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社会的现代性转型自然包括，甚至可以说首先是观念的转变，这种观念先行的转变，即通常所谓的“启蒙”。在种种启蒙的观念转变中，最重要的当属“国家”观念的转变。当然，在中国的现代性追寻中，近代国家观念的变化虽最为重要却并非最先，各种观念转变从鸦片战争开始渐次发生，真正使国家观念变化的则是半个多世纪后的戊戌维新。因为变革国家政治制度，不能不涉及国家观念的变化。从维新到五四，国家观念的转变，与欧洲启蒙精神一脉相承。

西欧中世纪时，占主导地位的是神权国家观念。奥古斯丁（saugusine）提出了影响极大的“上帝之国”和“人间之国”这种“双国”理论。“上帝之国”即基督教所说的天堂或天国，是上帝建立的光明的“神之都”；“人间之国”是魔鬼建立的世俗国家，是黑暗的“地之都”。所以，“上帝之国”高于“人间之国”，教权高于王权，世俗政权必须服从以教会为代表的神权。在奥古斯丁之后，托马斯·阿奎那（homasaquinas）则从国家起源和国家目的这两方面把国家“神话”。他认为，人天然是社会的和政治的动物，社会和国家正是适应人的天性需要的产物。但上帝是人和人的天性的创造者，所以从根本上说，只有上帝才是国家和政治权威的创造者和最高主宰。另一方面，他认为国家的目的是使人类过一种快乐而有德行的生活，通过有德行的生活以升入天国，享受上帝的快乐，因此从最终目的来说，世俗国家也应服从教权。

但从13世纪下半叶起，现代国家观念开始出现，到16世纪末已基本完成。现代国家观念以理性和经验论为基础，其主要内容是使国家摆脱中世纪的神权，反对君权神授观念，认为国家是人们根据自己的需要创立的，强力才是国家和法律的基础。这种观念在马基雅维利（nmachielli）的《君主论》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而集大成者，则是16世纪法国思想家布丹（jeanbodin）。布丹在《国家六论》中从人类历史经验出发，全面阐述了世俗化的国家起源论，认为国家起源于家庭，是许多家庭联合而成的集合体，所以家庭是国家的基础。而把家庭团体联合起来要求具备两个重要因素：一是暴力，战胜者通过战争成为君主，把各小团体联合起来形成拥有主权的国家；另一重要因素是契约，他认为仅有暴力远远不够，还不足以建立国家，国家的建立还要有各家庭为了共同利益而相互契约、共同承认的一个主权。这种暴力论和契约论混合的国家起源论，否定了国家神创论，并为契约论的发展埋下伏笔。而布丹最重要的贡献，是对国家“主权”（sovereigny）理论的阐发。他提出，国家主权是在一个国家超乎公民和居民、不受法律限制的最高权力，主权是绝对的和永久的，具有统一性和不可分割性，是国家的最高权力，也是国家的本质特征，而掌握国家主权的人就是主权者。他进而提出了三种政体，即主权掌握在多数人手中的政体，在少数人手中的贵族政体和在一个人手中的君主政体。他认为君主政体是最好的政体形式，因此主张君主集权制，为“绝对王权”辩护，并以此反对教会特权和贵族的封建割据。同时，他认为公民的权利也应得到尊重，其中最重要的是自由和私有财产权，二者是先于国家的自然权利，而不遵守自然法的君主则是可以被推翻的暴君。在布丹之后，英国思想家霍布斯（homashobbes）也从人性论和自然法的角度，提出了较为完整的社会契约论，论证了国家主权的统一性、不可转移性和不可分割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