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情的事实使容闳对清政府贪腐的认识更加深刻，因此也更加愤怒。他一针见血地写道：“究国家银行计划失败之原因，亦不外夫中国行政机关之而已，尊自太后，贱及吏胥，自上至下，无一不以贿赂造成。贿赂之为物，予直欲目之为螺钉，一经钻入，即无坚不破也。简言之，吾人之在中国，只需有神通广大之金钱，即无事不可达其目的。事事物物，无非拍卖品，孰以重价购者孰得之。”

洋务派愿意创建现代银行、修造铁路，无疑较反对兴办这些近代新事业的顽固派更为开明进步。不过，由于这些新事业、新项目利益巨大，涉及各利益集团，因此各利益集团往往不择手段地争项目、争投资，想方设法阻挠、破坏他人立项。对这种利益的争夺与分配，应有一套规范、透明的制度与程序制约，使之尽可能公平、公正。否则，必将导致贪渎泛滥、贿赂公行，政府与社会将会迅速腐化。纵观晚清历史，清政府一直未能进行制度改革，建立最基本的相关制度与程序，政府的巨额投资完全由官场的权力、权谋和金钱主导，这是清王朝最后覆亡的重要原因。

这时，已有人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意识到危机已迫在眉睫，开始要求朝廷进行制度变革。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登上了历史舞台。维新派的“机关报”《时务报》详细介绍了容闳创办国家银行和修筑铁路的内容，并加按语明确支持。湖南维新派创办的《湘报》也全文登载了容闳奏请修筑铁路的条陈及最后受阻的详情，为容大抱不平。

容闳早就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体制、制度问题，只是没有一个政治力量可以依靠，因此一心想借助洋务派，从办新式教育入手，直到最后朝廷制度的改造，并对朝廷还抱有一线希望。现在，借力洋务派的努力最后失败了，但一股要求变革政治制度的政治力量突然崛起，并对容闳表示支持、声援，容闳自然与之一拍即合。年已七旬的容闳，仍精神焕发地积极参与到维新运动中去。容闳参加了康有为在北京发起的保国会的成立大会，对康的主张大为赞同，以后维新派开会他都积极参加，一起商讨变法大计。湖南在巡抚陈宝箴的经营下，实行“三湘新政”，成为维新运动中最有生气的省份。湖南维新派积极与容联系，容也对“三湘新政”大表支持，举荐不少新式人才赴湘，双方互通声气，遥相呼应，相互支持。此时，康、梁刚登上政治舞台，容长康30岁，长梁45岁，已有相当的社会声望，而且与康、梁是同乡，因此康、梁对他十分尊重，经常征求他的意见。维新派人士尊称容为“纯老”、“纯公”、“纯斋”。而容在东华门附近的金顶庙（又称关帝庙）寓所，长期成为维新派聚会商议变法大计的场所，几乎就是维新派的会议室。他们的许多重要建议、奏折和应对策略，都是在此讨论产生的。康有为在给光绪皇帝“统筹全局”的奏折中，估算概行新政大致需要“五六万万”之款，因此建议派容闳赴美筹款，并多次对其人品倍加称赞，推荐他担任外事联络（如向外国借款、办理外交等）职务。维新派与顽固派的斗争一直非常激烈，容闳参与维新派活动引起了顽固派的注意。1898年5月中旬，坚决反对维新的体仁阁大学士徐桐上折弹劾维新派官员张荫桓说：“又闻张荫桓与其同乡人道员梁诚、容闳等，与洋人时相往还，行踪诡密。”“与洋人时相往还”，虽未明说，却明确含有与洋人勾结、卖国、汉奸之意。近代以来，这是中国政坛攻击政敌最厉害、最有效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