中国的现代化是从经济层面向制度层面递进的，因此，现代中国的历史发展轨迹是一个时代、阶段被另一个时代、阶段迅速取代。前一个阶段的进步人物，往往成为后一个阶段的保守人物，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守旧力量。现代中国，这种历史人物不可胜数，由于思想认识或自身利益的原因，他们不能超越自己原来的立场、观点。然而，容闳能够超越自己曾经参与甚至起过重要作用的历史阶段，毅然投身于新的历史阶段，从太平天国到洋务运动，再到维新运动，最终参加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运动。敏锐把握历史潮流和动向，与时俱进，是容闳思想和实践的重要特点，这在现代中国确实少见。

他的超越性源自其只忠于自己的理想、原则，而不忠于、不依附任何政治利益集团。换句话说，他一直在寻找、利用能实现自己的理想的政治力量，一旦发现这种政治力量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而新出现的政治力量更接近于自己的理想，便转身而去。独立性与超越性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本质特征，所以容闳无疑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第一人”，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产生的标志。

像容闳这种理性、温和者最终一步步走向革命的过程，也是清王朝拒不主动变革甚至体制内的改革者，因此把许多原本是体制内的改革者推到体制外，一步步自取灭亡的过程。

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在列强侵略的背景下展开的，在帝国主义一次次的侵略、打击下，现代中国一直面临着亡国的危险。爱国、救亡无疑是近代中国最急迫的任务。面对强敌侵略，特别容易产生两种“情绪”：一种是充满激情但盲目排外的爱国精神、爱国主义。由于现代中国被已经现代化的列强侵略，这种爱国主义在坚决反抗侵略的同时，又非理性地排斥、拒绝任何现代文明。对从强国引进的任何新事物都予以坚决反对，将任何学习西方的行为都痛斥为“卖国”。这种“爱国”，实际上是误国。另一种情绪正好相反，或是由于中国的失败转而对中国完全失去信心，认为中国反抗、抵抗是没有意义的；或是完全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干脆成为汉奸，卖国求荣。然而，在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关头，容闳的爱国思想、爱国精神别有境界，尤其值得关注和发扬。容闳长期接受美国教育，毕业时中文甚至已经遗忘，对美国的富强有深刻的了解，但他并没有成为崇洋媚外的“洋奴”。相反，他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对自己的祖国没有失去信心。毕业于美国一流大学的容闳本可以在美国过上安逸富足的生活，但他毅然返国，想以自己的新思想、新观念、新知识救国救亡。他的救国理想是充分汲取现代文明成果，使中国实现现代化，从而国强民富，使中华民族以崭新的面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的爱国精神的实质是爱国而不盲目排外，爱国而开放，充满爱国激情又富于理性；从参与清王朝体制内的洋务运动，到参加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对他来说，爱国并不一定爱朝廷，更不一定要忠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