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风起云涌的中国近代史，几乎就是一幕幕你死我活的民族、阶级间的生死大搏斗，刀光剑影，险象环生。在这充满血与火的历史舞台上，无论“进步”还是“反动”、肯定还是否定、赞扬还是批判，人们的目光自然容易长期“聚焦”于林则徐、洪秀全、杨秀清、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慈禧、袁世凯、孙中山、黄兴……这些叱咤风云的人物。不过，他们都是某一历史阶段的“主角”，而未能参与近代史的“全程”。而远非风云人物的容闳，却是唯一“全程”参与近代史的幸运者。容闳被称为中国近代“留学之父”和“新式教育”的催生者，其实，他的贡献远不仅限于教育领域。他的一生，不仅像镜子一样映照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走向，而且有迥异于他人的独特意义。

启蒙先驱

清道光八年（1828年）深秋，容闳（原名光照，号纯甫）出生在广东香山县一户贫困农家。此时，原属香山县的小岛澳门已被葡萄牙殖民者占租近三百年。中国历有边患，对一个远离中原、荒芜不堪的弹丸小岛被“红毛夷”占租，朝廷长期以来并不以为意。然而，自15世纪地理大发现之后，全球化的过程已经开始，澳门的被租占其实是“全球化”序曲中的小小一节。这种背景与传统边患完全不同，其意义迟早会在历史的进程中表现出来。因此，在华夏文化版图中长期处于“边陲”的岭南地区，必将一跃而得全球化的“风气之先”，成为引领近代中国的先进之区。当时尚属偏僻之地的贫穷农家之子容闳，因缘际会，成为历史新潮中“向涛头立”的弄潮儿。

明中后期，西方的自然科学水平已经超过中国，来华传教的西方传教士将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介绍到中国，作为传教策略。从清初直到康熙朝中前期，传教士仍可在中国传教。而后因与教会发生矛盾冲突，从康熙朝后期直到鸦片战争前，清朝一直实行禁教政策。但是，西方传教士一直没有停止悄悄在中国沿海传教的活动，并为贫穷人家兴办一些医院和学校，以吸引人入教。葡占澳门自然成为传教的大本营。

幼小的容闳白天帮家里做力所能及的农活，游戏，捞鱼捉蟹，晚上在油灯下听在私塾读书的哥哥诵读《论语》、《孟子》、《中庸》和唐诗宋词。容闳七岁时，父亲把他送到澳门一所教会学校上学。之所以将小儿子容闳小小年纪就送到外国教会学校上学，容父有一个贫苦普通农民最简单、最朴素的想法。他供养大儿子读传统的私塾，想让他走中国传统的科举功名之路，通过科举当官。但他家贫穷，只能供养一个孩子读书，无力负担小儿子容闳读私塾。而外国教会学校不仅免除学杂费，还免费提供食宿，正好可将容闳送去读书。另外，他曾看到邻居就因有人懂得一些“红毛夷”的“番话”而发财，这给他以启发：大儿子走读书做官的路，小儿子走读书发财的路。这些都说明，与澳门紧邻的广东香山地区的穷苦民众最早破除了“华夷之辨”、“华夏中心”等传统偏见，接受外来文明已无心理或文化障碍。

在教会学校，容闳学习英语和近代自然科学课程，又兼听中文教师讲授《四书》、《五经》。不久，这所学校停办，容闳回家务农。1840年，容闳的父亲病逝，家中更加贫困，容闳有时做农活，有时挑担沿街叫卖。这年秋天，经人介绍，容闳再到澳门，在一家天主教办的印刷厂当童工，11月进入教会办的马礼逊学校读书。自从香港被割让给英国后，西方传教士和有关机构纷纷由澳门迁往香港，容闳也随马礼逊学校由澳门到香港。马礼逊学校的校长是毕业于耶鲁大学的美国人勃朗牧师，这所学校开设中西课程，实行中英文双语教育，中文教育仍以《四书》、《五经》为主。几年的教会学校教育，使容闳对西方历史、地理、文化有了初步的了解，知道拿破仑的伟业、纽约的繁华，曾写过一篇题为《溯哈德孙河遨游纽约之意想》的作文，描述了自己对大都市纽约摩天大楼林立繁华盛状的“意想”。这些都表明一种“世界”的知识、观念，正在华夏文化“边陲”的“草根”中一点点传播。而当时绝大多数国人，对此都一无所知。如果说林则徐、魏源是近代中国“精英”开始“睁眼看世界”的代表，那么容闳等几个乡间穷小子，则是“草根”开始“睁眼看世界”的代表。林、魏的“看世界”是“自觉的”，而容闳的“看世界”则是“自然的”。